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李今，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主要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漢譯文學研究。著有《個人主義與五四新文學》《海派小說與現代都市文化》《三四十年代蘇俄漢譯文學論》《二十世紀中國翻譯文學史（第3卷）》《意義的生成一一現代中國文學作品細讀集》《魯濱孫變形記：漢譯文學改寫現象研究》等；譯有利里安·弗斯特《浪漫主義》、R.L.布魯特《論幻想與想象》；主編《漢譯文學序集》（18卷）；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現代漢譯文學編年考錄（期刊編，1896—1949）”并主編其數據庫。

Q

鄧小燕：李老師您好！很榮幸對您作一次訪談。我想從您新出的《魯濱孫變形記：漢譯文學改寫現象研究》一書開始這次訪談。這本書收錄了您的系列論文，同早前以單篇形式在刊物上發表不同，這次結集成書，從書名、導言到具體章節，都給人精心設置的印象，因此它不只是一本論文集。您能談談目前這種章節安排的用意嗎？另外，為了體現您的整體性用意，章節內容是否也相應地作過調整呢？

李今：你能訪談我，也讓我很榮幸！拙作最初的想法是做英國文學名著的漢譯形象研究，擬選擇幾種英國文學名著的漢譯本作為研究的個案，對它們在我國20世紀不斷被重譯、改寫、縮寫以及不斷被闡釋、評價和塑造所構成的漢譯系列及其文化形象進行梳理和考察，以期不僅能夠總結西方文化在中國的傳播和影響，更能夠辨識中國文化對西方文化的主動“拿來”、拒斥和轉換，將我們民族現代意識和現代價值觀的生成這一重大問題的研究落到實處。之所以選定英國文學名著，是因為我在做《三四十年代蘇俄漢譯文學論》的研究中，深感不懂俄語對深入探討問題的限制。就漢譯文學研究而言，根據翻譯研究的文化轉向理論，可以把漢譯作品作為中國文學的一個組成部分，一個既成文本的事實來看，不涉及原文文本及其與源語系統的關系。但漢譯文學畢竟是從另一種域外語言文學翻譯過來，跨文化、跨語際是其稟賦，在描述漢譯文學的整體狀況、某些漢譯文本為何被翻譯、其贊助者是誰、對中國社會及其文學產生了什么樣的影響、發揮了何種功能等等諸多方面是沒問題的，但要深究這些漢譯文本是如何被翻譯的？中國輸入的漢譯文本及其思想、文體、形象與原文本一致嗎？我們常說向西方尋找真理，我們輸入的是西方的真理嗎？發生了什么樣的改寫？為什么？等等，若做這方面的探討沒有對本國文化及相應源語文化的跨文化、跨語際的雙重甚至更多重的視野，是難以實現的。所以，我想嘗試用自己能看懂的英語文本為參照，去探究其漢譯所發生的諸多跨文化現象和問題。

本來我的計劃是偏向歷史的，設想通過對英國同一文學名著在同一時期不同譯者的漢譯本、不同時期不同譯者的漢譯本和同一譯者在不同時期的漢譯修改本所構成的漢譯系列，透視中國歷史的變遷，探究其來到中國的變形、新生，及其社會、政治、文化的歷史緣由。但經過相關文獻的搜集，發現英國經典文本的漢譯不僅數量巨大，改寫程度也不一，所以我放棄了譜系型的描述性研究，選擇一些具有發掘價值和空間的個案文本作為深入探究的對象，這樣所涉及的歷史只能是吉光片羽，而缺乏整體性。后來有幸獲得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漢譯文學編年考錄（期刊篇）1896—1949”和我們學校研究基金重大項目“漢譯文學序跋集（1894—1949）”的資助，我的個案研究就沒有精力繼續做下去了。隨著集體項目的實施和開展，不得不轉向對漢譯文學歷史文獻的綜合整理，以及對其研究路向、方法的思考與總結。特別是集中閱讀了晚清民國時期三千多篇漢譯文學序跋，翻譯家的即時書寫所表達的社會公共輿論之流行觀念，及其所呈現出的歷史演變和脈動的軌跡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于是寫出了長篇《漢譯文學序跋集·序論》，對現代漢譯文學與中國以及世界大歷史事件相互激蕩的歷史圖景與態勢，做了整體性的粗線條勾勒與描述。

這種概觀式寫法與之前的個案研究方法雖然是大相徑庭，但這種廣泛性、系統性的閱讀更使我認識到，譯作序跋是譯者以專業權威身份對譯作的闡釋，其實也就是改寫，往往引導一個時期讀者如何接受和認知。如伍光建為《孤女飄零記》（《簡·愛》）寫的譯者序稱：“此書于描寫女子愛情之中，同時并寫其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氣概，為女子立最高人格。”這種見解直接左右了當時對簡·愛形象的理解和認識，我所查到的兩篇書評：吳杰的《〈孤女飄零記〉讀后感》，冰痕的《孤女飄零記》，都不約而同地征引伍光建的這一觀點。也就是說，譯者序跋與其譯作一起面世的同時就進行了改寫，而之前我做的譯本個案研究則是從讀漢譯本及其原作，發現漢譯中的改寫現象入手，來做進一步的辨析與探究的。更早做《三四十年代蘇俄漢譯文學論》時，通過分析高爾基、普希金、托爾斯泰、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形象在中國的變遷已經意識到，介紹和評論往往先來到中國，其作品未被漢譯之前就已經被改寫，甚至其改寫還會發生顛覆性的改變。

文化學派翻譯理論所倡導的不以原著而以譯作為中心，將譯作看作譯入語文化系統的一個組成部分，這種“……在中國”的研究模式，中國學界很早已有超前實踐，如胡適、朱自清、王哲甫、任訪秋等民國新文學史家，都將翻譯視為新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學科陳平原老師于1989年出版的《二十世紀中國小說史》第一卷，為“翻譯小說”專設一章，其框架觀念也是將漢譯小說設置為了中國現代小說史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正是因為我對漢譯、評介、序跋這幾方面改寫現象的具體認知，讓我以改寫這個文化學派的理論之一作為結構這本書的核心理論。我的章節安排就是圍繞著這個中心概念，從上述這三個方面展開的，或可分為兩大類——“譯”與“介”，漢譯中的改寫和評介中的改寫。因為譯序跋中的改寫也可以歸入評介，一種特殊副文本形式的評介。

你能指出這本書的“整體性”讓我感到很高興，因為最初設想沒有評介中的改寫部分，只是想多研究幾個譯本個案構成一本書。拙作聚焦于改寫，大部分都以論文的形式發表過，所以我在《后記》中說，拙作是在一個方向上，關于漢譯文學改寫現象研究的專題性論文集。

從論文到成書，一般都是要經過修改的。論文有字數限制，寫得要精簡，成書時相對可以舒展些，補充一些必要的知識、來龍去脈的過程等等。我這本書除此之外的修改比較大，一是因為最后一章本是《漢譯文學序跋集》的序論，需要把題旨轉移到改寫；二是第四章“評介中的改寫：域外作家形象的流變與征用”，因為這一章用了十幾年前描述高爾基從同路人到左翼文學運動的導師、普希金從貴族到人民的詩人形象流變的舊文，收入重讀時感覺普希金這節的論證弱一些，所以重新查找相關資料，較多地進行了補充。由此也體會到，十幾年前出的書若重版，恐怕都需要補充修訂，因為這期間各種大型綜合性文獻數據庫的出現，對于學術界來說，應該是劃時代的事件，過去受到種種限制，很難掌握相關全部文獻資料，雖然現在也不能說做到竭澤而漁了，但資料豐富本身就可以觸摸到豐富的歷史細節。

Q

鄧小燕：漢譯文學是您這本書的關鍵詞，也是您最近十多年用力最勤的領域，并且幾乎是以一己之力將漢譯文學這一長期被遮蔽的文學地帶標記出來。想請您談談是怎么發現漢譯文學的？或者說作為中國現代文學學科范疇內的概念，您是怎么在世界文學、翻譯文學、外國文學這些概念的基礎上，辨認出漢譯文學？

李今：一己之力不敢當。我使用漢譯文學概念，首先是想為自己的相關研究作出恰切的定位。我題名《三四十年代蘇俄漢譯文學研究》《魯濱孫變形記：漢譯文學改寫現象研究》《漢譯文學序跋集》《漢譯文學編年考錄》，本都可以沿用現成概念，將其中的“漢譯”置換成“翻譯”。但就我的研究而言，這個概念太大。因為“翻譯”既指域外文學的漢譯，也指中國文學的外譯，隨著中國文學更廣泛地走向世界，相信中國文學外譯研究會越來越令人矚目，也會越來越需要特定名稱將“外譯中”與“中譯外”這兩個方向的翻譯研究加以區分。所以，我使用漢譯文學這個概念，尤其是用它命名大型集體項目，就是想標明我們搜集、整理、研究的是中國翻譯文學“外譯中”的部分，不包括“中譯外”的部分。其次，傳統翻譯研究目的，主要還是為了提高翻譯水平，探究如何翻譯才能與原作對等的問題，因而尚有譯作批評、翻譯教學等翻譯應用這個部分，但這恰恰不是我的研究目的，我是把漢譯文學作為中國文學的組成部分來看的，探討的是歷史上的漢譯文學，也就是你說的“長期被遮蔽的文學地帶”與其所處社會文化、意識形態、詩學、譯者、贊助者所形成的種種復雜互動關系。盡管這一文化學派的翻譯理論被謝天振先生介紹到中國，并形成廣泛影響后，在專業翻譯研究領域也開啟了這一路向的研究，但專業的翻譯研究不會也不應放棄原作基準價值觀與傳統翻譯研究旨在評價譯作質量與提高翻譯水平的目的。所以，我使用漢譯文學這個概念的另一用意，也想與專業的翻譯研究有所區別，標明我不考量譯作水平的問題，只是把翻譯現象作為自己的研究對象，不以推動翻譯學科本身的發展為目的，而旨在探究文化、歷史或文學史的問題。

很多概念都是約定俗成的，即使不準確，也仍然適用。比如從圖書市場的分類來看，外國文學部類陳列的實際上是漢譯文學，大學中文系的外國文學課程上的也是漢譯文學，學生閱讀的是朱生豪的莎士比亞、傅雷或高名凱的巴爾扎克、穆旦或劉遼逸的普希金等等，它們都不是原著意義上的外國文學。2015年我去香港中文大學參加第一屆中國翻譯史國際研討會時，曾去學校的一家書店，看到他們將一般歸為外國文學的書籍冠以翻譯文學種類，但這也帶來一個問題，書店還陳列有相當多的外文書，如果是法譯英，或德譯英等等的書籍也應歸入翻譯文學門類呀。這樣想來，更覺以漢譯文學指稱域外文學翻譯成中文的作品比翻譯文學更準確，不容易產生歧義。

另外，世界文學研究的復興，關于什么是世界文學在21世紀有了新說，劉洪濤老師做了不少的譯介。曾任美國哈佛大學比較文學系主任的大衛·達姆羅什在《什么是世界文學》一書中，把世界文學定義為離開起源地、穿越時空、以源語言或通過翻譯在世界范圍流通的文學作品。這一定義，得到國際學術界廣泛的認可，持續激起思想界、學術界討論和研究的熱情，這就把翻譯文學提高到相當重要的位置。其重要的變化是，過去我們講世界文學，一般是把它看作馬賽克式的組合，各民族、各語種的優秀文學作品，或者說基于人性共通性創作的作品加起來就是世界文學，但現在談世界文學指的是必須離開起源地，在世界流通起來的文學作品，特別在我國外語不普及、漢語未能成為世界通用語言的情況下，當然只能主要靠翻譯，通過“中譯外”，或“外譯中”的方式才能進入世界文學的場域。

Q

鄧小燕：《魯濱孫變形記》書名很有意思，魯濱孫“漂流”到中國，產生了多副面孔，就是“魯濱孫變形記”。您的工作就是要全方位地呈現這種變形，也就要談到您書中的另一個概念：改寫。在我看來，改寫是具有方法論意義的關鍵詞。您在具體探索改寫問題時，采用的又是很有針對性的方法，既有相對微觀的翻譯改寫研究，也有相對中觀的作家形象流變的考察（“評介中的改寫”），也有較為宏觀的概念史研究（“譯序跋中的改寫”），可見改寫并不完全是具體文本層面的變形，您也試圖讓它更具立體感，或者說更具有生產性。因為如此一來，漢譯文學研究就不光能面對歸化式翻譯的案例，通過諸如副文本研究、概念史研究，異化式翻譯也能被納入整體框架內，這就極大地拓寬了漢譯文學研究的范圍。不清楚我的理解是否準確，因此想請您談談漢譯文學研究中的改寫？

李今：你對我應用“改寫”這一概念所做的文章，進而形成的多層次方法體會得很細致和深入，總結出“微觀”“中觀”“宏觀”幾個層面，我自己并沒有意識到，經你這么一劃分，我也覺得層次分明，很有理論性，也很有整體感。如前所說，改寫是拙作把相對松散的論文聚合到一起的核心概念，但其實各篇論文本來就是從發現改寫現象入手，去做進一步探究的，所以也可以說，我的個案研究實踐是與改寫理論正相契合的。改寫理論是文化學派翻譯研究的重要理論支柱，勒菲弗爾(André Lefevere)于1992年出版的《翻譯、改寫以及對文學名聲的制控》(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是他系統論述改寫理論的專著。另外還有一本他同年編譯出版的《翻譯、歷史、文化:研究資料集》(Translation、History、Culture：A Sourcebook),這本書似乎是為其改寫理論尋找歷史資源而編譯。但目前我還沒有看到這兩本書漢譯本出版，只有些評介性的論文。為了全面了解這個理論，我閱讀了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于2004年影印的英文版，于拙作導言第二節概述了這兩本書的綱目、主要觀點和內容，并借此為拙作構建起一個統一的框架，這也是前面所說拙作從論文到成書時所加添的一部分內容吧。勒菲弗爾的所謂改寫(rewriting),也可以翻譯成重寫，實際泛指那些為了傳播和普及而對文學原創作品進行翻譯、編史、選編、批評、編輯，包括電影、電視改編的各種工作，其中翻譯只是最明顯的改寫類型。拙作所涉及的選編、批評中的改寫論題也屬于勒菲弗爾的改寫類型，而翻譯中的改寫是他最關切的部分。勒菲弗爾通過考察歷代多國文學名著在不同譯者、不同時代、不同語種的不同譯本中所發生的改寫現象得出結論：翻譯即改寫，是對原作的重寫。翻譯不僅僅是關于語言的，更是譯者在文化層面對原作的改寫。在改寫過程中，譯者的選擇往往更忠于譯入語境的意識形態和詩學形態，而不是原作。翻譯主要是在意識形態、詩學、話語場、語言四個層面的改寫，而來自語言的限制最小。

我的研究也充分證實了勒菲弗爾的觀點，但我并不旨在為勒菲弗爾的改寫理論提供一些中國的實例。我覺得漢譯文學本身即中西文化沖突與融合的標本，是其遭逢與博弈的歷史遺跡，沉淀著我們民族現代意識和現代價值觀如何生成的癥候，所以我更致力于把漢譯文學改寫的個案或現象視為中國20世紀歷史的碎片，是想抓住改寫現象做歷史的研究，與同時期的創作一起展現出追求與實現現代化的精神歷程，而這正是20世紀中國文學所應具有的最核心的主題。因而，如果考察中國從傳統向現代的轉型或過渡的問題，歷史上的漢譯文獻恰恰是最值得探究的實據，畢竟中國主要是通過不同歷史時期的譯介作品來了解西方，通過翻譯西方來傳播一個時期被奉為“正確”，或者“真理”的西方的。從這個意義上說，漢譯文學就顯示出作為一種歷史文獻的價值，而且正是在不忠實的改寫之處，隱藏著極其豐富的歷史與文化信息，是研究中國如何應對西方沖擊的典型文本，從中可以切實辨析出不同譯者為適應中國社會的需要，對原作的改寫、融通或雜生。

Q

鄧小燕：圍繞漢譯文學您也做了很多工作，除了前面談到的理論建設和個案研究，您還投入了大量心血，編注大部頭的《漢譯文學序跋集》，建立了現代漢譯文學編年考錄數據庫，您能談談這些工作嗎？

李今：談到我在漢譯文學領域所做的工作，首先要感謝楊義先生于2000年左右主編《20世紀中國翻譯文學史》時，把我吸收進項目組，讓我負責撰寫三四十年代的翻譯卷，使我比較早地進入翻譯文學研究這個領域。當時我所負責的這個階段的相關學術成果并不多，基本需要從梳理史料開始，建立起對這段歷史的認知和敘述。這次初涉漢譯文學領域的探查，一是讓我發現了譯序跋的價值，二是發現了妨礙這個領域學術發展的問題，三是發現了歷史上漢譯文學與原作的差異之大以及研究漢譯文學文本的價值。由此就讓我萌發了做三件事的沖動：編輯一套《漢譯文學序跋集(1894—1949)》；撰寫晚清民國時期《漢譯文學編年考錄(期刊編)1896—1949》；經典譯作個案研究。剛開始我對做成什么樣還并不明晰，只是覺得這三件事值得去做。很顯然，前兩件事需要條件，非一人之力所能完成。因此，我最早投入的就是前面談到的拙作的準備和寫作，同時尋找啟動另外兩件事的機會。

我在寫作《20世紀中國翻譯文學史·三四十年代俄蘇卷》的過程中，雖說只搜集閱讀了有限的譯序跋，但已經對我的研究幫助特別大，因為譯序跋是翻譯家完成譯事之后的即時抒寫，尤其可貴的是，與一般歷史記錄往往缺乏動機與觀念不同，譯序跋是譯者直接闡發自己翻譯思想和實踐的重要文本，直接記錄著為何翻譯、怎樣翻譯、翻譯心得、對原作者作品的闡釋與評說，乃至譯事緣起、經過、社會文化、政治時局、出版過程、版本來源、社團活動、文人交游等等方面的歷史細節和信息，是觸摸譯作產生及其接受之歷史語境的重要史料來源，甚至可以說，它還主導著一個時期外國源語文學在中國形象的塑造與評說。

我所以動念想把近代以來至1949年的譯序跋都搜集匯編起來，除了我認識到它的歷史文獻史料價值，還因為當時只有林琴南、魯迅、周作人等個別大家的譯序跋被整理成冊,其他均如一盤散沙，散布于各種漢譯文學單行本而難以盡覽。此外，我覺得近代以來出版物數量巨大，加上學科的專門化發展，都使研究者難以獲得近現代史的貫通視野，如果能夠編輯一套漢譯文學序跋總集，就能夠從一個側面相對系統地為學術研究提供一套中時段的歷史記錄，方便縱觀漢譯文學史的流變和脈動的軌跡。雖說僅據漢譯文學《序跋集》并不足以究譯事之源流，但同一時期大量譯序跋的匯集起碼可以凸顯時代主潮及其流行觀念的興衰與更迭。

但做這件事，非一人之力能夠完成，當時能夠預測的還只是將附于各個譯本前后的序跋都搜集起來所需的人力和出版資金的問題，2014年獲得我們學校科研基金重大項目的資助，進入實施環節后才發現我想得太簡單了。因為年代久遠，字跡不清，出版社不接受復印件，所有文本必須錄成電子版，這就又帶來查找不同版本辨認字跡和校對等瑣碎且花時間的工作。資料搜集到一起后，面對原作者漢譯名不規范、譯者使用筆名、譯作譯名五花八門、版本混亂等問題，又不得不加以注釋才能方便讀者閱讀。所以，我特別感激參與這個項目組的成員，我曾經的研究生們：羅文軍、樊宇婷、屠毅力、劉彬、崔金麗、鄧小燕、尚筱青、張佳偉、張燕文。他們的認真和鉆研，投入的巨大心力，尤其是責編屠毅力精益求精，才使《漢譯文學序跋集》得以按設想完成。目前已有三輯13卷面世，在學術界和出版界獲得好評。還有一輯5卷已經編完，正在做最后的修訂，很快會進入出版流程。經過幾位編者廣泛的搜羅，從清末至民國時期五十年間出版、附有序跋的2000余種譯作中，聚沙成塔，總共輯錄了3300多篇序跋，約600多萬字，是迄今為止規模最大的序跋文類歷史文獻長編，為現代中國文學史、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現代思想史、政治史、文化史、出版史建立了一個豐富的、便于翻檢取用的文獻史料庫。更值得期待的是，它所匯集的歷史信息和現象能夠激發不同專業學者深入探究的興趣，獲得研究的動力。

我主持做的第二個大的學術工程“現代漢譯文學編年考錄(期刊編，1896—1949)數據庫”，是出于想解決前面說的妨礙這個領域學術發展的問題。21世紀以來數字化的快速發展，特別是圖書館、博物館館藏文獻檔案的數字化，在史料存儲、呈現及獲取方式所發生的“史料革命”，為學術研究提供了巨大的方便。但不幸的是，晚清民國時期漢譯文學文獻史料卻難以進行全面的電子檢索，這不僅由于晚清民國時期所爆發盛起的“向西方尋找真理”的時代潮流一直洶涌澎湃，這方面的文獻史料一直未被全面整理；最成問題的是這一時期外國作家及其作品漢譯名極不統一，譯介者又多使用筆名且變化無常，面對這個“同實異稱”問題，電子檢索發揮不了作用。更何況此一時期署名還不規范，著譯者多有佚名情況。加之有相當數量的原作者、譯介者不見經傳，有些雖曾名噪一時后來卻湮沒無聞，因此，從事這個領域學術研究的學者就難以像其他學科那樣，能夠充分利用相關數據庫進行有效的電子檢索，便捷地獲得所需文獻史料。要解決這個問題，就需要學者先對外國作家及其作品的不同漢譯名、譯介者的不同筆名，包括佚名作品逐一進行考證、鉤沉，并進行統一規范化處理后，才能實現原著者及其作品曾譯名與今譯名、譯介者筆名與常用名的關聯檢索。2014年這個項目獲得批準后，在著名學者夏曉虹、方錫德、孫郁、解志熙教授的指導下，我們項目組羅文軍、趙天成、熊婧、朱佳寧、李歡等青年學者經過八九年專心致志、兢兢業業的不懈努力，終于以前所未有的規模為1896—1949年間246種期刊上登載的漢譯文學及其相關現象做了編目、整理和考釋，撰寫了13700多個條目，進行了原作者、譯介者、原作的考訂以及規范化的編年考錄處理，涉及的外國作家多達1580位，為2130位譯介者做了生平簡介及其筆名錄。當我們將漢譯文獻基本知識考證清楚后，不僅為解決漢譯文學史料的檢索難題做了預處理，也為一個新的研究領域建立起期刊漢譯文學獨立的史料專題。后來，我們項目組又和中華書局古聯數字公司進一步合作開發建立了“現代漢譯文學編年考錄(期刊編)1896—1949”數據庫，現在已經發布上線。

這個數據庫有三大功能，一是實現了“同實異稱”的關聯檢索，這不僅能夠一鍵檢索漢譯名不同的作家、不同筆名的譯介者，也可以大大節約學者時間精力的耗費，因為每位研究期刊漢譯文學的學者都不得不首先搞清楚作者是誰、譯者是誰、譯作是什么這些最基本的問題，有了這個數據庫就可以避免重復勞動，節約時間精力去做進一步的探究。

二是項目組的前期考錄和數據庫的后期制作將傳統分類目錄索引與數字化檢索相結合，為漢譯文學領域的研究建立起可以選擇，并可以隨意組合的專題性分類目錄索引系統，方便學者按類閱讀，也可以按類查找相關文獻，翻檢貫通，索其沿革，不僅可以集中掌握該領域的基礎信息，更能夠便捷地分類組合、盤活漢譯文學領域的史料，從中發現新的議題、論證模式，以及進行量化統計與分析。雖說目前數據庫所收期刊不全，但將其視為大的抽樣調查，進行各種分類的量化研究還是可行的。

三是項目組通過對編年、目錄學和考述方法的綜合運用，進行了系統的發掘、考辨和整理，為漢譯文學著錄了一種接近文學原生形態的編年體文學史，建立起跨語際、跨文化、跨學科的知識系統。在此基礎上，該數據庫又進一步為所有漢譯文學考錄條目的文章都配以原刊文本圖片，增加了閱讀原文功能，從而使數據庫能夠集漢譯文學初刊文獻史料專題庫、知識庫、分類目錄索引于一體。

總之，這個數據庫以前所未有的規模，為1896—1949年間重要期刊上漢譯文學的每一條目作出了考釋、糾錯、規范、摘要和概述，為這一領域研究提供了一種進行基礎研究和深入研究的新工具。待《漢譯文學序跋集》18卷全部出齊后，也準備收入這個數據庫，使之進一步擴充為包括圖書和期刊兩方面漢譯文學的文獻史料庫。我覺得我們項目組做了一件非常有價值的事，我現在經常使用這個數據庫，查找資料線索，進而再擴充之，太方便了！可以說，我們為自己的研究做了個非常好用的工具。因為我做這個領域的研究，所以這個數據庫的設計就是為了滿足漢譯文學研究的需要，也特別希望能夠助力其他學者的相關研究。

Q

鄧小燕：您對史料是很看重的，曾說做學問要有“竭澤而漁”的精神，也談到您的導師嚴家炎先生對您的影響。不過您的研究，并沒有枝蔓細碎的史料，也未圍繞佚文散簡大做文章。您是如何逐漸確認自己的史料身份？史料是如何內化為您的學術紀律？您又如何看待現代文學研究的史料轉向？以及您的史料意識與老師輩的有何聯系和區別？

李今：你可能覺得我雖然重視史料，但和我們學科的史料專家又不太一樣。我的學術經歷是比較缺乏計劃的，缺乏自覺性，有點“隨心所欲”。我碩士生時期還基本沒有史料意識，雖然我的導師朱金順先生是史料專家，撰寫了我們學科第一部史料學專著《新文學資料引論》，但我當時還在被“思想”“文學”所吸引。記得上朱老師的史料學專題課，他出了幾道選擇題作為結業的考試，我選擇的是版本比較。雖然自己非常認真地對讀了巴金《家》的初版本和后來的修訂本，發現幾乎每一句巴金都做了修改，但最后卻是從文學的角度得出結論，認為修訂本好，早先版本太粗糙，完全沒有意識到初版本作為歷史文獻史料的價值。我想，朱老師一定對我很失望，怎么上完他的課還不開竅呢？于是給了我個最低分。我是畢業后才慢慢認識到朱老師史料學的真功夫，現在更是經常翻閱他的書，以獲得做學問的指導。他在《新文學資料引論》中總結的搜集資料的方法——竭澤而漁、因類以求、因代以求、因人以求、雙方共求、按圖索驥等等，都為我如何在無限史料中獲取自己所需要的文獻資料引導了路徑。特別是朱金順先生非常重視目錄，他一再教導，“學問與其說是知識的儲蓄，倒不如說是善于在書海中找到需要的知識的本領，目錄學知識就是幫助我們找到所需知識的最好的工具，它能夠讓我們治學有門，事半功倍”。

實際上，真正學懂朱老師的資料學，還是要到自己的治學實踐有了親身體會之時。我在撰寫《20世紀中國翻譯文學史·三四十年代俄蘇卷》過程中，北京圖書館編的《民國時期總書目》“外國文學”“中國文學·世界文學·文學理論”卷，賈植芳和俞元桂先生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總書目》“翻譯文學”部分，上海圖書館編的《中國近現代叢書目錄》等等，都為我概述三四十年代的翻譯狀況、流變軌跡及作出必要的統計，發現翻譯文學史上的熱點及重要現象，確定重要翻譯家等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可以說如果沒有這些大型目錄著作的存在，想在浩如煙海的翻譯文獻史料中從頭做起，是無法想象的，即使不說是不能，起碼也要花費不可估量的時間積累才能進入這一專題研究。這時才感受到朱老師所說目錄索引綱紀群籍、辨別源流、取便稽考，讓我們治學有門、事半功倍的重要價值，領會到朱老師所說“目錄之學，學中第一要緊事，必從此問涂方能得其門而入”的意思。所以，我做文獻資料工作更偏重其目錄索引體系的建立這個方向，更重視如何能夠將常規性資料充分調動起來、利用起來。這和輯佚鉤沉一樣，也是資料學的一副面孔。前面談到的《漢譯文學序跋集》、“現代漢譯文學編年考錄（期刊編，1896—1949）數據庫”這兩個學術大工程，都或者是目錄索引的延伸，或者把目錄索引作為其中的一大功能，而且無論是序跋集的注釋，還是編年考錄都做了大量的輯佚考據工作，只不過它們隸屬于一個大的系統，你未覺零散而已。

此前，在北京大學商金林、清華大學解志熙、北京師范大學劉勇老師的熱情支持與參與下，我還曾發動這三個學校的研究生一起編撰《中國現代文學期刊目錄新編》，這個項目的想法直接來自夏曉虹老師的刺激，因為夏老師論文的征引資料都特別新鮮，又非常恰切豐富，我曾請教她如何發現的秘技。她告訴我，多借助《近代期刊篇目匯錄》查找到線索。后來讀到她談自己治學經驗的文章，也非常強調各種類型的目錄讓她獲益匪淺。對比這套6大卷篇目匯錄叢書，當時現代期刊目錄只有唐沅等先生主編的區區上下兩卷，僅收入276種，更不要說尚缺少報紙副刊目錄，這和劉增人先生探查的現代文學期刊實存約3000種相比，實在是殘缺不全。由此意識到現代文學研究論文的空疏與大而化之傾向，是與其文獻史料建設的不足分不開的。所以在獲得文學館的資助后，曾于2003年底在清華大學召開的“中國現代文學的文獻問題座談會”上談了自己的這個想法，并于2004年在《叢刊》發表《建立健全中國現代文學資料的目錄索引體系及機制》一文，檢點了20世紀80年代以來由社科院牽頭領導的大規模現代文學史資料的整理和匯編活動以后，提出倡議：“今天我覺得我們義不容辭應該做的，一是將這一系統工程未做完，或未做全的完成，或補全；二是將這一系統工程繼續進行下去。”后來，因為我調到中國人民大學工作，這個項目又與吳俊老師在南京大學主持的有關上海地區的現代文學期刊資料編撰項目合并出版，這套3卷本《中國現代文學期刊目錄新編》所收刊物加之唐沅等先生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期刊目錄匯編》，達到上千種。雖仍然不全，但大幅度提高了現代文學期刊目錄匯編的覆蓋面。

事實上，80年代以來我們學科的主攻方向就是史料建設。前面說到的80年代中國社科院由陳荒煤、許覺民、馬良春、張大明、徐廼翔等擔綱，動員了全國最高科研單位和高等院校力量共同編撰的“中國現代文學史資料匯編”，其波及的范圍之大、規模之大、影響之大都前所未有。這套中國現代文學史資料匯編由甲、乙、丙三套大型叢書組成：一是“中國現代文學運動、論爭、社團資料叢書”30種；二是“中國現代作家作品研究資料叢書”百余種；三是“中國現代文學書刊資料叢書”4種。旨在為全局性的現代文學史上的書籍、期刊、報紙文藝副刊和作家筆名，重要的運動、思潮、論爭與社團，有影響的作家作品編制目錄索引，對中國現代文學史資料進行一次全面而系統的大梳理、大匯聚，從而為中國現代文學這一學科的建設和走向成熟構筑宏大的基礎體系。可以毫不夸張地說，一段時期現代文學研究能夠在作家作品研究、運動思潮研究、流派社團研究等幾個方面取得較大的進展，與這幾個方面的資料書目索引的建立和引導密不可分。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擴展和深入始終與相應資料的發現與建設相伴隨。現在經過幾十年發展，新文獻資料的發現又有很多積累，但再無像80年代那樣系統的壯舉。所以，我覺得并不存在你說的我們學科研究的史料轉向問題，學者們都以自己的方式一直在做著80年代開啟的各種資料匯編的未竟事業。可能你想讓我談談對現在“思想淡出，學問凸顯”，太多瑣細考據傾向的看法吧？

我覺得我們學科從80年代才開始擺脫服從政治需要的研究目的，開始走向實事求是，尋求事實真相的學術之道，這并非能一蹴而就，它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甚至是永無止境。因為“求真”不僅是學術的立足之道，而且對“真”的認知也是不斷變化、深入發展的。比如魯迅研究，經過上百年、幾代學人的廣泛探尋，似乎事無巨細、應有盡有了，但事實是仍不斷有新發現。比如，談到魯迅所受影響，過去指認出某些域外思想家、文學家的著述，能進而加以細致辨析就揭示出一種真相了。但最近讀到俞兆平、張麗華老師的相關論文，他們考查的是魯迅閱讀的是哪種漢譯本，再加以細致辨析，這就進一步接近了真相，并開辟了新的闡釋路徑。我知道，你說的是過于細小、缺乏思想性的考據文章太多的問題。我以為，畢竟我們學科既屬于文學，也屬于歷史。由此走向思想，或探求文學生產及其生態、作家生平、交游及其行止活動的事實，在“求真”這個方向上做的研究，無論大小、深淺都有存在的價值。甚至真相也并非一張面孔，不同人不同角度看到的真相都會有所不同，分歧的存在恰恰是防止獨斷、迷信的真實力量。近些年來，考據輯佚文章增多，這與大型數據庫、互聯網的面世，為學者發掘文獻資料、史實提供了便捷相關，小的史實史料的新發現也許可以為其他更大論題提供證據，也許需要積累到一定規模才能顯示其價值意義，畢竟我們學科想當然的論斷、說不清的事情原委過多，更需要搞清事實的多種面相；更何況考據本身就有大的“求真”的科學思想在，有消解一個聲音的力量在，有不斷探索的動力在。現在不是過多，而是不夠。當然不是說沒有問題，對存在的問題進行商榷，沒必要否定考據路徑本身。再就是通過編撰大量現代翻譯家的生平，讓我意識到，隨著教育的普及，社會越來越民主化的發展，無論是作家還是學問家，已經越來越平民化。普通人如何言說？如何獲得信服力？只能通過擺事實，講道理。對事實的發掘、考辨和論證是日常學術的基本品質。當然這并不是說要排斥思想，但一定是以事實為根據、為門徑，具有獨立性而不是專斷的思想。只要不處于戰爭與革命的特殊時期，日常學術就不應只有一個聲音、一種形式。事實上，即使處于革命與戰爭的非常時期，學術也有它獨立存在的空間。學術應該是最自由的領域，學者可以選擇自己喜歡的方式，探討不同的論題。認為什么方式的研究好，做出來就是了。

不過，我主張研究生博士論文題目最好選擇大作家，或者包含大作家的。雖說，無論是歷史，還是文化史、文學史都并不僅僅是大人物的歷史，但畢竟大作家代表著他所屬時代的文學與思想的高峰，或者是胡適所說的“箭垛式的人物”。研究一個作家比較具體，容易把握，更重要的是，具有更高境界的文學家和文化人物可以反哺研究者，使之獲得提高，同時也可以通過一個人觸摸一個時代。我讀博的時候，學界還不主張研究單一作家呢，但我看到以大作家研究起步的學者，比較容易獲得一個研究基地，不僅可以從此不斷生成新的論題，也可以不斷拓展新的領域，所以我鼓勵自己的研究生選擇大作家，如魯迅、茅盾、蔡元培、吳宓、王安憶等等，從他們的研究實踐，也可以看到學生獲得的切實進步。

Q

鄧小燕：海派研究是您的另一重要學術貢獻。作為一個北方人，您并不具備先天優勢，而您此前關注的是“五四”個性主義和自我意識，面對以世俗化為特征的海派文學，可說后天優勢也不突出。但從結果看，劣勢反倒讓您與研究對象保持距離，讓您更為辯證地考察海派文學。不曉得我的判斷是否正確，想聽您談談是怎么進入這一領域的？

另外，縱觀您的研究，從20世紀80年代關注“五四”個人主義、自我意識，到90年代由于關注都市日常生活而研究海派，再到21世紀以來，由左翼而進到更寬闊的漢譯文學研究和史料編撰領域。此外，您也旁涉魯迅研究、俄蘇文學研究、港臺文學研究。這些研究跨度不小，不易找到內在聯系，但您又說：“就我自己而言，似乎從沒有因有所‘悟’而作文，倒常常是為了‘惑’而開始研究。”因此想請教您，都是些怎樣的“惑”在牽引您不斷跋涉、不斷轉場呢？

李今：我讀碩期間是在80年代，讀博是在90年代，這兩個時段似乎是從“五四”新文化運動到三四十年代以上海為中心的都市化、商業化高潮的重演。我讀碩時期選擇《個人主義與五四新文學》，讀博選擇《海派小說與現代都市文化》作為研究的論題，肯定與時代思潮的轉向息息相關。雖然，我的碩士論文寫得并不成熟，就是薄薄的一本小冊子，但因其切中時代的思潮，還是有些影響。這本書的編輯馬合省兄就曾對我說，真是想不到啊，你這本書居然能有這個訂數，記不清數字了。師弟黃開發也曾告訴我，他訪問舒蕪時，見他書桌上擺著我那本書，上面圈圈點點，似乎要寫篇書評。雖然沒有等到舒先生的書評，但等來了蕭乾先生于1994年1月21日寫給我的信。蕭先生說，拙作對他“有特別的吸引力”，一再說我“摸到了根”，認為“個人主義與自由主義是孿生子”。我想，這本小書能夠引起兩位老先生的共鳴，是如蕭乾先生所說，我選的這個課題“是具有爆炸性的”，因為我重申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一種精神，這種精神一直在中國受到批判，我從歷史上、理論上為其去污化。

90年代我研究海派小說，除了社會轉型的因素，也的確與個人生活體驗相關。80年代末，我先生因為政治問題被從部隊轉業，在體制內找不到工作，生活無著落。幸虧90年代經濟改革，國家允許發展私人經濟，才使他找到立足之地。所以，我不像一般人那樣，把私有制商業的存在看作萬惡之源，而認為是社會的一大進步，當然并不否認其問題的存在。想想如果處于過去由國家或集體單位全包體制中，我們小家庭的后果將不堪設想。我先生走出體制的遭遇也讓我越來越意識到，私營活動及其生活，事實上是一個要么自生，要么自滅，只能自我負責的領域。加之，兒子的出生也讓我不得不面對從未意識到的生存問題，以及衣食住行、柴米油鹽之類日常生活的基本需求。從過去的完全沉浸于精神世界，開始學著在生活中生活。個人的這些體驗讓我與海派小說中的市民精神和日常生活意識發生共鳴。所以，我感興趣的不是上海的地方特色，不是上海人的特殊性，而恰恰是她與所有的都市、所有的都市人都具有的共同性的方面；與人類的現代生活處境相通的物質狀態、精神狀態、思想狀態和情感狀態；與今天在又一次都市化高潮中我們不得不面臨的生存處境和生存狀態相類似的方面。我以為，海派的世俗精神是五四時期自我意識覺醒從學校發展到社會的產物。海派作家筆下的現代市民不再把希望和理想寄托在“救世主”身上，而是不惜破壞道德規范，不吝身份面子也要抓住自己的利益和機會的行為特征，表現出了現代市民不再是任何統治階級臣民的獨立意識，反映了市民階層接受現代啟蒙的特點。海派小說中所顯示出的都市市民雖自私但獨立，雖世俗但有理性，雖物化但不失一種主動選擇的主體意識特征，既證實著都市新市民自我意識的覺醒，又暴露其局限和異化的傾向，但這畢竟是現代新市民與封建市民相區別的分水嶺。這可能也就是你說的我能夠更為辯證地考察海派文學的意思吧？

的確，回頭想來開始意識到，我做研究的最初動力還是來自對不同價值觀及其思想的好奇和探究。無論是“五四”時期堂堂正正倡導的個人主義精神，還是三四十年代海派作家直言不諱地表達現代都市市民的世俗精神，對于我這個接受紅色單一教育長大起來的50后來說，都是巨大的沖擊，也造成精神的困惑，但這兩種精神又和自己受壓抑的心靈一隅息息相通，引起共鳴。所以，我探究他們也是探究自己，為自己受壓抑的一部分發聲。我對“五四”個人主義精神、三四十年代都市市民世俗精神的理解和認識，也是對自己一部分的理解和認識，這兩度探究開拓了我的精神維度，使我的精神結構不再單一化。最近讀錢理群老師的《有承擔的學術》，其中一句話特別引起我的共鳴，即“不把任何一種價值絕對化”，這也讓我想起蔡元培于1912年民國成立不久時，與教育部同人重新起草的學校法令《對于教育方針之意見》中，提出軍國民教育、實利主義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觀教育、美育教育“五育”并舉的教育方針，他特別指出“世界觀”“美育主義”二者，為“超軼政治之教育”，并在開篇即說明：“專制時代(兼立憲而含專制性質者言之)，教育家循政府之方針以標準教育，常為純粹之隸屬政治者。共和時代，教育家得立于人民之地位以定標準，乃得有超軼政治之教育。”這也可以解釋蔡元培倡導“兼容并包”精神的初衷。不僅我們自己的存在本來就是多元的，社會也應該是多元的，特別是在和平時期的商業社會，更應強調多元包容，共存互利，就像魯迅說的“自利利他”。

Q

鄧小燕：俄蘇文學，包括受其影響的中國左翼文學，在您的學術生涯中有著獨特的位置，它與您這代人的關系也很特殊，近年左翼研究又成為“顯學”。因此想請您談談您的俄蘇文學研究的基本思路，以及您對當前左翼研究的看法。

李今：這是個太大的問題，我的研究僅僅涉及三四十年代漢譯蘇俄文學的皮毛，并不深入。我一定要在你的問題上加上“漢譯”兩個字，來說明我研究的并不是蘇俄文學，因為我很清楚漢譯蘇俄文學，或蘇俄文學漢譯肯定對蘇俄文學進行了改寫，我不懂俄語，無法切實探究這個問題，只是初涉了蘇俄文學在中國的譯介狀況。毛澤東曾將近代以來中國尋找真理的道路以建黨為分界線分成兩個時期，認為中國共產黨出世前是向西方尋找真理，之后中國人找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走俄國人的路——這就是結論。的確，漢譯蘇俄文學的熱潮在三四十年代已蔚為大觀，不僅是中國左翼文學發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更被亦步亦趨地奉為“真理”，在創造蘇聯這個想象的理想社會、一個集體新認同的社會目標上，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大量譯介蘇聯文學的文章強調的都是其“寫實”“實錄”“實際的人生”性質，某作家看蘇聯，經過譯介的再闡釋，就轉換成了蘇聯的“真相”，甚至將蘇聯文學中揭露一些黑暗面的譯作，如《士敏土》，通過評介屏蔽掉，從而將社會主義的政治應許在人們的想象中，和現實蘇聯劃等號。現在，蘇聯解體及其檔案解密后，整個蘇聯歷史正在重寫，呈現出與以往蘇維埃歷史敘述不同，甚至是相反的事實和圖景。但在三四十年代相當多的中國左翼翻譯家將自己對理想社會的夢想寄托在對蘇聯的想象上。由此可以清楚看到，文學作為一種想象的形式如何與“政治的想象”發生一種真實的關聯，或者說如何以文學的幻覺制造政治的幻覺，影響人心，造成一個時代認同上所能發揮的巨大能量。所以，我覺得不研究清楚蘇聯、蘇聯文學，以及世界左翼思潮與中國左翼文學的真實關系，是看不透左翼文學的，這也讓我想到報刊史料的局限性與真實性問題。我們進入歷史報刊很可能只是進入輿論制造的層面，借此可以去反思在一個赤色的革命年代，知識分子的心靈世界和真切情感，但要揭示事實的真相遠遠不夠。因為這個題目與政治、與歷史有太多糾纏，想在文學范圍內研究左翼文學恐怕是看不透的，很可能有待相關政治、經濟、歷史研究新成果的出現，作為參照。

另外，今天研究左翼文學運動，已經經過了一段歷史的沉淀，如何評判它？不僅需要直面現實、直面其理論問題的勇氣，也需反觀歷史的獨立思考能力。西方學術界對左翼、社會主義運動史的總結和反思，有利于我們跳出僵化思維，在世界視野下重寫一直演變到今天的這段歷史。在這方面，一些學者正在做出有價值的探討。

Q

鄧小燕：在您的榮休會上，我曾用李娟在將自己融入冬牧場時使用的一個詞，叫作“熄滅自我”，來形容您的研究的變化。您早年的文章情感強烈，隨著進入成熟的中年階段，個人情緒在逐漸淡化，這與您的研究對象、年齡和心境有關，或許與80年代以來的學術走向關系更大，學術寫作越來越成熟，嚴謹、科學、實證性成為不言自明的規范。隨著學科越來越成熟，似乎主觀性的表達就越來越不大受到認可，您作為現代文學研究學術規范成熟的見證者和參與者，怎么看待現代文學研究中“我”的退場呢？

李今：我不了解現代文學研究中是否存在“我”的退場問題，我覺得自己的研究并未“熄滅自我”，可能如你所說逐漸淡化了個人情緒，或者說以更學術的方式表達自己。學術“拿出證據來”的思維方式，讓學者可能會減弱情緒自我，增長理性自我，甚至通過研究改變自己的觀點。從我后來研究漢譯文學的選題到論析評述，我覺得都灌注了自己的關懷和態度。你把學術規范和現代文學研究中“我”的退場聯系起來，可能覺得前者妨礙了后者吧？盡管現在存在對學術規范的不滿情緒，可我覺得這是學術為自己建立起的一套自我監督與他人監督的機制，不可或缺。論文本來就是給少數人看的，想在社會產生廣泛影響，可寫具有普及性的學術文章，這應該也是學術的一項工作，只是過去受到忽視。出于不同目的，學術性文章也應有不同的寫法吧？論文就應符合原創、論證、標明論據出處的最基本要求，但學術性文章并不只有論文一種。不管是何種寫法，關鍵是做得好不好、是否做到位的問題。

Q

鄧小燕：近些年，您的紀念性文章越來越多，談到諸多對您有過相當影響的前輩學人，諸如嚴家炎、朱金順、吳福輝、王信、樊駿、謝天振等。現代文學研究從80年代再出發，您是緊隨其后的一代，能請您談談和他們的學術傳承與對話嗎？

李今：近幾年寫的紀念性文章基本是約稿，也是我早就應該做而未做的憾事。像我們由學校培養出的學人都離不開自己導師、前輩學者的悉心指引和提攜，正借此機會表達自己一直埋藏于心的感激之情。你提到的幾位先生在我的文章中都已談過，前面說到朱金順先生比較多，就不一一回答你的問題了，想集中談談我導嚴家炎先生對我治學所起到的關鍵作用。

我做出的第一本像樣點兒的學術著作，應是我的博士論文。從我自己的博士論文選題，到我自己的博士生選題，讓我意識到導師的視野和研究方向對學生的確有著不可低估的影響作用。我讀博時，嚴家炎先生以其《中國現代小說流派史》的出版，在學界獲得如日中天的學術地位，在國際也產生影響，我更是受惠于此。正是由于嚴先生使新感覺派小說從歷史的塵封中“出土”，才開啟和促成了后來新感覺派以及海派在國內外的研究熱，讓我也成為“湊熱鬧”中的一員。嚴老師帶學生和他的文章同一風格，雖言語不多，但總是“一語中的”，句句經典。他知道你需要什么，缺乏什么，能夠有針對性地及時給以啟蒙、引導、示范與提攜。剛到北京大學報到不久，和嚴老師談起論文題目，他就告訴我，寫論文“說話要有證據”，“言必有據”。我覺得嚴老師一下子就把所謂論文這層窗戶紙給捅破了，讓我知道論文要重證據。后來，我告訴嚴老師為研究海派，想去上海查資料。嚴老師也就一句話，“穆時英曾在上海《晨報》上發過文章，你可以去找一找”。如果沒有嚴老師的指點，面對歷史文獻的汪洋大海，我很可能會無功而返。有了這個線索，盡管費盡周折，終于還是在上海辭書出版社的圖書館看到了這份發黃的報紙，發現了一批穆時英及其新感覺派的軼文，并由此帶出其他報刊。雪球越滾越大，后來嚴老師和我一起匯編《穆時英全集》時，統計有40余萬字。我的博士論文《海派小說與現代都市文化》能出些新意是和這些新發現的史料分不開的。其時，我在文學館工作時的頂頭上司吳福輝先生剛剛出版了他的《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說》，我之所以還敢做同一論題，也是因為有這批新發現的軼文做底氣。

從大的思路來說，我與嚴家炎、吳福輝先生做新感覺派、海派研究的不同在于：嚴老師把新感覺派定位為“第一個現代主義小說流派”，這是一種賦予新感覺派以先鋒性和精英性的定位。我在嚴老師指點下發現的這批史料主要是散文、電影理論及影評等，它使新感覺派與電影、與大眾消費文化聯系在一起的面孔浮現出來。另外，當時正是現代派熱，我也閱讀了不少現代派經典作家作品，但覺得新感覺派的風格與其并不相同，帶著這個疑惑，我翻閱了同時期的漢譯文學、海派自己翻譯的文學作品以及現代主義理論，進一步摸到新感覺派與唯美主義思潮的聯系。后來又讀到師兄解志熙的新著《美的偏至：中國現代唯美—頹廢主義文學思潮研究》，了解到這一思潮在中國傳播的廣泛性。不過，我的最后定位并沒有推翻嚴老師的結論，只是進一步指明新感覺派位于現代主義文學的入口處，具有精英與大眾文化的雙重性質。吳福輝先生如你所說，非常奇怪同上海毫無關系的我為什么會選擇這個題目做博士論文。因為，他做海派研究有“故鄉”情結，比較側重海派文化的上海特征。我是把海派文學作為都市文化、都市人的代表來探討其現代精神特征和價值觀的，根本不在意其地方性而致力于發掘共同性。這些都構成了我作為后進，既受惠于前輩學術成果，又因為關注點不同而很自然地與其展開對話的基礎。

博士論文的寫作讓我找到了做學問的路徑，一是據史料敘事，將文章寫實的感覺與方法，感悟到求索“前人本意”與“歷史本相”的治學目的與樂趣。史料不僅僅是與史識、理論對立的材料，它就是我們的研究對象，通過閱讀把握它、描述它、定位它、認識它，觀點由此產生，越貼近它，越準確，反而越能出新意。但同時，文獻史料又需要新理論的照耀，才容易發現它的價值，所以我覺得史料與理論的關系是相互生發的，并非對立的關系。如果一定要說哪個為重，我會選擇文獻史料，因為認知不僅來自理論，也可以取徑于文獻史料，論述也應和文獻史料打成一片。二是跟著自己的感覺和疑惑走。我說過，自己探究的動力和觀點都源自閱讀產生的強烈感覺和疑惑。再舉個例子，我讀新感覺派作品引起我強烈好奇的是他們的性意識。寫性并非是30年代海派的特異之處，郁達夫、張資平也寫性，但他們筆下的人物與一般社會的性道德意識并沒什么大的不同，只不過是他們的人物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欲，總是事后懊喪懺悔。但海派不一樣，他們把性與享樂相聯系，其內心根本沒有一般的道德監督機制。為解決自己的這個“為什么”的疑惑，就得大量閱讀，最后看明白他們所接受的是唯美—頹廢主義意識的影響，即把性與生育與道德相分離而視其為人生的一種享樂與新感覺。三是我的論述結構也往往來自為解決自己的困惑而做的探究。每當我閱讀作品和材料有了新感受，都會反過頭去想、去分析、去探究，為什么這樣？探究明白，解決了自己的問題后，論文的框架基本就有了。比如《海派小說與現代都市文化》的主體結構，我就是圍繞著為什么會產生海派作家的性意識和世俗精神問題來構思的。所以，我做研究比較倚重大量閱讀文獻作品和相關史料而產生的新刺激，在此基礎上順藤摸瓜，再去尋找解惑之道。我想，這也是我缺乏陣地意識，總打一槍換一個地方的原因吧。但每做一個題目，我都會謹記嚴先生一再的教誨，“最終決定成果質量的，是作者占有相關原始資料是否充分”。

Q

鄧小燕：您談到漢譯文學研究占據了您十多年時間，讓您擱置下別的計劃，不知道在結束手頭項目后，您接下來有哪些研究要著手展開？

李今：我和項目組一起做的課題，到目前為止尚未完成，一是《漢譯文學序跋集》還有5卷沒有出版，雖然已經編輯成冊，但到最后的定稿還要花大量時間做瑣細的工作；二是“漢譯文學編年考錄數據庫”雖然已經上線，我們還想出一套紙質版，這也需要做大量的修訂工作。我想，等完成這兩個大工程，我就要到“古稀之年”了吧，那時是否還有力量開啟新的計劃，真不敢說。前面已經談到，我是缺乏計劃性的，我獲得研究的動力要有新刺激。現在的確是不斷會冒出些想法，但真正讓我決心下幾年功夫去探究，還需積累。趙園老師收到我奉寄的拙作《魯濱孫變形記：漢譯文學改寫現象研究》，給我回復說：“選題很好，這種題目還可以做下去。”我想，可能還會沿著這個路子繼續做下去吧，我希望能找到一個歷史的，或新的主題性的框架，統領個案的研究。

Q

鄧小燕：最后，在我們的印象里，您一直是和平通達且精力充沛的人，您的論文產出并不算多，但質量都很好，還完成了多部看起來難以完成的超大部頭著作，且注釋、校對非常認真。您是怎么調整自己的工作狀態的？

李今：你說的超大部頭著作是指集體項目吧？我自己不多產，精力也不充沛，基本不熬夜，只是每天在上午最清醒的時候寫作，其他時間放松閱讀，查找相關資料，而且時因積累不足，會相當一個時期根本不動筆。我對自己沒有什么過高的期待，只是不想虛度光陰，研究的投入狀態會讓我獲得一種生命的充實感。你說我“非常認真”，不敢當，只能說比較認真，我認為認真的態度比研究方法更重要。做事認真可以引導我們從沒有知識，到獲得知識；沒有方法，去探索出方法。但人做事免不了失誤，做得越多，失誤會越多，盡力了就會心安。我覺得自己是在進中國人民大學工作后，才越來越意識到要鄭重地認真做事。隨著年齡的增長，我越來越欣賞導師嚴家炎、朱金順的學術成果，他們簡明、樸素、干凈、透徹的文字讓我傾慕。此外，作為老師，在教導學生的同時，也會成為學生模仿的對象，我們的學術成果是要被一級級的學生不斷閱讀的，要不辜負他們的信任，也要經得起他們審視、挑剔的目光。但要把事情做好，是要花時間的，且不說看多少文獻資料才能動筆的問題，想恰切表達自己看法的斟酌功夫，即使寫畢，也離不開打磨文字的反復推敲。嚴老師教給我的寫作經驗是“放”和“讀”，即文章寫好后放一段時間再看，修改時朗讀自己的文章，不順口就要做修改。我雖然試圖學著做，但仍擺脫不了急功近利的浮躁情緒，沒法像我的導師那樣靜心做到位。希望退休后能夠擺脫雜念，即使能力不及，但在心境上能夠進入導師們治學的禪定境界。借此，也想呼吁一下，學術成果不以數量取勝，但現在的“表僚主義”評審制度簡直是在驅趕著學者粗制濫造！要想出學術精品，就得建立起鼓勵學者沉潛積累打磨的良好制度。

非常感謝你的采訪！讓我不得不回顧自己幾十年來走過的治學之路。我深知我們50后的一代先天不足，所幸改革開放，才能夠從己所志，做了點力所能及的學術工作。所以特別希望世界不再敵對，相互交流，美美與共。你們青年一代能夠更自由、更充分地實現自我，學術事業不斷精進。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武漢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