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整理古籍文獻的目的是要通過規(guī)范化的學術方法，使古籍文獻為當代學術研究所利用，為當代文化建設作貢獻，同時作為一種文化資源，為未來人們在學術上提供憑依，在精神上提供滋養(yǎng)。這也就是所謂“文利天下，紙壽千年”。

用明代文學家、史學家王世貞本人的“大歷史觀”來看，這項工作也是歷史學研究。歷史學是要力求還原歷史過程與因果，總結歷史經驗和規(guī)律，為社會發(fā)展提供借鑒。以古鑒今，述古開新，也是古籍整理工作的意義所在。

與某一地域、某一時代、某一文體、某一類別的文獻整理不同，《王世貞全集》是對個人著述的整理和研究，怎樣看待其價值呢？我們應放到“再現(xiàn)文化巨擘本真”的層面上來認識。從文化發(fā)展來說，王世貞是文化史杠桿上的一個重要支點，甚至具有了一定的文化機器引擎力。這是其卓越之處，英偉之處。通過《全集》整理，王世貞的形象得到極大的還原，可論之處很多。從他具有江南文化的典型性、代表性角度有三點值得注意：

一是“文”。人文化成江南，唐宋以后江南就成為一個文化型社會了，這一點已屬常識。“文”是建立在“書卷”基礎上的，一個“書”字后面連接著嗜書、讀書、藏書、著書、校書的許多事實，在每一個方面，王世貞都有生動的實踐。如果置于蘇州府的范圍，明代能夠與其比肩的并不多，清代可數(shù)的也就是虞山錢謙益、長洲吳翌鳳等人，但吳翌鳳的文化影響力遠不能與王世貞相提并論。值得注意的是，作為“文”人，他所涉及的文體極眾，除大量的各類古文和應用性寫作外，詩歌、詞曲、小說、戲曲，皆能成“家”。他能夠成為“后七子”之首，主盟文壇二十年，足顯其地位之高。朱彝尊甚至說：“當日名雖七子，實則一雄。”

二是“博”。江南人以博雅著稱，其中王世貞堪為典型。他以才高學博著稱于史，《四庫全書總目》稱之“博綜典籍，諸習掌故，則后七子不及，前七子亦不及，無論廣續(xù)諸子也”。概括起來說是“博贍”，進而言之則以博藏、博覽、博記、博識、博才、博奧見長。他的博，不是淺層次的“雜項概知”，而是博廣之中俱見專深，只要看一看他的史料學的積累，便可知其專精的程度了。清代史家，在王世貞的史學大樹上擷取一枝，便可成為專門之學，這顯示出其“博”是有高度和深度的。

三是“剛”。江南人的性格到底應該如何總結？普遍地是以“寬柔”論之，這固然不錯。但論江南人的性格或人格特征，還是“簫劍”并論較為全面、恰當。可以注意的是，明代的嚴嵩、清代的和珅，最大的“對立者”都在江南。想到嚴嵩，就會想到王世貞；想到和珅，就會想到孫星衍、洪亮吉。吳人好隱是痛于世道人心，以退居為良策。王世貞平生，哪怕到了晚年，也是多次辭官，請求致仕，其中見出人格堅守，也見出狂傲自放。從王世貞身上，可以聽到江南人的“簫音”，也可以看到江南人的“劍氣”，陳繼儒《眉公見聞錄》論其人“性慧氣剛”正道出其“簫”與“劍”的兩面。

以上這些，是我過去對王世貞稍加涉獵的印象，同時《王世貞全集》的整理，全面還原了王世貞其人，進一步強化了印象。相信許多讀者和我一樣，由此可對王世貞及其所具有的“江南特征”有更多、更深入的了解和理解。

（作者為蘇州大學古典文獻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