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記 者：您是從什么時候開始進行黨史研究和寫作的？您認為黨史研究和寫作的重點、難點在何處？

丁曉平：我是業余從事黨史研究、寫作的。我也沒有想到我會從事黨史研究和寫作。或許是機緣巧合，或許是命中注定。2000年，作為軍隊基層部隊的文學愛好者和寫作者，我從海軍部隊調到解放軍文藝出版社從事編輯出版工作，開始接觸黨史出版物。2001年，我無意中在民間發現了塵封64載的《毛澤東自傳》，憑著對歷史的好奇心和職業的敏感，成功地再版了這本傳奇之書。該書再版后一下子轟動全國，從而也為自己的文學創作開辟了新的道路，進入黨史研究和寫作之門。20多年過去了，現在回頭來看，我的選擇是正確的。歷史寫作不僅給我帶來無限的知識和驚喜，也給我帶來巨大的力量。

從創作實踐來看，歷史寫作的最大難點在于，如何在人人都知道結果的情況下讓故事依然保持新鮮和懸念，在推陳出新中無限接近和抵達歷史的現場和真相，從而讓人人都能在歷史中看到新意，讀出新思想，獲得新啟迪。

記 者：作為軍旅作家，部隊生活對您的文學創作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丁曉平：軍營增長了我智識的厚度，軍裝增加了我做人的高度。沒有軍隊的培養，就沒有我的今天。我是1990年入伍的，軍齡有33年了。新兵連是在河南濟源太行山下度過的，那里離“愚公移山”的王屋山很近。后來分配到青島，在北海艦隊航空兵后勤部政治處做圖書廣播員工作，所以我經常跟戰友們開玩笑說“我是海軍沒有下過海，我是空軍沒有上過天”。當兵那一年，我高三，榮獲了第十屆華東六省一市中學生作文比賽一等獎，成為轟動學校的大事件，創造了學校乃至全縣在這項賽事的歷史。也正是憑著寫作給我帶來的榮耀，懷揣文學夢的我，走進了人民軍隊這所大學校，從一名水兵成長為一名軍官，成為一名軍旅作家。13年前，我回到已是安徽省示范中學的母校——新安中學，看到校史館里赫然張貼著我的照片和簡介，那一刻，心中也不免升騰起一絲虛榮。我知道，這是文學賜予我的，也是小小少年所做的那個“文學白日夢”所照耀的。

記 者：《紅船啟航》的創作周期大概是多長時間？是什么契機使您著手創作這部作品的？

丁曉平：歷史寫作需要積累，需要沉淀。要說《紅船啟航》的創作周期，從采訪、構思、寫作到出版，前后有4年多時間。但是，如果沒有我20年歷史尤其是黨史寫作的積累，或許這項工作更漫長、更艱巨。2009年，為了紀念五四運動90周年，我與中國青年出版社合作，出版了《五四運動畫傳：歷史的現場和真相》，也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我默默地決定以1919、1949、1979這三個特殊的年代為中心，前后輻射30年，完成了20世紀中國歷史從覺醒、崛起到開放的“時代三部曲”。其間，我先后完成了《中共中央第一支筆（胡喬木傳）》《王明中毒事件調查》《光榮夢想：毛澤東人生七日談》《硬骨頭：陳獨秀五次被捕紀事》《世范人師：蔡元培傳》以及《人民的勝利：新中國是這樣誕生的》等涉及黨史、黨史人物的寫作，并開創了屬于自己的“文學、歷史、學術跨界跨文體寫作”道路。你瞧！這是一個十分漫長的周期，充滿著誘惑和喜悅，又充滿艱辛和寂寞。正是在這樣的一個從不自覺到自覺的過程中，我找到了屬于自己的方向，也找到了歷史寫作的價值和意義。眾所周知，2021年是中國共產黨建黨100周年，無論是文學還是出版，誰也不會錯過，誰也不想缺席。或許因為自己深耕黨史，在業界有了一定的影響力，浙江作為紅船起航地正好需要這樣的作品。在尋找作家的時候，我就成了合適人選。無論是當初還是現在，浙江的朋友們和我自己都感到，這是一次成功的合作。《紅船啟航》出版后，在文學、黨史、出版等各界尤其是讀者朋友中產生了較好影響。

記 者：從上海石庫門到嘉興南湖的建黨歷程，很大程度上已然成為被眾多文學藝術家書寫、表現的公共資源，您是如何在“同題”寫作中最大程度葆有作者個性的？

丁曉平：你這個問題問得好。我之所以能夠有勇氣繼續在建黨題材、在“紅船”題材上動筆，還是源于我20年歷史研究的積累。這種積累讓我在看其他同類題材作品時，看到許多問題和錯誤，一些作品既失去了歷史的真實，也談不上文學的真實，甚至胡編亂造，我很奇怪，這些作品是怎么順利出版、播出和上映的？從上海石庫門到嘉興南湖的歷史，時間跨度并不大，人物出場并不多，但它不是偶然的事件，而是歷史的必然，也是時代的縮影。如果歷史寫作者只是在那里編故事、搞傳奇、炒花邊、吸眼球、玩噱頭，而沒有發現和揭示歷史的規律、真理，傳遞歷史的真善美，那么他的寫作其實是不尊重歷史的，結果是撿了故事，丟了歷史。如何在“同題”寫作中表現自己的個性，除了個性的敘述方式之外，就在于你發現了更真實的歷史和更歷史的真實，并讓讀者從中獲得新的啟示，不是給讀者“洗腦”，而是讓讀者“開眼界”。

記 者：《紅船啟航》從歷史和現實兩個維度翻開了從紅樓到紅船、從石庫門到天安門、從開天辟地到共同富裕的百年黨史的壯麗篇章。請您結合創作談一談您對“大歷史觀”的理解。

丁曉平：何謂“大歷史觀”？我的認識是這樣的，就是要明白歷史是一條長河，不是浪花；歷史是一個坐標系，不是一個坐標點；歷史是一個立方體，不是一條直線。這就要求我們必須要整體地、全面地、聯系地、發展地考察歷史，要有大局觀，要有歷史縱深感。因此，“大歷史觀”必須堅持宏大敘事。一說宏大敘事，許多人抱有偏見和誤解，那是因為他沒有掌握宏大敘事的方法、邏輯和技巧。其實，宏大敘事并不排斥任何微觀性的、細節性的、個性化的書寫，也從不排斥小人物、底層角色的書寫。宏大不是粗疏和空洞，而是從大處著眼、小處著手，表現在文字和文本整體上的是一種大格局、大氣象。宏大是“道”——“道可道非常道”的“道”。

記 者：該書的一大亮點在于，真實詳盡地記述了黨的一大召開的曲折過程。對于“一大”召開的其人其事，您下了哪些史學方面的功夫？

丁曉平：從史學角度來看，中共一大研究至今依然還有許多疑點和未作最后結論的歷史。因此，歷史寫作要以問題書寫牽引故事書寫從而完成思想書寫。對于中共一大的參會代表，如李漢俊、李達、包惠僧，乃至后來叛黨的張國燾等，我必須尊重他們在歷史現場的真實表現，這就是歷史的復雜性和人的復雜性。史學是復雜的，把復雜的變成簡單的，這就是我們寫作者需要下的功夫。當然，我所說的“簡單”，不是詞典意義上的，而是指要學會在復雜的歷史和事物中提綱挈領、綱舉目張，抓住歷史的主題主線、主流和本質，或者說要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

記 者：在《紅船啟航》中，能夠感受到不同文體對您此次創作的滋養。您出版過詩集、散文隨筆集、文學評論集、長篇小說、報告文學、傳記文學等，您更鼓勵新一代的寫作者嘗試跨文體寫作還是執于一隅？您對解決報告文學作品“文體趨同性”問題有哪些建議和想法？

丁曉平：愛好是最好的老師。喜歡什么就做什么，并堅持下去，就能成就自己。但是，在這個道路上，要學會發現自己，再發掘自己，從而發展自己。發展就是開放，就是改變。如果你有跨文體寫作的能力，為什么不嘗試多箭齊發呢？“文體趨同性”問題我沒有研究，但我相信這不僅僅是報告文學的問題，其他文體也同樣存在，甚至包括其他藝術門類也一樣。對于作家個體來說，重要的就是不重復自己。

記 者：《紅船啟航》下卷“精神聚人心”中，容納了許多您深入基層群眾采訪挖掘的動人故事，譬如第六章“中學生的5元捐款引爆‘我為南湖增光輝’”、第八章中的“‘紅船一家人’都有一顆紅亮的心”……這種深入實踐、深入基層、深入群眾的求真意志，使得這部紅色歷史題材報告文學寫作具有現場感和時效性。請談一談您創作時，在“行走”中“喚起”紅船精神所做的努力。

丁曉平：《紅船啟航》不好寫，是一種挑戰。它與我最初設計的“時代三部曲”是不同的。作為主題寫作，《紅船啟航》之所以寫了那么多鮮活的、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就是大歷史觀的追求，也是紅船百年歷史寫作的應有之義。這就是“國之大者”，這就是國家敘事，也是以人民為中心的人民敘事。我在嘉興生活了十天十夜，聆聽他們傳承紅色基因、弘揚紅船精神的故事，更加讓我體會到偉大建黨精神不是一句空話，是老百姓的心。

記 者：接下來您有哪些創作打算？

丁曉平：2023年新年之際，中共黨史出版社剛剛推出我的新作《世界是這樣知道毛澤東的》，這是一部以《毛澤東自傳》版本研究為主題而展開的跨文體寫作，也是我20年研究的成果。此外，我已經完成了《大國轉折：中國是這樣走向開放的》《勝戰：中國人民志愿軍的五任司令員》的創作。目前，我正在研究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歷史，開始創作長篇報告文學《靠什么團結，憑什么勝利：中共七大啟示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