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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歷史悠久，載籍豐富，詩人們也喜歡詠史。東晉、劉宋間的大詩人陶淵明寫過三首：《詠二疏》《詠三良》《詠荊軻》；柳宗元非常仰慕陶淵明，于是也寫了三首，而略有變通：西漢名人疏廣和他的侄子疏受乃是以要求提前退休著名的，柳宗元的處境、思想與此全相反——他是很有意于進取而被朝廷打下來的，如果也來詠二疏，那就很難措辭，所以他只跟著陶淵明寫了《詠三良》《詠荊軻》，而另加一首寫望諸君樂毅的《詠史詩》，以湊齊三首之數。

柳宗元的《詠三良》和《詠荊軻》，題目是跟著陶淵明來的，但觀點很不同，甚至相反，這又是很有意思的事情。柳宗元是一個很有自己想法的人，此其所以為大家也。一味尊古跟進的，往往是些不大有頭腦的迂儒腐儒。

所謂“三良”，指春秋時代秦國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他們都是非常優秀的人才。后來秦繆（或作“穆”）公死了，用許多人殉葬，“三良”也在其內，對此人們深感痛惜。《詩經·國風·秦風》中有一首《黃鳥》就是詠嘆此事的，詩的大意說子車氏家的三位青年都是百里挑一的好漢，現在竟然殉葬而死，自己愿意死一百次把他們救贖出來。

“三良”后來成為詩歌里一再詠嘆的對象，主題大抵是歌頌這三位的品德和能力，而對他們的死則表示無限的痛惜和哀悼。陶淵明的意思也是如此，柳宗元的《詠三良》基調完全不同，他認為以活人殉葬完全是一種野蠻，盡管秦繆公有這樣的要求，其遺囑執行人不應當照辦，因為真的這么做，就將陷其先父于邪惡。柳詩云：

束帶值明后，顧盼流輝光。一心在陳力，鼎列夸四方。款款效忠信，恩義皎如霜。生時亮同體，死沒寧分張。壯軀閉幽隧，猛志填黃腸。殉死禮所非，況乃用其良。霸基弊不振，晉楚更張皇。疾病命固亂，魏氏言有章。從邪陷厥父，吾欲討彼狂。

柳詩指出，以活人殉葬完全與“禮”不合，繆公的接班人“從邪陷厥父”，簡直是發了狂。“魏氏言有章”用了一個典故，《左傳》宣公十五年（前594）記載：

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為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

柳詩“魏氏言有章”的意思說，魏武子最后提出要嬖妾為他殉葬是錯誤的，這時候他的頭腦已經亂套了，所以應當按照他清醒時的意見辦，把那嬖妾另嫁出去。魏武子的兒子魏顆表現出一種清明的理性，柳宗元充分肯定了他。秦國的“三良”等一批人為穆公殉葬在魯文公六年（前621），比魏顆發表其高見早不了多久，可見其時秦國的思想文化比魏國落后。柳宗元對古代的歷史和文化有深刻的研究，寫起詠史詩來，思想水平大大高于流俗，也高于陶淵明。

比較陶、柳的兩首《詠荊軻》，也是柳高于陶。陶淵明的《詠荊軻》大抵依據史料加以敷衍，按傳統的看法把著名刺客荊軻歌頌贊嘆一番，以表達對秦人暴政的痛恨；而柳宗元則指出，燕太子丹高價收買殺手，試圖通過個人恐怖手段去解決兩國之間的軍事政治問題，完全是一種“短計”，最后導致了燕國的大災難。詩中又說，荊軻的水平也不大行，其人“勇且愚”，不值得歌頌。二十多年前我在一篇短文中對此做過一番比較，結論說：“詩人詠史時可以只管取其一點以表達自己的某一感情，往往突出歷史上的一方面而不及其余，這與歷史家的態度是很不同的。柳詩與陶詩可謂言各有當，各說各的話，各有各的心思，同時也就各有各的妙處。但是比較起來，柳詩所表達的歷史觀更為深刻，也更近于今天的見解。”（《柳宗元譴責荊軻》，《博覽群書》2001年第11期）

讀一讀柳宗元的詠史詩，可以深刻地感受到其人不僅是著名的文學家，也是一位高水平的歷史學家和思想家。是不是可以說，他首先是一位思想家和古文家，寫詩僅為其余事，流傳下來的詩凡兩卷一百來首，在四十多卷的柳集中屬于比較次要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