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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理論所關注的對象和主題更加多樣化。從這個方面來看，這是理論的鼎盛時期。而另一方面，包括文藝學在內的人文學科的價值引起了廣泛的質疑和討論。理論如何面對當代的生活與世界？在這個時代從事文藝理論研究意味著什么？諸如此類的問題是文藝理論研究者所無法回避的。

在國際學界，近年來理論概念爆炸式生長，呈現出異質、多元、無定形的狀態，“21世紀前二十五年研究的爆炸式增長，幾乎沒有機會將文學和文化理論組織到各種流派和運動的舊矩陣中”，理論關注的焦點和對象不斷擴大和變化，“下一代的理論家們對他們如何完成手頭的對象或主題的研究并不那么著迷，他們更關心的是為什么要追求它。換句話說，方法讓位于公共利益、社會和政治活動以及道德等方面。這是一種持續至今的理論趨勢”。當前文藝理論的駁雜面貌從布魯姆斯伯里學術出版社出版的《當代文學與文化理論概覽》章節目錄可見一斑，其包括十五個主題，分別是：（1）早期理論；（2）結構主義與符號學；（3）馬克思主義；（4）精神分析理論；（5）后結構主義理論；（6）女性主義理論；（7）LGBTQ+理論；（8）種族與正義；（9）生命政治；（10）全球化；（11）生態批評；（12）后人類；（13）情感理論；（14）流行文化；（15）反理論。具體到理論新動態，從勞特里奇“文學與文化中的非人視角”“環境人文系列”、愛丁堡“現代主義文化批判研究”以及帕爾格雷夫·麥克米倫“文學、文化與環境”等系列叢書的眾多選題，可以發現近年來文學和文化批評打開的新世界：后人文主義、生態批評、批判動物研究、新唯物主義、采掘主義和其他新方法改變了批評環境，使我們重新接觸熟悉的文本，并關注新的或被忽視的文本。由羅西·布拉伊多蒂等推出的《世界人文學科報告·歐洲篇》將人文學科的新近發展歸納為三大方向：一是回應“以生命科學、神經科學、人工智能、納米技術和信息技術的融合為標志的驚人技術進步”的數字人文；二是回應技術進步所帶來的“社會和經濟后果，包括財富分配不均和技術獲取、經濟兩極化和緊縮措施”以及學術環境中也無法回避的“知識商品化、市場化和貨幣化”的公共人文；三是回應“氣候危機以及這些先進技術支持的采掘經濟對生存環境和多樣物種生命造成的損害”的環境人文。這些新方向的開拓反映了文藝理論界的積極努力。

從2024年中國文藝理論的學術研究狀況來看，一方面，對習近平文化思想的學理研究更加深入，文藝理論自主知識體系的構建進一步推進；另一方面，中國文藝理論研究呼應了國際學術界的發展趨勢，文藝理論與世界的聯系更加緊密，理論的現實關懷和介入性更加突出。習近平文化思想、中國共產黨文藝思想、中華傳統美學、經典馬克思主義、西方馬克思主義以及數字人文、環境人文等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都進入學界的研究視野，成為構建中國文藝理論自主知識體系的有效資源。此外，文藝理論界也積極參與了“文科何用”的探討，就文學和文學理論的意義與價值展開熱烈討論。就此，本文歸納出十大熱點和前沿議題。需要說明的是，歸納梳理旨在追蹤文藝理論的前沿熱點，并不尋求面面俱到。單列出來的“情感”“數字”“物質”“后人類”等條目實際上都是從不同角度對人類世文學與文化現象的闡釋，在理論文本和研究人員上存在交叉的情況，這里將它們分開介紹，一是凸顯年度文藝理論新話語的拓展和深化，二是凸顯中國文論與世界文論的互鑒和對話。

一、習近平文化思想研究

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文化思想和黨的二十大精神，深刻把握馬克思主義文論中國化時代化新內涵，系統梳理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文藝工作系列重要論述，關注其中的文藝觀、美學問題，特別是對于構建中國文藝理論自主知識體系的指導意義，是2024年文藝理論界的重要議題。

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十年來，中國文藝理論和文藝批評狀況發生了許多變化，這種變化凝聚起的情感力量值得認真研究和闡發。泓峻分析了《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的理論內涵與時代價值，認為《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以理論創新鞏固了馬克思主義文論在當代中國的指導地位，引領當代中國文藝開辟出一個新的時代。丁國旗探討了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文藝工作系列重要論述對建設“文質兼美”和“德藝雙馨”渾然交融的中國式美學的指導意義。王杰論述了中國式現代化在文學藝術以及審美經驗方面的特殊性，闡釋了在中國社會現代化進程中文化領導權的建立與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習近平《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之間的學理關系，闡述了情感結構改造的重要文化機制對于中國式現代化的意義。

二、構建中國文藝理論自主知識體系研究

在“兩個結合”指引下，探索文藝理論創新發展路徑，建構中國文藝理論自主知識體系，是2024年文藝理論界的重要工作。

一是“中國闡釋學”“生生美學”“文心美學”等自主理論話語和命題的闡發。《文藝爭鳴》《廣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等刊物均推出了“強制闡釋論”研究專輯。張福貴指出，“在張江的帶動下，學界對于闡釋學本體論探討已經相當充分，從理論資源——中外相關理論的影響到相關理論范疇——‘闡釋與詮釋’‘強制闡釋’‘公共闡釋’‘公共理性’‘訓詁闡釋學’等，其理論構架趨于完整，影響也日漸擴大。時至今日，需要將本體論的探討轉向方法論的實踐”。南帆致力于對中國闡釋學方法論實踐的探討，提出了“積極的闡釋”和“消極的闡釋”兩種理論姿態，強調“積極的闡釋”放棄文本的有機整體觀念，時常跨越審美愉悅的羈絆而另行制造各種新的話題，這種闡釋的理性語言與感性體驗不對稱的狀況使文學成為“積極的闡釋”最為活躍的一個區域。

二是中國文藝理論史和當代語境中的“中國文論”的構建與反思。段吉方思考了中國文化研究從西方文化研究中汲取理論和思想資源之后的理論建構問題，這也是當前中國文藝理論知識體系構建需要面對的問題：“文化研究如何表征與重構中國當代社會文化生活經驗，在從經驗到理論的生成中展現中國語境下的文化研究價值，形成完整意義上的理論范式，這是中國語境下的文化研究在理論上需要反思的問題。”許徐借助闡釋學視角，聚焦五四時期學者的文學觀與文章學之間的關系，重釋中國文論內涵，主張中國文論話語應該具備歷史連續性和時代超越性的統一。曾榮梳理了中央蘇區時期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話語建構的歷史進程，指出其反映了文藝大眾化背景下文化社團網絡形成與文藝理論話語生成的雙重互動，折射出革命曲折演進中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話語的張力與局限。此外，譚桂林從現代佛教文學、羅振亞從印象批評、沈亞丹從山水畫的形而下之道、胡玉明從中國園林的不規則之美等不同方面，汲取中華傳統美學養分，使其有效融入當代文藝理論話語體系。

三、馬克思主義與人文主義關系研究

馬克思主義與人文主義的關系是中國馬克思主義美學的基本主題之一。近年來，面對技術挑戰與生態危機，后人類主義、新唯物主義等新興思潮質疑了人類中心主義的人文話語體系，主張祛除惰性自然與活力文化之間的二元論，這種概念轉變對人文學科制度實踐的影響是深遠的，也直接帶動了對馬克思主義與人文主義關系探討的又一波熱潮。2024年，在馬克思撰寫《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180周年之際，面對新的社會和歷史條件，中國文藝理論界也作出了自己的思考，重新討論了馬克思主義與人文主義的主題。

一是學術史梳理。祝東力對人文科學的概念、歷史和方法進行整體考察，梳理了“人文”的含義和人文科學的歷史。汪宸、李哲罕討論了晚期資本主義危機和馬克思主義人文主義復興。此外，對中國現當代文論話語中“人民性”范疇的理論探索也有所收獲。文浩探討了俄蘇“人民性”文論話語的譯介對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論的影響：一方面這種譯介有助于厘清理論內核，既奠定了中國馬克思主義“人民性”文論的理論基石，也與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人民立場形成理論互證關系；另一方面俄蘇文論對“人民性”階級內涵的機械理解，窄化了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論中“人民性”的意涵。汪衛東以從“魯迅方向”到“趙樹理方向”的轉變來標記延安文藝人民性思想的探索過程，認為中國現代文藝的政治性訴求與中國無產階級政黨對文藝的政治要求在文藝人民性思想中找到了歷史共識。

二是理論的反思與建構。周小儀選擇從主體性角度切入馬克思主義與人文主義關系的探討，追溯了在人文主體性受到廣泛質疑之后，西方馬克思主義人文主義對能動主體性的理論建構，強調行動主體的階級層面，把實踐主體看作應對全球化地緣政治沖突和東西方文化矛盾的途徑。在此基礎上，周小儀將審美視作實踐主體建構的一個重要面向：鑒于傳統人文主義審美觀的局限性，西方通過文化霸權實現的財富轉移被遮蔽，然而審美是一種社會關系，通過關注審美與資本運作的內在機制，可以重新審視全球化階級關系。楊建剛等提出了“后理論”的命題，主張“后理論”的價值取向是反對傳統的人文主義和人類中心主義的思維范式，積極參與后人類主體性的建構；“后理論”的基本訴求是回歸文學，推動理論與文學之間的互動共生，使理論能夠從豐富的文學經驗中獲取養分。

四、西方馬克思主義及文藝理論基礎命題研究

中國文藝理論自主知識體系建構離不開“在世界中”的中西文論的交流互鑒。我們需要以開放和包容的態度，審慎地處理好古與今、中與西的關系。在新時代背景下，立足“兩個結合”的文論知識體系建構是化解“古今中西”文論互鑒難題的重要方法。2024年，學者們將西方美學尤其是對馬克思主義美學理論成果的借鑒，與學科基礎命題的研究探討相結合，在此基礎上扎實推進中國文藝理論自主知識體系的建構。

一是對西方美學尤其是馬克思主義美學理論成果的借鑒，探索其為我所用的可行路徑。對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的重要思想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遜的紀念，是2024年中西文論交流互鑒的一個重要案例。詹姆遜的《馬克思主義與形式》《政治無意識》《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等著作均已成為馬克思主義文化批評的核心文本，拓展了唯物主義批評的界限，推進了從馬克思主義角度對文化的理解。2024年，多家學術期刊推出“詹姆遜紀念專輯”，圍繞詹姆遜的重要概念“社會形式詩學”“認知圖繪”、詹姆遜與中國的對話、詹姆遜之于中國人文學術的意義等展開討論。文化形式如何產生和調解其時代的物質條件？敘事是一種特殊的行動形式嗎？這對（政治）實踐意味著什么？人們如何描述全球資本主義的文化星座以及這些星座是否真的允許對時間和空間霸權思想的癥候性理解？……詹姆遜對唯物主義問題的思考還將在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文論中得到更多的回應。此外，在2024年文藝理論的觀照視域內，還有康德、阿多諾、本雅明、貢布里希、布萊希特、拉康、布朗肖、巴塔耶、德勒茲、德里達、阿爾都塞、巴迪歐、南希、朗西埃、阿甘本等重要理論家。

二是對美、凈化、同情、情感、形象思維、形式、意義等學科基礎命題的研究探討。趙毅衡持續關注文學形式理論，探究意義作為通道，如何讓內容形式化，使意義自身的流動簡潔而高速，推動文化形態的轉變，從而推動當今社會意義方式的巨變的問題。叢子鈺從西方理論話語的沖擊與新時期以來中國當代文論建構的角度重新審視俄國形式主義文論，認為俄國形式主義文論建立起一套以文學語言作為研究對象的文學科學方法論，賦予文學研究以科學性，成為第一個具有國際影響力的文論流派，它的影響力也因為將同時代的文學作品作為共時性研究的樣本而得以擴大。叢子鈺的文章主張批判性地反思俄國形式主義文論的科學性與同時代性的特征，對建設中國當代文學理論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五、文學的地方性與文學地理學研究

地理問題不僅內在于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總體論述之中，而且是中國當代空間文化實踐和文學創作與批評需要直面的重要問題。2024年，新南方文學、新東北文學、新鄉土文學等關于地方寫作的討論方興未艾，《當代作家評論》和《粵港澳大灣區文學評論》聯合開設了“新東北·新南方”專欄，《文藝報》推出“從‘地域’出發筆談”專欄，將話題向縱深拓展。師飛的《“地方”的發現——論作為方法的“新東北”》、謝有順的《談談“新南方文學”的文化地理》等，都是有代表性的論文。

文藝理論界關于文學地理學的理論探索以及“文學與地方性研究”的浪潮，構成了學術的對話與呼應。《學術月刊》2024年第6期推出“文學與地方性研究”專題討論，刊發了葛永海、沈聞的《“自古文人多入蜀”：一種文學地理觀念的生成》、韓琛的《風下之地：中西間的南洋》、蘇永延的《東南亞華文文學語言特征辨析》以及孟寧、劉忠的《“地方的浮沉”與20世紀中國的語言運動——以茅盾的方言觀及其流變為中心》。《理論月刊》2024年第2期推出“文學地理學”專題，刊發了陶禮天的《關于文學地理學的三種誤解辨正及其傳統與方法新論》、高人雄的《從文學地理視閾分析西夏樂府〈楊柳枝〉的藝術傳承》、袁循的《“地理本體論”的提出與文學地理學的學科體系建構》。陶禮天文章強調了兩個方面：一是文學地理批評是在以先秦兩漢《詩經》《楚辭》為代表的文學批評中逐步建構起來的重要傳統，具有豐富的辯證的理論與批評內涵；二是要把大地理研究與文學微地理以及文學空間批評研究結合起來，豐富文學大地理與文學微地理的研究方法。

晚近國際人文學界的批判地理學理論致力于研究環境和社會之間關系的塑造機制，從地理、歷史、社會、文化、文學等不同方面探討現代社會自然轉型的基礎問題，進一步發展出馬克思主義文學地理學的當代論述，關注人類如何獲得地理能動性，文學又如何進行表征等問題，這些都是可資借鑒并進行批判參考的理論資源。劉英指出，歐美文學研究敏銳捕捉了人文地理、環境研究等學科對“尺度”的重新思考，搭建起文學分析的新理論框架：通過探尋人類世的尺度研究范式，展開對世界文學的認知圖繪和星球尺度的文學研究，揭示文學對多尺度、多中心和多種能動性的表征策略。這種尺度轉換和重構的新近思考對中國文學研究具有啟發和借鑒意義。

六、數字人文研究

數字人文研究和文化技術批判是近年學界關注的熱點。人工智能和其他數字技術的崛起引發了普遍的擔憂：科技發展如何重塑人文科學的社會責任？人工智能會對傳統的文學問題和作為知識領域的文學與文化產生什么樣的影響？人工智能是否會改變并重塑人類本身的觀念？在這一系列追問之下，大量學術研究涌入，諸如技術資本主義、技術封建主義等技術批判語匯不斷更迭，形成理論界新話語生發的肥沃土壤。《文藝理論研究》2024年第5期推出“媒介詩學研究”專題共4篇論文，《馬克思主義美學研究》2024年第1期推出“媒介美學研究”專題共6篇論文，集中呈現了數字媒介技術背景下對審美活動新形態的理論思考。王茜從物質性與環境感知差異的角度，對虛擬現實和真實世界進行了明確區分；聶春華強調賽博文本需要通過實質性的互動操作來生產和消費符號，是控制論意義上的互動文本。沈鄭、鄭錦琪結合短視頻具體案例，探討了如何在線上數字審美世界中加強跨文化互動并促成社群的數字審美世界認同，進而形成數字審美世界主義。

學界還進一步擴展了對當代中外文學文本中的數字敘事與后人類敘事、跨媒介科幻小說與新社會想象等的理論關注。李國成指出，對人工智能文學的認識和評價，不應局限于以情感、靈感和創造力為核心的人本主義現代文學觀念，應考慮到后人類和后文學的背景。當下的人工智能文學在人類視角與機器視角、作者與讀者、語言文本與非語言文本等方面的跨界探索，可能極大地拓展文學的概念空間與表現形式。黎楊全認為，隨著交互活動不斷內化進作品，故事外部超敘事的玩家（用戶）介入故事之中，生成了故事文本在視角、人物、主題與審美體驗方面的復合性，帶來故事結構的深層變化，要求文學擺脫對立思維，走向2.5次元。唐小林、潘鵬程指出，電子游戲讓文學書寫成為改造數字媒介生態的具體方案，也成為再理解現實為何的清晰起點，是文學書寫參與到時代對話的有效路徑。

值得注意的是，人文科學和數據科學之間的交叉點始終是數字人文研究的一個重要方向。算法是將數據轉化為預測模型和可操作見解的基礎設施，同時也有可能重新配置從中提取這些數據點的社會背景，因此算法是數字時代人文研究的合適議題。在數字化（算法）影響下，傳播語法如何影響并重新配置文化文本和社會經驗？圍繞算法的社會力量及其伴隨的危害，學界正在進行批判性討論。深入推進數字人文研究，超越對算法的盲目崇拜或譴責，更好地理解算法運作所帶來的改變，還需要人文研究與科學研究展開更進一步的跨學科合作。通過文藝創作、文藝理論與數字技術的結合，建立有意義的聯系，進而提升文本和理論的活力。

七、環境人文研究

當前的環境人文研究從批判性的后人類視角質疑人類中心主義、人類例外論和人類世時代“人類”主體的中心地位，重新定義自然，反思人與非人、自然與人為的二分法，并在此基礎上建立起人與環境關系的現代主義理解范式和各種現代人文社會科學的專門論述。一方面，將視域擴展到所有生命相關的星球生態，帶來了從“地球”到“星球”的尺度拓展；另一方面，對“人類世”概念進行反思，認為“人類世”是一個抹去差異的通用敘事，不同時代、不同地域的所有人類被看作同質性的鐵板一塊，“資本世”“種植園世”等概念在這個意義上被納入，作為替代的概念框架。這些新思考開辟了文藝理論與文藝批評的新空間。

《文藝理論研究》2024年第6期推出“后人文主義研究”專題，刊發了王寧的《后人類時代的來臨與后人文主義批評的崛起》、江玉琴的《后人類主義新維度：一種賽博格主體與主體性報告》等3篇論文。在介紹后人文主義理論與批評的基本情況之外，江玉琴的論文對后人類時代的“賽博格主體性”進行了理論闡述：賽博格主體性一方面基于對人類主體性的新發展，彰顯人與非人、現實與虛擬的具身化融合新特性，以一種居間界面性呈現身體感官認知及其世界觀念；另一方面則致力于系統性的文化—世界—物質性的新主體性建構。由此將生態與物質性維度介入人文主義討論，在更深廣的時空路徑中認識賽博格蔓生身體的編碼與解碼，重新認識宇宙、世界與自然。

2024年，中國文藝理論界對國際學界從生態批評到環境批評的發展也予以關注，越來越多學者參與“能源人文”“氣候小說”等議題的討論。環境主義是文學批評的天然沃土，強調恢復個人的地方感，主張這種對連通性、環境、地點感或自然的訴求都需要被多重渲染，培養一種全球和歷史方式的意識，“即世界各地各種各樣的自然和文化場所與過程是如何相互聯系和相互塑造的，以及人類的情感是如何影響和改變這種聯系的”。這種理論和方法為解讀許多現當代文學作品提供了建設性視角。陳文佳關注到“能源人文”對文學研究對象和方法的重塑，指出能源除為文學生產提供物質支持外，也從情節、結構、修辭、意識形態等層面塑造著文本的形式和內容；“能源人文”不僅是重新認識文學研究對象、重寫文學史的新途徑，而且從方法論層面為閱讀和闡釋提供了深刻的社會和生態批判視角。姜禮福的文章體現了中國學者理論對話和建構的積極主動性，通過對21世紀以來包含中國書寫的西方氣候小說的梳理，考察中國氣候書寫的表現形式與特征，探討具體的研究內容和方法，提出“生態形象學”理念，認識到西方對氣候話語權的操控呈現出豐富的形式，并對如何應對西方利用氣候變化議題打壓中國提供建議。

八、物質轉向研究

物質轉向或新唯物主義的研究是21世紀文藝理論的一個重要發展，作為對結構主義、后結構主義從形而上學轉向語言和文化的反應而發展起來的一組理論方法，它強調所有形式的物質都是能動者，共同創造星球故事，形塑真實和感覺。新唯物主義與思辨實在論以及其他唯物主義的結合，使其成為當代理論中最具前途和政治性生產力的發展方向之一。近幾年，相關主題的研究在課題立項、期刊論文、學術專著出版與翻譯上屢有收獲，物質轉向已經成為國內文藝理論界關注的一個熱點和前沿議題。

李艷豐提出文學藝術作為意識形態的美學形式，具有深刻的“物性”內涵，文學藝術的“人性”和“物性”在審美實踐中達成了美學唯物主義的辯證統一。馬克思主義文藝研究要重視意識形態的物質結構內涵，重申并建構文藝審美意識形態的“物性”詩學之維。吳美群從科學性、西方現代性之思辨、中國性三個方面重新闡釋了新唯物主義之新，探討新唯物主義在物研究和人—物關系探索方面的創新性，以及由此引發的新的生命觀思考。涂年根關注物質轉向開拓的物敘事研究，物敘事將沉默之物在文本中的作用凸顯出來，沉默之物具有重要的敘事功能，主要表現在：通過物感，激發人類想象；具有物性，參與敘事活動；形成“活力之物”，再現“事物間性”的動態實踐過程。夏開豐用“原象”命名非物質裝置的新物質性，表示物質和非物質之間的互動和再生，原象的不確定性、不可預期性和事件性使世界秩序和意義得以重組，提供了一系列新的可能。陳恬關注新唯物主義所啟發的場景學的新思維及其在當代劇場場景設計中的應用：人類身體與場景材料構成一個臨時的“能動的聚合體”，通過持續內部作用產生一系列體驗性的、突發的事件；場景設計不是創造世界、事物、觀念的表征，設計師的工作是創造一個由“活力之物”構成的能動聚合體的表演。批判理論的“物質轉向”為審美形式的閱讀和批評、闡釋帶來的洞見與盲見，還有待更進一步的討論。美國理論家簡·本內特在新唯物主義研究領域的代表作《活力物質：“物”的政治生態學》中文版本的出版，為后續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論資源。我們相信，隨著更多相關作品的譯介，將有更多學者投身于物質轉向研究中。

九、情感轉向研究

近年來，“情感”已經成為人文和社會科學領域廣泛使用并討論的概念。對情感的持續探索，發展出了一種由“情感轉向”所標志的批判能力，為資本主義社會歷史上的不平等和持續到現在的分裂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式。新近的一些理論文本以不同的方式接近數字化、情感和勞動的概念及其關系。例如，情感與定量數據相結合的思考產生了對數字技術如何經常模糊勞動剝削和榨取過程的批判性描述。情感資本主義、情感勞動、情感經濟、酷兒情感、數字情感等術語逐漸為學界所熟識。本年度國內學界或進一步發展情感理論的見解和方法，或應用既定的方法來研究各種情感現象，使情感轉向研究成為一個充滿活力的研究領域。

盧春紅考察了18世紀西方思想境域中的情動理論，重點關注了康德解說“興趣”概念的思路轉化：通過剝離興趣與其對象的關聯，理智的興趣得以彰顯其在自由層面的積極意義，即在與諸對象的關聯中推進諸能力的自由協調。由此，審美判斷中的情動不僅憑借“精神情感”呈現出自身的感性本色，而且以“威力”的方式彰顯了無形式背后的情動意涵。創傷事件的表述及其情感意義是情感研究的一個重點。《文藝理論研究》2024年第3期推出“創傷與記憶”專題，刊發了陶東風的《走向建構主義的文化創傷理論》、姜宇輝的《沒有童話不是黑色的——童話與童話電影中的生成與創傷》等論文。其中姜宇輝關注童話文學和童話電影中的創傷經驗與兒童建構，對德勒茲的“生成—兒童”框架進行反思，這也是當前國際上兒童研究和情感研究的前沿領域。

與國際學界的研究相比，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對情感問題的討論重點關注中國具有差異性的歷史經驗與問題意識，諸如情感現代性的發生、現當代中國情感結構的演變、情理關系的轉換、情感文化的轉型、情感政治的建構、情感與性別的關系等陸續進入觀照的視域。鄧瑗認為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情感轉向”逐漸完成了從置換歷史敘事動力到以中國為中心重述歷史的轉變，并基于本土經驗建構了一種柔性、靈動的情感主體，提出“情感轉向”進一步深入的關鍵是重啟“情本體”，實現從主體重構走向本體重構。此外，近年來關于情感的理論研究也多與技術批判、物質轉向等相結合，例如基礎設施詩學就是一個蓬勃發展的新學術領域，也成為理論研究和文本解讀的新資源。

十、關于人文學科價值的討論

2024年以來，“文科何為”“文科沒落”“文學何用”屢屢成為社交媒體的熱門話題，在專業填報、就業選擇、收入對比等不同方面，文科的價值不斷遭受質疑和拷問。關于人文學科價值的討論，也是本年度文藝理論界積極介入的議題。

朱國華在華東師范大學國際漢語文化學院2024屆畢業典禮暨學位授予儀式上的致辭《文科何為？》中表示，盡管在以物質利益為基座的績效主義社會，人文學科的變現速度顯得緩慢，但這并不意味著文科無用。人文學科培養的批判性思維、審美能力、對經驗多樣性的認識以及人文主義的關懷在現實世界中能夠發揮決定性作用。如莫言所說，文學需要生活，生活也需要文學。文學關乎一個人、一個民族的精神素質。落實到文學研究，王堯提出，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的重要工作便是打撈作品、發現價值，在不確定性中尋找和建構確定性，“在‘不確定性’時代之中而又不被‘不確定性’裹挾，應當是文學的最佳處境，而‘創造歷史、文化和文明’便是在尋找和建構‘確定性’”。對于人文學科有用性的爭論，反映了社會上對文科介入性的要求，人文科學研究如何回應社會現實，積極介入并形成有效的對話，承擔起相應的教育使命和社會責任，這實際上是每個時代的人文知識分子都必須面對的問題。歷史上，面對不斷變化的環境做出積極的調整，是包括文學在內的人文學科的成長脈絡。這個時代概莫能外。作為新時代文學的參與者，我們每個人都在共同推動這一進程。

結  語

通過理論對歷史和文化進行語境化，提供對當前時刻更豐富更清晰的理解和分析，是重申文藝理論學科價值的重要手段。基于此，在上述關注領域之外，中國文藝理論研究可以從四個方面進一步加強。

一是習近平文化思想與馬克思主義人文主義以及后人文主義的對話與闡發。要在習近平文化思想的學理闡釋中吸納借鑒學術界已有的馬克思主義人文主義與后人文主義的對話成果，在對中國之問、世界之問、人民之問、時代之問的探索中深刻闡發習近平文化思想的人民性內涵。二是情感轉向、環境轉向（包括物質轉向）的理論資源與本土資源的對接。我們已經對情感轉向和環境轉向的理論進行了介紹和評述，接下來，還需進一步結合本土文學資源，構建一個概念性的理論工具，建立起對文學和文化的閱讀新視角，發展出符合當代中國的文藝理論話語。比如，探索中國當代文學重新定義人與物、人與自然關系的方式，與文學史上的經典文本進行對話，探索某一時期的文學如何反映其對物質概念結構不斷變化的理解，以及人類如何在非人關系的網絡中重新配置自己的位置，等等。三是文化技術主義（包括技術資本主義、技術封建主義）、“另類右翼”（包括特朗普主義）、多元文化主義的文藝理論闡釋與批判。比如，面對當前“另類右翼”在全球崛起的新局勢，需要分析其理論支撐，揭開權力、技術、資本與文化相勾連的面紗，批判其所炮制的反人文主義和反自由主義的黑暗啟蒙神話。在這個時刻，重啟法蘭克福學派文化啟蒙和法西斯主義批判的理論資源，也是反駁“另類右翼”和文化多元主義論述的有力工具。四是全球南方理論與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文藝理論對接。當前在非洲、拉丁美洲以及南亞等地如火如荼展開的全球南方理論研究的術語、方法論以及跨文化洞察力，對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文藝學話語也是可資借鑒的理論資源。

如雷蒙德·威廉斯所言，文化是一種“整體生活方式”，在各個層面上調解經濟邏輯和理解，“寫作常常是一種新的接合表述，實際上也常常是一種新的構形，它超越了其自身的種種方式。但是，如果把它作為藝術另行分離出來，那就會切斷它同實際的創造過程的聯系而將它化為空想。這樣，寫作便被置于完全超脫于社會過程之上或完全受控于社會過程之下的地位上了——事實上，寫作恰恰就是社會過程，它是社會性最為突出、最為持久也最為全面完整的形式之一”。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在改變歷史的同時，也存在于歷史中。在此意義上，從事文藝理論研究既要堅守對人類共同價值的追求，以及對歷史性條件、時代挑戰和機遇的充分洞察，又要保持對人文學科特殊性和基礎的尊重、對學科實踐和傳統的尊重。我們認為，通過積極主動納入中國式現代化的理論話語體系，通過面對當代問題的有針對性的反思和有效的自我轉變，中國文藝理論研究可以將學科存在的危機轉化為一種自我生成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