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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椿，字春木，一字子壽，松江府婁縣人，桐城派集大成者姚鼐第一代弟子。他絕意仕途，前半生游歷，后半生投身書院，教授弟子甚眾，對文學理論、經世致用思想、地方志理論均有闡發。

成就人才是急

姚椿少年時學習勤勉不懈，十歲讀《全唐詩》，喜博覽，“遇未見之書，必手自抄錄”，有“兩腳書櫥”之譽。

道光十一年，姚椿應河南長吏之請，掌教彝山書院（亦稱夷山書院），自此開啟數十載的書院講學生涯。彝山書院由開封知府栗毓美所創，“選士之本，肇于蒙童”，主持山長先后有范煜、姚椿、郭儀霄、丁嘉藻、吳企寬、錢聚朝、錢儀吉、史致昌等人。

據《彝山書院志》所記，書院從組織管理到學規條約，從教學管理到經費管理等形成了一套完備的辦學體系，積累了寶貴的辦學經驗。姚椿擔任山長期間，彝山書院辦學質量顯著提升，歲試取進十四人，科試取進十六人，舉人提名五人。

道光十八年，姚椿應湖廣總督林則徐之聘，執教湖北荊南書院，前后七載。荊南書院于康熙五十八年創建，招收府屬七縣生童中的尖子生。書院山長、主講皆為社會名流，獲贊“人文之盛，鼎甲荊湖”。

道光二十五年，姚椿主講松江景賢書院。景賢書院位于華亭縣東南，于嘉慶七年修建，還常年分派掌教兼課云間書院的肄業童生。

此時的姚椿雖患腿疾，卻仍然熱心書院事業。江南一帶文人，如沈曰富、陳壽熊、顧廣譽、何其超、熊其英、張錫恭、葉蘭笙等均師事或私淑于姚椿。

姚椿愛惜人才，始終“以實學勵諸生，朝夕諄諄”。遇到品行高尚的學生，有孤寒無以自立者，必給予資助。他強調“惟成就人才是急”，主張師者要嚴格，學生才能學會明辨是非善惡，成就大器。

對于當時“世道既衰，師道亦敝”的社會風氣，姚椿感到極為痛心。這番情緒，與他的成長過程亦有很大關系。

嘉慶十年，姚椿遵父命，師從姚鼐。當時，姚椿已小有成就，辭章、訓詁之學氣焰方盛。姚鼐問：“子之業幾成矣，然亦嘗從事程朱之學乎？”姚椿未有以對。

為何對師之問默而不應，姚椿晚年在寄顧廣譽的復信中有說明：一是因其起初對程朱之學還心懷疑態之故，二是認為這可能只是姚師招攬學生的曲誘之言。

師徒的“未果談話”結束后，姚鼐給姚椿一本《濂洛關閩書》。姚椿翻閱贈書，“讀之爽然，如有所失，已復歡然，如有所得”，對姚師之言深切著明。自此，他摒棄夙習，潛心程朱之道，終身誦說。

姚椿對恩師有著深厚感情，游歷在外也不忘與師書信往來。嘉慶二十年，姚椿趕到金陵鐘山書院。此時，姚鼐已病重，姚椿精心照料師父數月。姚鼐逝世后，姚椿親視含殮，并整理恩師遺著，將其刊行出版。

篤志學問文章

姚父令儀，官至四川布政使。姚椿年少時曾隨父游歷各地，深知底層百姓疾苦，頗有匡時濟世之意，“凡河渠、農桑、漕運、邊防以及閭閻疾苦”無不再三研究。同時，所到之處必周覽其山川，交其賢豪長者。

清代文學家王昶（青浦朱家角人），晚年應邀執教杭州敷文書院。他對姚椿詩文贊嘆不置，贈以“詩有中流砥柱，大雅扶輪”“文章名節無窮事”。嘉慶四年，姚椿出游至杭州，王昶向其請教詩文真諦。姚椿自道為詩心得：“以諷諭為主，以音節為輔，以獨造為境，以自然為宗。”

姚椿一生篤志學問文章，著述頗豐，撰有《通藝閣詩錄》八卷、《通藝閣詩續錄》八卷、《通藝閣詩三錄》八卷、《通藝閣和陶集》三卷、《通藝閣文集》六卷、《晚學齋文集》十二卷等。

他還承繼與整合《湖海文傳》《古文辭類篹》之體例，“搜羅歷四十年”，編成《國朝文錄》八十二卷。其中選入不少罕見之作和部分事跡未詳者的佳作，具有極高的文獻保存價值，可見積時之勤、用意之深。

姚椿以加強道德修養的內圣高標嚴格要求自己，并不當遺世獨立的隱者。在為學作文的同時，他存憂世之慮，不時對現實問題發表見解。比如，他揭示八股取士造成求仕者只知記誦圣賢而無實際才能，更不知民間疾苦，可謂切中科舉要害。

面對內憂外患、鴉片肆虐、民不聊生的現實，姚椿作《禁煙行》《罌粟花》等文章揭露與批判人們吸食鴉片、不法分子牟取暴利的情景。聽聞林則徐虎門銷煙壯舉時，姚椿欣喜不已，作詩《喜聞粵東大捷，奉寄前制府林公三首》相賀；后林則徐禁煙受挫，姚椿又作《嗣聞捷音不果志悶》，抒發心中憤懣。鴉片戰爭期間，姚椿時時關注戰爭動態，作《海上雜詩七首》，記述閩浙人民抗英義舉。

姚椿還與洪符孫一起纂修《禹州志》，將舊志書中的沿革表改為紀事沿革表，沿革中有考證，紀事兼載災祥，二者相互補充。其間，應何士祁之聘，同周墉等人創修《川沙撫民廳志》十二卷，內容豐富，故事質實，翔實載述倭寇、風俗、經濟等情況。

姚椿詩詞文章在維護桐城家法“義理”“考據”“辭章”的同時，體現出不少新的時代特點，即強調文章的“紀事”功用。比如，在《國朝文錄》的“論辯類”和“奏議類”文體中，選錄了許多反映社會政治、經濟和民生等內容的文章，包括《救災議》《防海》《論宋免役之法》《懲貪議》《水利備旱疏》《理財三策疏》《兵制》《治河策》等。

姚椿認為文章應與民生密切相關，要求文章發揮社會功效、服務現實生活。這是對古文理論的創新，也是對桐城派理論的發展。

（作者單位分別為上海立信會計金融學院、上海市地方志辦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