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編者按

梅花、牡丹、荷花、金菊……不只是花名，金鷹、金雞……不僅是動物，飛天、華表、金鐘……也另有所指。在新中國的文藝百花園中，有這樣一些熠熠閃光的獎項，它們記錄著文藝工作者的榮耀時刻，承載著幾代觀眾的美好回憶。讓我們順著這些獎項寓意深遠的名字，走進時光的隧道，了解它們背后令人難忘的故事。

群眾踴躍購買《大眾電影》雜志參加百花獎評選。（選自《中國電影家協會六十年》） 作者提供

郭沫若向《紅色娘子軍》女演員祝希娟授予最佳電影女演員獎。 作者提供

1962年5月21日，一位女演員坐在從上海開往北京的火車上。她穿著借來的夾克衫，心情興奮又忐忑，這是她人生第一次睡臥鋪，更重要的是，此次北京之行的目的，讓她感覺無比光榮：領取首屆大眾電影百花獎的最佳女演員獎。她就是《紅色娘子軍》中吳瓊花的扮演者祝希娟。在第二天下午的頒獎禮上，她見到了周恩來總理，還獲贈了中國文聯主席郭沫若的書法作品“澆來都是英雄血，一朵瓊花分外紅”。這個激動人心的下午深深影響了祝希娟一生。那么，“大眾電影百花獎”究竟是什么獎？為什么有這么強的影響力？故事要從1961年開始講起……

■初心：一個由觀眾說了算的獎

“大眾電影百花獎”是在周恩來總理親自倡導下創辦的。1961年6月，在北京新僑飯店召開了“全國故事片創作會議”。周總理在會上強調，“文藝要好好為人民服務，就要通過實踐，到群眾中去考驗”，“藝術作品的好壞，要由群眾來回答，而不是由領導回答”。

中國電影工作者協會（即中國電影家協會）受命籌辦這個群眾性的電影評獎活動。根據當年的會議記錄，關于獎項的名稱，曾有過“《大眾電影》讀者評選1960—1961最佳電影獎”“工農兵獎”等設想，最后“百花獎”這個名字既有文藝范兒又喻義“雙百方針”，得到了一致認可。1961年10月，中國影協所屬《大眾電影》公布了評獎啟事，明確評獎目的是“鼓勵工農兵方向下的優秀影片，促進電影藝術創作的百花齊放”，評獎對象是1960—1961兩年中出品的影片，設大獎一個，獎給最佳影片，同時分設最佳編劇、最佳導演、最佳男演員、最佳女演員、最佳配角（包括正反面角色）、最佳電影攝影獎、最佳電影音樂獎、最佳電影美術工作獎、最佳戲曲片獎、最佳美術片獎、最佳紀錄片獎、最佳科教片獎。就這樣，獎項宗旨定位明確，四梁八柱齊備，“百花獎”在廣大群眾和電影人的期盼中呱呱墜地了。

從初設至今，“百花獎”的獎項設置有所變化。在影片獎項方面，后來分設最佳故事片獎和優秀故事片獎。在個人獎項方面，最佳導演、最佳編劇1981年被取消，又分別于2006年和2012年恢復；最佳配角在1983年后分設為男女配角；2006年增設了最佳新人獎。1963年曾設立榮譽獎，后改為終身成就獎。但不論獎項如何變化，由觀眾說了算的初心始終沒有改變。60多年來，“百花獎”猶如一塊磁鐵，以電影的名義，把無數熱愛電影的觀眾緊緊吸引在一起；它又像一盞路燈，以觀眾的名義，為廣大電影工作者指示著創作前行的方向。

■紐帶：拉緊觀眾與電影的聯系

在各種藝術類型中，電影的節獎活動可能是品類最多的，而在電影的節獎活動中，“百花獎”是最重視觀眾評價的。從創辦時起，觀眾就對它傾注了極大的熱情。第一屆百花獎舉辦期間，全國各地各行業10多萬人參與了影片評選，《大眾電影》編輯部共收到117939張選票，在北京女子三中的300名同學幫助下，經過幾天的奮戰，才統計出了全部結果。為了買到《大眾電影》參與投票，有些觀眾凌晨3點就去排隊。參與者不但有熱情，而且很較真。一位北京觀眾給《大眾電影》編輯部寫信說：“我們全家人用星期日的一個半天一起討論了應該得獎的影片。”遼寧的一家工廠只有一本《大眾電影》雜志，關注評選的工人則有4000多名，怎么辦呢？廠工會想了個“高招”，把候選影片、候選人名單抄錄在宣傳欄里，讓大家反復推敲，廣泛討論，仔細分析了半個月，然后才鄭重其事地填寫了選票寄往北京。

在評選中，觀眾對國產電影的喜愛得到了重視，電影工作者對觀眾的赤忱也得到了傳遞，而這又反過來加深了觀眾對電影的認知和感情。一位新疆觀眾說，參與評獎促使他認真思考分析影片的好壞。一位上海觀眾表示，自己平時看完電影喜歡和人討論影片的得失，“可是，談來談去，只是幾個人的看法，難于得到檢驗和提高。這次群眾性的評選‘百花獎’，就是要讓大家來總結哪部電影拍得最成功，哪些電影工作者工作得最出色，這是電影工作者對觀眾的信任，我們當然很興奮”。正如時任文化部副部長的齊燕銘在首屆百花獎授獎大會上的講話所言，這次評獎“不但是對1960—1961年這兩年來的電影藝術作了一次全面檢閱，而且也使電影工作者進一步了解到廣大群眾的要求和期望”。

如今，雖然這些記錄當年觀眾心聲的老期刊已經發黃變脆，但是觀眾熱愛電影、踴躍投票的熱情依舊。一句句真摯質樸的話語，充分說明“百花獎”不僅是一次電影評選，更是一次社會美育；不僅是對電影創作的推動，更是對文化風尚的引領。

新時代的文藝評論應當更加有效引導創作、推出精品、提高審美、引領風尚。文藝評獎應當為誰而評、由誰來評，發揮什么樣的作用、如何發揮作用，“百花獎”的歷史經驗無疑提供了可資汲取的寶貴經驗。

■縮影：中國電影奮進的微觀史

綜觀“百花獎”的發展歷程，大體可分3個階段。從1961年創立到1964年停辦為第一階段；從1978年恢復到2011年為第二階段，進入與中國電影金雞獎“雙獎”協同發展的時期；2012年以來“百花獎”在改革創新中進入第三階段。

1979年，《大眾電影》復刊，發行50萬冊，茅盾題詩祝賀“恢復刊名大眾，緬懷從前內容。亦莊亦諧瀟灑，百花齊放爭榮……”兩年后，雜志發行量即增加到了950余萬冊。被迫中斷十幾年，第三屆“百花獎”終于在1980年再續輝煌，當年收到手寫選票160萬張。第四屆百花獎的參與者更是達到了200萬人，創造了群眾參與電影評獎的又一個“奇跡”。

各地掀起了搶購《大眾電影》雜志的熱潮。上海化工專科學校只搶到了4張選票，全校希望參與投票的則有2000多人，學校為此專門組織了“百花獎”預選，復印了200張預選票，由每個班級的代表參與預選，同時組織了評選委員會請各班代表充分討論，最終完成了4張選票的填寫。有的觀眾給《大眾電影》的信中寫道：“雖然我知道全國有數以十萬、百萬計這樣的選票，我的這張選票并不能起決定性的作用，可是我還是覺得手中的筆有千斤重……我絕不能輕易落筆，因為我要填寫的不僅是一張普通的選票，而是一個讀者、一個電影觀眾獻給祖國電影事業的一顆熾熱的心。”不僅普通觀眾，科學家和文學家同樣對“百花獎”充滿了熱情。華羅庚興致勃勃地填了選票，并賦詩道：“科學與藝術，本是他與她，論性質相隔十萬八，但在社會發展的今天，相輔相成，兩戶成一家。”詩人邵燕祥沒有拿到選票，為此還專門寫了一首詩寄到《大眾電影》雜志社，題目就叫《請給我一張選票》。除了國內，編輯部還收到了來自赤道幾內亞、加納等國的選票。

著名導演謝晉曾呼吁，在金雞獎、百花獎“雙獎大會”的基礎上，創辦具有中國特色的電影節。為了適應電影發展的實際需要，回應業界和觀眾的呼聲，經上級部門同意，中國影協創辦了“金雞百花電影節”，1992年，桂林獲得了首屆承辦權。2005年，全國性評獎改革中，“金雞獎”和“百花獎”從每年頒布一次改為輪流舉行、交替頒布。“金雞獎”為奇數年頒布，“百花獎”為偶數年頒布。

一路走來，“百花獎”定格了國人與中國電影的難忘瞬間，記錄了電影帶給國人的歡樂和感動。在發展和轉型中，“百花獎”的覆蓋范圍逐步拓展到港臺電影界。“百花獎”評獎方式也隨著時代變遷和媒介發展而不斷調整升級。陸續增加了網絡投票、手機投票、全媒體平臺投票、網絡注冊投票、掃描二維碼投票等方式。

■豐碑：為中國電影“人民性”代言

回到本文開頭提到的那一幕，50多年轉瞬即逝，2018年第27屆中國金雞百花電影節上，祝希娟被中國文聯授予終身成就電影藝術家榮譽，撫今追昔，80高齡的老藝術家無限感慨：“第一屆大眾電影百花獎，是近12萬名觀眾一票一票投出來的，這是觀眾給予的榮譽，我永遠對觀眾滿懷感激之情。”她記得，在首屆百花獎頒獎大會上，周總理對獲獎人員說：“觀眾給你們的榮譽要珍惜啊。”

作為我國電影史上第一次群眾性的影片評獎活動，60多年來，“百花獎”不愧為中國電影人民性的代言人。

在長長的獲獎名單中，我們看到了《紅色娘子軍》《吉鴻昌》《天云山傳奇》《人生》《開國大典》《大決戰：遼沈戰役》《鴉片戰爭》《集結號》《戰狼》《我和我的祖國》《你好，李煥英》等足以寫進中國電影史冊的作品，我們見到了謝晉、陳強、李默然、王曉棠、牛犇、王馥荔、姜文、張藝謀、陳佩斯、鞏俐、李雪健、趙麗蓉、葛優、馮鞏、潘虹、張國立、周迅、吳京、張譯等幾代中國電影人邁向藝術高峰的攀登身影。

不論是弘揚愛國主義的黃鐘大呂之作，還是展現百姓家事的溫暖治愈佳片；不論是再現英雄楷模感人事跡，還是講述蕓蕓眾生酸甜苦辣；不論是表現歷史文化風貌，還是反映社情民意熱點，“百花獎”始終與時代同頻共振，與人民同向同行。它忠實傳遞并積極回應著群眾對電影的評價，在匯聚群眾口碑中鑄就了中國電影的豐碑。

（作者：胡一峰，系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