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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往春天的家書》是張品成的又一部紅色題材長篇兒童小說。作品“以一個孩子的視角，通過戰地服務團這個切口，展現出全體中國人在抗日戰爭中勠力同心、頑強不屈的精神氣概。”小說在反映抗戰時期國人的生存狀態和民族命運的敘事中，表現出了全民抗戰的真實戰斗生活狀況，釋放出了軍民團結一致抵御外敵的堅強意志，激蕩起了他們深沉的家國情懷和樸素的愛國主義情操。

小說的主人公是“小鬼”韓世得，在“上高會戰”前夕，為了證明自己，他主動要求上前線。本來，他作為第十九集團軍總司令的馬夫，在后方可以不用吃苦，還可以跟著總司令出入大場面、光鮮場面，走哪里都是風光無限。然而，這種風光得意的日子并不是韓世得想要的，他認為自己也是個軍人，軍人就得上戰場。他政治上滿腔熱血且義憤填膺，思想上不斷進步且大智若愚。小說家把這種思想心理狀態，放在全民抗戰的時代背景中來描寫，放在“上高會戰”前夕支前民眾同仇敵愾、百折不撓的精神狀態彌漫在江西地上的具體社會環境中來描寫，熱情地歌頌了“上高會戰”這樣一個全民抗戰的典范：“沒有后方廣大人民群眾的有力支持，在兵力、武器全面落后的情況下，想要取得勝利幾乎是不可能的。作為后勤支援力量的上海勞動婦女戰地服務團，在隨軍征途中，通過多種形式宣傳鼓動軍民抗日、救護和慰勞傷病員、調解軍民矛盾，做出了非常顯著的成績，是抗戰勝利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這是《寄往春天的家書》的神經中樞，是作品的靈魂，是小說家提煉和確定的主題思想，貫穿在作品的各個組成部分。小說中寫的第九戰區副司令長官兼第十九集團軍總司令婁長官、李副官，戰地服務團團長鄭功南、服務團成員樂蕊紅、白夢蝶、許葳莉、符敏蘭、錢起鳳，老秀才令狐從喜、陳光有陳四少爺、皮小貴、李羽凡、劉大奎，以及“小鬼”司豐興、齊保、胡蕓、易秀芬等次要人物，是韓世得形象的重要補充。

《寄往春天的家書》通過對主要人物形象和次要人物形象的塑造，圍繞著“上高會戰”這個真實的歷史事件，從成員為女人和孩子的上海勞動婦女戰地服務團的各個方面，來反映支前民眾在抗日戰爭中勠力同心、堅定不移的支持。這種齊心協力的態度，就是小說家多年來一直想要謳歌的。張品成十八歲那年，作為知青被下放到“上高會戰”發生地之一的高安縣團山（后來改名汪家），從那時起，“‘團山慘案’和那眼古井中的幾位無名烈士”一直縈繞在小說家的腦海中，四十多年過去了，最終在今天寫進了《寄往春天的家書》這部小說中。因此，這部作品寫得豐滿而深刻，故事所選取的“照相”和“寫信”兩大情節的設置，也合情合理且令人信服。

作品中的故事情節是小說家精心設計的、虛實結合地再現了當時上海勞動婦女戰地服務團的女人和孩子在會戰中的感人故事，濃縮了小說家對歷史的深刻感悟，以及“我們不應當忘了他們，我們的后人也不應當忘了他們”這一賡續紅色血脈的責任與擔當。當然，為了孩子的心理健康，作為戰爭題材的兒童文學作品，應該盡量不要出現有描寫戰爭血腥的殘酷場面。所以，小說家在《寄往春天的家書》中明寫“為每位即將上火線的將士照張相”和“為他們每人寫一封家書”，暗寫殘酷的大會戰即將到來，兩條線相互結合，不僅十分巧妙地避免了正面描寫戰爭的血腥，而且也達到了表現戰爭殘酷的目的。“照相”和“寫信”這兩個故事情節，典范地歌頌了全民抗戰中軍民團結一致對外的家國情懷。

張品成在《寄往春天的家書》中的每一個場景的設置和描寫，都是置于當時的具體社會環境當中的。比如“看就是”的上海勞動婦女戰地服務團來到鎮上（女兵），“不打無準備之仗”的戰前學習（培訓），“說話還能治病”的心理疏導（談話療法），“劉大奎和易秀芬經歷的事情”引出的團山寺慘案（火燒團山寺），“大戰當前”的兩個鐵路工人趴地上聽鐵軌（情報收集），“匹夫有責”的照相和寫信（家書）等。大會戰前夕，鎮上茶鋪喝茶的男人們嘮叨著從上海來了十幾個“穿著洋氣，連頭發也弄出花樣，身上發香，幾丈地方之內那香氣都沖鼻子”的女人，因為他們沒見過女人當兵，哪怕這支由女人組成的隊伍就出現在眼前，但在他們心里還是壓根就看不起服務團的女人和孩子，根本就不相信他們能干出什么名堂來。從鎮上男人們的閑嘮中，我們感受到由于鄉間閉塞，鄉人的思想還比較落后，就連日本人在中國殺人放火，鎮子上的人也都認為那“都是命，人的生死禍福都是注定了的，由他們去吧”，這種千百年來的封建殘余思想依然根深蒂固在信息閉塞的鄉人腦子中，以至于他們見到日本鬼子來了時選擇集體躲進團山寺，認為日本人也信菩薩不會殺他們，從而釀成團山寺慘案。慘案發生時，幾百難民在“都是命里注定”的愚昧無知的落后思想主導下，無人反抗，被日本人活活燒死，沒燒死的也被當場逐一屠殺。正因為如此，上海勞動婦女戰地服務團到來后的所作所為，對鄉人落后的思想觀念造成了沖擊，他們由最初的“看不起”到后來稱贊她們“了不起”，并勠力同心地支援抗日前線的官兵，最終取得了“上高會戰”的勝利。這些反映社會本質的歷史情況，在當時是可感、可見、可聞的真實事件。小說家在作品中設置的場景，生動地反映了以韓世得為代表的“小鬼”們在戰火中的蛻變和成長。

《寄往春天的家書》不僅成功塑造了少年韓世得這一藝術形象，同時也成功地塑造了中華民族全民抗戰的可歌可泣的英雄群像。作品中的細節描寫和語言都很有特點。比如：“韓世得那頭發就格外顯眼了，油黑發亮，每一根都在合適的位置上，讓人看得舒舒服服，熨熨帖帖，一絲不亂，看上去像個新郎。”在這段文字中，韓世得風光得意的性格很自然地就從字里行間彌漫出來。又比如：“有人發出一聲驚喊，把大家嚇一跳，人們循聲望去，就看見一截花布被拋在半空中，那花布大家很熟悉，那是今天穿在白夢蝶身上那件旗袍上的一塊布。”在大會戰即將到來之際，白夢蝶把為結婚準備的旗袍剪掉這個情節，讓作品中的人物形象瞬間高大起來，沒有國哪有家，先國后家的家國情懷在全民同仇敵愾的抗戰中得以勃發。張品成的小說語言，既具有比較濃郁的江西客家方言的味道，又有比較強的個性色彩。比如：“村里的伢們都把頭發弄得亂亂的”，“伢們”是方言，小孩子的意思；“令狐從喜每次都會往那桌上扔幾個毫子”，“毫子”是方言，硬幣的意思；“韓世得那天很高興，他把一切都收拾得熨帖”，“熨帖”是方言，干凈整潔的意思……類似具有濃郁方言特色的口語，都用得非常有韻味。

毋庸置疑，以上這些獨特的地方不僅增強了小說的藝術魅力，而且為小說在思想、內容以及表現形式上趨于比較完美的統一創造了條件，為激發讀者的閱讀興趣提供了前提。無論是從思想性、藝術性還是可讀性的標準上來看，《寄往春天的家書》都稱得上是一部優秀的反映抗戰主題的兒童文學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