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編者按：

9月2日，由中國作家協會和共青團中央共同主辦的全國青年作家創作會議（簡稱“青創會”）在北京召開。這個創立于1956年的品牌，是青年作家集體亮相、團結鼓勁的重要方式，也是培養文學人才、推動文學事業繁榮發展的重要舉措。借此機會，《北青藝評》刊發了青年作家馬伯庸、孫頻以及青年評論人趙磊的文章，從不同的角度探討“青年作家寫作”這一主題。

青年作家不斷涌現，昭示著中國文學生生不息的旺盛活力。在中國文學界，“70后”“80后”作家依然保持著旺盛的創作狀態，“90后”“00后”等更年輕的寫作群體嶄露頭角，網絡作家、自由撰稿人等新文學群體成長迅速，這些時代青年以源源不絕的創造力譜寫了五光十色的文學光譜，共同匯聚成中國文學薪火相傳的新生力量。

現實主義精神之下的多元寫作

新時代以來，在文藝工作座談會精神指引下，關注現實、秉持現實主義精神，深刻影響著青年作家的創作之路，他們重回現實主義創作道路，觀察時代變化，以豐富的視角呈現多元社會生活，形成具有時代特點的青年創作主潮。就小說而言，青年作家從各自的生活出發，精確細膩地描摹生活本狀，力求真實再現典型環境、塑造時代形象，進而反映時代生活和表達人性內涵。石一楓是典型的自覺的現實主義作家，他的作品富含京腔京調，頗具老舍、陳建功、劉心武等前輩京味作家身上承續的現實主義精神內核。他的《漂洋過海來送你》，精巧地以拿錯骨灰之“事故”，串聯起一批時代人物之“故事”，憑借廣闊的社會背景構建起巨大紛繁的歷史時空；《逍遙仙兒》借教培產業變化引發的一系列社會問題思考，反映了當下由“現代”生活引發的煩惱；《入魂槍》將網癮少年的人生際遇和電競產業的時代浪潮加以勾連，關注青年因現實與理想的落差造成的精神困境。凡此皆是聚焦時代變遷、用文學的現實主義情懷悉心呵護社會和人的處境，可以說，他的每部長篇小說都有“問題小說”的意識，像石一楓這樣嚴肅的文學作家以小說傳承現實主義精神、回應時代之問的青年作家還有許多。笛安、文珍、顏歌、王威廉、張怡微等作家，盡管都具備豐富多元的藝術手法，但是，從他們近年來的小說中，都能發現將時代故事和人的經驗轉化為小說敘事的嘗試。蔡崇達的創作值得關注，曾經的媒體經歷讓他善于觀察時代、敏銳洞悉人的心靈，“故鄉三部曲”《皮囊》《命運》《草民》未經影視“加持”而暢銷百萬，可以說是一個獨特的現象級作家。他之所以受讀者喜愛，和他作品的獨特價值有關，他把現代人故鄉的生活經驗轉換成更廣泛、可共情的文學經驗，他想為所有人找到“回鄉之路”，這條路，通向了來自五湖四海的“回鄉人”。與現實更為緊密貼合的非虛構寫作，從本世紀初融入中國文學后，逐漸成為重要的文體樣態。青年一代寫作者更加善于利用多媒體獲取信息，表達對社會生活的獨到見解，并不斷嘗試運用各種文學手法實現對空間和事件的調度，呈現豐富的敘事風格。《張醫生與王醫生》作為現實版東北故事，從新市民群體“階層躍升”浮顯的往事和現狀，傳遞應有的社會關懷。《我的母親當保潔》講述了農村務工人員漸漸學會與城市相處，以及“深圳新一代”年輕人對父輩和故鄉的回望。這些作品的觸角是異常敏銳的。他們書寫的對象幾乎都是社會各界熱切關注的話題。他們的情感結構努力呈現時代情感的最大公約數，無論是小說還是非虛構寫作，全部具有直面現實，以小見大，敏銳捕捉社會熱點問題，管窺當代人與事的狀貌的藝術特征，展示了青年作家從豐富生活中提取多元化的創作題材，主動回應時代和人的關切的文學方向。

敘事新形式與跨媒介轉化

新技術的誕生和應用，極大改變了文化創造的生產、傳播和消費方式，推動不同文化與價值觀念交流交融。互聯網思維、數智技術模式、視覺文化的興起，潛在影響著青年作家的文學思維和寫作方法，進而賦予他們印刷文明之外的新的媒介能力。于是，越來越多的青年作家吸收借鑒游戲、動漫等數字時代的敘事形式，將線性敘事、分支敘事、碎片化敘事等融入文學創作，展現出新的藝術風貌。雙雪濤的《刺殺小說家》通過現實與虛構交織敘事，使作品兼具現實主義和奇幻色彩，影視改編后的劇情演繹、視覺特效和國風元素，又進一步豐富了原著的價值內涵。李修文近年來從散文創作逐漸成為“兩棲”作家，深度參與影視的制作，他的新作《猛虎下山》在“人虎互變”的魔幻情節中探討現實層面的人性與社會問題，而這部作品充滿跨介轉化的文本特質。林棹的《潮汐圖》以一只“巨蛙”的視角，在難以區分的真實與虛擬之間，徐徐展開一幅正史之下的生動畫卷。值得關注的有趣現象是，猛虎、巨蛙等等變形記故事在青年作家筆下持續增多，擬人性主人公的創作不僅延展了多媒體文本的表現形式，也創造了更多想象空間和情感共鳴。網絡文學出現大量“后人類”敘事，成為承載“新經驗”的重要標識之一，扶華的《末世第十年》、蛛于的《在遠古養大蛇》、非刀的《喵主子》等都將非人類角色賦予人類行為和情感，大大增加了故事的豐富性和互動性。這些流行于青年作家中的富有時代特點的表達方式，展現了青年作家對文學創作的深刻理解，也反映了作家眼中當下社會理想與現實、時代與未來之間的復雜關系。隨著多元一體的媒介化時代全面來臨，新媒體的深度融入使文學內部不斷更新進化，這種變革前所未有地拓寬了文學空間，逐步形成泛文學業態，使青年作家作品創新文學表達和藝術形態，靈活性、互動性和改編、衍生、轉化的便利性有效提升。就在這兩年間，李娟散文集《我的阿勒泰》改編為網劇后，圖書總印數突破400萬冊，同時引爆阿勒泰地區旅游。呂錚的《三叉戟》、班宇的《漫長的季節》、海飛的《麻雀》等一批作品影視改編，一些青年作家介入影視劇、網劇制作跨介轉化的過程中，這些充分證明了文學蘊含的巨大價值正不斷被挖掘轉化，開辟出IP聯動和跨介開發的新賽道，此外，青年作家的媒介感知能力也讓他們更易理解并借助媒介特質，自覺創造出更具豐富轉化形態、更具傳播力的文學文本。

國風美學與歷史非虛構寫作

在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大背景下，青年作家大多接受過高等教育，專業素養和知識儲備較高，他們在推動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中發揮出越來越重要的作用。葛亮的小說典雅含蓄，頗具中華傳統美學風范，具有很高的文學辨識度，他的長篇小說《燕食記》通過美食文化折射工匠精神、勞動美學、東方審美等，既是對中華美學精神的傳承，也是對中國敘事傳統和抒情傳統的現代轉化。馬伯庸的作品尤以歷史題材見長，《長安的荔枝》《食南之徒》等都飽含濃郁的中國古風之美、厚重的歷史文化積淀，以歷史維度刻古雕今、關照現實的同時，從精神層面深入探討中華文化的內在價值，實現了傳統美與現代美協調統一，他的《長安十二時辰》更因一支“子午簪”引發考據熱，帶來西安旅游熱潮，大唐芙蓉城涌動的人潮，成為人們對傳統文化追捧的最好注腳。此外，非虛構寫作中的“考古中國”主題也開啟了當下寫作中的獨特一脈，例如李碩的《翦商》，這本書出版后引發了諸多關注，他圍繞商代“人祭”問題展開，借助考古史料層層撥開歷史迷霧，對中國早期文明的起源歷程做了一次鳥瞰式巡覽，為理解中國早期文明的形成和發展提供了獨特視角。事實上，網絡文學很早就展現出對傳統文化的吸收與借鑒，通過年輕一代作家的敘事轉化，古典元素充分地融入作品中，并通過由文到劇的轉化，成為“國風美學”的重要載體。國風美學作為一種新興的文化生態，其核心在于強烈的本土文化特色和廣泛的民間風俗，這種美學風格并非對傳統文化的簡單復制，更是對其精神和價值的現代詮釋，是為時代和人“予取予求”的現代轉化，文學承襲了中華文脈的文化基因，在其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橋梁作用。這些國風之作不僅是青年作家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承和創新，也是作為年輕一代對自我文化身份的認同和表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