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施肇基

一

伊藤博文作為日本近代杰出的政治家，是日本明治維新最主要的元老之一，被稱為明治憲法之父。在明治維新之后，他曾經四次組閣，是日本國第一任內閣總理大臣、樞密院議長、貴族院院長。在他擔任總理大臣期間，曾發(fā)動中日甲午戰(zhàn)爭、日俄戰(zhàn)爭，還首任韓國統監(jiān)（總監(jiān)）。1907年，更是迫使大韓帝國簽訂第三次日韓協約，將大韓帝國變?yōu)槿毡镜谋Ｗo國，使日本登上了東亞頭號強國的地位。但恰恰因為他的野心勃勃和文治武略，令他1909年10月26日在中國東北的哈爾濱車站付出了生命的代價，被大韓民族英雄安重根當場擊斃。

而在當天他走下火車專列時第一個迎接他和他握手的卻是一位中國官員，即當地政府的最高官員：吉林西北路兵備道兼濱江關監(jiān)督的施肇基。這樣一件發(fā)生在中國地盤的震驚世界的驚天大案，卻并沒有造成日本國對中國的強烈抗議和交涉，完全得益于施肇基高明巧妙的應對處理，可謂中國外交史上少有的經典案例。以至在施肇基晚年回憶自己生平時，認為他在濱江關道任上值得一說的兩件大事之一就是這一起案件的處理過程。

1927年，胡適在華盛頓第一次勸一位前輩兼好友寫自傳時，這位正好五十歲的前輩兼好友對胡適說，寫自傳還太早。在以后的二十多年中，胡適曾多次向他作了同樣的勸告，并主動答應書成為之撰序。但這位胡適敬重的前輩好友竟以“余久久不欲著筆者，良以時方多艱，愧無建樹，何必多著痕跡，以取干名搏譽之譏”而遲遲不肯動筆。直至七十歲以后，這位在清末民初中國政壇和外交界曾舉足輕重的人物才開始在一位熟悉他的朋友傅安明的幫助下，根據他的《自定年譜》為提綱，口述六十年來的一些親身經歷中的趣事軼聞，準備將來“整理成冊，于余身后付印，分贈友朋，聊供玩賞，不敢謂為傳記也”，惜為時已晚。

據為他作筆錄的傅安明說：“施先生開始口述的時候，精力已經漸衰。到一九五四年秋天他大病一場之后，他的記憶力更衰退了，他的腦力已抓不住較大的題目了。”所以，這部自述的記錄只從施先生的兒童時期起，到1914年他三十七歲時第一次出任駐英國全權公使時為止。僅為世上留下了目前這本薄薄因而顯得更加寶貴的一手史料《施肇基早年回憶錄》。

這位施先生就是中華民國歷史上曾擔任過外交部長的首位駐美大使，蘇州吳江人施肇基（植之）先生。

二

蘇州吳江南部有個古鎮(zhèn)叫震澤鎮(zhèn)，在宋紹興年間就已經設鎮(zhèn)，地處太湖之濱（震澤即太湖的古稱），土地肥沃，氣候溫和，歷史上手工業(yè)、蠶桑、稻米等種植業(yè)，漁業(yè)和水產養(yǎng)殖業(yè)都很發(fā)達，盛產稻米絲茶，千百年來，一直是一個百姓安居樂業(yè)的魚米富庶之鄉(xiāng)。

1877年4月10日（清光緒三年），一個名叫施肇基的孩子出生在蘇州吳江震澤鎮(zhèn)一個富裕的絲商之家。他五歲即入鄉(xiāng)塾讀書。入塾之日，家人以麥糖裹以紅布，置于方凳上，命他坐其上，然后把他連人帶凳抬入鄉(xiāng)塾。鄉(xiāng)俗以麥糖性粘固，取其為學有恒勤而不松懈之意。母親將他送入塾中時，當著兒子的面跟塾師說：“吾兒如不聽教，可鞭撻之，雖傷吾無怨言也。”

他受家庭和時風的影響，不滿小地方的閉塞，向往著自己能早日離開鄉(xiāng)鎮(zhèn)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在1886年他才十歲的時候，在其早年赴滬就學于圣約翰書院及電報局學堂學習英文，兼研時務的二兄省之的介紹和幫助下，離開了溫馨然而閉塞的鄉(xiāng)鎮(zhèn)，進入了南京妙香庵的江寧府立同文館。在那里，他除了學習國學，還兼修法語和英語兩種外文。

1888年，他進入上海入學圣約翰書院。院長為年輕的美國傳教士卜舫濟先生。他在那里讀了三年，用他的話說“卜先生對余督教甚嚴，愛護甚殷，受教三年，得益滋多”。

這三年的讀書生活對他的影響很大。施肇基最深的印象是，那時的學校教育，除了學習華文、數學、英文、歷史和生理學外，著重傳道，即注重品德和人格的培養(yǎng)。這一點讓他終身受用。

光緒十九年（1893年），楊子通（名儒）奉派為出使美日秘國大臣，施肇基以翻譯學生作為楊的隨員，同年8月底抵美，其時他才十六歲。

當時駐美欽差兼駐西班牙及秘魯兩國，（“日”為日斯巴尼亞（Espana）之簡稱，系指西班牙，而非指日本。當時官方約定西班牙都譯作此名。）就是說欽差駐美大臣當時要兼管美日秘三國外交事務。

施肇基作為翻譯學生，一方面在華盛頓市立中學（Central High School）求學。每天早晨八點半入學上課，下午二時回館。每天任務為翻譯時事新聞百余字，及陪同楊欽差及其夫人于拜客赴宴時擔任傳譯之事。

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楊儒奉調駐俄公使，伍廷芳繼任為駐美日秘欽差大臣公使，施肇基則留任為隨員。是年夏天他在中心學校畢業(yè)后，考上了景色秀麗的綺色佳城的康奈爾大學文學院。因沒有辦法再兼職業(yè)，到開學之時，他只好向伍大臣公使辭職赴康大讀書。

施肇基因成績優(yōu)秀，當時有好幾所大學名校可選入讀，他選康奈爾大學主要是因為當時該校懷德校長（Andrew D. White）主張信教自由，學校內無教堂，又主張選科制，減少必修課程，學術空氣濃厚，思想非常新穎，且讀書費用較省。

在康奈爾大學文學院讀書期間，對他的教益最大的有兩位老師：歷史教授斯迪芬斯及英文教授哈德。

斯迪芬斯教授歐洲近代史，授課之余，多有啟迪。專業(yè)以外，常常鼓勵學生要為通才之學，研究人類心理學，講求用人之道。斯教授曾經問施：“來美求學，有何志愿？”施學生回答：“中國積弱，受人欺凌，愿以所學，為國家收回權利，雪恥圖強。”教授很是贊許。曾對他說：縱觀世界上能成事者，全賴合作以成，群策群力，最為重要。還為肇基寫信，介紹他去各大學訪問著名教授學者，多次告誡他不要專讀死書，而要著力于分析應用。有一條經驗，施肇基至老都認為是至理，就是這位教授多次對他強調的：研習歷史，應著眼于其強弱盛衰之跡，及其所以致強避弱之道，不必專記年代。

他在康奈爾大學讀到兩年時，他的老長官楊儒在駐俄公使期間因譯員陸徵祥生病需要休養(yǎng)無法履職而向施肇基發(fā)出書面函，邀請他赴俄相助，并派赴海牙出席“弭兵會議”。

在俄京圣彼得堡及海牙一年中，他幫助楊大臣公使擔任翻譯及協助館中事務，極為繁忙。但他返美續(xù)學之心愈切，一年后，他提出辭職，但楊公使因館中事務繁多，人手緊缺，肇基又是年輕熟悉業(yè)務，十分派用場，堅決不放他走，直弄到不歡而散的地步。幾乎傷了感情，才離俄返美，重回康校繼續(xù)學業(yè)。

第二年在康奈爾大學畢業(yè)，獲得文學士學位。斯迪芬斯教授勉勵他再讀一年，對他說：來美游學的中國學生，往往大學卒業(yè)，即匆匆歸去，若能再讀一二年，多增學歷，將來回國不論在學識上、資歷上都可以比一般的留學生更優(yōu)異。肇基聽從了斯教授的話，續(xù)修一年，于1902年完成文學碩士學位，成為康奈爾大學的第一位中國留學生文學碩士。

這年夏天，他從1893年跟隨楊欽差大臣公使出使美國后第一次回到離開了九年的祖國。

三

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的春天，施肇基從美國返國，先至漢口去看他的兄長誠之。他的哥哥當時任漢口招商局會辦，相當于局長，在社會上與各界交往很廣，上層關系也比較密切。正好當時觀念比較開放的湖北巡撫端方四處羅致新政人才，他哥哥跟端方很熟悉，就介紹他去謁見拜訪。一見之下，竟然“暢談甚歡”。然巡撫大人政務繁忙，盡管見面一談就喜歡上了這個剛留美歸國的青年才俊，也無暇與這個小青年深入交流，就派他留在巡撫衙門擔任洋務文案，并兼任西北路中學堂監(jiān)督。實際上這個學堂尚在籌建，主要是讓他多干點實事，也稍增收入。

當年冬季，端方安排湖北省首批鄂籍官費生留洋美國，需要一名熟悉美國情況的人擔任帶隊，正好派施肇基作為領隊和留美學生的監(jiān)督官，于是他就帶了幾十名湖北籍留學生重新到了美國。

到美國后不久，康奈爾大學施肇基的老師精琪教授就來找他商量，說是他被清政府邀請赴華考察幣制，研究改良計劃，想請他同行擔任翻譯。

這樣，施肇基就奉政府之派遣于1903年與精琪同行返國抵達北京。精琪在京先后逗留數月之久，在此期間，施肇基陪同他的老師精琪教授分赴各省考察調查實際狀況，還分別訪謁了各地總督，如岑春煊、張之洞等，并晤見了天津海關道唐少川先生（紹儀）。

施肇基因陪同精琪師得以與那些大員相識交往，也為后來他在外交界的發(fā)展打下了基礎。

再說精琪訪晤張之洞時，肇基擔任翻譯。張是學者官員，他談論我國幣制情形三刻鐘，娓娓不倦，其層次如作八股文章，逐條推說。肇基坐在旁邊，雖然近視，但不能戴眼鏡，不能做筆記，只能扳著手指略記條次內容，等他一口氣說完后再傳譯內容。譯完后，坐在一邊的張之洞的洋務顧問辜鴻銘評論說，施肇基的譯辭詳確，毫無遺漏，比他本人所記還多。

精琪返美后，施肇基又奉命帶領第二批鄂籍官費生再游北美。這一次留學生中有端方公子，還有自費加入赴美留學、日后成為中國最負盛名的外交家的顧少川君（維鈞）。

施肇基將第二批留美學生在美安置好后，很快回到武昌述職。原本應該向端方述職的，但端方不久前調補湖南巡撫，移駐長沙，而張之洞宮保正好回任湖廣總督原任，施就只好到督署向張總督述職。與南皮晤談后，被留在督署擔任洋務文案。

大約在總督府當了一年幕府秘書，正遇上軍機大臣徐世昌奉派參加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之行，因為施肇基陪同精琪訪華考察時給徐留下的印象十分好，沒有預先征求肇基的意見，就電邀他作為助理同行。

1905年夏秋之季，清政府為了挽救危局，避免被動，做出順應世界發(fā)展潮流的姿態(tài)，打出了“預備立憲”的招牌，專門派出了鎮(zhèn)國公載澤、戶部侍郎戴鴻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撫大臣端方、商部右丞紹英等五大臣分赴歐美日本等東西洋各國考察憲政，結果考察之行，以吳樾在北京前門車站擲一顆炸彈，紹英等受傷而中斷。徐世昌因任軍機大臣兼任巡警部尚書而留京無法出洋考察。第二次重組考察大臣為載澤、端方、戴鴻慈和新加入的布政使尚其亨和剛任命為出使比利時大臣兼考察政治大臣的李盛鐸。五位大臣各帶大批隨員分兩路先后于第二年初從上海出發(fā)。

端方和戴鴻慈作為一路先行出發(fā)，有四翰林隨行，即熊希齡、鄧邦述、關冕鈞及長沙知府劉某，都是一時名流。施肇基作為端方的助理一路隨行。考察途中，端方精力飽滿，興趣廣泛，酬應游覽，都很喜愛。其間遍訪歐美各國，拜客覽勝，日夜不倦，收獲極豐，一路收集有關各國憲政的書籍資料，滿載而歸。

到北京后，他處理完自己在京的一些事務就去謁見唐紹儀，唐一見他來，就對他說“肇基呵，我等你久矣！ 現在京漢鐵路總辦無人，須得一兼通英、法文者接手才能勝任，希望你來接此任吧”。肇基驚訝之余，對這位器重他的老前輩說：“自己法文僅簡單應付，而且管理鐵路責任甚重，又無這方面的經驗，斷難勝任。”實際上，當時施肇基正準備入職外務部，無意參與鐵路之事。但畢竟是老前輩，又是姻親長輩，此任對他來講是知遇之任，又一再鼓勵他上任勿慮。情不可卻，他就勉強答應下來。

四

東三省總督徐世昌到任不久，濱江關道因事被朝廷革職，而這個職位權重事繁，一時實在找不到合適的人選擔此重任，就想到只有請年輕有為的施肇基來擔任此職。而此前調任奉天巡撫的恩師唐少儀也力促他上任，于是他就接受了這個集經濟和軍政大權于一手的職務：吉林西北路兵備道兼濱江關監(jiān)督。

因為有了幾年前漢口關道的經驗，并不怕交涉事務的繁雜繁難，倒是對于稅收方面的陋規(guī)弊端十分清楚，所以在上任之前就與徐總督當面陳說明白，必須贊同和允許他將陋規(guī)（潛規(guī)則）革除，他才肯去就任。徐總督宦海沉浮幾十年，官場經驗十分豐富，哪能不知其中關節(jié)，雖然在口頭上贊成和鼓勵他的想法，表態(tài)支持他，但以為真正改革是很難的。

上任之始，施肇基先從內部厘金方面進行改革，傅家甸附近有一厘卡，稅收甚多，原來收據采取的是每月用一字號，如正月份以“天”字起號，二月份就用“地”字起號，不相銜接。兩月之間，抽出若干號數，瞞報上級，留關中飽，很難查核。從他上任起，就采取所有收據都以號數銜接，款數一致，就絕斷了中飽之弊。

另外，哈爾濱的治安問題也很突出，搶劫案非常多。當時道署就在傅家甸，吉林交涉局在道內（鐵道以內區(qū)域謂之道內），施肇基就住在交涉局內。東北士兵騎術都不錯，就是兵器太差。施肇基就購買了一批新式“來福”手槍裝備士兵，請來外國軍官教以射擊技能，很快就大大加強了戰(zhàn)斗力。按東三省法律，盜匪若以軍械綁人或搶劫，官方抓獲，可以就地正法。這樣，施肇基就用這支隊伍先后“正法”了百余盜匪，才使得當地秩序稍稍安定。

美國駐哈爾濱領事見施道臺的兵士很精干，就請求派兵保護領事館，施就派了兩個衛(wèi)兵去，服裝槍械由道署配備，薪餉則由美領支給。原來，哈爾濱只有美、俄、日、法四國設有領事館，治安環(huán)境改變后，英國和德國也在那里設了領事館，并且都請施道臺派兵保護。

由于施道臺不僅將老大難的治安問題給予解決，而且把政商各方面的事務辦得公正合理，深受各國領事的敬重。英國駐哈爾濱領事曾警告各國同僚說：“此間交涉事項宜多遷就施道臺，使其久于其任。施道臺若離任，其規(guī)矩辦法必皆隨之俱去，因其方法甚新，同時之中國官吏不能行其法也。”因為他出使過美、俄、英等國多年，對于國際各法皆有所知，所以各國領事們更愿意與之打交道。

施肇基在晚年回憶此段經歷，認為自己最值得一說的是在濱江道臺任上拍板辦理的兩件要案：伊藤博文被刺案和張勛士兵正法案。這里只講第一案。

事情發(fā)生在清朝末的1909年。那年夏天，美國鐵路大王哈里曼到東三省考察鐵道回國后，美國外交部立即發(fā)表了東省鐵路中立計劃。這個消息一出，俄、日兩國非常擔憂焦急，力謀抵制辦法，于是，俄國派出財政大臣，日本派出伊藤博文會于哈爾濱，商議對策。這就是當時各國在東北爭奪鐵路控制權的背景。

施肇基知悉伊藤博文到站日期時間（10月26日），并摸清其專車停駐位置后，即派一排衛(wèi)隊前往迎接。同時，東清鐵路也派了兩排衛(wèi)隊儀仗及軍樂隊由俄領事率領到站迎候。因為施道臺預先知道伊藤下車位置，故中國儀仗隊所立位置比俄人儀仗隊更近。專列停穩(wěn)后，伊藤下車，與上前迎接的施道臺握手寒暄后，即陪同檢閱中國軍人儀仗隊。走過中國儀仗隊后，即與俄國財政大臣及領事等周旋，然后在軍樂聲中檢閱俄人儀仗隊。就在伊藤檢閱俄隊時，有一個高麗人（韓國人）在俄兵兩排之間，日、俄歡迎人群中突然走出，以槍擊伊藤，連放數彈，直至伊藤之頭垂到旁立之俄國財政大臣手臂時始止。旋又以槍中余彈向伊藤身旁的日本領事等人射擊，領事手臂受傷。這個刺客就是永垂史冊的高麗（韓國）義士安重根。

此事發(fā)生于中國哈爾濱，作為熟悉國際事務的當地最高長官，施肇基知道此事非同小可，一定是驚動國際的大事件。立刻派人到傅家甸電報局（哈市唯一之電報局），傳令：今日電報只收不發(fā)，違者嚴懲。同時電告外務部：在此案調查清楚之前，請勿發(fā)表任何文件。若有人問及此事，政府千萬不可有“保護不周”之類的道歉之語，以免給日本人以口實。

但刺客被俄人捕去，施肇基沒有辦法親自審問刺客口供。但他各處設法，調查真相，很快就通過關系搞到了刺客口供。其中承認對于此事籌劃多時。并說：“高麗亡于伊藤之手（伊藤曾任駐高麗總督），必置伊藤于死地，以復國仇。”又有交代：“原擬于車到哈爾濱之前軌道轉彎處車行緩慢時，登車擊之。但因一則不知伊藤專車列于何節(jié)，二則車在中國地段，恐累中國官吏，乃改在站臺俄國隊伍中乘間擊之。”施道臺查明此口供確實無誤，連夜撰一報告電達外務部，并代外務部撰英文通訊一篇，備外務部交《北京日報》英文版發(fā)表。直到此通訊在北京刊出后，他才下令解除了傅家甸電報局“扣電”之禁令。那里所積壓之各國通訊電稿才紛紛發(fā)出。因為此次中國官方之報道為此案所有報道最早，對于刺客口供記述甚詳，各國報紙爭先轉載。日方查其口供系屬真實無誤，對此報道無可辯駁，沒有對中方提出任何抗議。

一件可能引起國際糾紛的事件就這樣在施肇基的手中化險為夷，處理得漂亮極了。

1910年初，施肇基被朝廷調入外務部任右丞。

那年年底，他被朝廷任命為欽差治疫大臣。他是東三省那場爆發(fā)的死亡了數萬人的“黑死病”肺鼠疫的治疫最高長官，并向朝廷力薦伍連德為治疫醫(yī)療組的組長，擔任抗疫治疫的前線總指揮，以及由十二個國家的醫(yī)學細菌學專家參會的萬國鼠疫研究會的會議主席，僅用四個月的時間就取得這場抗疫治疫戰(zhàn)役的勝利。

就在那一年，統治了三百年的清王朝被徹底推翻。中國從此結束了二千多年的封建皇帝統治的政治制度。

1921年11月至次年2月，施肇基特任出席華盛頓會議中國代表團首席代表。

1929年調任駐英國全權公使，在任三年。

1932年調任駐美全權公使。1935年使館升格，政府特任為駐美全權大使。

1937年5月辭任返國，6月初到滬。1937年至1940年隱居上海。中日戰(zhàn)起，任國際救濟會主任。創(chuàng)辦上海防癆協會及附設醫(yī)院，任董事長。

1945年6月聯合國在舊金山舉行國際組織會議，通過《聯合國憲章》，任中國代表團高等顧問。

施肇基夫婦生有二子四女。長公子思明在英國習醫(yī)科，學成后到美國，受聘為聯合國秘書廳醫(yī)官。次公子棣生在美國某商務公司任事。長女公子蘊珍曾將《芥子園畫傳》譯成英文，并作了一篇很長的介紹中國繪畫哲學背景的論著，于1956年在美國出版。這部論著單獨印成一冊，與《芥子園畫傳》的譯本兩巨冊合成一函，統稱《畫道》。

1950年施肇基退休后即在華盛頓留居養(yǎng)老，直至1958年1月4日逝世，終年八十一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