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誰能想到，生活有時就是比小說還要巧合。

時隔不到一年的時間，昨天碰巧又去了那家叫“en space”的西餐廳。《陪診師》開頭的場景，我就放在了這里。

創作《陪診師》這篇小說，也是一個意外。在這之前，我并不了解有一個叫陪診師的行業。雖然很多年前我也是時常往返醫院的老病號，但從未聽說過還有可以陪人看病的職業。后來身邊有人住院，才知道開始時興“護工”，幫忙照顧住院病人。了解陪診師這個行業，是從我看到的一篇采訪網文開始的，那篇網文講述了當代年輕人在北京打工，從而進入陪診行業的故事。從一個寫作者的視角出發，我敏銳地意識到這是一個“不會太被關注”的話題。于是，我便有了對它的一段思緒和探索——哪些人會成為陪診師？他（她）為什么要做這個行業？他（她）成為陪診師之前是做什么的？陪診師具體要做哪些工作？他們是通過怎樣的方式或平臺找到這個職業的？他們如何建立客戶群？陪診以后他們的生活又會發生哪些變化？……這就好像在開始提筆創作之時，要多問幾次“然后呢”。讀完那篇網文后，我才發現，原來有那么多在外漂泊的年輕人找不到自己理想的職業，并不是所有學業有成的人都可以擁有體面的事業，大部分人奮斗過程中都難免無奈，所以通過某種途徑走進了到醫院陪人看病的行業。

《陪診師》的主角，我設置了一個男性。我認為，文學需要的是陌生感和好奇心。假設主角是一位女性，或許會讓人有熟悉的感覺。女性陪人看病、照顧病人，可以找出很多理所應當的因素，或許還有天然母性使然。所以當“韓誠”出場時，我大概預測到，這會是一個不同于常人色彩的角色。

從病人的角度來看，陪診師是比普通護工更新穎、更便利的一類服務。小說中，離了丈夫、獨自帶孩子看病的母親需要“他”，子女在異地工作的癌癥患者需要“他”，甚至沒有家人陪伴到醫院做人流的女人也需要“他”……從最初的不接受、不理解、拒絕到最后完全信任、依賴，經歷了漫長的人情冷暖的轉變。同樣，回到陪診師的角度，“他”的心理也經歷了反復拉鋸，面臨失業和溫飽，家人和旁人的看法，以至于像個外賣員一樣隨時被人“下單、退單”，同樣是一段陷入困境倍受煎熬的過程。

“韓誠”和女朋友在同一家公司辦公室戀情后被“抓包”，他被迫“英雄救美”，主動離職放棄了白領職業，又在女方家長“逼迫”的前提下，遇見了做陪診師的老同學，順勢進入了“陪診”行列。“他”接到的客戶形形色色，但凡進到醫院去看病的人又會有多少“好臉色”。“韓誠”其實也有障礙在心里，在“做了賊”的心理下，他總會無端地假想，當“他”在婦科門口等待客戶從人流手術室出來時，萬一碰巧遇到了自己女朋友，“他”該如何解釋？當女朋友的父母知道“自己”做的是陪診行業，又該如何處理？女方父母不止一次向他這個“外地人”逼問，未來怎么打算？什么時候能在這座城市穩定下來？結婚的房子在哪里？我們就這么一個閨女，你能不能讓她安定下來？結婚、房子、未來，包括老丈人看不上的二鍋頭……說到底，都是有關物質的現實問題。生活不是偶爾奢侈一把的下午茶，是一睜眼就擺在面前的柴米油鹽。

人生有很多經歷是無法言說的，正如文學中也有許多情感是無法全然表達的。人似乎永遠處在“困境”與“突圍”之中來回旋轉。當下年輕人面臨的不止是生活，還有如何生存。文學創作亦是如此，不僅要面對如何“制造”故事，還需要面臨怎樣“處理”故事，但我并不覺得作者是一個可以替小說人物“解決”問題的角色。

寫完《陪診師》后，我重新思考了一個問題：假設若干年以后，我的父母往蒼老的深處走去，當他們也因為疾病長年累月往返于家和醫院時，作為兒女的我又該如何面對？所以，我一方面盡我所能陪在父母身邊。另一方面也希望“陪診師”這一服務能在適當的時候落實到我們身邊。不知是不是因為寫小說的緣故，我時常覺得人活著總是在面臨各種各樣的問題和困苦，似乎沒有問題和困苦就沒有可以講出來的故事。可我之前說過，作者永遠不會成為替人物解決問題的那個人，許多問題永遠存在，但終歸會有屬于自己的歸屬。

我相信文學，小說也一樣，有寫不完的故事，就有說不完的話，就可以開出生機不絕的花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