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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在中國歷史上是波瀾壯闊的世紀，是中華民族浴火重生、鳳凰涅槃的世紀。在這群星璀璨、熠熠生輝的世紀中，郭沫若站在了那群最耀眼的歷史人物之中。他一生經歷了保路運動、新文化運動、北伐戰爭、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朝鮮戰爭、社會主義建設等20世紀中國的諸多重大歷史事件，參與領導了一系列重要的歷史活動，見證了中華民族從積貧積弱到屹立于世界之東方的全過程。“巍巍無產者，赫赫大文豪”，這是數學家蘇步青《郭沫若院長挽詩》的首聯，形象說明了郭沫若的身份和貢獻。郭沫若不僅在文學創作、學術研究、翻譯等方面貢獻卓著，也是一位有威望的革命者、社會活動家。他傳奇的經歷、淵博的學識、多方面的才能，給中國現代文化打上了深刻的印痕。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他都是舉世公認的他那個時代的中國知識分子的杰出代表，在國內外享有崇高的聲譽。

郭沫若的首要身份是革命家，他以中國人民的解放和中華民族的復興為終身奮斗目標。或許人們會把郭沫若當成文學家，“魯郭茅巴老曹”，他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地位僅次于魯迅。或許人們會把郭沫若當成學者，“甲骨四堂”、馬克思主義史學的開山，他在中國現代學術史上的地位無法逾越。他既是著名作家，也是學術大師，但更重要的身份是一位革命者，革命者的奮斗和追求是他文學創作和學術研究的底色和根基。

青年時代的郭沫若親眼看到官僚的腐朽墮落、半殖民地上海的畸形繁榮、政府在對外關系上的軟弱和中國社會的混亂，他參與社會調研，了解民生疾苦，觀察到底層百姓經受了戰火和剝削后在死亡線上的痛苦掙扎，努力尋找救國救民的辦法。郭沫若認真閱讀和翻譯了日本學者河上肇的《社會組織和社會革命》，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他堅信中國只有走蘇俄的道路，只有實行社會革命才能夠實現人民解放和民族獨立。他和那些主張走日本和土耳其道路的孤軍社朋友分道揚鑣，并在《洪水》等刊物上進行了激烈的思想論爭。他在《馬克思進文廟》中讓馬克思走進文廟和孔子對話，發現彼此竟是同道，這是郭沫若將馬克思主義思想和中國傳統文化相結合的初步嘗試。

郭沫若在文章中表現出的鮮明傾向性受到關注，瞿秋白偕同蔣光慈拜訪了郭沫若，他們相互認同，結下了深厚的友誼，為后來郭沫若加入中國共產黨埋下了伏筆。在瞿秋白的推薦下，郭沫若接受了廣東大學的聘書，就任文科學長。他領導文學院進行了一系列革新運動，受到學生的衷心擁戴。他向中共廣東大學總支委員會提交了入黨申請。中共廣東大學總支委員會報中共粵區區委，區委經過研究，認為郭沫若最好能夠先在實際工作中鍛煉一段時間。國共合作的北伐軍組建后，成立了政治部。在周恩來等人的安排下，經共產黨人孫炳文介紹，郭沫若參加了政治部并隨軍北伐。北伐軍攻占武漢后，政治部主任鄧演達兼任了湖北省政府主席，副主任郭沫若實際負責了政治部的工作。蔣介石對他很信任，但郭沫若在安慶發現了蔣介石背叛革命的跡象，于是在朱德家中寫下了《請看今日之蔣介石》這篇戰斗檄文。文章在報上發表后，震動一時，蔣介石等人十分憤怒，郭沫若因此受到通緝。“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前后，郭沫若在上海向周恩來匯報了相關情報，這為中共接下來獨立開展武裝斗爭提供了重要參考。八一南昌起義爆發，郭沫若被任命為起義部隊主席團成員兼宣傳委員會主席。起義部隊撤退途中，郭沫若在周恩來、李一氓的介紹下加入中國共產黨。在革命受到挫折，反動派四處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的時候，郭沫若毅然加入黨組織，是堅貞革命信念的表現。從此，郭沫若最重要的使命就是作為一名共產黨人，致力于實現中國人民的解放和中華民族的復興。

全面抗戰爆發后，郭沫若喬裝回到國內，和黨組織接上了關系。作為中共秘密黨員，郭沫若長期接受周恩來的單線領導。在周恩來等人的安排下，郭沫若出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廳長，從事抗戰宣傳工作。抗戰前期，郭沫若在學術研究和文學創作上沒有大的進展，這引起了一些學界朋友的善意批評，他回答說：“抗戰以來，關于學術研究的工作是完全荒廢了，但我也并不引以為憾。在目前這樣天翻地覆的時代，即使有更適當的環境讓我從事研究，我也不會有那樣靜謐的心境。我始終是一個‘人’，那種‘超人’式的行徑，的確是超過了我。”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郭沫若先后擔任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文聯主席、政務院副總理、文化教育委員會主任、中國科學院院長、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主席等一系列要職，活躍在科學、文化、教育、人民外交等領域。他為中國科學事業的發展、科學和文化人才的培養、考古和歷史學科的建設夙興夜寐、操勞不已。

郭沫若多次率團參加國際會議，會見外國政要和有影響力的各界人士，在這些活動中捍衛著中國人民的利益。朝鮮戰爭爆發后，郭沫若在奧斯陸召開的世界和平理事會上揭露美國在中國東北和朝鮮使用細菌戰的事實，呼吁大會行動起來阻止這一行為。當大會通過決議，組織“調查在中國和朝鮮的細菌戰事實國際科學委員會”時，郭沫若用手絹捂住眼睛，任憑激動的淚水流淌，并向一旁的錢三強說：“總算沒有辜負黨和人民的委托啊！”

反殖民主義和反霸權主義是貫穿郭沫若一生的重要思想。早在五四時期，郭沫若就在《狼群中一只白羊》《勝利的死》等詩歌和《牧羊哀話》等小說中關注和支持愛爾蘭、朝鮮等民族的反殖民斗爭。他積極參加抗戰，也是他反殖民主義、爭取民族自決的重要表現。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郭沫若的足跡遍布埃及、古巴、越南等第三世界國家。

郭沫若將革命和學問融合在一起，他的學術研究和文學創作充滿了現實意義。郭沫若是革命者，也是學術大師和文學名家，他的學術研究和文學創作始終圍繞著中國革命和建設展開，急人民之所急、赴人民之所需，充滿了時代精神和現實意義。

1927年，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失敗，很多共產黨員轉移到國外隱蔽待命。在黨組織的同意下，郭沫若于1928年春寒料峭之際東渡日本，開始了他長達10年的流亡生活。在常常夢見自己被軍靴踩在頭上的流亡的日子里，在日本警察和憲兵的雙重監視下，他致力于思考中國革命何去何從。馬克思主義理論認為，人類歷史經歷了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等發展階段，當時有些中國知識分子卻認為中國具有特殊國情，這一理論并不適合中國歷史，因而否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郭沫若研讀了《易經》《詩經》等史料，并根據他對甲骨文金文的初步閱讀，寫了《中國古代社會研究》這部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開山之作，論證了中國和西方一樣，經歷了奴隸社會這一重要的社會發展階段，從而間接回答了中國走什么道路的問題，呼應了國內革命的進展。

在研究中國古代社會的過程中，郭沫若發現傳世文獻不盡可靠，他需要第一手文獻，于是開始研究甲骨文金文，并迅速在這一領域成為國際頂尖學者。他在甲骨文字識讀、分期斷代、卜法文例、斷片綴合等方面取得了傲人成就，被學界敬稱為“甲骨四堂”之一。他受美術考古等學科的啟發，用標準器研究法鑿破金文混沌，按照時代和國別對兩周金文辭整理出一個科學的體系，成為此后金文研究不可繞過的高峰。

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后，由于國民黨對郭沫若等人的活動加強了限制，郭沫若只能又重新將主要精力集中在歷史研究和歷史劇創作上。史學名篇《甲申三百年祭》被中共中央作為整風運動的重要文獻，中共中央從西柏坡出發前往北平時，毛澤東告誡大家不要做李自成，也是從中受到的啟發。郭沫若創作了《屈原》《虎符》《南冠草》等歷史劇，號召團結抗戰，主張尊重人民。他還系統研究了先秦諸子思想，寫了《青銅時代》《十批判書》這樣的史學名著。毛澤東讀了郭沫若的著作，在延安給他寫信說：“你的史論、史劇有大益于中國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絕不會白費的，希望繼續努力。”“有大益于中國人民”是毛澤東對郭沫若史論和史劇的高度評價，高度凝練地概括出了郭沫若學術研究和文學創作的意義所在。

郭沫若在文學創作和學術研究中一直倡導“人民本位”的理念。早在1946年，郭沫若就說：“今天衡定任何事物的是非善惡的標準，便是人民立場——要立在人民的地位上衡量一切。”“舉凡有利于人民的便是善，有害于人民的便是惡。堅守人民本位的便是是，脫離人民本位的便是非。”不久，他又在《歷史人物》的序言中說：“我的好惡的標準是什么呢？一句話歸宗：人民本位！”“我就在這人民本位的標準下邊從事研究，也從事創作。”“人民本位”“有利于人民的便是善”是郭沫若終身踐行的文學創作和學術研究的標準。

郭沫若立足中國、放眼世界，具有雄渾大氣的視野和海納百川的胸襟。他是具有世界眼光的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在梁啟超等前輩知識分子的影響下，在長期的海外留學和流亡生活中，在廣泛閱讀和研究外文資料、翻譯西方科學文化著作的過程中，養成了世界性的眼光和海納百川的胸襟。

1914年，22歲的郭沫若在大哥的資助下東渡日本，經過刻苦的學習和準備，考取了九州帝國大學這所在日本僅次于東京大學和京都大學的著名高校。他在醫學部求學期間，廣泛閱讀泰戈爾、惠特曼、福樓拜等人的文學作品，深入觀察和了解日本的現代文明，并重新閱讀莊子、王陽明等人的著作，在這一過程中形成了獨特的世界性視野和深邃的抒情風格，創作出昂首天外、壯懷激越的，被譽為我國第一部成熟的新詩集《女神》。在《晨安》中，詩人的目光掠過俄羅斯、帕米爾高原、印度恒河、埃及金字塔、比利時、愛爾蘭、大西洋、美國、太平洋、日本，宛如在飛速運動的衛星之上俯瞰地球。在《三個泛神論者》中，郭沫若將世界上不同文明、上下千年的三個歷史人物——中國的莊子、荷蘭的斯賓諾莎、印度的加皮爾（Kabir）并置在一起歌頌。擁有如此寬廣和深邃的歷史和地理視野的郭沫若，在研究中國歷史、考察中華文明的由來和未來中國的走向時，自然會有開闊而深刻的思考。

郭沫若是被低估的翻譯大家，他留下來的600多萬字的翻譯著作來自德、英、日三種語言，廣泛涉及包括《德意志意識形態》《政治經濟學批判》《藝術作品之真實性》在內的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以及詩歌、戲劇、小說、學術研究、科學等多個領域的世界名著，這些著作的作者包括歌德、泰戈爾、辛克萊、高爾斯華綏等重要作家。他翻譯的《少年維特之煩惱》《浮士德》等著作風靡一時，成為年輕人的枕邊書。

在學術研究上，郭沫若始終關注著全世界的學術進展，和海外學者保持著密切聯系。他在翻譯《美術考古一世紀》時，發現歐洲大陸已經被考古學家考察遍了，而中國大陸的很多文化遺跡大都還沒有得到考古發掘。他立志要在世界文化史上寫滿中國文化這一白頁。他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就是要補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這部經典著作的不足：“于他所知道了的美洲的紅種人，歐洲的古代希臘羅馬之外，提供出來了他未曾提及一字的中國的古代。”填補世界文化史的空白，是他一以貫之的理想。

郭沫若在學術視野上時刻保持著世界眼光，和國外學者保持著密切聯系，促進中國學術在和外國學術的交流中發展。在流亡日本期間，他和日本學者中村不折、河井荃廬等交換資料，并得到內藤湖南的高度肯定。他的歷史研究得到蘇聯科學院東方學院院長司徒魯衛的高度評價：“中國的古代，以前都蒙在迷霧里面，經過你的研究，把那些迷霧掃清了；我們很高興，人類社會發展的歷程，沒有一個民族形成了例外。”

郭沫若不僅在歷史研究和文學創作上擁有著世界眼光，還在科學技術上保持開放心態。在留學期間，郭沫若汲取了豐富的自然科學知識，在解剖學、生理學等方面有系統的鉆研，聽過愛因斯坦、巴甫洛夫等科學泰斗的講座。由此，他廣泛關注到西方在科學文化上的最新成果，翻譯了《生命之科學》這部科學巨著。正是有了這樣豐富的積累，在新中國成立后，他擔任了中國科學院院長。在任中國科學院院長期間，郭沫若積極爭取錢學森等在海外的科學家歸國效勞，并對他們委以重任；他關心著陳寅恪等老一輩學者，積極幫助他們出版專著、發表文章，提供生活上的方便。郭沫若積極倡導科學技術和生產相結合、積極推動知識分子的思想進步，積極落實“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在當時的條件下，他努力加強中國科學家和蘇聯、波蘭、捷克斯洛伐克等社會主義國家的科學家的交流，爭取蘇聯科學家援助中國科學界，還努力和日本、法國、英國科學界建立聯系，和核物理學家約里奧·居里、坂田昌一，以及自然科學史家李約瑟等人建立了深厚的個人友誼。在郭沫若等人的積極努力下，我國的科學技術實現了突飛猛進的發展。

作為革命者的郭沫若，以他世界性的視野、淵博的學識、博大的胸襟，為爭取中國人民的解放和中華民族的復興，投身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洪流并作出了巨大貢獻，他為人民做學問，為人民而寫作，是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杰出代表，值得我們永遠追念和學習。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郭沫若紀念館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