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身居世界第三大人口城市的上海，給出一個人物，一個不同于任何一個偉大敘事者故事中的“人物”，讓“他”走出去，使更多世代、更廣大世界的讀者閱讀。這是我們時代的任務，也是我們生命的責任。

先說景觀。“人類文明在非線性的時間長河中，每次幽微震顫都值得被持續觀察和質詢。”

中國式現代化的提出，何止幽微震顫，而是擲地有聲，更是金聲玉振。它在理論上是嶄新的，它意味著人類文明的新形態將經由我們這一代人的手中被創造出來。

中國式現代化的提出雖然在理論上是嶄新的，但是在實踐中一直沒有停頓。當然它不是過去時的，它是現在正在進行時的，這個正在進行時涵蓋了過去、現在和未來，或者說打通和連接了過去、現在和未來。這個中國式現代化的實踐，或者從1840年就開始了。從近代的“師夷之長”的理論學說到新文化運動，到改革開放，及至新時代，思想史、文化史、文學史代代傳承，作為現代化主要標識的承載物的都市形象，也在我們的視野中不斷翻新，漸漸明晰起來。

人類文明的新形態，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實現現代化的全新選擇、全新方案的實踐中，這一代作家豈能缺席？

既然，“人類文明在非線性的時間長河中的每次幽微震顫，都值得被持續觀察和質詢”，何況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建構、誕生和實踐，更值得我們——在這一文明的“新紀元”式的時間和實踐中——作為作家去做它的觀察者、親證者、注釋者和書寫者。這不啻是時間提供給我們的千載難逢的機會，它無比寶貴。它其實是在向我們要一個與過去的現代化，或過去的都市發展、都市寫作都不一樣的全新的文學景觀。

“城市是一種心理狀態，是各種禮俗和傳統構成的整體，它是自然的產物，而尤其是人類屬性的產物。”（R.E·帕克）由此，它也成為各國作家競相書寫的對象。都市的意象、都市的景觀，經由與之相伴的與現代化發展并行不悖的書寫，而建立起來了一個個令人難以忘懷的文學景觀。

但中國式現代化進程為我們提供了一種新的命題，它所要求的景觀是一種以往文學不曾出現過的景觀。

首先，它不是九十年前茅盾《子夜》筆下的上海，不是老舍筆下的北京，不是巴金《寒夜》中的重慶，它也不是狄更斯筆下的倫敦、雨果筆下的巴黎、帕慕克筆下的伊斯坦布爾。那么，“它”是哪里？這個“它”是什么樣貌？“它”經由藝術表達為我們提供出怎樣不一樣的“景觀”？這只能經由我們的書寫為我們自己揭曉答案。

再講人物。

中國式現代化有五個方面的中國特色，其中第一個便是“中國式現代化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提出：“中國式現代化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我國十四億多人口整體邁進現代化社會，規模超過現有發達國家人口的總和，艱巨性和復雜性前所未有，發展途徑和推進方式也必然具有自己的特點。”人口規模巨大，是中國式現代化面臨的基本國情和具有的首要特征。

迄今為止，全世界實現現代化的國家地區不超過30個，總人口不超過10億，而我們一國14億人口實現現代化，將使世界邁入現代化的人口翻一番，也將徹底改寫現代化世界版圖，從而成為人類文明史上一件具有深遠影響的大事件。

數據顯示，2021年我國全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已經達到64.7%，2022年年末全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為65.22%，比上年末提高0.50個百分點，也就是說14億人中超過一半的人口，大約8-9億人是城鎮人口。

也許，沒有一個國家的作家會如此幸運。從前沒有，現在也只有中國有。中國作家面對著9億的城鎮人口，以這樣一個以億計的對象作為書寫對象，書寫者的襟懷和視野一定會有所不同吧。

那么，隨之而來的問題是，你是不是應該為我們提供一個“人物”？“他”從14億人中來，或者從9億城市人中來，“他”從來沒有被書寫過，“他”是過往文學史中不曾有過、不曾被塑造出來的。

這個“他”，你有沒有信心，有沒有能力將其塑造出來？

你有了那么多無中生有、栩栩如生的精彩的故事，那么，你有沒有把握講，我今天要給你一個從前的書寫中從來沒有被寫出來的“人物”。這個人物不屬于上一代、上上代的創造者。你能不能拍著胸膛說，“他”就屬于“我”，“我們”這一代。你有沒有這樣的胸襟和氣魄，說：我的祖輩、父輩、兄輩都沒有將“他”塑造出來，而我將“他”塑造了出來。

我們的祖輩父輩給出了許多人物，魯迅先生給出的“人物”中有阿Q，有《狂人日記》中的狂人，有《祝福》中的祥林嫂，魯迅給出的三個人物，從三個向度抽出三個線頭：其中既有對農民的思考，也有對知識分子的刻描，以及對女性人格的探索。這些人物提供了現代化進程中最為關鍵的三個方面。

比如趙樹理給出的“人物”中有小二黑、小芹、李有才，對20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晉東南婚喪嫁娶、日常生計、生產生活的觀察，這些人物提供了我們足夠鮮活的歷史進程中的人性樣本與例證。

又比如柳青給出的“人物”梁三老漢、梁生寶，如果研究20世紀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初期人物的思想樣貌和心理狀態，以及農民與土地、與糧食、與人眾的變化中的關系，我們無論如何繞不開這兩個人物。

你可以說，“他們”都不是都市人物，但是你卻否認不了，“他們”的確是中國現代化實踐進程中的人物。你可以說，“他們”都是半個多世紀，甚至一個世紀以前的“舊”人物，但你卻無法否認，“他們”在現代化艱難進程中的中國，留給一代代讀者深刻的文學記憶。

是的，你也可以說，也許“他們”的社會學價值、文化學價值，甚至人類學價值大于“他們”的文學形象價值；你可以說“他們”年代久遠、地域遼闊；“他們”不屬于今天，不生活在林立的樓廈之中，煙火的市井之間；“他們”或許生澀、或許刻板，或許簡約，或許單面。

但是，我們也可以反問一句，你給出了“誰”？你的“他”是“誰”？

即便不如祖輩給出的孔乙己（魯迅《孔乙己》）、倪煥之（葉圣陶《倪煥之》），我們給出了父輩給出的倪吾誠（王蒙《活動變人形》）、方鴻漸（錢鍾書《圍城》）、章永磷（張賢亮《綠化樹》）、高加林（路遙《人生》）了嗎？“他們”不能不說是城市中人、都市中人，或者是城鄉之間的徘徊者。

更不用說，我們的兄姊輩為我們給出的“人”：王一生（阿城《棋王》）、陳千里（孫甘露《千里江山圖》）、趙秀英（朱秀海《遠去的白馬》）、雯雯（王安憶《雨，沙沙沙》）。這些人物活在“他們”的年代里，也活在我們的閱讀里，“他們”經由我們的閱讀不斷擦亮，從而從故紙中直起身來，坐在我們對面。“他們”坐在那兒，沉默內斂，卻仿佛也在問我們，我們的那個“他”在哪里？我們什么時候可以以“他”和自己互為鏡像，我們通過什么樣的方式將“他”創生出來？

是的，我們還沒有我們的“浮士德”，我們的“謝爾蓋”，我們的“悉達多”，我們的“約翰·克里斯朵夫”，生命與作品相通，事實在于，有這樣的作品便要求這樣的生命。“生命是作品的設計，而作品在生命當中由一些先兆信號預示出來。”

生命如何能成為作品的設計，文學如何能成為生活的前提，這對于一直視作品為生命創造物，并在這一理論觀念下成長而接受的我來講是不可思議的。但文與人對位關系不可置疑，文、人統一到文、人同一，其間有許多生命的暗示，它必將通過文字最終顯現出來。或者還是那句話，你要寫出什么樣的“人物”，有時來自于你的觀察、旁證，而要寫出“你”自己，則必須親證它，或者叫“躬身入局”。“他”——這個人物要的是你的血肉，你的精氣，你的靈魂。

中國式現代化，14億人，9億城鎮人口，其中也許五六億是都市人，其中的三億到四億是大都市人。聯合國人居署《世界人口評論》有一個統計，2023年世界人口前十的大城市中，東京以3743.52萬人位居第一，德里以2939.91萬人位居第二，上海2631.71萬人，位列第三，北京則排在第九。

所以，身居世界第三大人口城市的上海，給出一個人物，一個不同于任何一個偉大敘事者故事中的“人物”，讓“他”走出去，使更多世代、更廣大世界的讀者閱讀。這是我們時代的任務，也是我們生命的責任。

“他們”在向你招手、向你呼吁，“他們”在蕓蕓眾生之中向你——這個書寫者訴求。“他們”中的“他”需要你點石成金，而你，也會因找到“他”而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