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原標題：《子夜》中的資產階級何以民族、經濟危機何以世界？

1939年6月，茅盾在演講中談論《子夜》怎樣寫成時，曾提及“一九三○年春世界經濟恐慌波及到上海”。［1］由此，越來越多的評論者傾向于在《子夜》與“世界經濟恐慌”之間建立某種直接的對應關系，仿佛《子夜》中實業家吳蓀甫的失敗，不僅是“外資的壓迫”這個帶有意識形態色彩的因素導致的，更是“世界經濟恐慌”造成的。然而，吳蓀甫真是被“世界經濟恐慌”擊垮的嗎？

有學者系統總結了《子夜》中所寫的造成民族工業困境的七個原因：第一，中原大戰的影響；第二，國內苛捐雜稅加重了產品的成本，影響了產品的競爭力；第三，關稅不能保護民族工業；第四，世界經濟危機的影響；第五，工人斗爭和農民暴動的影響；第六，技術落后，管理不善，導致產品缺乏競爭力；第七，買辦金融資本家的金融封鎖。其中，第四條“世界經濟危機的影響”，例舉了小說中的具體情節：“由于世界經濟危機而造成絲價大跌。本來廠絲可以賣到900兩一包，后來竟跌到600兩一包，無法拋售。朱吟秋和吳蓀甫先后都因此壓住了資金。”［2］然而，以上七個方面其實是針對小說中宏觀上的民族工業困境而言，那么具體到吳蓀甫個人，他失敗的具體原因又是什么？吳蓀甫的失敗與小說所寫的民族工業困境是完全一致的嗎？

近年來，以經濟視角研究《子夜》取得了越來越多的突破，其中的一些重要研究呈現了世界經濟大蕭條、民國經濟危機與茅盾小說書寫之間的復雜關系，［3］揭示了意識形態因素對茅盾寫作的影響。［4］也有研究雖然細致考察了20世紀30年代中國經濟現實，［5］但對《子夜》文本的研讀尚不夠充分，未能在小說中關于吳蓀甫的具體書寫與“世界經濟恐慌”之間找到切實的聯系。事實上，除了第二章中直接提到一句“世界產業凋敝”、第七章間接提到美國經濟受影響［6］之外，小說中很少出現關于“世界經濟恐慌”的表述，更未直接寫吳蓀甫的失敗是由“世界經濟恐慌”造成。

可見單純的經濟學視角［7］是不夠的，研究者還需要在經濟史視角下展開對茅盾小說文本的細讀，而不再只停留于文本之外的史料，這樣才能達成“一種‘雙向互犁’的研究，而非比附性的論證說明”。［8］在經濟史視角下的文本細讀，當然不能再重復新批評所強調的封閉式閱讀，而是通過將經濟史與文本細節互參互滲，從而獲取新的發現，以此探尋《子夜》中吳蓀甫失敗的具體原因、世界經濟危機到底在茅盾小說中何處體現，以及茅盾這樣寫的用意究竟何在。

一、掣肘工業發展的公債投機

茅盾在《子夜》原文中說吳蓀甫“夾在三條火線中”：一是其裕華絲廠罷工耽誤生產；二是資金周轉不靈，家鄉變亂遭致損失慘重，難以調來資金用以組建益中公司，后又遭到趙伯韜的金融封鎖，而趙伯韜甚至要吞并其企業；三是其在公債投機中與趙伯韜為敵。對應小說的結局，在第一條戰線上，吳蓀甫的手下屠維岳抓捕了女工中的共產黨員并平息了罷工，絲廠繼續開工，取得勝利；在第二條戰線上，益中公司下屬的各小廠被迫出頂，只剩存款業務，實業經營已經失敗；在第三條戰線上，由于姐夫杜竹齋的背叛，做空頭的吳蓀甫被做多頭的趙伯韜和杜竹齋聯合擊敗。最終，因為在后面兩條戰線上失敗，吳蓀甫命令裕華絲廠“明天全廠停工”。［9］

在討論吳蓀甫的成敗之前，首先需要注意的是，實業（主要是工業）與金融雖有關聯，卻是兩個不同層面的經濟范疇。如果說吳蓀甫的裕華絲廠和益中公司的八個小廠還能算作民族工業縮影的話，他的大規模的公債買賣則是一種金融投機方式，所展現的是內戰時期中國經濟上出現的一種金融亂象。［10］小說最終結局是吳蓀甫做公債投機失敗，并非絲廠經營失敗。那么做實業的吳蓀甫何以參與公債投機，又為何堅持做空頭而遭到慘敗？對此，如果留意1930年中國金融在政局動蕩中的發展，尤其是政府公債的發行與投機，就會對《子夜》中不厭其詳地描寫的交易所斗爭有所了解。

國民黨經過兩度北伐，表面上實現了國家政局的統一，但中央軍（蔣派）與馮、閻、桂等尊奉國民黨旗號的“新”軍閥之間卻爆發多次戰爭。1930年，馮、閻、桂、張（發奎）發動聯合倒蔣的中原大戰；而奉汪精衛為首腦的國民黨改組派，也力圖聯合各派勢力在軍政兩方面一舉倒蔣。由于軍費難支，蔣派以南京中央政府的名義發行了大量公債，從1929年1月至1930年4月，就發行了“賑災公債”1000萬元、“裁兵公債”5000萬元、“續發卷煙稅國庫券”2400萬元、“關稅庫券”4000萬元、“編遣庫券”7000萬元、“收回廣東粵漢鐵路公債”2000萬元、“關稅公債”2000萬元、“交通部電政公債”1000萬元、“卷煙稅庫券”2400萬元等9項單筆上千萬元的公債，而用作擔保的則是“卷煙統稅”“關稅收入”等。其中的“關稅庫券”“裁兵公債”和“編遣庫券”更被恐慌者戲稱為“棺材邊”。戰局難料，一旦中央軍大敗甚至被趕出“中央”，民眾所購買的這些中央政府發行的債券，實在難保下屆“中央”能夠照單按期支付本息。而蔣派中央政府不僅不能立刻消滅軍閥，又面臨公債到期難還，只好加緊多發新債，以還舊債。據經濟學家朱璈1934年的估算，1927年到1931年間中央政府累計發行了10.06億元的公債。［11］

故而1930年9月前，在中原大戰戰局未定之時，公債市場上炒作之風大盛。那些認為中央軍要勝，將來會連本帶息償還公債的投機商，自然看好公債會漲而多多買進，以待價格上漲后高價賣出獲利，此即為“多頭”；另一些人認為中央軍要敗，將來換了另一個“中央”難保舊債能被按期償還，自然不看好公債而向交易所抵押借出大筆公債，想趁價格未跌之時大賣，將來跌價后再低價買回債券，到月底的交割期以債券還給交易所，以此獲利，即為“空頭”。兩方獲利渠道相反，勢同水火。當時茅盾認為“人民購買公債本來應該是一種儲蓄性質。但民國自有公債以來，就不是儲蓄的，而是‘投機的’”；而且“公債市價的變動常以政局的變動為主要原因”。［12］而小說中吳蓀甫5月份在第一次與趙伯韜聯手做多頭時，便懷疑這是趙伯韜的圈套。此后他在6月和7月先后兩度改做空頭，遂與做多頭的趙伯韜勢同水火。選擇做多還是做空與雙方對公債漲跌的判斷有關，更與雙方對中原大戰的戰局判斷有密切關系，而對戰局的判斷又與雙方各自的政治傾向［13］不無關系。小說只寫到中原大戰勝負未分的7月公債交割期前，但茅盾是在1932年冬完成寫作的，他當然知道1930年9月這次大戰的最終結局是張學良遣東北軍入關助蔣派中央軍戰勝與汪派勾結的馮閻桂張各派軍閥，而公債市場無論在每個月的交割期內怎樣波動，都不會使堅持做空的吳蓀甫一方取得最終勝利的。

而《子夜》結尾將吳蓀甫失敗的具體原因，寫成7月公債投機中做空頭時遭到姐夫杜竹齋出賣，并未觸及9月中原大戰的結局，也不涉及1930年汪蔣爭奪國民黨中央正統的最終結果。公債投機并不屬于實業范疇，僅僅是工業家吳蓀甫等在放棄益中公司之后孤注一擲的金融投機，這和銀行家趙伯韜等的金融投機并無本質區別。吳蓀甫公債投機失敗，并不能等同于民族工業的失敗。益中公司下屬各小廠的出頂，在此次金融投機失敗之前就已完成；而裕華絲廠直到小說結局都并未被抵押成，換言之，最后這次金融投機勝敗與否，都無關絲廠和益中公司下屬實業的處境，亦不能視為世界經濟危機的影響。那么吳蓀甫在另外兩條戰線上的勝負，又是否緣于世界經濟危機？

二、困于中原大戰的益中公司

既然《子夜》結局所寫的是第三條戰線上的公債投機，那么在最后這次金融投機之前，益中公司所屬企業為何被迫出頂？吳蓀甫在第二條戰線上失敗的原因又是什么？

小說中，益中公司是由吳蓀甫、王和甫及孫吉人這三位實業家共同出資創辦的。其中，孫吉人是太平洋輪船公司老板，還運營皖北長途汽車；王和甫是河南大興煤礦公司老板；吳蓀甫則是上海裕華絲廠老板。在5月18日吳老太爺的葬禮上，各色企業家和金融家甚至政客軍人齊聚吳府。實業家孫吉人提議聯合實業界同人繞開銀行業，創辦自己人的金融流通機關。政客唐云山主張拉吳蓀甫一同來辦。而吳蓀甫恰有一個久在構思中的“大計畫”，要“大規模地進行企業”。到6月初，益中公司利用舊賬一下子收購了多個小廠：“燈泡廠，熱水瓶廠，玻璃廠，橡膠廠，陽傘廠，肥皂廠，賽璐珞廠”，而吳蓀甫他們之所以吞并這么多輕工業小廠，除了收購和經營成本相對較低等商業上的考慮之外，還出于同日本輕工業在華工廠相競爭的野心，甚至妄想讓他們的輕工業產品“走遍了全中國的窮鄉僻壤”。這明顯帶有吳蓀甫等“民族資本家”的某種民族情緒和不切實際的幻想在內。此外，吳蓀甫還準備接辦陳君宜的綢廠和朱吟秋的絲廠。然而，過于迅猛的擴張導致益中公司資金周轉不靈，一面瘋狂地收購小廠并投入大量資金，一面又在公債市場投機，以致陷入資金困境，“場面剛剛拉開，馬上就鬧饑荒”。［14］企業家的公債投機占用大量資金，反而成了其創辦企業的內在障礙。

早在5月底，趙伯韜就估計“也許三個月不到”，吳蓀甫的益中公司在錢這方面就會“兜不轉”。6月中旬，杜竹齋因趙伯韜的威脅而退股益中，他為益中信托公司拉來的存款也突然變卦。吳蓀甫的資金周轉問題已經十分嚴重，幾天內就需要發工人工資“總共五萬多塊”，而新進的原材料“總共得七萬多塊錢”，還需擴充費用“三十萬”。此外，收購朱吟秋的乾和絲廠不僅耗資約三十萬，并且堆在那里的干繭和存絲就白白占著二十萬的流動資金無法變現。而戰事阻斷交通影響銷路，這些小廠只有投入沒有回報，天天“凈賠開銷”。在這種資金不足的情況下，公債投機又出了問題，所以“要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從那九個廠里榨取他們在交易所里或許會損失的數目”，只好決定“八個廠開除工人，三百到五百，取消星期日加工，延長工作時間一小時，扣‘存工’，還有——工錢打九折”；同時益中租用的陳君宜的綢廠也“減薪，開除工人，延長工作”。到了6月底7月初，中原大戰影響交通導致“商業蕭條”，益中公司“上星期裝出去的貨都如數退了回來了”。益中公司吸收存款來放貸給八個廠，“貨出來了，卻不能銷，還得上堆棧花棧錢”。當火柴廠老板周仲偉也尋求益中投資甚至代管時，王和甫拒絕他的理由便是“長江客銷不動，本街又碰著東洋廠家傾銷”，之前收購的工廠現在每天也只“開工半天”。［15］可見，正是公債投機造成的損失和中原大戰帶來的滯銷，嚴重影響了益中公司的工業發展與擴張。而益中公司所收購的各小廠的產品也根本不是要去國際市場競爭，其在上海本埠甚至競爭不過日貨，上海出產的輕工業產品真正要銷往的地區是內地。這些主要依賴于國內市場的日用品制造廠，其貨物積壓顯然是困于內戰，而與世界經濟危機并無直接關系。

當然，如果益中公司能夠獲得更充足的資金，或許其下屬的這些廠還能熬到戰事結束之后。但趙伯韜挑唆金融界困死益中，吳、孫、王三人又集中全部資金孤注一擲試圖在公債投機中擊敗趙伯韜，更使得這些工廠難以獲得足夠資金。公債投機導致資金不夠充足，無法給這些工廠“續命”，加速了其失敗，但并非根本原因。受中原大戰影響，不僅工廠產品滯銷，王和甫、孫吉人原本經營的河南的煤礦和江北的運輸都無法經營。而隨著戰事不斷延長，孫吉人“江北的汽車被征發了，川江輪船卻又失蹤”。最終，吳、孫、王三人認識到“時局和平無望，益中多維持一天就是多虧一天本”，“而且事情壞在戰事延長，不是我們辦企業的手腕不行”。［16］之后，他們雖然拒絕了趙伯韜，卻也不得不將這些小廠頂給別人，益中公司轉而專做信托，不再經營工業。一個民族工業的“大計畫”就此失敗。顯然，在小說的書寫中，中原大戰才是實際影響實業發展的最重要因素。［17］

不同于第二章吳府葬禮上借企業家牢騷而側面揭示的那些困境，小說用十幾章的篇幅詳寫了作為企業家聯合體的益中公司如何一步一步走向失敗。通過文本細讀可以發現，益中公司失敗的主要原因是中原大戰，并非世界經濟危機。而茅盾在前述1939年演講中所強調的“外資的壓迫”和“世界經濟的恐慌”，或多或少可以視為又一次“意圖謬見”［18］的展現，與小說實際所寫的具體情節并不完全相符，而更符合某種特定的意識形態訴求。

三、因罷工而受損的裕華絲廠

盡管吳蓀甫在第二、三條戰線上都失敗了，但在第一條戰線上，吳蓀甫依靠屠維岳的努力成功平息了裕華絲廠罷工，取得了勝利。那么裕華絲廠是否像那些日用品小廠一樣“生產過剩”？又是否因世界經濟危機而受影響？

如前所述，吳蓀甫說過“可是我還知道另外一個鬼，比這更大更利害的鬼！世界產業凋敝，廠經跌價”。主要靠出口“廠經”等生絲產品的裕華絲廠，自然因世界經濟危機而在絲價方面有所損失。但裕華絲廠在小說結局中并未倒閉或轉手，也未被趙伯韜吞并，只是因吳蓀甫公債投機失敗后灰心而遭其下令暫時停工。然而茅盾在1980年那篇著名的回憶錄《〈子夜〉寫作的前前后后》中曾明確說過，在世界經濟危機背景下，日本絲在國際市場上競爭導致絲價大跌而影響中國絲業。并聲稱自己在1930年冬重訪同鄉故舊時得知：“僅一九三○年，上海的絲廠由原來的一百家變成七十家。無錫絲廠由原來的七十家變成四十家。廣東絲廠的困難也差不多。其他蘇州、鎮江、杭州、嘉興、湖州各絲廠十之八九倒閉。四川絲廠宣告停業的，二、三十家。這都是日本絲在國際市場上競爭的結果。這堅定了我的以絲廠作為《子夜》中的主要工廠的信心。”［19］難道茅盾關于1930年中國絲業困頓的回憶不是對《子夜》最好的說明？

有學者考證指出，［20］1957年陳真、姚洛合編的《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中也有這樣一段關于1930年中國絲業的話：“同時復因世界市面衰落，各國絲廠大半減工停業，生絲銷路大減，日本絲貶價出售，華絲無法競爭。故絲業之衰敗，為數十年所罕見。上海絲廠106家中，年終時停業者約達70家，無錫絲廠70家中，停業者約40家，廣東絲廠情形之困難，亦復相類。”編者說這些數據“摘自中國銀行1930年度營業報告31-33頁”，并稱1931年“上海107家絲廠，工作者僅20余家，無錫49家中工作者亦只10余家。其他蘇、鎮、杭、嘉、湖各廠，十之八九，均已停閉”。［21］而其中最后一句［22］又與茅盾回憶錄中的句子“其他蘇州、鎮江、杭州、嘉興、湖州各絲廠十之八九倒閉”幾乎一致。［23］

茅盾在回憶錄中，對五十年前耳聞所得的數據有如此清晰準確的記憶，并與1957年出版的《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所引用的“中國銀行1930年營業報告”在數據甚至諸多用詞上幾乎完全一致，僅把上海絲廠“停業者約達70家”的說法“記”成了“變成七十家”，弄混了減量和存量，把“亦復相類”寫成“也差不多”這樣一句通俗易解的白話。很顯然茅盾寫回憶錄時是為了追求“記憶”的準確而在子女的幫助下參考了大量原始史料數據。這一方面證明回憶錄中所言非虛，另一方面也說明這些數據并非源于茅盾當年的記憶，固然可以反映1930年的中國經濟，卻不能反映茅盾寫作時的原初心態。回憶錄對小說寫作的闡釋也就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作者查閱資料時所見所得與五十年后作者自己對作品的主觀判斷的干擾，而不見得與當年寫作時的實際情形一致。因此，要考察小說寫作時的真實狀態，固然可以適當參考回憶錄，但不能僅憑五十年后的回憶和經濟史數據，還需對照小說文本中的情節本身。

既然“絲業關系民族工業尤大”，那《子夜》究竟是如何描寫絲廠的？小說主要寫了吳蓀甫的裕華絲廠和朱吟秋的乾和絲廠。其中第二章曾借吳老太爺葬禮上一眾企業家之口揭示了當時的民族工業困境。如朱吟秋就認為自己的乾和絲廠有“四大敵人”，遭到“四面圍攻：工人要加工錢，外洋銷路受日本絲的競爭，本國捐稅太重，金融界對于放款又不肯通融”。這里的“外洋銷路受日本絲的競爭”，雖然不是直接由世界經濟危機造成的，卻也是發生在1929—1933年世界經濟大蕭條的背景下。盡管有所謂“四大敵人”，但實際上朱吟秋的乾和絲廠最根本的問題在于他貪心囤積干繭和產品而經營不善，“他的問題很簡單：怎樣把到期的押款延宕過去，并且怎樣能夠既不必‘忍痛’賣出賤價的絲，又可以使他的絲廠仍舊開工”；而“他實在并沒負債；雖然有押款二十多萬壓在他背脊上，他不是現存著二百包粗細廠絲和大量的干繭么”？［24］也就是說，如果貸款可以延期，乾和絲廠完全可以支撐下去，不會落到吳蓀甫手中。

那么吳蓀甫的裕華絲廠又如何？“在四五個月前廠經尚未猛跌的時候，吳蓀甫不是拋售了一千包洋莊么？因此在目前絲業中人大家都想暫時停工的時候，吳蓀甫是在趕工交貨的”。甚至工人們也已經知道吳蓀甫“拋售的期絲不少，現在正要趕繅交貨”，故而才有怠工甚至罷工來威脅資方要求發米貼的事。其“趕工交貨”顯示了吳蓀甫受世界經濟危機影響不大。其他絲廠在歐美市場或多或少地受到日本絲競爭，不低價虧本銷售就難以奪回市場，而吳蓀甫的裕華絲廠早在幾個月前就已經趁絲價未猛跌之際提前拋售，現在還有大額訂單需要按舊價來趕工交貨，非但不屬于生產過剩，反而處于緊張加班生產之中。到5月底，小說中的經濟學家李玉亭也看出，“在故鄉農民暴動中受了若干損失的吳蓀甫，不但想廉價地吞并了朱吟秋的絲廠以為補償，并且想更廉價地攫取了朱吟秋的大批干繭來趕繅拋售的期絲，企圖在廠經跌價風潮中仍舊賺錢”。裕華絲廠利用低價套取乾和絲廠干繭，還有可能獲得一定的利潤空間。到了6月，吳蓀甫如愿以償，在“已經收買了些繭子”，“繭子已經夠用”［25］的情況下，又獲得了朱吟秋的繭子。“在廠經跌價風潮中仍舊賺錢”的裕華絲廠，顯然和那些面臨倒閉的上海絲廠處于不同的情形當中。“中國銀行1930年營業報告”和茅盾回憶錄中關于中國各地絲廠紛紛倒閉的數據確實不假，但真實的經濟史，并不等同于虛構的小說。茅盾并未按照當年絲業普遍情形來寫裕華絲廠，而是使其成為絲價大跌風潮中獨善其身的一家。

到6月下旬，吳蓀甫吞并了朱吟秋的乾和絲廠，“就他的全部資產而論，這兩個月內，他是飛躍地增加，少說也有二十萬；然而堆棧里的干繭就擱煞了十多萬，加之最近絲價狂跌，他再不能忍痛拋售，這存絲一項也擱煞了十多萬”。乾和絲廠以往積壓的存絲確實因絲價狂跌而滯銷，變成一件“濕布衫”，但吳蓀甫自己的規模更大的裕華絲廠此前拋售的期絲仍未趕繅完成。也正因此，裕華絲廠才必須盡快平息罷工，加快生產，因為“他知道目前各絲廠的情形就像一個大火藥庫，只要一處爆發了一點火星，給工人們一個口實，立刻就會蔓延開來，成為總同盟罷工的。而他自己此時卻正在趕繅拋售出去的期貨，極不愿意有罷工那樣的事出來”。一旦因怠工罷工而停產或延遲生產，會讓他失去已有的訂單，帶來損失，所以吳蓀甫要極力避免出現罷工。［26］小說由此詳細描繪了裕華絲廠三次罷工斗爭，吳蓀甫甚至一度被罷工工人包圍，困在絲廠大門口。最終依靠屠維岳的分化安撫政策，使女工恢復上工，替吳蓀甫挽回了可能發生的巨大損失。

值得思考的是，《子夜》既然極力描繪民族工業的困境，甚至詳寫益中公司所經營的輕工業小廠的最終失敗，那作為民族工業代表的絲業領軍大廠，裕華絲廠規模遠超那些小廠，又是主人公吳蓀甫的主業，小說為何要寫吳蓀甫在這一條戰線上的勝利而不寫其失敗？作為資本家的吳蓀甫，在罷工斗爭中取得勝利，成功地平息罷工風潮，抓捕了共產黨員，并較為長久地摧毀了工廠中繼續罷工的革命力量，這樣的寫作，豈不是描繪了中共罷工斗爭的失敗和資本家的勝利？

事實上，這正是《子夜》需要完成的一個重要意圖——揭示“立三路線”的失敗。《子夜》固然因瞿秋白的要求而寫民族資產階級無法戰勝買辦，突出了中國發展資本主義的無望這一主題；但另一方面，1930年夏從蘇聯回國的瞿秋白，9月底就在中共六屆三中全會批判了“立三路線”，正是瞿秋白及時將各地冒進的紅軍和損失慘重的罷工運動從危險的邊緣拯救回來。在“回答托派”之外，糾正“立三路線”同樣是瞿秋白的意識形態訴求。1931年，瞿秋白在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后被解除領導職務，在與茅盾的會面中對其正在創作的長篇小說寫作給予了政治方向的指導。而后世評論界過于看重茅盾自1939年演講以來所突出的“回答托派”主題，仿佛《子夜》描繪工人罷工，就是對罷工運動的簡單支持，而未能充分地注意到《子夜》通過書寫“五卅”紀念日游行中的大批被捕者，呈現了“立三路線”下飛行集會等“左傾”行為的冒險性。眾所周知，1930年李立三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首先勝利》的決議，要求全國中心城市起義并集中紅軍攻打中心城市，在上海發動各行業同盟總罷工，最終導致各地紅軍和城市地下黨損失慘重。而《子夜》中的共產黨罷工運動領導人克佐甫，在裕華絲廠工人黨員被抓之后，仍不顧實際地要求第二天繼續罷工，并將直接負責裕華絲廠罷工運動的地下黨領導人瑪金的合理意見指責為右傾，這種做法正與“立三路線”一致。［27］小說中年輕的地下黨員蔡真，也只會背“公式”一般的套話，不切實際更甚于克佐甫。最終瑪金和裕華絲廠的女工領袖被屠維岳的密探抓捕，在較長的時間內都無法恢復中共地下黨在工人中間的活動，裕華絲廠的罷工運動走向失敗。［28］

由此可見，盡管《子夜》通過一眾企業家之口揭示了民族工業的困境，但具體到中國工業出口最有影響力的絲業，卻并未詳寫歐美經濟大蕭條和日本絲業的競爭對裕華絲廠的實際影響，反而用前后跨越十幾章的大量筆墨來寫裕華絲廠如何平息中共地下黨領導的罷工，以避免無法按期交貨帶來的損失。這樣的寫作，固然是出于揭示“立三路線”的意圖，卻也將中共地下組織發起的罷工，寫成了損害絲業的力量。那么《子夜》為何在具體情節上會如此描繪“關系中國民族工業尤大”的絲業，而不像茅盾在1939年演講中所說那樣，去突出地描繪民族資產階級受“世界經濟恐慌的威脅”和“外資的壓迫”而未能帶動中國發展資本主義？

四、資產階級何以民族？

事實上，在茅盾的最初構想中，所要寫的并非絲業，而是棉紡織業，其中就設計了由競爭者煽動的罷工。［29］后來改為絲業，仍保留了罷工等最初設計。在隨后寫成的小說《提要》中，設計了絲廠第二次罷工“即有趙派在中鼓動”，第三次罷工“為趙派所鼓起”，都將煽動罷工作為趙伯韜打擊吳蓀甫的一種手段。到后來詳細的分章大綱中，也寫了工會里的蔣派錢葆生“是煽動工人罷工的”。［30］但到最后完成的小說手稿中，這些由反對力量所煽動的罷工都未寫，只寫了工人自發的工潮和中共地下黨領導的罷工斗爭。可見在茅盾的最初構想中，可以被對手利用的工潮也曾是干擾民族工業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而到后來的具體寫作中，罷工運動主要是中共地下黨領導的一種革命活動，與農村的暴動和紅軍的軍事斗爭具有相通的性質，是土地革命期間都市革命斗爭的重要組成部分，盡管不乏“左傾”色彩，卻符合中共當時的意識形態要求。從最初設想到后來具體寫作的變化，導致小說把中共方面組織的罷工放在了干擾民族工業發展的那一面當中。

曾經糾正了“立三路線”的“左傾”錯誤的中共領導人瞿秋白，在小說出版后幾個月就寫了《讀〈子夜〉》，完全站在肯定罷工斗爭正義性的立場上，一面批判“立三路線”的盲動，一面否定民族資本家所謂發展民族工業的虛偽論調。［31］在瞿秋白的意識形態視角下，民族工業是否因罷工運動而受損，根本無需論及。而民族資本家所謂發展民族工業的論調，則被視為一種偽裝。換言之，民族資產階級的民族性本身，就是被質疑的。

而在茅盾的寫作中，盡管吳蓀甫被塑造成了具有發展民族工業雄心壯志的民族資本家形象，但吳蓀甫對個人利害得失的計較遠遠重于那套國貨論。小說第二章寫吳蓀甫面對罷工而自嘲：“開什么廠！真是淘氣！當初為什么不辦銀行？”但隨即又轉成堅決的態度：“不！我還是要干下去的！中國民族工業就只剩屈指可數的幾項了！絲業關系民族工業尤大！”似乎以發展民族工業為己任。而后來面對詩人范博文挖苦他為什么定要辦絲廠時，吳蓀甫的回答是：“中國的實業能夠挽回金錢外溢的，就只有絲！”范博文轉而站在綢緞廠的立場質疑中國絲業：“而現在，廠絲歐銷停滯，紐約市場又被日本奪去，你們都把絲囤在棧里。一面大叫廠絲無銷路，一面本國織綢反用外國人造絲，這豈不是中國實業前途的矛盾！”范博文關于“歐銷”、紐約市場與日絲競爭及存絲的話，是整部《子夜》中對世界經濟危機下中國絲業在國際市場上競爭失利情形著墨最多的一句。后面一句則是關于國內市場和織綢業的。而吳蓀甫“自然對于這些膚淺的國貨論不會感到滿足”，他心中發展民族工業的正義感，更多地是從他自己經營的絲業出發來考慮，一旦變換立場要從織綢業的角度來看中國綢緞用不起昂貴的中國絲這一結構性矛盾，便馬上覺得范博文那套國貨論膚淺，冷笑說“這都是老生常談罷了”。在他看來，“企業家的目的是發展企業，增加煙囪的數目，擴大銷售的市場，至于他的生產品到外洋絲織廠內一轉身仍復銷到中國來，那是另一個問題，應該由政府的主管部去設法補救，企業家總不能因噎廢食的呀”！［32］

當李玉亭將趙伯韜的陰謀——金融資本試圖吞并工業資本這一消息告知吳蓀甫時，他的第一反應是：“啊！這簡直是斷送了中國的民族工業了！”隨后則惘然，“但有一點是確定的，就是剛才勃發的站在民族工業立場上的義憤，已經漸漸在那里縮小，而個人利害的籌慮卻在漸漸擴大，終至他的思想完全集中在這上面了。”后來在趙伯韜向吳蓀甫當面攤牌要逼他投降時，“發展企業的熱狂已經在他血管中冷卻！如果他現在還想努力不使益中公司破產，那也無非因為他有二十多萬的資本投在益中里”。最終，吳蓀甫與孫吉人、王和甫“他們還覺得藕斷絲連的‘抵押’太磨煩，他們一致要干干脆脆頂了出去。孫吉人假想中的主顧有兩個：英商某洋行和日商某會社”。［33］這三位民族資本家在民族工業的“大計畫”失敗時，雖未投降美國金融資本的買辦趙伯韜，卻要將益中下屬企業頂給英商日商，自己同樣“買辦化”。小說以此深刻地質疑了所謂民族資產階級的民族性，而強調了其作為資產階級重利的本性。

關于資產階級重利的本性與發展民族工業的矛盾，在小說中又被一眾青年多次探討。其中，在吳府葬禮上，范博文和吳芝生打賭：“問題是：一個人又要顧全民族的利益，又要顧全自己的利益，這中間有沒有沖突？”隨即以吳蓀甫和廠里的工人舉例：“現在廠絲銷路清淡，蓀甫對工人說：‘我們的廠經成本太重，不能和日本絲競爭，我們的絲業就要破產了；要減輕成本，就不得不減低工錢。為了民族的利益，工人們只好忍痛一時，少拿幾個工錢。’但是工人們回答：‘生活程度高了，本來就吃不飽，再減工錢，那是要我們的命了。你們有錢做老板，總不會餓肚子，請你們顧全民族利益，忍痛一時，少賺幾文罷。’——看來兩方面都有理，可是兩方面的民族利益和個人利益就都發生了沖突。”他們賭經濟學教授李玉亭對此的看法，得到的答案是：“但是無論如何，資本家非有利潤不可！不賺錢的生意根本就不能成立！”［34］這段描繪其實揭示了所謂民族資產階級的民族性是有限的。那些誤將反映民族工業當作對民族資產階級的支持，甚至認為批判帝國主義經濟侵略就體現了茅盾“民族主義”傾向的解讀，恐怕錯估了茅盾對“民族主義”的態度，［35］沒有注意到20世紀30年代的文化語境中的“民族主義”這一表述，恰恰是作為“左聯”行政書記的茅盾在寫作《子夜》的同時，極力批判的一種帶有國民黨官方色彩的文藝力量。事實上《子夜》正是通過對吳蓀甫等民族資本家發展民族工業的夢想破滅，來完成瞿秋白交代的意識形態任務。雖然《子夜》所寫是本國而非他國，但這種關注弱小民族受帝國主義經濟壓迫的左翼話語，絕不等同于與當時國民黨官方意識形態相關的“民族主義”。而民族資產階級的民族性，本就是茅盾寫作當中有意質疑的對象。

五、經濟危機何以世界？

同樣是在吳府葬禮上青年的討論中，杜學詩說了一段關于階級利益與民族利益的話：“譬如說中國絲不能和日本絲競爭罷，掌理‘國家’的鐵掌就應該一方面減削工人的工錢，又一方面強制資本家用最低的價格賣出去，務必要在歐美市場上將日本絲壓倒！”他認為任何人不能反對治理國家的鐵掌：“要是資本家不肯虧本拋售，好！‘國家’就可以沒收他的工廠！”［36］這些話語雖然引得眾人嘲笑，但明顯帶有國家統制經濟的意味。而當吳蓀甫被罷工女工圍堵在工廠門口受驚而逃回家后，聚集吳府前來慰問的青年們又一次爆發了爭論。杜新籜認為英美工廠里讓工人入股的方式可以消弭工潮，而杜學詩仍堅持國家管制的方式，并以意大利為實例。兩人的爭論看上去是針對罷工運動而發，實際上背后有各自不同的經濟模式。一種是自由主義經濟發展的新模式，另一種則帶有法西斯的國家統制經濟色彩。有學者指出1929—1933年世界經濟“大蕭條”之后，資本主義從自由主義發展到統制主義，政府干預明顯加強。這種統制主義又可分為英美和德日法西斯兩類不同情形。［37］杜學詩口中意大利的情形顯然屬于后者。

就在1933年《子夜》出版之際，國民政府負責發展民族工業的實業部部長陳公博在《民族》上發表《為實業計劃告國人》一文，向民眾介紹實業部的四年計劃，并號召大家支持民族工業，希望國內的金融機構能夠更多地投資實業，［38］這正與《子夜》中所反映的金融不支持實業這一社會現實相對照。陳公博是1930年中原大戰期間反蔣的汪派核心人物，他在1928年創辦《革命評論》拉開了國民黨內政治倒蔣的大旗，使得日后軍事倒蔣與政治倒蔣相結合成為可能。在《革命評論》創刊號上，陳公博曾發文將意大利和美國視為以英國為首的世界資本主義發展的兩極，認為“意大利的政治和經濟僅成為歐洲資本主義的附庸”，“在歐洲社會動搖最盛之時，意大利革命的空氣最為高漲，在歐洲社會稍為穩定之時，意大利反動的空氣也最為緊張”，所謂法西斯蒂不過“是歐洲社會主義的副產品”。［39］這樣的認識正與《子夜》中杜氏叔侄二人的爭論相對應。

顯然，茅盾已經注意到了世界經濟危機下的資本主義經濟向著不同類型的統制經濟模式轉變，而《子夜》并非簡單地將裕華絲廠寫成世界經濟危機拖垮的民族工業代表，而是通過具體的罷工運動、實業與金融之爭，在更深的層面上呈現了某種具有全球視野的經濟問題之觀察。

有必要說明的是，盡管20世紀30年代世界經濟危機對中國造成了較長時間的影響，然而在實體經濟和金融兩個層面的影響是不同時間段形成的。1929年開始的歐美經濟“大蕭條”，在實業方面對中國生絲出口構成重大影響；《子夜》里中國絲業所面對的正是歐美市場萎縮的出口不利局面，而此時中國的金融危機尚未真正形成。直到小說寫成后的1933年羅斯福新政使美元貶值以轉嫁危機，美國收購白銀使銀價升高，才真正導致了中國貨幣體系的巨大災難，［40］進而催生了1935年的法幣改革。30年代初歐美市場對中國工農業的影響實際早已經進入了《子夜》《林家鋪子》《春蠶》等作品的視野；但1933年后才真正顯現的金融影響，顯然不是《子夜》作為“a Romance of China in 1930”［41］所直接矚目的，而是寫入了日后的中篇《多角關系》中。［42］因而《子夜》所寫并非世界經濟危機的簡單中國翻版，而是實業艱難而金融發達的怪象。

其中，“金貴銀賤”是《子夜》直接寫到的1930年中國匯率形勢。金貴銀賤其實是世界銀價低落。當時的歐美資本主義大國采用金本位貨幣，即貨幣與金價掛鉤，就算并不真的鑄造金幣，其紙幣的面值也是等同于金幣的；而中國采用銀本位貨幣，甚至直接用銀子作錢（銀兩）并做錢（銀幣），一切貨物用銀兩定價。［43］故而當世界銀價低落時，即黃金與白銀的價格比增大時，中國貨幣自然貶值，以白銀定價的中國貨物在國際市場上就變得便宜，更容易銷售，中國貨物出口數量大增；而歐美各國用黃金定價的貨物就變得更貴，銷售量下降，中國進口貨物數量減少而代價更高。而國民政府以貶值的白銀來償還各國債務，要付出更高的實際費用，中國海關用貶值的白銀來收取關稅，則損失慘重。故南京國民政府除了軍費消耗太多之外，也確實受金貴銀賤的影響而收入減少、支出增多，巨額財政赤字只能靠借債來彌補，面向市場發行了空前規模的公債。金貴銀賤的其他影響還表現在白銀大量涌入中國，中國銀行業游資過剩，為國民政府發行巨額公債提供了充足的游資。而中國由進口商品構成的日用品，也因白銀購買力降低出現價格上漲，［44］生活成本大大增加。據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1930年的調查，進口的“美國面粉在一九二五年時每五十磅售四元九角八分。一月間增至六元二角五分。現更增至七元五角八分”。［45］《子夜》中工人因物價上漲而要求發米貼的情節，也由此而來。

世界經濟危機和金貴銀賤是同時出現的現象，而兩者并非同一個問題。金貴銀賤確實對中國經濟產生巨大影響，但《子夜》只把金貴銀賤作為大背景，而不具體寫吳蓀甫生絲出口銷量到底減少多少，只通過內銷火柴的周仲偉之口抱怨火柴生產所需的外國進口原料因金貴銀賤而漲價，導致其成本增加，同時不忘抱怨南京國民政府的苛捐雜稅：“采購本國原料罷，好，原料稅，子口稅，厘捐，一重一重加上去，就比外國原料還要貴了！”［46］如前所述，吳蓀甫的益中公司下屬工廠和裕華絲廠的困境，主要是來自戰事影響交通、金融掣肘資金以及工人罷工影響生產，而不是來自世界經濟危機和金貴銀賤。如果再多加一點對工廠以外其他實業的影響，也只能是雙橋鎮的農村暴動破壞其在家鄉的經濟建設。吳蓀甫最終是敗在了公債投機市場，金融投機失敗妨害了他的宏偉實業計劃，而不是企業本身倒閉。周仲偉的企業本身出現問題，但最終賣給了外商，是外國資金拯救了這些企業卻也吞噬了其民族工業的中國性/中國姓。

可見《子夜》通過吳蓀甫的成敗所寫的中國資本主義問題，并不是世界經濟危機波及中國，而主要是金貴銀賤形勢下以白銀計價的中國出口本應擴大卻出現實業凋敝、金融發達的怪象。然而，后來的一些研究者卻將世界經濟危機與茅盾小說的關系視為一種同步影響，忽略了其中復雜的交錯。《子夜》小說文本所呈現的“危機”，其實與1929—1933年世界經濟危機并不一致，僅僅處于同一時期，而有各自不同的原因。真正對世界經濟危機波及中國而產生的社會問題加以具體描繪的，恰恰不是《子夜》，而是《春蠶》等與《子夜》密切相關卻側重不同的一系列農村題材作品。［47］既有研究多從宏觀層面指出《子夜》與世界經濟危機的關聯，卻無法從文本內部分析茅盾究竟如何闡釋世界經濟危機。研究者只有將茅盾諸多相關表述細節重新聯系起來，才能發現《春蠶》等農村題材作品和《子夜》，［48］是如何從最初的共同設想，逐步演變為側重不同的社會問題描繪，并以此為基礎來理解茅盾如何在創作過程中逐步厘清這兩種不同社會問題，又表達了怎樣不同的態度。

余論

目前有越來越多的研究注意到，1939年茅盾關于《子夜》的演講是在盛世才標榜“親蘇”的特務統治之下展開的，［49］故而其演講特別突出了關于“回答托派”和“世界經濟的恐慌”等諸多論述，這和1930年《子夜》寫作之初他所關心的問題已有所不同。［50］而在1949年之后一段時間的語境中，關于“回答托派”和“世界經濟的恐慌”等論述，顯然比中原大戰前后汪蔣之爭等原初創作背景更容易被那個年代的左翼文學研究接受。［51］而對原初歷史背景的重新發現，則與左翼文學研究的演變史有關。

茅盾在《子夜》中之所以不詳寫世界經濟危機對中國的具體影響，而用大量筆墨詳寫實業凋敝金融發達的亂象，并大寫特寫中原大戰影響交通妨礙中國經濟，綜合政治史視角與經濟史視角可以發現，其主要原因在于茅盾不認同蔣派過分倚重金融的政策，他雖然一度認同汪派從國民革命到中原大戰期間發展實業的經濟政策，卻最終對其虛偽的“空心湯圓”本質徹底失望。而茅盾在小說中所描繪的這些困于內戰的都市工業、聯通世界的鄉村經濟，甚至“立三路線”下都市的工人罷工、飛行集會和鄉村暴動及紅軍冒險的軍事行動等問題，在很長時間內被民族資產階級能否戰勝買辦而發展中國資本主義經濟這樣的“回答托派”主題所掩蓋，導致研究者概括茅盾包括《子夜》《春蠶》《林家鋪子》等在內的一系列社會剖析小說時，對其間哪部作品在哪個層面反映了世界經濟危機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哪部作品在哪個層面反映了中國自身政治混亂帶來的經濟影響，往往語焉不詳。這也是在經濟史視角下重新細讀包括《子夜》《春蠶》《林家鋪子》等在內的一系列社會剖析小說的意義所在，即不再把小說當成史料證據來剖析經濟史，［52］而是從中發掘茅盾、瞿秋白等不同左翼知識分子觀察經濟社會時復雜的精神演變歷程。

注釋：

［1］茅盾：《子夜是怎樣寫成的？——茅盾先生在副刊座談會上的講演》，《新疆日報·綠洲》1939年6月1日（星期四），第4版。后來茅盾論及《子夜》時也有類似說法，如“歐洲經濟恐慌影響到當時中國的民族工業，一些以外銷為主要業務的輕工業受到嚴重打擊，瀕于破產”，參見茅盾：《再來補充幾句》，《子夜》，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7年，第574頁。

［2］錢振綱、趙丹：《〈子夜〉所描寫的民族工業困境原因的經濟視角考察》，《茅盾研究》第15輯，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8年，第127-133頁。

［3］如劉春勇《大蕭條與茅盾的江南書寫》（《現代中文學刊》2021年第5期）一文認為，這是茅盾在1930—1931年間能夠連續創作《春蠶》《子夜》等一系列以“絲業”為主的破產題材的原因，“可以說，茅盾用文學的方式將大蕭條在中國大陸最早的沖擊表現了出來。但是，因為其意識形態指向性的問題，他主要將批判的矛頭指向了所謂帝國主義，以致自己的作品具有濃郁的民族主義特色，而失去了一種全球性的寬廣的視野”。

［4］如鄔冬梅《民國經濟危機與30年代經濟題材小說》（《文學評論》2012年第3期）一文指出，“1930年中國經濟尤其是工業相對于其他大部分資本主義國家處于相對繁榮狀態，但出口尤其是繅絲業受到了外部市場萎縮和技術落后的影響。《子夜》在對這一現象進行表現時，回避了經濟危機的敘述，小說主題表現為帝國主義對民族工業的壓迫及吞并、資產階級與工人的階級矛盾、工人在共產黨領導下的罷工反抗，同時對農村和鄉鎮經濟進行了側面表現”。

［5］如梁競男《〈子夜〉對中國民族工業發展敘事之考辨》（《名作欣賞》2011年第32期）、趙丹《論〈子夜〉對1930年中國民族工業危機反映的真實性》（《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6年第10期）等論文。

［6］第二章吳蓀甫對莫干丞說“可是我還知道另外一個鬼，比這更大更利害的鬼！世界產業凋敝，廠經跌價”；第七章吳蓀甫也想到“而且全世界的經濟恐慌不是也打擊了美國么”。參見茅盾：《子夜（手跡本）》，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6年，第54、169頁。在現存茅盾手稿第七章的原段落中并無引號中的這句話，但該處標了一個星號，并在該頁最后又標了一個星號加上了這句話，可見這句話是在初稿修改過程中后加的一句。

［7］經濟史學者孔令仁借助《子夜》來研究1930年前后的中國經濟，主要是研究民國經濟本身，而與文學研究關注經濟的目的并不相同。參見孔令仁：《〈子夜〉與一九三○年前后的中國經濟》，《文史哲》1979年第5期。

［8］李怡：《作為方法的“民國”》，《文學評論》2014年第1期。

［9］以上引文參見茅盾：《子夜（手跡本）》，第164、440頁。

［10］妥佳寧：《從實業與金融到民族資產階級與買辦階級——〈子夜〉成書前的文獻譜系還原》，《勵耘學刊》2020年第2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年，第240-258頁。

［11］朱璈：《中國財政問題》，南京：國立編譯館，1934年，第232頁。轉引自虞寶棠編著：《國民政府與民國經濟》，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75頁。

［12］玄：《質疑與解答：公債買賣》，《中學生》第36期，1933年6月。1933年《子夜》出版后，讀者陸萬祥致信《中學生》雜志，請求“熟知此道的人寫一篇講述公債市場的文字”，茅盾以“玄”為筆名寫了回復，標題為雜志編者所加。

［13］“工業資本家傾向改組派（即汪精衛派）”，而“銀行資本家中，趙伯韜是蔣派”，參見茅盾：《提要》，《子夜（手跡本）》，第448頁。

［14］以上引文參見茅盾：《子夜（手跡本）》，第56、228、243、235頁。

［15］以上引文參見茅盾：《子夜（手跡本）》，第218、271、275、272、282、343、385頁。

［16］以上引文參見茅盾：《子夜（手跡本）》，第231、408頁。

［17］錢振綱、趙丹在《〈子夜〉所描寫的民族工業困境原因的經濟視角考察》一文中說，“在作者筆下，戰爭才是造成這一切的真正禍首”，明確指出戰爭是造成民族工業發展困境的最主要原因。

［18］維姆薩特、比爾茲利：《意圖謬見》，羅少丹譯，趙毅衡編選：《“新批評”文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第209頁。

［19］茅盾：《〈子夜〉寫作的前前后后——回憶錄［十三］》，《新文學史料》1981年第4期。

［20］趙丹：《論〈子夜〉對1930年中國民族工業危機反映的真實性》，《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6年第10期。

［21］陳真、姚洛合編：《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1輯“民族資本創辦和經營的工業”，北京：三聯書店，1957年，第58-59、60頁。

［22］此句另一版本文字記錄為：“其他蘇、鎮、杭、嘉、湖各廠，十之八九，將已倒閉。”參見魏建、房福賢：《中國現當代作家作品研究》，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 ，2001年，第193頁。

［23］這份“中國銀行1930年營業報告”中的數據，后來還被王均裕、鄧元煊編寫的《中學語文課文研究信息集》“高中第6冊”（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109頁）引用，以闡釋《春蠶》的時代背景，可見這些史料廣受關注。

［24］以上引文參見茅盾：《子夜（手跡本）》，第55、36、64頁。

［25］以上引文參見茅盾：《子夜（手跡本）》，第66、116、216、240頁。

［26］以上引文參見茅盾：《子夜（手跡本）》，第272、70頁。

［27］克佐甫對瑪金的右傾指責，參見茅盾：《子夜（手跡本）》，第362頁。李立三認為：“現在要特別批評的就是黨內現存的一種對工人斗爭的悲觀觀念，他并不否認革命形勢的發展，他覺得現在工人斗爭沒有如農村斗爭一樣的高漲的形勢，也還是對的。可是他因此便懷疑到革命高潮日益接近的形勢，他覺得工人斗爭很難有很快的高漲，這就是極危險的右傾錯誤。”參見立三：《新的革命高潮前面的諸問題》，《布爾塞維克》1930年第3卷第4-5期，第27頁。

［28］梁競男《茅盾〈子夜〉工人運動描寫寫實性之研究》（《山花》2015年第8期）一文，將徐珠琴《金維映：一個遲來的故事（二）》（《黨史文匯》2004年第2期）中金維映1930年夏組織上海絲業罷工的史料，與《子夜》中的罷工情節進行對比，指出：“《子夜》中寫到的瑪金、朱桂英、何秀妹與上述史料中的阿金、朱秀英、徐大妹的名字何其相似，所擔任的職業角色和所從事的活動也大同小異！”認為瑪金的歷史原型是中共早期女性運動領導人金維映。此外，張全之的論文《〈子夜〉與1930年上海絲業工人大罷工》（《中國文學研究》2020年第3期）、《中國現代長篇工人運動小說的杰作——重評〈子夜〉對工人運動的書寫》（《西南大學學報》2020年第5期）考證了1930年中共江蘇省委書記李維漢領導下的上海“絲委”，與小說中共產黨罷工領導之間的對應關系。

［29］該設想名為《記事珠A——棉紗》，茅盾為此研讀了周培蘭所譯井村薰雄的《中國之紡織業及其出品》（上海：商務印書館，1928年），該書（第318頁）認為日商在華棉紗紡織廠“今日強烈罷工運動之背后，除共產主義者之煽動外，又有華商紗廠之策畫”。而茅盾最初構想共有三個記事珠，輯錄發表于《茅盾作品經典》第1卷，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1996年，第499-513頁，但輯錄有部分文字認讀錯誤。三個記事珠首頁的照片可參見孫中田：《圖本茅盾傳》，長春：長春出版社，2011年，第128頁，照片中三張首頁之后均不可見下頁的具體內容。1980年茅盾據此撰寫了《〈子夜〉寫作的前前后后——回憶錄［十三］》當中的相關部分。關于這三個記事珠手跡的保存，參見學思：《茅盾〈子夜〉手稿》，《檔案工作》1987年第3期。

［30］以上引文參見茅盾：《提要》《大綱》，《子夜（手跡本）》，第452-453、468頁。

［31］原文見施蒂而：《讀〈子夜〉》，《中華日報·小貢獻》1933年8月13、14日。本文引自瞿秋白：《讀〈子夜〉》，瞿秋白著、朱正編：《論〈子夜〉及其它》，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85年，第123-124頁。

［32］以上引文參見見茅盾：《子夜（手跡本）》，第55、125-126頁。

［33］以上引文參見茅盾：《子夜（手跡本）》，第167-168、401-402、408頁。

［34］茅盾：《子夜（手跡本）》，第45-46頁。

［35］方維保：《茅盾的民族主義與〈子夜〉的敘述倫理》，《中國文學批評》2019年第３期。

［36］以上引文參見茅盾：《子夜（手跡本）》，第47頁。

［37］參見劉春勇：《大蕭條與茅盾的江南書寫》，《現代中文學刊》2021年第5期。

［38］陳公博：《為實業計劃告國人》，《民族》1933年第1卷第12期，第1959-1976頁。

［39］陳公博：《今后的國民黨》，《革命評論》1928年第1期，第1-2頁。

［40］關于美國的白銀政策對中國金融業的影響，詳參鄔冬梅《民國經濟危機與30年代經濟題材小說》一文。

［41］這句話是小說手稿曾用過的一個英文副標題，參見茅盾：《子夜（手跡本）》，第1頁。

［42］茅盾：《多角關系》，《文學》1936年第6卷第1期，第117-178頁。

［43］所以，《子夜》中屠維岳安撫罷工者時說：“不過絲價錢跌，廠家全虧本，一包絲要凈虧四百兩光景！大家聽明白了么？是四百兩銀子，合洋錢就得六百塊！”而吳蓀甫此前則對屠維岳說：“下月起，工錢就照八折發！等絲價回漲到九百多兩的時候我們再說。”參見茅盾：《子夜（手跡本）》，第352、290頁。

［44］有研究指出，“中國當時幾乎是僅有的物價沒有慘跌反而上漲的國家。在中國，以銀為標準的物價上升了四分之一以上，于1931年后半年達到最高峰”。參見阿瑟·楊格：《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中國財政經濟狀況》，陳譯憲、陳飛霞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第213頁。

［45］工部局工商訪問局編：《金貴銀賤問題叢刊》，上海：工部局工商訪問局，1930年，第481頁。

［46］茅盾：《子夜（手跡本）》，第35頁。

［47］茅盾：《春蠶、林家鋪子及農村題材作品——回憶錄［十四］》，《新文學史料》1982年第1期。

［48］即便是分析《子夜》與《春蠶》聯系及各自側重點的研究，如盛翠菊、董詩頂的《從〈子夜〉到〈農村三部曲〉》（《文藝理論與批評》2015年第4期）也認為“在自給自足的中國農村經濟早已被破壞殆盡的1930年代，由世界性的經濟危機引起的恐慌一方面摧毀了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另一方面又在原來破壞中國農村經濟的基礎上引起缺乏民族工業、農業等國家經濟體制保護的更大的恐慌”。而沒有注意到世界經濟危機并非《子夜》所描繪的主要“危機”，所謂“國家經濟體制保護”問題的背后，是汪蔣兩派對革命正統的爭奪。

［49］曹萬生《茅盾的市民研究與〈子夜〉的思想資源》（《西南民族大學學報》2006年第9期）一文，較早注意到了《子夜》與關于中國社會性質論戰的關系并不那么單一，但他認為所謂“回答托派”的說法是茅盾1939年才首次提及的，是1937年何干之對關于中國社會性質的論戰加以總結并給予定性之后，尤其是1938年毛澤東公開肯定論戰中使用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說法后，茅盾才用這樣的說法來解釋《子夜》。毛夫國《再論〈子夜〉的“主題先行”》（《文藝理論與批評》2015年第6期）一文，在曹萬生論證的基礎上指出“回答托派”并非《子夜》創作時的真實意圖，由此質疑“重寫文學史”浪潮中以“回答托派”作為論據來判定《子夜》“主題先行”的做法。筆者也在《從汪蔣之爭到“回答托派”：茅盾對〈子夜〉主題的改寫》（《中山大學學報》2017年第1期）一文中指出，茅盾此次演講是“應新疆學院學生的要求”而做，此前由蘇聯委派、化名王壽成擔任新疆學院院長的中共黨員俞秀松，1937年12月被以“托派”罪名逮捕后押往蘇聯，1939年判處死刑。在這樣的形勢下茅盾不能不鮮明地亮出批判“托派”的態度。

［50］盡管茅盾在《子夜》初版后記中說“右《子夜》十九章，始作于一九三一年十月，至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五日脫稿”，但最初的構想與創作準備，早在1930年就開始了。相關文獻梳理，參見妥佳寧：《從實業與金融到民族資產階級與買辦階級——〈子夜〉成書前的文獻譜系還原》，《勵耘學刊》2020年第2輯，第240-258頁。

［51］中國的“托派”，作為當年與中共中央政策見解相左的中共內部派別，其對中國社會是否能夠發展資本主義的認識，在1949年之后自然會受到茅盾更加明確地撇清。故而在1977年《再來補充幾句》等文字中，茅盾才會反復重申《子夜》“回答托派”的主題。對《子夜》等左翼文學研究的視野演變，可參見妥佳寧：《“高級形式的社會文件”何以妨害審美——關于〈子夜〉評價史》，《當代文壇》2018年第4期。

［52］正如李怡在《民國經濟與文學》（《文藝報》2012年1月30日，第3版）中所指出的，“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今天關于‘經濟與文學’的討論就不再是‘舊題新做’，更不是‘舊題舊做’，而是要尋找新鮮的‘主題’，研討新鮮的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