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李白詩云：“大塊假我以文章。”我活到70歲，寫作45年，對這句詩的感受越來越真切。我有生以來見識的“大塊”分為兩塊：鄉(xiāng)土與海洋；我的涉筆范圍也分為兩塊：黃綠之域、蔚藍之境。前些年主要寫陸地上的蕓蕓眾生，表現他們的生命狀態(tài)；近年來則面向海洋，描繪那里的萬千氣象，展示人海關系。我從長江口走到鴨綠江口而后完成的長篇紀實文學《黃海傳》，就是其中的一部作品。

我住在黃海之濱的日照市，閑暇時常到海邊坐一會兒。我看到的海是具象的，波濤滾滾，潮來潮去，魚蝦在我腳邊嬉戲一會兒又退隱不見，遠處的貨輪、漁船、帆板和操控它們的人各具風姿。大海與時代潮流同步，不斷變換裝飾，讓景色日益壯美，給生活在海邊和到此旅游的人們以視覺享受。

但我知道，在萬頃碧波之下，悠悠歲月之中，有著豐厚的歷史沉淀。就黃海海域而言，有傳說中的仙山神人，有中國與朝鮮、日本之間的渡船槳棹，有一次次海戰(zhàn)用過的刀劍與炮彈，有喪生水中的各色人物，更有兩百年來中華民族用血淚寫在這里的恥辱與光榮，有海洋文明在這里的日積月累。我想，身為作家，應該把這些打撈出來，成為寫作素材。

我把網撒向了20世紀之初的“北洋”，也就是黃海、渤海。大清王朝風雨飄搖，終于崩潰。日本與西方列強在這里耀武揚威，掛外國旗號的炮艦、貨輪來來往往，讓藍天碧海之間黑煙滾滾。海邊的中國人依然借風使船，或搞捕撈，或搞販運，帆篷像海面上的片片枯葉。而這時，越來越多的內地人活不下去，只好離鄉(xiāng)背井闖東北。把他們從“海南”運到“海北”，再把他們在東北種出的高粱大豆運往華東一帶，是那時中國北方航運業(yè)的重要業(yè)務。

那時的中國文化，也隨國運的衰敗迅速衰落，科舉考試的廢止是標志性事件。而在青島，卻有一座傳授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禮賢書院建了起來。創(chuàng)辦者是一位德國傳教士，他來中國后沒有發(fā)展一個教徒，卻被孔子的學說折服，改名為衛(wèi)禮賢。他不但辦書院，還把許多中國文化經典譯介到西方，讓“西風東漸”的文化大背景下，也有了“東風西漸”。禮賢書院培養(yǎng)了許多人才，其中既有文化界名流，也有工商界翹楚。

我的長篇小說《大海風》，就寫了從禮賢書院走出的一位。他叫邢昭衍，是海濱小鎮(zhèn)馬蹄所的漁家子弟。他的祖上是這座城的第一任千總，抗倭英雄。邢昭衍就讀于禮賢書院，卻在乘坐自家商船回去過年時遭遇大海風，船毀人亡，只有他和一個小伙計活了下來。他只好輟學打漁，數年后置辦一條五桅大船做生意，去上海時知道了張謇的事跡，決心向這位晚清狀元學習，實業(yè)救國。經過艱難積累買上輪船，到青島開辦了輪船行，讓他的“小火輪”載著乘客與貨物在海上顛簸行進，努力擠進青島、上海、大連等港口。邢昭衍的兒子邢為海在禮賢中學讀書，責怪父親只顧賺錢，不想想為什么有那么多人闖關東。邢昭衍說，我送那么多老鄉(xiāng)到東北找活路，是度人行善。邢為海悲憤追問：你度他們，誰度中國？他畢業(yè)后投入了救國實踐，不懼坐牢丟命。

當邢昭衍的輪船有了6艘，想要有千噸以上的大船時，中日戰(zhàn)爭爆發(fā)。祖上遺傳給他的血性突然復活，他將所有輪船沉入膠州灣航道，想讓敵艦無法進港。告別了青島，告別了愛他的學妹翟蕙，他雇一條小木船回到家鄉(xiāng)馬蹄所，突然聽到女兒杏花在她的院子里一邊織網一邊唱：“早晨太陽里曬漁網，迎面吹來了大海風……”美麗活潑的杏花，與守燈塔的俄羅斯青年伊戈爾相愛，卻被一場大海風改變了命運，只好嫁給了一個打漁郎。邢昭衍已經好幾年沒見女兒，此刻站在城墻上看著她淚如雨下。

用上面的幾百字介紹50多萬字的作品，等于指著一簇浪花說海。我寫的是一個時代，一場場大海風，一個個人物的命運。在寫作此書的三年時光里，我經常被情節(jié)感動，心潮難平。現在《大海風》已經出版，這是我在蔚藍之境打撈過往的一大收獲，心下甚慰。

（作者系山東省作家協(xié)會原副主席、山東大學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