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昌耀未刊稿（二題）

昌 耀

在理發店的一次歷險

*題目為編輯所加

下面，我要講到的事件，我至今印象深刻，讓我隱隱感到人性的卑怯與無能，以為可比之于一次歷險。

是在那樣的一個午后，我坐在一間美發廳的軟座椅，等待一位女理發師對我例行的理發。那時她在店堂一隅抽空進餐，示意我坐等片刻。我坐到了那個老位置，面帶幾分悠然，對著墻圍一帶環形玻璃明鏡觀賞，鏡中交互折射出的室內外圖景層次無窮，有一種可資品味的魔幻效果。而且，可以讓我背對背，腳不旋踵就可以欣賞到一些我喜歡的美貌面孔。

這是一家頗具規模的店堂。我的兩側一字兒排開各擺有四五張理發座椅。

此刻座無虛席，理發師們圍著自己的主顧各司其職。我的左側，是一位染發的老年婦女，滿頭綴著的紅綠發卡像是在山包插滿花朵。我的右側是一位稚氣的青年人（這正是我所要講到的主角），他的理發師是一位微胖的姑娘。我已聽了一會兒他們主客之間饒有興味的對話。此刻，她已掛好吹風機（具），讓青年人自己對著鏡子認可一下她已再三為之修飾的發式。姑娘說：“小孩兒，你就不懂，現今去當兵留這樣的發式照相最合適。”姑娘已經從他項頸摘下圍護的白布單。“不，這倒像是去相媳婦……”年青人不樂意。“你還是一個孩子呢……”姑娘笑語之中有一絲狡黠。“不，還是寸兒頭好……”“那你上別處理去……”這樣一招一勢的對白幾讓我疑心他們是姐弟。但這一次我明顯地感覺到那個年青人沉不住氣了。當姑娘宣布所有的工序已經完畢，轉過身去招呼下一位顧客時，靈魂的歷險已正式開始了。

我是卑怯的嗎？抑或我是出于無能？或者，同在一室的我們，大家是卑怯的嗎？抑或我們大家是出于同樣的無能？

我的確是處于一個非常危險的位置。或者，換一個角度說，——又是一個非常有利于排解危險的位置。

但是，當我在姑娘轉身去招呼下一位顧客，那年青人賭氣從工作臺面取過來一把剪子時，我并不以為他會拿威脅當真。不，沒有一個以為他會當真。

于是，他對著自己梳整一新的頭發瘋狂地鉸開了。——這個聲稱“要去當兵”的年青人，他，先是微笑著，一手握剪，一手拈起額前一綹頭發絲朝著鏡中微笑著。他看到人們對他只裝作漫不經心，或顧左右而言它，只有少數表示驚愕的臉。但無人阻止（或許他還看出了一種惡意的鼓勵）。他不能等待了。我的眼睛閃爍了一下。我看到他抄起的剪子只“咔嚓”一聲就將額前的那綹頭發鉸了下來，扔在一邊。終于無可救藥了。他仍舊微笑著朝鏡中凝視，是一種傻笑。他仍是期待著。但仍是一片沉默。那時，我是否已感到卑怯或無能？我從那位憤激不已坐到一邊的姑娘那里聽到拋出的一句話：“讓他去！”

于是，那年青人收斂了笑容，操著利剪，朝著自己的發絲一路摧殘下去。我聽到了他發狠的喘息聲。而在那尚不得解恨的片刻，他撂下剪子，順手從工作臺面拾起一把嶄新的剃刀。

靈魂的歷險這才是正式的開始了。

果然，他因激動顯出笨拙的雙手打開刀的手柄，將刃口架在額頭，對著已鉸得參差不齊的發茬齊根部削去。第一刀是艱澀的。我屏住聲息，聽到從那干燥的頭皮底下發出的削刮之聲。這很痛苦。然后是第二刀。

這種刺激讓我也感痛苦，但是，我已記不清自己何以沒有逃出去。也想不起我的理發師何以遲遲不來。看來，我們都是卑怯的，且無能。

下面要敘說的部分就簡單的（得）多了。

下面我要講到的事件，或許僅是出于我的率性或無解，但是，我至今印象深刻，以為可比之于一次人性的歷險，或者還有我迄今并未體悟到的意義。

已吃完午餐，準備替我理發時，我請她無論如何先過去勸說那個小伙子，代他完成那未竟之業。

一場危機果然是如此結束。當人們哄著取走他的刀子，我看見那青年的眼淚在眼角滾動，終于掉落下來。而天空重又晴朗如初。我們同時感受到了輕松，道理很簡單，因為：人啊，你終于拯救了別人，也同時拯救了自己。

1996.10.4

中國今日詩壇在行進中

——答廣州《看世界》雜志征問

以為詩人個個夢筆生花，詩壇遍是珠璣的觀點，如果不是出于有意苛求，至少是一種誤解。于是有了種種說法。其一是“詩歌之死”（或謂“詩將亡”）。老實說，這樣的觀念我還從來沒有生發過。這種相當流行的說法（當作笑話傳布）或是出于一些人的好心，但并不真切，聽起來也怪誕離奇。我不喜歡這樣的言說。我固執地以為，這種一再地“指指戳戳”，已經造成了對新詩“先入為主”的成見。甚者至于“詆毀”，即便用心再好，“詆毀可銷骨”，值得人深思。

這樣說或許有點沉重？

那么還是回到問題本身。詩人當然應該死（每天都在成批地死）。但詩肯定不是會死。這猶如說，“地球失去任何一個人都會照樣轉動”。這是事實。準此，我們不妨極而言之：詩與時間、運動長存，沛然于宇宙、人間，不會先于人類的滅絕而滅絕。

但我并不否認詩有興衰，其原因可能有多種，我不能備述。我只想說明，一代詩的振興，必與時代風俗民情、世風時尚大有關涉。古人于此早有論述，我個人深以為可信。如謂“時運交移，質文代變”（《文心雕龍》），“王者之跡熄而《詩》亡”（《孟子·離婁下》），“《詩》三百篇，大抵賢圣發憤之所為作也”（《史記·太史公自序》）。請注意“發憤之所為作”。詩只能發于內心并訴諸內心。我還是要重申我的觀點：在一個精神整體向上的年代，一個以爭取社會公正、消除貧窮疾苦作為全體共同理想，并身體力行的社會（或者說，此一有影響力的社會階層），即便物質匱乏，仍可能有詩的興隆。因為詩必須植根于一種大善、大美、大德。這也就是詩之謂了。所謂詩，有時候它僅是一句發人深省、涵容豐富、令人感奮的普通言語，如古巴領袖菲德爾·卡斯特羅答美國《時代》周刊記者問之一“共產主義錯在什么地方？”他答道：“錯在沒有更早消滅資本主義。”（載1995年3月16日《參考消息》）機智而沉重，這是一種大人道主義精神。我曾說過，“藝術必將回到精神，而精神就是詩人，就是藝術家”。可見，單純地對詩人指責無補于事。從詩人本身而言，若非志大才疏，當他們已自嘆無能“兼善天下”，那么，即便自沉于唯美的營造也可看作是一種“獨善其身”的選擇了。有幾位“新生代”詩人的作品正是如此讓我感覺到閱讀的快意。再者，存在的另一種情況則可能是：“天下不治，請陳佹詩。”（《荀子》）古今詩壇人心異同似乎沒有發生過多大變化。不是嗎？所見一切仿佛仍如昨日。

那么，不必擔心詩沒有讀者。詩人原本就是社會的一分子，并是“時代的感受器”。以其真性情、真才識與獨有的藝術魅力，必得與人溝通并獲認可。因此，所謂“寫詩的多過讀詩的”，既不準確，也不公允。試問：可有誰曾詰而難之曰——“是寫文章的人多還是讀文章的人多”？寫詩與寫文章都是抒情言志的一種方式，可繁可簡，可粗可精。有可寫則寫，決不因讀文章的人少而不寫。反之，也不因讀文章的人多而濫寫。故也不必獨對詩人談驚惶之問。寫詩的人多，是一種好現象。記得50年代，青年朋友之間常以題贈詩章（寫詩）為高尚事。今日更有何理由為之慚愧？

重要的是識別詩人怎樣的詩作更有價值。

就我個人而言，我雖推崇詩，但也僅能做到有選擇地讀一點個人以為更有價值的詩。我偏愛魯迅《野草》這樣的詩作。是“民族的精神火炬”這種意義上的詩作。可惜這樣的詩作即便就世界范圍而言，也僅屬于鳳毛麟角。因此，無論何時對于詩壇成果都不宜有太高期望，而應多一點耐心與理解。

這樣，要說到下一個題目了。“在今日中國，詩占據的位置”。我一貫孤陋寡聞，對此尚無剴切判斷。但較之所稱的“反觀中國詩壇，如同靜靜的頓河般不起波瀾”，我倒立刻聯想起了大約同是一本蘇聯小說的書名——《地下省委在行動中》，我想以此說明我憑直覺感受到的中國新詩壇可能的變化，我仿佛嗅到了一點兒這樣的氣息：中國新詩創作可能正在休整、完善自己，讓詩的觸角向社會深層更貼近一些，汲取主題、靈感，更自覺地將自己的精神產品，推向“民族精神的火炬”這一崇高規范。

1997.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