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郭沫若的一生，在日本被視為是了解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一面鏡子，尤其是他經歷過的四個人生階段，一直都是日本郭沫若研究的重要著眼點。一是留日時期在白話新詩創作上的貢獻引人矚目；二是棄筆從戎參加北伐和之后亡命日本的十年，博多灣誕生的留學生詩人變成流亡政治家的戲劇性“立身出世”受到研究界的極大關注；三是秘密回國參加抗戰直至新中國建立后成為國家領導人的人生歷程，被視為集中體現了中國現代進步知識分子主流的人生抉擇和自我實現；四是“文革”前的自我否定及“文革”中的自我迷失 ，被視為可擴展延伸到新中國知識分子思想體系研究的重要個案。

回顧過去百年歷史，日本的郭沫若研究自翻譯起步，之后大致經歷了一個文學評論、人物及作品研究的發展過程。其規模也從早年的零散翻譯和研究逐漸成熟過渡到有一定組織和規模的翻譯與學術研究。

對郭沫若作品的翻譯應該是日本郭沫若研究的起點。其標志性“事件”是1919年10月天津日本租界的日文刊物《日華公論》（6-3）譯載了署名作者為郭沫若的兩首自由詩《抱兒浴博多灣中》和《鷺鶿》。錄入《女神》出版的那些白話新詩幾乎都發表于中國國內的中文報刊。那些作品在日本能夠迅速引起廣泛關注明顯得益于1919年部分在華日文報刊以及整個20年代《朝日新聞》《北京周報》《滿蒙》《文章俱樂部》及《改造》等著名日文報刊雜志的翻譯刊載。翻譯數量有限和譯者多為在華日媒記者，成為該時期的特點。

20世紀30年代日本的郭沫若研究基本上可歸于作家素描和作品簡介之類。雖然總體上研究缺乏深度，但翻譯方面從20年代相對單一的詩歌翻譯向詩歌、小說、歷史劇、文學評論、回憶錄、政論雜文以及史學研究等多方面鋪開，大有形成中國新文學翻譯之首的勢頭。該時期譯者眾多，其中像山上正義、藤枝丈夫、松枝茂夫、武田泰淳、岡崎俊夫等著名左翼作家、媒體人以及學者的參與意味著日本社會對新時期文人郭沫若的一種價值認同。

1937年7月25日，亡命中的郭沫若秘密逃回祖國參加抗戰以及日本警方緊急抓捕相關嫌疑人的報道在日引起軒然大波。多家日媒對郭沫若展開口誅筆伐，譴責他對日本接納其亡命的“妻之母國”“忘恩負義”。負面評價迅速在社會上擴散甚至波及研究界，以至于郭沫若逃離后直至整個40年代作品在日翻譯的數量呈斷崖式銳減。然而在這個文學翻譯“驟冷”的戰爭年代，郭沫若的古代社會研究和甲骨文研究在日本受到了史學界的關切。

1955年12月，新中國第一個科學代表團訪日。團長郭沫若作為和平友好的使者，通過多次大型講演呼吁世界和平，強調不忘母校培育之恩。他所描述的中日友好的未來，融化了日本國民心中的冰雪。20世紀50年代直至“文革”開始，日本再次出現了郭沫若作品的翻譯熱潮，自傳、歷史劇和以《女神》為代表的詩歌成為日本郭沫若研究的三大熱點。

“文革”前夜，郭沫若“焚書”的自我批判在日本知識界掀起了巨大波瀾。研究界主流在困惑之余，作出的反應是放棄與不屑。盡管如此，學術界仍有少數學者鍥而不舍。20世紀60年代-80年代，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界的領軍人物丸山升、鈴木正昭、伊藤虎丸、高田昭二等學者皆于郭沫若研究有所建樹，70年代的“飆風之會”在郭沫若研究方面相當活躍，其中學者中島翠尤以犀利的文學批評獨樹一幟。90年代的日本郭沫若研究盡管尚未走出嚴冬，但于該時期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領域先后有一批以郭沫若研究為主攻方向的新秀嶄露頭角，他們于學術界勇敢的破冰活動開始讓人感到了一絲暖意。

2003年2月，日本九州大學的巖佐昌暲、武繼平和國史館大學的藤田梨那三名學者聯名創立了日本郭沫若研究會。全國會員盡管起步時不足20名，但該會的誕生和《日本郭沫若研究會報》的正式創刊無疑意味著日本郭沫若研究低迷期的終結。自此，日本的郭沫若研究跟魯迅研究、周作人研究及郁達夫研究等一樣走入正軌。截至目前，日本郭沫若研究會發行了會刊24期，并與中國郭沫若研究會始終保持著密切的學術交流與研究合作。

（作者單位：日本公立福岡女子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