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摘要：當下文藝批評實踐不斷更新觀念、拓展疆域、創新手段，為深入分析和解讀融媒時代文藝面臨的新現象新問題發揮了重要作用，但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戰，主要表現為批評范式的“無奈”、話語闡釋的“無力”和批評公共空間的“無序”。原因在于文藝批評與融媒時代的“時空割裂”、與文藝現實問題的“目標割裂”以及自身理論性與實踐性品格的“本體割裂”。同時，文藝批評又產生了“部落化”的分割狀態，批評公共空間非理性主義彌漫。鑒于此，積極回應文藝實踐的新問題、新挑戰，提升文藝批評話語闡釋的有效性，強化文藝批評“部落”之間的融通與互動，構建基于理性規則的風清氣正的批評公共空間，成為新時代文藝批評發展與繁榮的重要課題。

關鍵詞：融媒時代 文藝批評 話語闡釋 公共空間

走向數實融合的文藝呈現出媒介化的新樣態，然而，當下的文藝批評與之產生一定的脫節，往往滯后于時代文藝跳動的脈率。這導致文藝批評似乎陷入“山重水復疑無路”的窘境，表現為批評話語闡釋有效性銳減、公信力減弱，文藝批評公共空間失序，非理性思潮涌動，這與文藝批評應有的原則和功能漸行漸遠。鑒于此，正視融媒時代文藝轉型所呈現出的新特點和新問題，提升文藝批評話語闡釋的有效性，構建基于理性規則的風清氣正的批評公共空間，成為文藝批評界探尋“柳暗花明又一村”所亟待解決的問題。

一、文藝媒介化引發批評變革

新技術的層見疊出開啟了融媒時代文藝發展的新篇章。數字技術建構的虛擬世界與我們身處的現實世界不斷走向深度融合，“以互聯網與智能算法為代表的數字媒介作為一種新的結構社會的力量，其作用于社會的方式與以往任何一種‘舊’媒介不同，它下沉為整個社會的‘操作系統’”，改變了社會運行結構和運轉規則，呈現為媒介化轉向。以視覺藝術為例，從標清到高清、超清，從模擬信號到數字信號，這些技術的每一次進步都帶來文藝發展的重大變革。一方面，高速率、低時延、廣覆蓋的4G、5G網絡技術快速推進，促使影像傳播進入了4K/8K高清、超高清視域；另一方面，AR、VR、XR等技術營造了美輪美奐的虛擬世界與豐富多彩的現實世界的數實融合。媒介重塑了新的文藝時空。

作為以“實踐—精神”方式反映社會生活的文藝，社會生活的豐富多彩決定了文藝的斑斕多姿，同時，社會變遷又會帶動文藝的改變，催生新的文藝樣式，形成新的文藝生態，使文藝批評不斷發生變化和轉型。數字產業文化驅動下的自媒體、流媒體也在不斷勃興，使文藝呈現出不同于前互聯網時代的獨特性：文藝樣式媒介化、文藝主體多元化和傳播互動深度化。

首先，文藝樣態媒介化是指媒介成為融媒時代文藝邏輯的構成，文藝活動的系列鏈條寄居于數字框架，數字技術與融媒體平臺以自身數字化理念、原則和邏輯對社會固有的傳播格局和傳播方式進行解構與重構，從而形成融媒時代文藝的新形態和新特征。文藝創作、文藝傳播和文藝接受，都以數字媒介為平臺和路徑。科技賦能藝術，數實融合是其突出標志。媒介化文藝向廣大受眾提供了審美情趣多元化、審美風格多樣化的文藝門類：既有網絡影視劇、網絡動漫、網絡綜藝、網絡短視頻，也有網絡文學、網絡音樂、豎屏劇、互動劇、沉浸式情景劇和數字舞臺劇，還有各種虛擬歌手、虛擬偶像的數字智能科技融合的藝術形式。傳統的文藝作品也頻頻上線成為網絡文藝資源。文藝發展的豐富性又為文藝批評提供了廣闊空間。

其次，文藝主體多元化是指文藝創作、文藝傳播和文藝批評的主體突破以往的學院化、精英化、專業化的狹窄構成和一元化運行模式。從文藝創作主體環節看，文藝觀念各異的專業化藝術家、自由創作者、傳統媒體人與網絡媒體人、自媒體人，乃至大眾網民都可以參與文藝創作。新生派文藝創作隊伍的急遽擴編，顛覆性重構創作群體。譬如，在網絡文學創作領域，互聯網注冊作家迅猛增長，超越傳統紙媒文學。2022年8月，國家廣播電視總局發布的《2021短視頻行業發展分析報告》顯示：省級以上所屬廣電媒體抖音、快手入駐賬號數量在2020年實現同比增長663.15%的基礎上，2021年繼續增長10.82%，創新案例“登頂”“破圈”表現亮眼。可見，數字媒介類文藝創作主體的多元化構成格局造就了文藝種類的多樣化、審美情趣的多元化。

最后，傳播互動深度化是指數字時代的技術使媒介實現了即時性與同在性，文藝創作者與接受者、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幾乎消解了時間的延滯和空間的隔離。以往文藝創作與文藝批評的關系發生轉變：從傳播方向上看，由文藝創作向文藝批評的“單向傳播”轉為“雙向傳播”；從時效性上看，由原來的滯后性接收轉向共時性、同空間的交互，誕生短平快的評論——“以微信、微博為代表的微文體，以豆瓣點評、視頻彈幕為代表的點評體，以網絡社區、BBS論壇上的評論為代表的跟帖體”，雖說只是只言片語甚至表情符號，但靈活多樣地呈現出即時互動性特點。這不是簡單化的信息傳遞與反饋，而是文藝批評理念與審美趣味之間不斷進行的雙向逆反建構與再建構的能量轉換，甚至文藝批評、批評之批評直接參與到文藝創作活動而成為文本“增值”的創作主體。文藝批評對文藝創作的影響力也是顯著的，尤其是那些網絡文藝更是要兼顧受眾的評論，甚至有時需要順從網友、粉絲的態度，滿足受眾的心理期待與審美趣味。

可見，文藝的媒介化轉向引發了文藝批評的變革。技術革新與數字文化產業驅動下自媒體、流媒體和融媒體的交互疊加發展的態勢向文藝批評提出了挑戰。縱觀近年文藝批評，客觀來說，面對融媒時代文藝轉型的新特點與新問題，文藝批評存在的問題更值得我們反思。

二、文藝批評面臨的挑戰及其原因

“互聯網＋”時代的到來，不僅改變了社會經濟結構，更在深層次上重構了人們的觀念和思維模式。借助互聯網技術，尤其是融媒體平臺的快速迭代更新，各種文藝新型樣態不僅“飛入尋常百姓家”，也對傳統的文藝批評觀念形成了巨大沖擊。當下諸多文藝批評實踐不斷更新觀念、拓展疆域、創新手段，為我們深入分析和解讀融媒時代文藝發展的新現象新問題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文藝批評同時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戰，主要表現為批評范式的“無奈”、話語闡釋的“無力”和批評公共空間的“無序”。

首先，文藝批評范式的“無奈”。庫恩認為，一個范式就是一個科學共同體的成員所共有的東西，而反過來，一個科學共同體由共有一個范式的人組成。具體到文藝批評，范式包含兩個邏輯層次的含義：一是指文藝批評的一個特定共同體成員所共有的文藝信念、價值與批評方法等構成的整體；二是指該整體中對某個文藝問題的解答并以此作為模型、范例或規則而成為解答其他文藝問題的基礎。以往的文藝批評范式建立于以紙媒、文學為基礎的前互聯網時代，而今天的文藝“寄生于”互聯網技術為主的融媒體平臺，藝術性與媒介技術性深度融合。如央視2023年春節聯歡晚會，數字技術應用實現創新性突破。節目整體采用“5G+4K/8K+AI”框架，技術上實現多個“首次”突破：首次使用我國自主研發的8K超高清攝像機參與春晚攝制、首次采用VR三維影像繪制技術表現節目、首次實現“8K超高清+三維菁彩聲”春晚直播等，為觀眾們奉上一場極致的視聽盛宴。晚會中備受好評的創意節目《當“神獸”遇見神獸》即采用了虛擬技術為節目增添精彩亮點，展現出虛擬與現實的交融，將數字美學表現得淋漓盡致。利用VR三維影像繪制技術，藝術家根據《山海經》《抱樸子》《史記》《禮記》《莊子》等古籍設計出鳳凰、麒麟、白澤、貔貅、鯤、甪端六種神獸形象。這些虛擬的神獸與現實中扮演神獸的小朋友、舞臺環境融為一體，使古人筆下的想象圖景在今人的技術創造下得以栩栩如生地“復活”。虛擬技術引入現實世界的舞蹈表演，為節目搭建起了虛擬與現實的橋梁，將中國古代藝術的生命之美、意象之美，通過現代技術賦能而創新性呈現。可見，媒介技術性成為文藝實踐不容忽視的至關重要的因素。然而，這幾乎是傳統文藝批評范式的盲區。因此，文藝批評固有范式暴露出力不從心的尷尬也在情理之中。

其次，文藝批評話語闡釋的“無力”。文藝批評話語的有效性取決于批評對象的屬性與批評話語體系之間是否能構成“對象性”關系。文藝批評話語能否有效地適用于批評對象，真正發揮批評的功能，實質上取決于話語的占有者及其話語闡釋方式。一言以蔽之，文藝批評主體以及“對象性”關系的形成構成了“文藝批評場域”，決定了文藝批評的效度。譬如，就文藝批評主體而言，一位熟悉傳統文學屬性的批評主體，若固守傳統文學“圈子”，對不斷“破圈”的網絡文學忽視、漠視、輕視，甚至持有較強偏見，那么便會很少上網閱讀網絡文學，對網絡文學的屬性自然不甚了解，即使勉強進行網絡文學批評，闡釋話語的效度也會受到質疑。又如，就文藝批評“場域”而言，批評主體與批評客體之間形成的對象性關系的具體場域不同，批評話語的效度也會有差異。以網絡文學、網絡視頻、網絡綜藝、短視頻為批評客體的文藝批評話語，在互聯網線上“場域”和紙媒等線下“場域”發聲，所產生的影響力會相差甚遠，因為互聯網批評的“場域”與批評對象同時空，無論是溝通的即時性還是情感交流的共鳴性，抑或利益關聯的緊密性，都可能是“無縫對接”——亨利·詹金斯在其著述《文本盜獵者：電視粉絲與參與式文化》中，將媒介文化中互動性參與行為稱作“參與式文化”；而互聯網線下“場域”的文藝批評，與批評對象存在時空屏障；況且，網絡話語與紙媒話語分屬不同話語范式，風格大相徑庭，二者互動時會出現“雞鴨對話”不在同一頻道的尷尬境遇，如此狀態下的文藝批評奢談話語闡釋的有效性問題。

最后，文藝批評公共空間的“無序”。人們常說，互聯網技術的出現將世界變成“地球村”，言外之意是指互聯網時代人們已經輕松地超越時空限制而緊密相連。然而，互聯網在創造時空一體的虛擬世界，不斷壓縮時空差的同時，又在悄無聲息中將世界不斷切割、分裂——不僅是物理時空的區塊化，更是將人們的心理空間“部落化”。而且，互聯網產生的這一悖論伴隨技術的持續廣泛化和媒體融合的深度化而變得越發清晰和嚴重。當然，不良批評的泛濫也是導致文藝批評公共空間非理性化、無序化局面的原因。還有新生態評點、評論乃至表情包的情緒化涌入，激起各種非理性的批評。

筆者認為，以上論述的癥結源于三個方面的“割裂”。

首先，文藝批評與融媒時代的時空割裂。科技的迅猛提升、互聯網的快速發展以及媒體融合將世界推進到新媒介時代。新媒介就像“粘合劑”一樣將社會資源吸引、聚合并重新加以排列組合，從而形成新的社會組織結構樣態。媒介革命不斷“刷新”人們的觀念。可是，當下一些文藝批評者卻忽視、漠視、甚至拒絕接受這一文藝媒介化轉型的事實。固然，人文主義者應對膜拜技術的狀況保持高度警惕性與批判性，對人文精神的守護與捍衛有其積極價值和意義。但也要看到媒介化進程有效促進社會全面發展和提升的一面，它深度激活人的主體潛力，可以強勁地推動人文精神的傳播與普及。媒介革命助力文藝全方位“破圈”。譬如，彈幕作為鑲嵌在視頻中的即時評論，與視頻客體不斷生發互動性建構，以全新“聲—畫—文”相得益彰的動態方式將文藝批評的活力展現出來。視頻創作者、視頻欣賞者、視頻批評者之間經由同屏呈現的視頻圖像、聲音以及彈幕的文字、表情包不斷互動，在增添愉悅氛圍的同時，其創作者、欣賞者和批評者的身份發生著轉換，盡情忘我地沉浸于他們共同營造的“游戲”時空。受眾在欣賞屏幕上的聲畫視頻的同時，有感而發地即興評點。這時的受眾就成為彈幕批評者，繼而又轉化為被他人再欣賞、再評論的彈幕批評文本的創作者，而視頻文本的創作者或許又變為彈幕文本的欣賞者、批評者；作為批評文本存在的彈幕又變為新的屏幕欣賞對象，繼而轉化為其他受眾進行文藝再批評的對象。這時諸多彈幕批評文本之間構成文本互文性，以此不斷循環往復疊加、意義增值；同時，彈幕與視頻構成的“聲—圖—文”共在的新文本使原視頻文本意義持續增值，不斷生成新的語義場，與其他彈幕創作者同屏共享、同屏互動、同屏共戲。在這個“創作—接受—批評—創作”的互動過程中，視頻創作者以聲畫視頻的方式顯現，批評者以彈幕評論的方式顯現給共在的受眾，又以創作者（批評者）身份與其他彈幕批評者、欣賞者互動。

可見，文藝批評的方式與邊界、文藝批評運行機制、批評主體和創作主體的轉型是媒介技術催生的新產物，媒介化的文藝與傳統文藝樣態相比有著特色鮮明的媒介性特征，由此形成了融媒時代獨特的文藝生態圈。若是固守以往的文藝批評觀念，囿于那些前互聯網時代文藝實踐所形成的批評理論和觀念，畫地為牢，故步自封于紙媒時代的文藝“領地”，排斥甚至拒絕接受新的文藝樣態和新的文藝批評變革，文藝批評必將與時代脫節而走向自我封閉。

其次，文藝批評與現實文藝的目標割裂。也就是說，文藝批評與批評的目標對象之間的脫節。當文藝現實發生變化時，文藝批評卻因循守舊而未能同步更新批評客體對象，導致刻舟求劍式的錯誤發生。盡管前互聯網時代的文藝實踐也是憑借紙媒等不同介質進行，但那時的媒介對文藝活動的參與度、影響力和構建性等相對較低；而融媒時代的文藝則是基于數字文化理念，以數字邏輯對文藝重造，媒介化藝術得益于技術賦能，媒介技術因素已經化為文藝的有機組成部分，甚至與文藝創作、文藝傳播、文藝接受融為一體，相得益彰。所謂數字文化，就是運用數字技術開展的具體文化活動，如互動劇、數字藝術、虛擬現實應用、游戲動漫、數字藏品等，體現出文化與科技的交互融合。數字技術融入文化，使文化由內而外煥發新生活力，這不僅有利于催生多元文化，也有助于造就具有深刻思想和精湛藝術表現的文化高峰。數字文化的蓬勃發展又為文藝革新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遇，如近年電視綜藝就表現出數實融合的呈現方式創新，成功營造了線上虛擬與線下現場“共在性”時空場域，彰顯了數字文化時代文藝獨特的美學意蘊。

最后，文藝批評自身理論與實踐品格的本體割裂。文藝批評是文藝理論與文藝實踐的橋梁，理論性與實踐性是文藝批評的兩個維度。當然，這兩個維度的顯現在批評中也是差別的，依據具體研究對象的不同，文藝批評有時偏重理論性維度，其學理性特征顯性呈現。譬如文藝批評學，是以文藝批評自身為研究對象的反思性判斷——對批評本身的再批評，是“批評的批評”，具有一以貫之的理論傳承的歷史性與邏輯嬗變的內在規律性特點；以文藝創作等為研究對象的文藝批評，實踐性特征較為突出，而理論性則以隱性方式化作批評實踐的指導。文藝批評實踐離不開批評理論的科學指導，否則就可能成為“盲目的行動”和“任性的行為”；反之，脫離批評實踐的批評理論可能變為無源之水。可見，文藝批評的理論性與實踐性互相依存、共同發展，是一體兩面、不可分割的關系。以此審視，融媒時代文藝批評自身卻出現了理論性與實踐性相脫節，甚至是割裂的狀況。這主要表現為兩種極端化的錯誤傾向：一是追求脫離文藝創作實踐的、空中樓閣式的“純學理化”的文藝批評理論，全然不顧文藝實踐的現實，與實踐品格撕裂甚至對立；二是摒棄學術理論的引領與規范，使文藝批評淪落為“跟著感覺走”的“手工匠藝”。

于是，我們看到網絡眾生的萬花筒般的新生態評點、評論乃至表情包不斷涌入，充盈了批評的公共空間，帶來希望、喧囂、狂歡的同時，各種非理性的話語也蜂擁而至。面對這種狀況，重建風清氣正的文藝批評公共空間刻不容緩。因此，當下文藝批評需牢牢立足于融媒時代語境，植根于中國文藝實踐，遵循文藝批評自身發展規律，不斷提升文藝批評話語闡釋的有效性，構建健康的生態良好的文藝批評公共空間。這既是應對日趨多元化的文藝新格局的時代需要，也是文藝批評自身獲得新生的歷史與邏輯的必然選擇。

三、重構文藝批評公共空間

文藝批評是文藝健康發展和不斷繁榮的有力而有效的保障，具有引領文藝風尚、規范文藝沿著正確航向前進的功能。文藝批評話語匯聚成文藝批評公共空間。文藝批評公共空間既是文藝精神面貌的集中體現，也是探析社會文化風尚的風標。文藝批評公共空間是社會公共空間的重要構成部分，因此，又在一定程度上影響社會公共空間的形成和性質。良好的文藝批評公共空間對凈化個體情操、凝聚社會群體共識、推動社會精神文明提升，具有積極的建設性意義。

公共空間是社會各種話語交流、對話、博弈的交匯場域，是不同觀念及其話語之間互相溝通信息與互相發揮影響力的共同場所。一方面，人們就普遍感興趣、具有社會公共性特征的話題于此空間闡發、傳遞，以期達成一致性的社會共識，進而形成社會公共輿論，以維護社會話語秩序。另一方面，有關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的公共話語，又通過公共空間傳遞于私人空間，進而引導、規范和影響私人話語。公共空間話語闡釋的邏輯基礎是“公共性”。“公共性”是公共空間的本質特征，也就是說，“闡釋的公共性，決定了闡釋的有效性”。因此，只有具備公共性特征的話語闡釋才能構成有效的公共空間。同樣，“公共性”也是文藝批評公共空間的邏輯基礎，決定文藝批評話語闡釋的有效性，反之，有效的文藝批評話語能夠鞏固和延展文藝批評公共空間。

“公共性”需要融通與互動。但當下文藝批評公共空間更多地呈現為“個體化”的“私人性”特點，作為文藝批評公共空間構建的必要路徑的批評融通，運行不暢，批評互動受到阻礙。究其原因，主要源于融媒時代文藝批評“部落化”的割裂狀態。

首先，文藝批評主體的“部落化”狀態。數字化發展營造了一個萬物互聯、人人互通的世界，人人仿佛“近在咫尺”，卻又心隔千里。互聯網技術越是先進發達，世界的連接越是緊密，物理空間越是被無限壓縮，物流與信息流越是變得更為快捷、便利；但同時，人們的心理空間卻被無限分離而疏遠，“熟悉的陌生人”現象越來越普遍化與嚴峻化。現代科技越是發達，就越容易憑借技術輕而易舉地將社會人群分化，譬如智能設備、各種軟件APP以及運行程序，無情地將社會的某些階層、某些年齡段的人群加以分離，并逐步從該領域將其進行“社會淘汰”。從主體的視角看，互聯網的“信息繭房”效應使人們在看似更加自由的選項世界里，自愿接受“媒介控制”，選取單一化的生存方式，最終作繭自縛地墮入“坐井觀天”的境遇；從社會客體的視角講，大數據算法通過互聯網的數據存儲，采集與每個人的觀念、興趣、愛好、習慣等相關的數據，通過對大數據進行分析，劃定每個人的不同“歸屬地”，悄無聲息地將人們重新“部落化”，精準投喂信息；而這些眾多的“部落”是按“物以類聚、人以群分”規律不斷分化而形成的，表現為“部落”為共同利益而高度趨同化和同質化，而“部落”之間又高度異質化和排異化，不是兼容并包而是黨同伐異。由于人們實際接觸到的信息趨于單一化的扁窄，導致“部落化”思維僵化、偏頗，盲目自信自大，狹隘而排他的局限性日趨嚴重，致使不同“部落”人群（諸如偶像群、粉絲群）之間的誤解、對立加深，難以進行有效溝通，甚至根本無法溝通而陷入阻斷狀況，由此，公共空間逐步被侵蝕、撕裂。

其次，不同文藝批評形態之間的“部落化”狀態。智能技術的飛躍降低了人們進入藝術世界的門檻，仿佛“人人都是藝術家”“人人都是文藝評論家”。依靠一臺電腦、一部手機、一個平板，普通人也可以輕松進行互聯網文藝創作或者評論。除了傳統媒介的文藝樣式，各種互聯網技術催生了網絡綜藝、短視頻、微視頻等新的文藝樣式。融媒體平臺吸引了數量眾多的文藝創作、傳播與接受者，聚合到文藝批評公共空間，呈現出嶄新面貌。如短視頻領域，內容分發平臺參與者眾多：以短視頻為主要內容的應用有抖音、快手、騰訊微視頻等，基于社交類應用的短視頻分發平臺有微信、QQ、新浪微博等，傳統視頻平臺也涵蓋短視頻內容分發，如愛奇藝、優酷、騰訊視頻等。以往，局限于藝術象牙塔內的精英藝術家、專業藝術家幾乎獨霸藝壇，而融媒時代，藝術參與者的規模龐大，格局構成多元化；但是，文藝批評又分化為不同群體“部落”。譬如專業化、學院派的文藝批評，或者由于對紙媒評論駕輕就熟，或者骨子里輕視網絡評論，或者遵從“紙媒評論才算科研成果”的考核規則，線下空間自說自話、自我陶醉、孤芳自賞，線上空間評論缺席、“失聲”。因此，“線下部落”就與“線上部落”陣營涇渭分明、不越邊界，二者實際上處于網格化分離狀態，即使偶爾共處同一文藝批評公共空間，也難以實現真正的融合互動，奢談文藝批評公共空間的有效互動構建。若是“公共性”這一基礎缺失，文藝批評公共空間也就無法承擔其應有職責和功能。

再次，文藝批評樣式與手段的“部落化”狀態。文藝批評進入融媒時代，一方面表現為批評“部落”內的互動增強，另一方面表現為批評“部落”間的割裂，甚至同一批評“部落”內由于觀點、情趣和愛好的差異，很快又進一步分化為“亞部落”，進而又走向彼此“隔離”。譬如，當下的文藝批評樣式與手段多姿多彩，尤其是與現代技術相關的傳媒藝術批評形式同傳統的文藝批評形式相去甚遠，如公眾號、微博、微信中的短評、粉絲議論、網絡社區評論或者豆瓣評分、貓眼打分、時光網評分，甚至“點贊式”的即興感想、傾情留言——表達了“叫好”或“叫座”抑或“差評與吐槽”的判斷態度。愛憎分明的態度、“輕騎兵”般的迅捷、凝練短小的篇幅、通俗易懂的表達，不僅契合了碎片化的文藝接受方式，而且對創作和接受的影響力顯著。但這些新穎的批評樣式與傳統文藝批評界之間形成了“壁壘”，因為表面看是批評形式的差異化，深層原因則是批評主體之間批評觀念本身就存在著鴻溝。

上述阻礙文藝批評話語之間融通與互動的局限，折射出文藝批評“公共性”的缺失。環視當下文藝批評生態，有的批評凸顯文藝娛樂性，消解文藝價值評判，忽視了社會責任；有的主張解構公共價值，對那些沉浸于書寫一己之歡的作品倍加贊賞，有意拔高非主流意識和私人化、邊緣化、零散化視點；有的全然不顧事實和理性原則，片面追捧點擊率、收視率、“現象級”、發行量、票房紀錄等商業指標，并以此作為衡量藝術水平高低的標準；有的將文藝批評交易化，只講經濟利益不講批評原則，操控媒介平臺，淪為資本運營的宣發寫手、利益鏈的“操盤推手”；有的對不良“飯圈文化”“粉絲文化”泛濫現象視而不見，甚至刻意挑動“飯圈”之間的對立，激化粉絲之間的矛盾，引發、升級互撕謾罵、拉踩引戰、侮辱誹謗、造謠攻擊，“以矛盾造熱度，以熱度換流量，以流量謀利益”。文藝批評公共空間的諸多“割裂”及其呈現出的眾說紛紜、自說自話、莫衷一是，甚至“雜音”不斷，就像“粉絲社群的圈子化、狹隘性和排他性等弊病”，既“破壞了文藝批評公共領域的構建”，也損害了社會公共文化。這些文藝批評既助長了不良文化風氣的蔓延，也滋長了非理性批評的蔓延，破壞了文藝批評公共空間的健康生態。

然而，固有的文藝批評范式，多是對前互聯網時代文藝類別的把握，難以對融媒時代以媒介為邏輯基礎與互動特征的文藝新形態進行整體把握，缺乏對文藝批評觀念轉型、模式創新、樣態創新后文藝的整合、引領能力，導致文藝批評公共空間各種非理性思潮泛濫，理性被懸置或消解：極端化情緒宣泄、低俗化趣味彌漫、商業化霸屏橫行，致使一些文藝批評淪為感性欲望的狂歡場、眾聲喧嘩的輿論場和非理性思潮的游戲場。若不及時加以規范、引導，這些不良因素就會出現“破窗效應”——放任縱容、持續發酵、變質毀壞，最終導致文藝批評公共空間充斥著非理性的聲音。因此，構建良好的文藝批評公共空間，理性化、“公共性”規則的建立是關鍵，這主要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

一是文藝批評主體素養的提升與批評行為的規范。文藝批評公共空間，是文藝批評的“公共”空間。這里，我們強調的不是文藝批評的“空間”概念，而是批評空間的“公共性”這一本質特征。盡管在文藝批評公共空間中的個體，批評什么、怎樣批評以及批評結論，都呈現為個人的“自由”，但這一文藝批評“自由”是以公共空間的“公共性”為限定的有限自由，實質是一種受動性的“自由”。“公共性”對批評主體的制約包含兩個層面：一是物理性時空范疇的公共性，強調的是空間所具有的社會公共屬性領域，而不是個性化的私人屬性的領地；二是精神空間的“共識性”，即自由地達成話語闡釋的“共識”。那么，如何才能實現文藝批評主體“公共性”的“自由”？

作為批評主體主動性的“自由”建立于受動性的“不自由”基礎之上。作為文藝批評主體的每個人都是時代的產物，“我們之所以是我們，乃是由于我們有歷史……構成我們現在的，那個有共同性和永久性的成分，與我們的歷史性也是不可分離地結合著的。我們在現世界所具有的自覺的理性，并不是一下子得來的，也不只是從現在的基礎上生長起來的，而是本質上原來就具有的一種遺產”。可見，批評主體能動性的發揮受制于主體自身的素養。主體自身的素養（包括學識、能力等構成的心理結構，皮亞杰稱作“認知圖式”，接受美學稱作“期待視野”），為文藝批評提供了認知和評價的基礎和可能；同時，主體自身素養的有限性與局限性又決定了文藝批評活動的深度和廣度。文藝批評的自由性受制于主體自身的素養。聚焦融媒時代文藝批評主體，自身“兩個素養”——審美素養和媒介素養的提升至關重要。作為非專業的融媒體藝術評論者，審美素養的提升是必要的，僅就“審美”范疇內涵來說，它包含身心愉悅的成分，但又不局限于感性欲望的釋放，還有心靈情操的升華；審美不簡單等同于科學認知的“真”，但內在地包含客觀規律“真”的成分；審美也不等于倫理道德意識的“善”，但涵蓋趨利避害、和諧相處的“善”的因素，只有懂得“美的規律”才能有效提升主體審美素養。作為批評主體，提升媒介素養是不可缺少的。網絡文藝寄生于數字技術媒介，現實藝術與數字虛擬世界形成深度融合、互動，藝術生產者與藝術消費者（批評者）形成情感寄托的“公共詩性話語空間”，這就要求批評主體正視媒介文藝現實，重塑主體自身的“感覺結構”——將現實生命體驗與媒介虛擬生存感受、現實藝術場域與數字虛擬空間的審美相結合，從而實現藝術的現實真實與媒介營造的虛擬真實“重構”后的審美體驗和審美經驗感覺的構建，并以此為基礎形成對媒介藝術客體的準確認知和正確闡釋的批評理性——這一理性的構建與確立又來源于現實媒介藝術：一方面是社會公眾感知的公共性成分，另一方面又極具個體化感受，是批評主體的個性與共性的融合、個體化與公共化的雙向互動建構。上述“兩個素養”的提升是建立與優化文藝批評主體公共理性的必要路徑。

二是文藝批評規則與標準的構建。文藝批評是立足于批評客體的主體闡釋，實質上，文藝批評話語闡釋就是對批評主體的理解的闡釋。而主體的理解又是建立在對批評客體的體悟、認知和理性評價基礎之上的結果。從文藝批評客體的維度講，客體對象的客觀屬性是批評話語闡釋的邏輯起點，無論我們如何強調闡釋具有主觀性、能動性的特性，我們都需清醒地認識到，理解是主觀活動，但理解對象的規定性和理解方法的科學性卻是客觀的，況且，任何主觀闡釋都不是對“虛無”的闡釋，相反，都是指向特定客體對象的闡釋，而特定客體對象又是歷史性生成和歷史性存在的，具有質與量的內在具體規定性。這就為主觀化的批評闡釋注入客觀化的理性規范和制約。那種對批評客體的不求甚解和淺嘗輒止，或者忽視藝術的媒介特性而以傳統文藝樣式為模板的望文生義，甚至先入為主的主觀臆斷、主題先行、好惡主導的批評，充其量是隔靴搔癢，抑或南轅北轍、離題萬里。可見，文藝批評個體理解的公共性是批評話語闡釋公共性的基礎，批評話語闡釋的公共性決定了文藝批評公共空間的“公共性”，由此形成了“在理解和交流過程中，理解的主體、被理解的對象，以及闡釋者的存在，構成一個相互融合的多方共同體，多元豐富的公共理性活動由此而展開，闡釋成為中心和樞紐”的狀態。

當然，文藝批評的標準及其科學性依然是文藝批評公共空間構建所必需的。馬克思主義的美學觀點與歷史觀點的統一是文藝批評的科學標準和方法論原則。從世界范圍看，回顧已經走過的20世紀的文藝批評，或者凸顯社會化維度而相對忽視文藝自身審美特點，或者極力張揚“審美性”特征，不少文藝批評往往漂浮、搖擺于美學觀點與歷史觀點兩極之間，難以真正做到將二者的辯證統一作為科學標準。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我們仍然要繼承和發展美學觀點與歷史觀點的統一，將其作為科學的文藝批評標準，這也有利于在文藝批評公共空間中確立更加理性的標尺。聚焦融媒時代文藝批評，美學觀點包括緊緊以“媒介性”特征為切入點，在“文藝—媒介”的雙向動態建構中把握文藝新樣態及其所蘊含的獨特審美性。如有的批評者對數實融合的文化綜藝節目進行深度分析，發現一些作品采用多種敘事時空創新手段，其藝術場景為受眾呈現了將歷史與現實、古人與今人、敘事與抒情、真實與虛擬融為一體的獨特美學意蘊，而受眾既在“劇外”，又是身臨其境的“劇中人”，陶醉于沉浸式美學氛圍之中，這是迥異于傳統媒介的藝術欣賞體驗。歷史觀點要求我們的文藝批評不僅要立足不同社會歷史語境下文藝的實際，更要遵循“歷史地看問題”的方法論原則。以此觀照當下媒介化藝術就會發現：融媒藝術的產生與發展既有歷史與邏輯的必然性，又是對現實世界的審美化反映。科技賦能、媒介助力的藝術創作為社會奉獻了許多美輪美奐的藝術精品，也折射出當代人的思想觀念與審美趣味的嬗變。當然，過度張揚、膜拜技術理性的藝術本身及其衍生品的諸多負面效應又可能使藝術喪失人文精神，這也是當下文藝批評反思的一個重要維度。

三是文藝批評“部落”之間的融合、互動及其良好運行機制的構建。理性化規則的確立是實現批評公共空間融合與互動的基礎，也是批評公共空間得以維系的邏輯基礎——“公共性”構建的準則。文藝批評的主體素養是建立于融媒時代新的“感覺結構”基礎上的理性，其“情感共同體”特征決定了批評主體的批評對象和話題目標的相對“公共性”，這是批評話語公共空間形成和存在的前提。一方面，批評主體應盡可能從審美情趣出發，努力呈現批評對象的客觀性，自覺地遵循藝術審美規律，以科學的方法論進行個性化的文藝批評。另一方面，文藝批評公共空間的建立與維護依賴批評行為的“公共性”。不同“部落”的批評主體，有其各自擅長的文藝種類及其批評的特長，這就為“部落之間”的揚長避短、優勢互補提供了可能。由于批評主體個人藝術修養的不斷提升，既可以針對自己“部落”熟悉的文藝樣式及其藝術特點，闡發較為專業而獨到的批評見解，為其他批評“部落”了解相關藝術門類提供引領作用，進而贏得其他批評者的認可，又可以借鑒其他“部落”的批評擴展自身需要的藝術批評信息。同時，批評者個人素養、人格的完善有助于自身形成寬廣的胸懷，以寬容心態客觀看待不同的觀點，克服以往“部落”之間存在的相互輕視、相互攻擊、相互“拉黑”的弊端。也就是說，基于“情感共同體”的富有建設性意義的文藝批評，有利于使不同“部落”的融合和互動成為現實；而不斷強化的融合與互動又推動公共空間達成“共識性”觀念，觀念的“共識性”又可以增強批評行為的“公共性”。由此，批評的公共空間步入以“公共性”為基點的融合與互動的運行機制。更進一步講，不同批評“部落”之間相互融合與交流互動作為文藝批評公共空間的存在方式，理性規則是其運行機制的有效規則和可靠保障。同理，文藝批評作為歷史事件而存在，不僅受制于批評主體和批評客體，同時還受制于批評實踐發生的特定時空場域，而這一場域又是一定時期的政治、經濟、法律、文化、宗教、民俗等諸多社會因素交匯而成的集合體，對文藝批評構成多方位的影響：既有積極建構因素，亦有消極解構因素，由此形成諸多方向引力參與角逐的“力場”，共同施壓于批評公共空間。美學觀點與歷史觀點的統一作為這一公共空間的批評規則，有助于線下文藝批評與線上文藝批評、傳統媒體文藝批評與新媒體文藝批評之間形成融媒體文藝批評范式，有助于不同批評話語之間形成良好的交互性運行機制，從而提升文藝批評話語闡釋的有效性，并以此搭建“公共”的批評空間。這一文藝批評話語闡釋公共空間的“自由”狀態——感性與理性、主動與受動、個體與群體、私人與公共等諸多因素的和諧統一，就促成之前被割裂的“部落”走向融合與互動。這正是我們所期望的文藝批評公共空間的理想狀態。此外，良好的運行規則與機制又可以有效促進公共空間中文藝批評沿著包容并蓄、揚長避短、綜合互補的軌道發展，最終達到提升文藝批評話語闡釋有效性，構建風清氣正、欣欣向榮的文藝批評公共空間的目標。

我們倡導多樣性與多元化的文藝批評，但多樣性與多元化并非可以無差異地消解價值、抹平優劣、混淆主次、平行疊加或者等量齊觀；文藝批評也不是感性欲望的“跑馬場”，更不是非理性思潮滋生的溫床。融媒時代，文藝批評話語闡釋有效性的提升與風清氣正的文藝批評公共空間的構建，呼喚理性的回歸，呼喚建設性文藝批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