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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非新作《登春臺》（譯林出版社）延續了《月落荒寺》都市書寫的抒情詩性，又呈現繁復的城鄉現實交互聯動。故事以春臺路67號——神州聯合科技公司為空間交集，輻射了從公司員工、司機到兩任董事長的人生圖景。在40余年的軸線里，作家借探討原生家庭、夫妻關系，如何理解他人，與己和解等諸多命題。作家以詩性智慧運思哲學觀照的潛藏能量，捕獲無數惶惑與開解的時刻。人物共同遭遇著現代性的生存疑難：時間與存在的本源，自我與他者之關系，何以去蔽，達到生命澄明之境。這些存在主義關切的問題，都在尋常微末的瑣事里被反復叩問。

小說線索千頭萬緒，人物無分主配，每人皆“從頭說起”，反倒顯出眾生相與人世間。“將一件平常之事極力渲染為神奇命運的微妙暗示”，也是格非的創作邏輯。萬物互聯，因緣際遇，事件圓融相通。

優秀作家善于在創作中思辨，好的故事大多通向哲學。父親在寂照寺談及“提婆達多”——始終會妨害你的那個人。這個情節暗示了小說之眼：母親認為姑媽造成其不幸，辛夷以為母親妨礙自己，周振遐覺得那些鄰居是他的病根。事實上，妨害也是導引，它影響人生路徑。在我看來，這才是現實主義的要義：始終要對所經歷之事，充滿確證與賦值，沒有說辭開脫，唯有自救。

無論是辛夷成長的笤溪村，還是陳克明追述小羊坊村，從冀北到江南，都在時代變局里找尋機遇：旅游民宿、果園養殖、代加工廠，人物經歷運勢的此消彼長。笤溪，本是山野之寄寓，胡仔歸隱有詩話，米芾在此寫詩帖。故事里的笤溪，已成為被消費主義改造的景觀。眾人熙熙，如登春臺，執于欲望浮華，與人物重返自然的歸心，恰為反諷。

從結構布局看，小說很像《儒林外史》的連環鉤鎖，穿引承接，以周振遐為楔引與尾章，形成故事回環。四個章節間，敘事完成傳遞交替，人物各自描述早年生活史，會有“成長小說套裝”的閱讀體驗。我謂之以“來處與歸路”為主題的四重奏。它以人物為章，如列傳并置，打破單一主角的敘述中心，形成多聲部變奏、對話與和聲。歷時性的線性故事，被共時性的并置敘述取代。序章奠定了主題、動機與調性。作家就像《十日談》里的故事主持，自然統攝了諸多人物。

《登春臺》承載格非對人生況味、生活境遇的深沉涵詠，小說的哲學層、意蘊層遠遠超逸了故事層。正如中國古典舞強調“身韻”二字，作家重視意生境外的蘊藉。抒情風致，田野鄉間，廢窯花院，古寺深宅，大有梭羅、愛默生自然文學的質感肌理。其用散文筆法寫故事，并不依賴戲劇性事件，而是有“過生活”的紀實節奏。這種勻速的原樣主義，給小說帶來切己體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