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小說的開篇是班主任唐永義的最后一課，他講的是農業基礎課，如何養豬。然后下課鈴聲響了。唐老師說，這個學校你們以后可以不用來了，又說因為散伙了，多少應該有個儀式，然后就掏出了口琴吹了一首《送別》，吹得不好，下面的學生也無人能聽懂，那是上一代的歌。突然有人問，那么我們文憑證書有伐？（那是坐我后面的女生問的）。回答是沒有。又有人問，那我們到底算初中生還是高中生？回答還是不知道（這個問話的人我記不清是誰了，或許就是我自己）。

這個場面基本是真實的，就是我們的班主任是位德高望重的女教師，她也不會吹口琴。

那是一九七三年。我是一九六九年入的中學，然后在有個泥濘大操場的學校里混了四年（所謂的新三屆）。那個時候讀書只要上課不講廢話，大概就可以拿一百分。我的中學成績報告單居然還在，有不少一百分，如果是九十幾分，老師的評語一定是上課有講廢話現象，或者是講廢話的習慣仍然存在。成績報告單我仍然留著，我想它或許具備了一定的史料性。

前些年是上山下鄉一片紅，也就是說，凡是出了校門基本上都要上山下鄉去。到了我們這一屆，政策的變化是按檔分配，也就是說每個人都有一個檔次，去哪里，要看兄弟姐妹，以及父母的具體情況。那時的分配政策好像叫四個面向。我沒有搞清四個面向究竟是什么，反正國營企業、集體企業、街道里弄生產組、外地工礦、上山下鄉的都有，上山下鄉還有近郊遠郊之分。這樣事情就變得復雜起來，現在看來，這種復雜的游移不定的狀態恰恰滋生了文學。

我是近郊農場檔，因為是長子。長子務農，這個賴不掉。不過本人的情況有點特殊，就是體弱多病，老是住院，當時如果家人力爭一下，去學校吵一吵鬧一鬧，再往上通通路子，送點禮，比如煙酒什么的，或許也有留在上海的可能。不過即便留在上海，也多半要去里弄生產組。因為照顧身體而留上海，這個檔次實在是太軟了，哪比得上人家硬檔。大哥黑龍江，大姐云南，二哥貴州，二姐江西，那么他當然是可以留在上海，去大國企，鋼廠，自動化儀表廠，任何他想去的廠。那里有很好的伙食，下班后還可以在大浴池里泡澡，舒服極了。而生產組，想起來就頭皮發麻。在我居住的這個新村里就有生產組，老阿姨們從早干到晚，她們嘻哈著，不停地做手工活，把一片片的碎布拆成細紗，又把細紗裝在筐里，生產組的門前永遠摞著滿是細紗卷的筐。

有人告知我，我的班主任為了爭取讓我能留上海已經哭過了，這個傳言讓我難受極了。班主任老師滿頭白發，在任何時候，她都是挺著腰板昂著頭進校離校。四年來，她教給我們最多的，就是如何在亂世中保持尊嚴。

記得那次我一夜不睡，早上母親起床，見我趴在桌上寫決心書。決心書寫在大紅紙上，一張不夠，還加了一張。我母親說我是瘋了，如果不寫決心書，按檔分可以去近郊，而這么一寫去遠郊也未可知，甚至會去外地，命都不要了。后來我還是去了近郊的崇明農場，反正就是想離家遠去，哪里都可以，因為父親在受審查，家里的氛圍真是太壓抑了。

畢業后就是等通知，反正都已經入檔了，也沒有別的什么想頭了，整天就是玩。不像現在，有那么多的年輕人在這個人生的節點上會無比地焦慮。我們把自己的命運交給老天爺就是了，沒心沒肺的樣子。過過，大家就散了，各自在預設的軌道上走向宿命。我在下鄉的那天早上，看到平時的一個玩伴在街邊賣大肉粽子，他是分配到了副食品公司，忘了是不是買了他的兩個大肉粽子當早點吃了。

小說表現的是群像，總是感覺有太多的東西想裝進去。基本上寫了七個人，各自有不同的家庭背景和人生走向。這些人物里一定會閃爍著本人的影子。有一個情節差不多是寫這部小說的原動力，就是他們想拍一張集體畢業照，但是無論如何湊不齊，各種梗，即便湊齊了到了照相館門前還是拍不了。后來某人到了晚年了，在夢里都在想拍畢業照。

那次在網上刷到了一個小視頻：高中生畢業舞會前，男生持著鮮花羞澀地去約他的漂亮舞伴。門開，陽光照在男孩女孩的臉上，玫瑰色的。花樣年華，如此美好。我注意小視頻底下有年長者的留言：我的青春在哪里？當時看了很難受。后來在寫的時候，會時時想到這個小視頻，還有那句留言。

上海是個灘，沒有山。西郊的長風公園有個鐵臂山，其實那不過是個大土堆。不過我們就把它當作了山。離校后，去過那里幾次，坐在半山腰上野餐，抽煙喝酒，啃雞爪子鴨脖子，打牌，瘋瘋顛顛地學狗叫。山下是人造湖。有很多小船靜泊在岸邊，如同在積蓄能量，好去遠航。漸漸地就喝多了，想睡了，天也完全黑了。這個時候月亮升了起來，有一次它居然是紅紅的，很有意境。我是想說，無論怎么樣，在那個時候，我們也有自己的景觀。

《畢業季》的發表，意味著“青春三部曲”完成了。第一部《怪鳥》多半寫了童年，第二部《培訓班》寫了藝術院校和農場，這三部小說都帶有一定的自傳性，那么從“三部曲”的故事時間軸上來說，《畢業季》算是一個補敘。回首凝視，又絮絮叨叨地寫了下來，但愿這些文字多少有點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