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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作為新時期“新感覺派”研究的拓荒之作，嚴家炎《論三十年代的新感覺派小說》一文影響深遠，但也引發了關于施蟄存與“新感覺派”關系的爭議。本文以中國現代文學館藏1983、1986年嚴家炎與施蟄存的三封佚簡為材料，重返1980年代的文學史現場，討論新時期嚴家炎對“新感覺派”的命名和論述與“現代派”討論的關系，以及1980年代學者與作家遇合的特殊風景。

關鍵詞：嚴家炎 施蟄存 新感覺派 新時期 “現代派”討論

作為新時期“新感覺派”研究的拓荒之作，嚴家炎《論三十年代的新感覺派小說》一文影響深遠，不僅在現代派及都市文學研究面向奠定了這一流派研究的基礎，也引發了關于施蟄存究竟屬不屬于“新感覺派”的長達數十年的爭論。1983年春，嚴家炎為人民文學出版社選編《新感覺派小說選》，寫了長達三萬余字的“前言”，對“中國新感覺派的形成”“新感覺派主要作家”“創作特色”“新感覺派小說的傾向性問題”等作了全面深入的闡述。由于碰上“反精神污染”運動，《新感覺派小說選》遲至1985年5月才正式出版。“前言”初稿寫于1983年1月，也是嚴家炎為1月17—22日中國社科院文學所主持的“中國現代文學思潮流派問題”第二次學術交流會準備的發言稿，并于5月修改完成，以《論三十年代的新感覺派小說》為題收入會議論文集《中國現代文學思潮流派討論集》1。該文后收入1989年出版的《中國現代小說流派史》，成為“新感覺派和心理分析小說”一章的主體部分。2

1985年《新感覺派小說選》一經出版，就在海內外產生極大的反響。日本《京都新聞》，香港地區《星島日報》《文藝報》《明報》《文匯報》等很快刊發了書評，稱之為“為新文學史補綴新頁”3。李歐梵以《新感覺派小說選》為底本編選了同名小說集，1988年由臺灣允晨文化出版。4據施蟄存所說，嚴家炎版“小說選”發行量相當驚人，“《新感覺派小說選》印三萬冊，早已賣完”5。《新感覺派小說選》及“前言”對這一流派作家作品的發掘和評價，深刻啟發和影響了之后蔚為大觀的海派文學研究。但自1990年代開始也引發了爭議，主要在于施蟄存與“新感覺派”的關系，以及“新感覺派小說的傾向性問題”對施蟄存小說的批評，其中施蟄存本人的態度十分關鍵。本文以中國現代文學館藏1983、1986年嚴家炎與施蟄存的三封佚簡為材料，重返1980年代的文學史現場，討論新時期嚴家炎對“新感覺派”的命名和論述與“現代派”討論的關系，以及1980年代學者與作家遇合的特殊風景。

一、嚴家炎和施蟄存的通信

中國現代文學館收藏的三封佚簡，分別為嚴家炎1983年3月20日寫給施蟄存的信和施蟄存寫于3月27日的回信，以及施蟄存1986年2月15日寫給嚴家炎的信，均未收入《施蟄存全集》第五卷日記、書信集和《施蟄存先生編年事錄》。1983年的通信寫于《新感覺派小說選》編選期間，此時“前言”即《論三十年代的新感覺派小說》初稿已經完成，即將進行修改。而1986年的通信則在《新感覺派小說選》出版之后，施蟄存看到此書并認真閱讀了“前言”。這三封信涉及施蟄存和“新感覺派”的一些重要問題，是對現有相關材料的有益補充。1983年的兩封信照錄如下：

蟄存先生：

您好！

人民文學出版社計劃出一套“五四”以來的社團流派叢書，委托我編選新感覺派小說（現代派詩另選一本）。我因為最初曾倡議并協助該社設計過這套叢書的方案，現在作繭自縛，盡管力不勝任，也覺得難于推卻了。好在我的研究生吳福輝同志（現分配在作協）曾向您請教過有關問題并得到您的熱情指點，這也就增長了我冒昧地討教求援的勇氣。現在把我的問題寫在下面，請先生便中賜復：

一、這個流派的選本用什么名稱比較好？新感覺派小說選？心理分析派小說選？現代派小說選？現代心理小說選？抑或用含混的《現代》心理小說選？如果都不甚確切，宜采用另外什么名稱？

二、關于這個流派形成的時間：如果象過去有人那樣以《現代》雜志的出版為標志，顯然太晚。1928年秋出的《無軌列車》，已經發表劉吶鷗的一些小說，也介紹了保爾·穆杭（幾乎出了他的專號）。1929年辦《新文藝》時，除劉吶鷗的小說外，您受弗羅伊德、藹里斯學說影響的《鳩摩羅什》等小說也已發表。又據穆時英自己說，他那些被稱為新感覺主義的小說，其實與《南北極》集里的小說是同時寫成的。因此，似乎至少可說：在1929年《新文藝》時期，新感覺派已經形成。這樣判斷符合實際嗎？

三、這個流派的作家除劉吶鷗、您和穆時英三位外，還可以提什么人？徐霞村、林微音以及三十年代葉靈鳳的某些作品，您認為可以稱嗎？

四、這個流派除受日本新感覺派影響外，作家們直接受保爾·穆杭的影響大嗎？除戴望舒外，您和劉、穆有機會直接讀法文作品嗎？

五、穆時英的長篇《中國一九三一》曾發表過片斷，也曾刊登過出版預告，究竟是否寫完并正式出版？您見過這書嗎？（我懷疑他并未寫完，當然更沒有出版。）

六、如果說您的《小珍集》又“復歸”到現實主義，那么怎樣解釋抗戰爆發前夕發表的《黃心大師》？我覺得，《黃心大師》中還多少保留著弗羅伊德的某種影響，可以這樣說嗎？

七、新感覺派的幾位作家，當時與謝六逸有聯系嗎？謝提倡新感覺主義的理論文章，與你們關系怎樣？

八、樓適夷在《文藝新聞》上評論您小說的文章發表以后，當時杜衡為什么認為“鬧了一個大笑話”？杜衡何以認為您的作品與新感覺主義無關？是他不太了解您的創作情況？還是他在論爭中有意想嘲笑“左聯”一些人呢？

這些問題有的可能很瑣碎，但因回避不過去，只好直接寫信向您求教。在您本已十分繁忙的時候加重您的負擔，甚感抱歉。請允許我在此向您致謝！敬祝

撰安

北京大學中文系嚴家炎上

3.20

《新感覺派小說選》是人民文學出版社“中國現代文學流派創作選”首批選目之一種。根據嚴家炎的去信，這套叢書是由他倡議并協助設計方案的，不僅僅是小說流派，還包括詩歌、散文流派。首批選目包括：《語絲》作品選、象征派詩選、《新月》作品選、現代派詩選、新感覺派小說選、中國詩歌會作品選、《七月》《希望》作品選、山藥蛋派作品選、荷花淀派作品選。嚴家炎就“新感覺派”向施蟄存提了八個問題，都是他在編作品選和寫作“前言”過程中的疑惑。此時，施蟄存因患直腸癌，在上海華東醫院住院等待手術6，但仍就來信依次作了回復：

家炎同志：

函悉，不幸我在病中。只能按你的次序簡復，歉歉。

（一）我以為都不甚適當。因為“新感覺派”是日本名詞歐洲未聞。我也不知道何謂“新感覺”？這種新傾向的小說創作法，中國并未成“派”。所以說不出有哪些作家。

（二）可以這樣說。

（三）林微音、葉靈鳳都算不進去。

（四）Paul Morand是二三流通俗作家，對我們沒有影響。因為他來中國，故望舒譯了他一本小說，投機而已。穆不懂法文，能讀英文書。劉通英法日文，我讀英法文書。

（五）可問趙家璧，他知道。

（六）《黃心大師》可以說是補課。我寫此文，不是為了心理分析，而是為了試驗一種中國小說文體。內容有Freudism，當然可以這樣說。

（七）謝六逸和我們沒有關系。

（八）見（一）的答復。

施蟄存

3/27

我患直腸癌，下星期即做手術切除。請不必宣揚，暫時不要來信。我將休息二三個月。

又及

施蟄存的回信表明，他并不贊同“新感覺派”的提法，認為1920年代末1930年代初他和劉吶鷗、穆時英等朋友創作的“新傾向”小說并未成“派”。這與他在1982年6月13日給嚴家炎學生吳福輝信中的說法有些不同。嚴家炎在當時的手稿中抄錄了此信，也是由此與施蟄存取得聯系。施蟄存在給吳福輝的信中雖然也不贊同把他列入“新感覺派”，但并未否定“新感覺派”命名，且承認自己受到日本新感覺派的影響，與劉吶鷗、穆時英的創作有共同之處。7因此，嚴家炎最終還是以自己的研究判斷，把現代文學史上這一獨立的現代主義創作流派命名為“新感覺派”。1985年《新感覺派小說選》出版后，施蟄存聯系人民文學出版社索取樣書，與責編岳洪治有過通信。他在9月24日信中建議“中國現代文學流派創作選”增加“鄉土文學選”，并贊美“前言”：“嚴家炎同志這篇敘文寫得極好。征引資料，甚為廣泛，出我意外。論點也很客觀、平允。如見到他，請代我致意。”8這一說法也在1986年初施蟄存與嚴家炎的通信中得到驗證：

家炎同志惠鑒：

上月尾承賜手札，以忙于過春節，未即奉復。歉歉。

足下所作涉及鄙人論文，皆見到。愈寫愈好，《新感覺派小說選》一序尤佳，持論平允，我無間言。特別佩服足下的是：我的零星文藝觀念，散見于諸雜文者，一經足下鉤稽，也居然有一個系統可尋。此則我自己也不甚清楚是也。

“新感覺派”這個帽子，從此戴定了。我既無法自己“摘帽”，也并不要求“摘帽”。不過我總自知我的使用新手法寫小說，基本態度與劉、穆二人不同，他們是一心追求新的創作方法，特別是穆時英，隨時隨地在蒐求新的字句，新的“花言巧語”。他們都有點存心做橫光利一，只恨上海不如巴黎東京之繁華，使他們的新創作方法不能發展到高度。

我雖然采用現代都會文學的一些新的創作方法，但我寫的人物還是中國舊社會里的人物。實質上，我寫的并不是都會文學，即使以上海為背景的那幾篇也不是。這一區別，你的文章也接觸到，但沒有明確分析，希望你研究一下，是否可以提出此中之異同。

手此即頌

春釐

施蟄存

15/2,1986

施蟄存隨信還附贈了一張別致的自制賀年卡片，上以紅色油墨印著宋代趙長卿的《探春令·早春》：“笙歌間錯華筵啟。喜新春新歲。菜傳纖手，青絲輕細。和氣入，東風里。幡兒勝兒都姑媂。戴得更忔戲。愿新春以后，吉吉利利。百事都如意。”后面題記：

余弱冠時曾以此詞歇拍三句制賀年簡，以寄師友。趙景深得而喜之，志于其文，去今一甲子矣。景深鶴化，忽復憶之，更以此詞全文制柬，聊復童心。奉陳

文幾，用賀一九八六年元旦，兼丙寅春正。

施蟄存 敬肅

趙景深是施蟄存多年知交好友，于1985年1月去世。“為了紀念景深，我把這首詞的全文印了一個賀年片，在1986年元旦和丙寅年新春，寄給一些文藝朋友，使這首詞又在詩詞愛好者中間傳誦起來。”9施蟄存自制了一百份賀卡，分贈親近師友，其中流露頗多個人情緒。他以此相贈，也間接表明對嚴家炎編選《新感覺派小說選》及寫作“前言”的認可和欣喜。信中他雖對“新感覺派”的“帽子”無可奈何，但再次提出自己的創作方法與劉吶鷗、穆時英有根本上的不同，希望嚴家炎能進一步加以研究，正是出于對其專業能力的信任。此時施蟄存對嚴家炎的認同絕非客套。1985年春，施蟄存寫信為李歐梵介紹國內研究現狀時說：“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新出一本《新感覺派小說選》，收了我八篇小說，及穆時英小說十篇，有嚴家炎長序，此書足下或者可供參考。”10同年10月他再次在信中向李歐梵推薦此書及嚴家炎的長序。1986年1月他還在給李歐梵的信中說：“嚴家炎是復旦大學畢業生，近年寫文章甚有識見，現在他是北京大學中文系主任。”11嚴家炎實際上畢業于北京大學，這一點有所出入，但以施蟄存的性格，后面的評價已經很高。

到了1990年代初，施蟄存的看法卻急轉直下。1991年他與美國學者孫康宜通信時說：“李歐梵和嚴家炎都不理解石秀既戀潘巧云，為什么要殺死她？我告訴李，這就是Sadism，他大約回美去看了Sade，還給我寄了一本Justine來。嚴家炎大概至今不理解。”12次年他接受新加坡作家劉慧娟采訪時更是稱：“我寫《石秀》那一篇，他（指嚴家炎，筆者注）評論說石秀這樣子的英雄人物，怎么會有這樣的害人心理？……這一段就說明他根本不懂得弗洛伊德學說（Freudism）。他到今天還是用極左的一套文藝理論，英雄人物是徹頭徹尾的英雄，從內心到外表都是英雄思想。”13這兩段話成為后來的研究者借以批評嚴家炎的施蟄存研究的主要依據。我們究竟該如何理解這前后不一的說法呢？僅僅揣摩施蟄存的心態變化肯定是不夠的，更需要回到嚴家炎研究施蟄存和新感覺派的第一手材料，真正理解嚴家炎命名的動因和論述的邏輯，從而在1980年代的歷史背景中看待這一研究者和研究對象遇合的特殊個案。

二、“新感覺派”研究與“現代派”討論

施蟄存和嚴家炎的分歧主要在兩點：一是“新感覺派”的命名及他與“新感覺派”的關系。施蟄存不贊同“新感覺派”命名，也不認為自己是“新感覺派”；二是《新感覺派小說選》“前言”中對《石秀》等小說的評價。1990年代初施蟄存對嚴家炎的不滿主要來源于“前言”最后一節“新感覺派小說的傾向性問題”，其中批評了《石秀》的人物形象及思想傾向。

關于“新感覺派”的命名，肇始于1931年樓適夷在《文藝新聞》發表的評論《施蟄存的新感覺主義——讀了〈在巴黎大戲院〉與〈魔道〉之后》14。1933年施蟄存曾在《我的創作生活之歷程》中加以反駁：“因了適夷先生在《文藝新聞》上發表的夸張的批評，直到今天，使我還頂著一個新感覺主義者的頭銜。我想，這是不十分確實的。我雖然不明白西洋或日本的新感覺主義是什么樣的東西，但我知道我的小說不過是應用了一些Freudism的心理小說而已。”新中國成立后，這一派作家湮沒于歷史，幾乎很少被文學史提及。直至新時期初期，嚴家炎開始其現代小說流派研究，對施蟄存、劉吶鷗、穆時英等作家重新發掘和評價，并于1983年完成《論三十年代的新感覺派小說》，才使得中國“新感覺派”面目清晰，真正確立其文學史地位。

嚴家炎1983年初給施蟄存寫信時，對“新感覺派”的命名還是心存疑慮的。他在信中提出了好幾個備選名稱：“心理分析派”“現代派”“現代心理小說”“《現代》心理小說”等。事實上，他在由“1982年12月講稿撮要”改成的《三十年代的現代派小說——中國現代小說流派論之五》16中，使用的就是“現代派”。而施蟄存之所以反對“新感覺派”，一方面在于“我們當初只是純粹創作而已，并不曾想要立什么派別”，但他馬上又說：“如果說現代派還可以接受。”17另一方面，也與“新感覺”概念之含混有關：“我反對新感覺這個名詞，是認為日本人的翻譯不準確：所謂‘感覺’，我以為應該是‘意識’才對，這種新意識是與社會環境、民族傳統息息相關的。”18可見他反對的更多是“新感覺派”命名，而非這一流派是否存在。那么，嚴家炎為什么不繼續使用“現代派”這一更容易被認可的說法呢？

在《三十年代的現代派小說》中，嚴家炎這樣界定劉吶鷗、施蟄存、穆時英所代表的小說流派：“這是我國第一個現代主義小說流派。創造社前期小說雖然具有不少現代主義成分，但作為一個小說流派，它的主要特點還是浪漫主義，現代主義成分仍依附于浪漫主義而存在。真正在小說創作領域把現代主義方法加以推進并且構成了獨立的流派的，便是這個當時稱做‘新感覺主義’的作家群。”19嚴家炎在文中仍使用“新感覺派”，之所以在標題里用“現代派”，除了因為新感覺派本身是現代主義小說流派，稱之為“現代派”毫無疑義，更因為1980年代初期關于“現代派”的討論是文藝界最為重要的思潮現象，嚴家炎對新文學史上“現代派”的歷史鉤沉和重新發現，是以文學史家的身份介入、回應當時關于當代文學創作方向的論爭，顯示出強烈而鮮明的現實關懷。正如《小說界》1985年第1期“編者的話”所說：

現代派作品的是非，在我國是個“惹得世人說到今”的問題。現代派小說在我國現代文學史上是怎樣形成的？它有些什么特征和代表性作家與作品？嚴家炎的《中國現代小說流派論之五》，作了較詳的考證和論述。附錄的兩個短篇，都是三十年代現代派的代表之作。20

該文附錄的兩篇小說為穆時英《上海的狐步舞》、施蟄存《梅雨之夕》。《小說界》是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的大型文學季刊，1983年秋邀請嚴家炎為刊物撰寫“中國現代小說流派論”系列論文時，就有為當下文學創作尋求歷史經驗的現實指向：“近幾年來，小說創作與研究日益發展，人們在對當代小說創作給予關注的同時，也把探尋的眼光投伸到小說創作發展的歷史中去。”21

其時“現代派”討論是文藝界的焦點話題。1981年9月高行健的《現代小說技巧初探》由花城出版社出版，從現代技巧出發提出了小說發展的方向，即現代主義小說。這本小書引發了強烈反響，使得1980年開始的“現代派”討論由西方文藝理論轉向當代文學創作，影響迅速擴大。1981年12月王蒙給高行健寫信稱：“你的諸論恐怕會被稱之為‘現代派’理論的吧？”“你的書是非常有趣、有益、有啟發性的，雖然我可以預料，它將引起相當激烈的爭論。”22《上海文學》1982年第8期發表了馮驥才、李陀、劉心武為支持高行健而寫的“關于當代文學創作問題的通信”，即著名的“風箏通信”，包括《中國文學需要“現代派”！——馮驥才給李陀的信》《“現代小說”不等于“現代派”——李陀給劉心武的信》《需要冷靜地思考——劉心武給馮驥才的信》，成為“現代派”討論的標志性事件。

1982年7月，持現實主義立場的《文藝報》也注意到《現代小說技巧初探》，準備對提倡“現代派”的言論展開批評，“并責成理論組就30年代文學中的現代派和幾十年來現代主義與現實主義的斗爭史加以研究，整理材料，為開展討論的準備”23。嚴家炎在《文藝報》1983年第4期發表的《歷史的腳印，現實的啟示——“五四”以來文學現代化的斷想》正是從現代文學史的歷史經驗出發，對“現代化”與“現代派”問題作了更為辯證的闡述。他指出：“就我讀過的一部分文章來說，它們大多有一個共同的弱點，就是忽視了‘五四’以來我國文學現代化的歷史狀況，忽視了‘五四’以來我國文學現代化過程中積累的許多重要的歷史經驗。”其具體論述始終圍繞著以施蟄存、劉吶鷗、穆時英為代表的新感覺派的創作得失，比如討論追求現代技巧、手法不能脫離作家對生活本身的熟悉時，認為“三十年代初期新感覺派一些寫得較為成功的小說，如施蟄存的《梅雨之夕》《春陽》《鷗》《莼羹》《名片》，穆時英的《夜總會里的五個人》《偷面包的面包師》《黑牡丹》等，都是將心理分析技巧用之于作者充分熟悉的生活，寫出了某種微妙的內心活動的結果”24。施蟄存當時也在關注這場討論，他給古劍的信中推薦了嚴家炎的這篇文章。25在接續新文學傳統方面，施蟄存與嚴家炎心意相通：“我現在主張兩個字：‘續斷’——繼續‘五四’以來那個斷掉了的傳統。也就是說，我們需要‘補課’。”26因此，嚴家炎對新感覺派的發掘和重視，既是其現代小說流派研究的重要內容，也與當時的“現代派”論爭密切相關。與之呼應的是，《新感覺派小說選》出版后，施蟄存作為中國“現代派”的鼻祖，成為青年作家“頂禮膜拜”的對象——“去年秋季以后，我成為‘重新發現的作家’（英國某刊物介紹語），居然走了紅運，有幾個青年作家來訪問，說是向‘現代派’尋根”。27

“現代派”討論一方面使“新感覺派”被重新發現，并在現代主義的歷史譜系和民族譜系中獲得重視；另一方面“現代派”這一概念在1980年代具有了歷史的特殊性。它的范圍相當寬泛，內涵也并不統一。構成“現代派”討論的兩條歷史線索中，《外國文學研究》發起的“關于西方現代派文學的討論”涉及世界文學中與現代主義相關的各種創作思潮和流派，而徐遲的《現代化與現代派》一文認為現代派文藝是社會現代化的必然結果，從物質生活來界定現代派。“風箏通信”的三位作家則試圖探討現代派的中國化，與當代文學創作緊密聯系起來，馮驥才甚至認為“現代派是廣義的。即具有革新精神的中國現代文學”28，使得現代派的外延無限擴大。這與現代文學史上具有明確內涵和外延的“新感覺派”大不相同。其次作為新時期一個夭折的概念29，“現代派”在轟轟烈烈的爭論之后很快就不再被使用，“文學史家對1985年以后的‘探索文學’現象采用了與‘現代派’屬于不同范疇的‘尋根小說’、‘先鋒小說’、‘新寫實小說’和‘第三代詩歌’等表述”。“現代派”概念之所以夭折，除了概念的寬泛、混雜而導致的失效，“一個直接的原因就是‘現代派’在1983、1987年‘清污’和‘反自由化’運動中‘負面化’形象。擔心因言犯忌的人們寧愿采取‘尋根’、‘先鋒’這樣中性的說法強調自己的‘準現代派’態度”30。從這個意義上，不難理解嚴家炎為什么堅持使用更為具體、也更有針對性的“新感覺派”，而非施蟄存贊同的“現代派”。事實上，中國“新感覺派”這一命名能成為學界共識，直至當下仍被廣泛使用，也證明了其命名的有效性和生命力。

新時期嚴家炎對施蟄存與新感覺派關系的論述，也需要作具體化和歷史化的考察。施蟄存堅持認為自己與劉吶鷗、穆時英的創作存在著“基本態度”上的不同，更偏向于心理分析小說，寫的也并非“現代都會文學”，因此不能納入新感覺派。在這一點上，由于施蟄存的反復申說，嚴家炎把他作為新感覺派作家加以論述越來越受到爭議，以至形成文學史的公案。這當然顯示了學界對施蟄存及新感覺派研究的不斷細致、深化。李歐梵1988年在臺灣地區出版《新感覺派小說選》時，施蟄存還算作“新感覺派”。但在完成于1990年代的《上海摩登》一書中，李歐梵已經把施蟄存和劉吶鷗、穆時英分開論述，前者作品被稱為“實驗小說”，后兩位作家屬于“新感覺派”。同為海派文學研究的重要學者，吳福輝到新世紀仍然認為施蟄存是“新感覺派”作家，他引用1982年施蟄存給自己的回信：“我的中間一段時期的小說，在創作方法上，可以說與穆、劉有共同處”，“‘新感覺派’是30年代初期在日本盛行的創作流派，我和劉、穆都受到一些影響”。31但認為施蟄存真正屬于“新感覺派”的只有1932至1933“中間兩年”的小說。更為重要的是，與劉吶鷗、穆時英直接受日本新感覺派啟發和影響不同，施蟄存接受的是弗洛伊德和靄理斯學說的影響。由于日本新感覺派是在精神分析學說籠罩下產生的，因而施蟄存是從源頭出發，而劉吶鷗、穆時英是“源下之流”32。這樣施蟄存和新感覺派的“和而不同”得以成立，吳福輝也因此認為施蟄存對“新感覺派”身份是“有限認同”。但另一方面，這樁公案也體現了一些后來研究者的“去歷史化”傾向，往往憑施蟄存的個人說法簡單地論斷是非，并未回到第一手材料和歷史現場，作更為深入的辨析。

那么，1980年代嚴家炎是如何在新感覺派的整體框架中論述施蟄存的呢？當時在《論三十年代的新感覺派小說》《三十年代的現代派小說》之外，嚴家炎還有《關于〈現代〉雜志》《略談施蟄存的小說》33兩篇文章和施蟄存直接相關，涉及新感覺派、心理分析小說、《現代》雜志等一系列重要問題。《論三十年代的新感覺派小說》這樣論述施蟄存和劉吶鷗、穆時英的關系：

中國新感覺派實際上是把日本這個流派起先提倡的新感覺主義與后來提倡的新心理主義兩個階段結合起來了。其中，劉吶鷗、穆時英的作品如果說具有較多新感覺主義的特點，那么，施蟄存的小說主要是新心理主義的產物，也可以說是典型的心理分析派作品。34

也就是說，日本新感覺派本身存在兩個發展階段：“新感覺主義”和“新心理主義”，劉吶鷗、穆時英和施蟄存恰好分別體現了兩個不同階段的特點。《略談施蟄存的小說》對其心理分析小說進一步加以闡明：“施蟄存是三十年代現代派作家之一，以運用弗洛伊德學說寫心理分析小說著稱”，“心理分析小說并不等于新感覺派小說，兩者并不是一回事；但它們之間又確有某種關聯。日本的新感覺派小說家如橫光利一等，后來就發展到了‘新心理主義’的道路上去。施蟄存等正是在這樣的條件下追求創新并寫作心理分析小說的，他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也不免接受日本新感覺派的影響。他創作的那些心理分析小說，大體上相當于日本新感覺派后期提倡的‘新心理主義’”。35這里對施蟄存與新感覺派的關系，以及施蟄存心理分析小說的看法是相當明確、嚴謹的。日本文學專家、翻譯家葉渭渠在《新感覺派的驍將橫光利一》中指出，“橫光利一（1898—1947）是日本新感覺派的核心和靈魂”。1930年橫光利一以小說《機械》轉向新心理主義，“設定了第四人稱的模式，試圖探索自我意識深處的心理的現實性”，對日本的現代主義造成了很大的沖擊。36至于施蟄存所受影響最深的奧地利心理分析小說家顯尼志勒，嚴家炎在寫于1980年代初期的未刊手稿《施蟄存與顯尼志勒》中對其創作有非常詳細的讀書筆記，并指出“施自述曾受顯尼志勒影響。他的有些小說，同樣有‘薄暮情調’”37。

1989年《中國現代小說流派史》出版時，嚴家炎把“新感覺派”一章改名為“新感覺派與心理分析小說”，更加突出了“心理分析小說”的獨特性和重要性，不僅僅是為了納入張愛玲的小說創作，也是進一步強調施蟄存在新感覺派中的特殊性。這也可以看作嚴家炎對1986年施蟄存回信提出進一步研究“此中之異同”的回應。由此可見，嚴家炎對“新感覺派”的命名和論述在不斷完善。《論三十年代的新感覺派小說》作為新時期該流派研究的發軔之作，是嚴家炎在大量第一手材料的基礎上作出的審慎的文學史判斷和論述，它也奠定了之后海派文學研究的堅實基礎。在中國現代文學館所藏一份27頁手稿中，嚴家炎對施蟄存《我的創作生活之歷程》及《上元燈》《將軍底頭》《善女人行品》《小珍集》等重要文章和小說集的初版本作了細致充分的閱讀筆記。正是由于這種文學史家的嚴謹與求實，使得施蟄存看到“前言”后大感驚喜：“我的零星文藝觀念，散見于諸雜文者，一經足下鉤稽，也居然有一個系統可尋。”李歐梵在《上海摩登》“中文版序”中也說：“北京大學的嚴家炎教授編的《新感覺派小說選》和他在這方面的學術論文，對我也甚有啟發，我編的一本同名書就是以之作原本的，雖然我們在看法上不盡相同。”38

嚴家炎對小說《石秀》的評價曾讓施蟄存耿耿于懷，甚至得出嚴家炎“根本不懂得弗洛伊德學說（Freudism）”的結論。有必要再次回到1980年代，重新考察《新感覺派小說選》“前言”對施蟄存等人提出的批評。論文在梳理介紹“新感覺派主要作家”劉吶鷗、穆時英、施蟄存的生平和創作之后，對新感覺派的三個創作特色分別作了精準的概括和精彩的論述。最后一節“新感覺派小說的傾向性問題”則批評了其小說創作的消極傾向，涉及施蟄存的有兩點。一是毫無批判意識地表現“二重人格”。嚴家炎認為：

《將軍底頭》里有些作品特別是《石秀》的問題，恰恰在于將古人現代化，將古人弗洛伊德化。作者是按照弗洛伊德、靄理斯這些現代人的理論主張來寫古代人的。在施蟄存筆下，石秀幾乎完全成了一個現代資產階級的色情狂和變態心理者，成了弗洛伊德學說所謂“性的沖動”與“侵犯沖動”的混合物，他不但因私欲不遂、出于嫉妒而挑唆楊雄殺死了潘巧云和迎兒，甚至還變態到了專門欣賞“鮮紅的血”何等“奇麗”，從被宰割者“桃紅色的肢體”，“覺得一陣滿足的愉快”。39

二是過度使用弗洛伊德學說，對一些事件和人物作了不正確的解釋。其中也批評《石秀》“在很大程度上脫離了石秀這個急公好義的起義英雄的特定情境，用弗洛伊德學說去修正歷史生活的邏輯，使作品成為弗洛伊德理論的一種插圖”40。施蟄存據此認為嚴家炎“不懂得弗洛伊德學說”，“還是用極左的一套文藝理論，英雄人物是徹頭徹尾的英雄，從內心到外表都是英雄思想”。如果讀過嚴家炎在1960年代前期發表的關于《創業史》的系列批評文章，“石破天驚”地指出梁三老漢是《創業史》最成功的形象，肯定不會認為他追求的是“徹頭徹尾的英雄”人物——這恰恰是他所反對的。“前言”對《石秀》的批評更談不上“極左”思想，實際上是嚴家炎與施蟄存對歷史真實與藝術真實理解的不同，這從嚴家炎稱贊姚雪垠長篇歷史小說《李自成》符合“明清之際的歷史實際”也可以看出41。而嚴家炎針對1930年代稱贊《石秀》忠實地寫出了古代人的思想面貌的評論，批評《石秀》“將古人現代化，將古人弗洛伊德化”，在這個意義上是完全成立的。

與“前言”對新感覺派創作特色分為三節的長篇大論相比，對“傾向性問題”的闡述實際上篇幅并不算長。但之所以為此專設一節，也與當時的“現代派”討論有關。嚴家炎在《歷史的腳印，現實的啟示》一文中提出：“要把對于西方現代派的某些肯定和借鑒，同對于這個流派思想體系的否定和批判結合起來。”42他對新感覺派的論述也遵循了這一原則。這在“現代派”討論中是很有代表性的思路。由于現代派與資產階級社會思潮的密切聯系，在1980年代初期的歷史語境中，容易被簡化為立場問題和方向問題，即便是提倡“現代派”的理論家、作家，也往往采用藝術形式與思想內容的二分法，肯定其現代形式、技巧，批判其背后的資產階級思想體系。43由這種二分法出發，形式乃至技巧獲得了獨立性和超階級性，從而為提倡“現代派”找到了歷史的合法性。在“風箏通信”中，馮驥才就認為“形式美有其相對的獨立性”44，劉心武盡管反對形式的獨立性，但認為“現代小說技巧（不是整個形式本身）也應當看作是沒有階級性的”45。嚴家炎對新感覺派“創作特色”為主、“傾向性問題”為輔的論述方式，也有這樣的表述策略在內。今天的親歷者回顧1980年代，往往視其為文學和學術的“黃金時代”，但其時的探索與發展并非一帆風順，甚至進兩步要退一步。正如吳福輝所說：“那是個向前大力突破，卻又必須留意身后的年代，就像一個球隊每一進攻都要準備好防止別人下絆子，要準備好防守，否則一不小心就讓別人抄了后路了。”46當然，也不能忽略嚴家炎對施蟄存小說有進行道德現實主義評價的內在沖動。與李歐梵、吳福輝、李今等進一步開展海派文學研究的學者相比，嚴家炎身上還有著時代賦予的道德熱情，他對石秀“變態”心理的不能理解，其實是不難理解的。因此身處1980年代，施蟄存完全能“感同身受”嚴家炎對“新感覺派小說的傾向性問題”的批評，甚至他在1982年給吳福輝的信中主動提出《十月》雜志推介他的小說時最好“加一篇分析批判”47。但到了更為開放、多元的1990年代，他可能就對此不能滿足甚至感到不滿。事實上，嚴家炎也很快意識到“新感覺派小說的傾向性問題”對現代派文藝思潮處理得有些簡單化。《中國現代小說流派史》出版時，他對這一節進行了修訂，增加了“西方現代派文學和悲觀主義思潮之間不可分割的聯系”的內容。48

從上文可以看出，1990年代施蟄存對嚴家炎的不滿主要集中于“傾向性問題”，這和他在《新感覺小說選》面世后對“前言”“征引資料，甚為廣泛，出我意外。論點也很客觀、平允”的贊美其實并不矛盾。但后來有的研究者以偏概全，甚至對嚴家炎的施蟄存研究全盤否定，便與實際情況大大不符了。這也提醒我們，在研究中如何把握與研究對象之間的距離感和分寸感。1980年代初既是現代作家紛紛成為“出土文物”的新時期，也是現代文學研究者解放思想、撥亂反正的歷史轉折時期。嚴家炎與施蟄存作為當時有代表性的學者和作家，其遇合、往來正體現了1980年代的特殊風景。

三、學者和作家的遇合：1980年代的特殊風景

新時期之初，現代文學研究新局面的打開，一方面在于為“文革”中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作家“翻案”，對受到“極左”思想干擾的既有研究“撥亂反正”；另一方面則在于搶救新文學史料，“翻案”作家的回憶性文章、相關資料大受重視，人民文學出版社甚至于1979年創辦了專門性刊物《新文學史料》。作為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會刊，同年創辦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真實全面地展現了當時的學界面貌。《叢刊》1979—1980年第一輯至第五輯的總目錄中，學者論文和作家回憶交相輝映，刊物在“魯迅研究”“作家作品研究”“現代文學史研究”等傳統學術研究欄目之外，設置了“作家自述”“作家傳記”“作家訪問記”“作家談創作”“回憶錄”“年譜”“資料”等史料欄目，幾乎占據了總目錄的半壁江山。49

在這種情況下，研究者與作為研究對象的在世作家的關系變得密切起來。1980年代嚴家炎在寫作《中國現代小說流派史》的過程中，與施蟄存、蕭乾、姚雪垠等人都有過書信往來。他為研究“社會剖析派”，曾兩次與吳組緗作面對面的訪談。他的弟子吳福輝，也是最早與施蟄存通信的青年學者。吳福輝為研究需要，還與錢鍾書、蕭乾、沙汀、汪曾祺等現代作家有大量的書信往來。1987年3月7日，就“京派”身份問題，汪曾祺在給吳福輝的信中說：“把我算在‘京派’里也行吧。嚴家炎先生就有類似意見，曾當面和我談過，我沒有反對。”50這樣的關系很可能成為文學史上的佳話，使得研究者可以直接獲得第一手材料，有力地推動和促進相關作家作品、思潮流派的研究，是研究者和研究對象的相互成就。但另一方面，研究者與研究對象之間的距離和分寸就成了難題，兩者的背離也不在少數。嚴家炎和施蟄存關系的變化，因其特殊性和典型性，便具有了言說的必要和展開討論的價值。一位優秀的學者，既要和研究對象保持一定的距離，以免陷入“先入為主”和抹不開情面的境地，又要對研究對象具有超越性，堅持自己作為研究者的主體性，也就是“在充分理解作家的同時超越作家的意識范圍，發現作家未意識到的作品的價值水平以及作品的潛在意義，并以獨特的審美理想進行審美再創造”51。嚴家炎對施蟄存和新感覺派的研究，體現了對學者主體性的堅持。這對于當下批評家如何開展文學批評也具有啟發性。1980年代的現代文學研究真正與時代同步，充滿當代性和現實感，與研究對象的遇合也是其當代性的具體面向之一。

京派研究同樣是嚴家炎現代小說流派研究的著力之處。在他的自述中，“京派小說則由我首先從審美角度加以論述”52。1989年《中國現代小說流派史》出版后，蕭乾給嚴家炎一連寫了兩封信，表達自己的喜悅之情：“承惠贈新作《中國現代小說流派史》，非常感激。我首先自然拜讀了關于京派的那章，深感你持論公允，敢于沖破五十年代的框框。尤其對沈從文的評價，甚是精辟大膽。”53次日通讀全書之后，蕭乾忍不住再寫一封長信，激動之情溢于言表：

我感覺您在“正統”文學史之外，另辟蹊徑，主旨也正是為了對“五四”以來的新文學，能更廣泛全面地認識一下。文學園中除了那幾株大芍藥、牡丹之外，也還有些不宜忽略——甚至踐踏的花草。我感覺除了作為史家的全面性，作為鑒賞家的客觀性之外，這里還有一腔俠膽義腸。因此，我是懷著感激的心情來讀它，好像開國四十年之后，終于遇到了一位知音。54

這里把現代文學比作一座花園，把像京派小說一樣為以往文學史所忽視、批判的作家作品比喻為“不宜忽略——甚至踐踏的花草”，暗示著“百花齊放”的希冀。這是新時期百廢待興的現代文學研究界所極力堅持的方針——“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作為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首任秘書長和《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主持具體工作的副主編，嚴家炎在回顧新時期初期為《叢刊》所做的工作時，談到1980年樓適夷稿件風波，因樓適夷文章提及胡風原是日共黨員，被重要刊物撤稿，嚴家炎頂著巨大壓力，決定由《叢刊》采用，他堅持認為：“為什么當人們強調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時候，反倒不能說明真相了呢？”55在嚴家炎看來，這才是真正貫徹“雙百”方針。但最終這篇文章還是未能在《叢刊》發表。樓適夷文章一波三折的遭遇也表明，其時要真正實現“百花齊放”還任重而道遠。

“百花齊放”也是嚴家炎從事現代小說研究的學術理想。在《中國現代小說流派史》“結束語”中，嚴家炎說：“文學藝術最容不得刻板簡單和整齊劃一。先哲有言：‘你們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羅蘭發出同樣的芳香，但你們為什么卻要求世界上最豐富的東西——精神只能有一種存在形式呢？’這也應該是我們從一部現代小說流派史中記取的根本教訓。”56從1981年“文學的現代化”研究思路的提出到幾乎持續整個1980年代的《中國現代小說流派史》的寫作，嚴家炎論述的脈絡相當清晰有序，發表于《文學評論》1981年第5期的《魯迅小說的歷史地位》在學界率先提出“文學的現代化”問題，認為魯迅是“中國文學現代化的開路先鋒”57，由此奠定了百花園中的“牡丹”地位。《中國現代小說流派史》通過思潮流派的提煉和總結使得一大批“花草”進入學界視野，確立其文學史地位，施蟄存和新感覺派就是其一。這種從牡丹、芍藥到其他花草的表述策略，是嚴家炎在1980年代的歷史語境中所能作出的最好的選擇。

注釋：

1 該書為1981年4月和1983年1月“中國現代文學思潮流派問題”兩次學術交流會的論文集，由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12月出版。

2 嚴家炎關于“新感覺派”的研究，目前的相關論文有不少基本史實的錯誤。《施蟄存先生編年事錄 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提到《論三十年代的新感覺派小說》發表于《中國社會科學》1985年第1期。這一說法被后來的許多研究者未加考證就直接沿用。筆者查閱了《中國社會科學》1980年至1998年的中文版和英文版目錄，均未找到該文。

3 嚴家炎著《中國現代小說流派史》附錄二“近二十年國內外評論《中國現代小說流派史》和《新感覺派小說選》的部分文章目錄”，《中國現代小說流派史》（增訂本），長江文藝出版社2009年版，第356—357頁。

4 參見李歐梵“中文版序”，《上海摩登——一種新都市文化在中國 1930—1945》，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5頁。

5 27 施蟄存致古劍（1986年2月28日），《施蟄存海外書簡》，大象出版社2008年版，第130、130頁。

6 參見施蟄存1983年3月15日日記，《更生日記》，《施蟄存全集》（第5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1735頁。

7 31 32 46 47 吳福輝：《施蟄存對“新感覺派”身份的有限認同》，《漢語言文學研究》2010年第3期。

8 岳洪治：《與施蟄存的會面與通信》，《中華讀書報》2023年8月9日。

9 施蟄存：《趙長卿〈探春令〉賞析》，《施蟄存先生編年事錄（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1167頁。

10 施蟄存致李歐梵（1985年3月12日），《施蟄存海外書簡》，大象出版社2008年版，第3頁。

11 施蟄存致李歐梵（1986年1月22日），《施蟄存海外書簡》，大象出版社2008年版，第5頁。

12 施蟄存致孫康宜（1991年3月14日），《施蟄存海外書簡》，大象出版社2008年版，第33頁。

13 施蟄存：《為中國問題擦亮“現代”的火花——答新加坡作家劉慧娟問》，《沙上的腳跡》，遼寧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82頁。

14 《文藝新聞》第33號，1931年10月26日。

15 施蟄存：《我的創作生活之歷程》，《創作的經驗》，魯迅等著，天馬書店1933年版，第82頁。

16 19 嚴家炎：《三十年代的現代派小說——中國現代小說流派論之五》，《小說界》1985年第1期。

17 18 施蟄存：《中國現代主義的曙光——答臺灣作家鄭明娳、林燿德問》，《沙上的腳跡》，第165、166頁。

20 《編者的話》，《小說界》1985年第1期。

21 “編者按”，《五四時期的“問題小說”》，《小說界》1984年第2期。

22 王蒙：《王蒙致高行健》，《小說界》1982年第2期。

23 劉錫誠：《1982：“現代派”風波》，《南方文壇》2014年第1期。

24 42 嚴家炎：《歷史的腳印，現實的啟示——“五四”以來文學現代化的斷想》，《文藝報》1983年第4期。

25 施蟄存致古劍（1984年5月24日），《施蟄存海外書簡》，大象出版社2008年版，第116頁。

26 施蟄存：《中外文化交融的“斷”與“續”——答〈人民日報〉記者錢寧問》，《沙上的腳跡》，第160頁。

28 44 馮驥才：《中國文學需要“現代派”！——馮驥才給李陀的信》，《上海文學》1982年第8期。

29 參見黃平《“現代派”討論與“新時期文學”的分化》，《揚子江評論》2016年第4期。

30 程光煒：《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現代派文學”》，《文藝研究》2006年第7期。

33 《略談施蟄存的小說》發表于《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85年第3期，和《關于〈現代〉雜志》一起收入嚴家炎著《論現代小說與文藝思潮》，由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

34 39 40 嚴家炎：《前言》，《新感覺派小說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16、32—33、35頁。

35 嚴家炎：《略談施蟄存的小說》，《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85年第3期。

36 葉渭渠：《新感覺派的驍將橫光利一》，《外國文學》1999年第4期。

37 嚴家炎：《施蟄存與顯尼志勒》，未刊稿，中國現代文學館“嚴家炎文庫”。

38 李歐梵：《上海摩登——一種新都市文化在中國1930—1945》，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5頁。

41 嚴家炎：《一個癡情者的學術回眸》，《東方論壇》2008年第2期。

43 參見王思遠《“蒸汽機隱喻”：1980年代文學的現代性想象》，《中國當代文學研究》2020年第5期。

45 劉心武：《需要冷靜地思考——劉心武給馮驥才的信》，《上海文學》1982年第8期。

48 56 嚴家炎：《中國現代小說流派史》，人民文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164、328頁。

49 《第一輯—第五輯總目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80年第4輯。

50 汪曾祺致吳福輝（1987年3月7日），中國現代文學館藏。此信收入季紅真主編《汪曾祺全集12 書信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19年版，第179頁。

51 劉再復：《論文學的主體性（續）》，《文學評論》1986年第1期。

52 未刊手稿，中國現代文學館“嚴家炎文庫”。

53 蕭乾致嚴家炎（1989年12月9日），《蕭乾文集10 書信卷》，傅光明編，浙江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第404頁。

54 蕭乾致嚴家炎（1989年12月10日），《蕭乾文集10 書信卷》，傅光明編，浙江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第405頁。

55 嚴家炎：《回憶我當“保姆”的日子》，《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0年第1期。

57 嚴家炎：《魯迅小說的歷史地位》，《文學評論》1981年第5期。

[作者單位：中國現代文學館]

[本期責編：鐘　媛]

[網絡編輯：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