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內容提要：張煒在小說《河灣》中將空間視為具有文化語義的動態片段，其中夾藏著不同的身體敘事與精神話語，它既承載了人類社會的物質活動與精神活動，也影響著人們對空間自身的認識與體察。張煒將“辦公室”與“獨棟樓房”作為“空間實踐”，以歷史與當下的交疊互生為敘事基點，表現出現實世界中的人生起伏；在此基礎上勾勒出具有烏托邦色彩的“河灣”，這一“空間表象”既具有對比映照的意義也帶有方向指引的作用；在以上兩種空間形態的價值抵牾中，作者又塑造了具有反思反抗精神的“公寓”，而“表征性空間”的出現為小說人物最終人生道路的選擇提供了合理化的注釋。

關鍵詞：張煒 《河灣》 空間言說 空間三元論

20世紀60年代以來，西方社會政治經濟結構的轉型引發了學界對社會學與文化學領域“空間失語”現象的反思，繼而出現了哲學社會科學領域整體性的“空間轉向”。一方面，人們顛覆了對現實空間三維特性的傳統認知，認為這種靜止的考察實質上簡化了空間本身的生產功能，同時也在反思主體性空間中狹隘的自我欲望與異化幻象。另一方面，由于社會語境的急速演變，由“中心金融區”帶來的空間形變及其對人造成的壓抑，也使人們開始對主流意識形態所掌控的空間的合理性與合法性感到懷疑，隨即對之進行解構與再建構。法國哲學家列斐伏爾在其著作《空間的生產》中對“空間”作出新的理論闡釋，指出空間并不只是幾何學意義上靜態的、空洞的、片面的畫面，而是一種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相互作用的集合。它既是社會生產領域的產物，又在社會文化范疇中持續發酵進而反作用于社會實踐。在此基礎上，列斐伏爾提出了著名的空間三元論，即“空間實踐”“空間表象”“表征性空間”等三種具有不同價值指涉的空間形態。從中不難發現，不同維度的空間共同構成了一套價值體系，這種關系集合承載著人類社會的一切物質活動與精神活動，也影響著人們對空間自身的認識與體察，而這種體認過程既含有主觀的審美創造也帶有價值規范與文化論述的重重加持。

文學創作的模糊性以及文學研究的“文化化”加速了空間倫理對文學的影響，列斐伏爾等西方學者的空間學說為研究文學文本提供了另外一種可資借鑒的視角，以此來觀照張煒的長篇小說《河灣》，我們便不難發現蘊含其中的不同的空間想象。應該說，《河灣》中的空間呈現明顯帶有創作者的審美之思和情感訴求，它是作者的一種“理智”敘事方式。小說中有關歷史與現實的一些抽象因素，如關于意識形態、身份認同、權力話語等方面的述說與反思都會通過具象化的空間加以展現并不斷充實，成為血肉豐滿的情節要素，為文本的形象化表現起到集中和渲染的作用。從另一個方面來看，歷史維度或現實維度中的每一個個體都具有“外在性”特征，它指向人與外部世界必然存在的主動或被動的千絲萬縷的關系。這種“外在性”的實現并不依賴于荒蕪空洞的抽象空間，而是在不同地域背景、不同族群背景、不同文化背景的有機群體中實時發生著。因此，《河灣》通過空間言說又深刻揭示出，個體生存并自我建構的那個場所，并不是異己的冷漠地域，而是自己熟識的生存環境，一個孕育、成長、發展自我的地方。小說中的空間往往夾藏著不同的身體敘事與精神話語，成為具有文化語義的動態片段，這就充分展示出不同空間形態的思想內涵與人文特征，也為張煒對歷史與現實的思考打上了鮮明的“空間”烙印。

一

在列斐伏爾的空間三元論中，空間實踐（spatial practice）是指具體的社會實踐活動所存在的空間形態，表現為日常現實與都市現實。它包括生產與再生產，以及每一種社會形態的特殊位置與空間特征集合?？臻g實踐確保連續性和某種程度上的內聚性。①在這一空間形態中，世俗生活徜徉其中，各色人等皆處于“在場”的狀態，有人努力奮斗、有人隨波逐流、有人自命清高、有人自甘墮落，人生得意的亢奮與失意的孤絕無不裹挾其中，看似熱鬧非凡，實則每個人都在“面具”（persona）與“影子”（shadow）的撕扯中踽踽獨行。由于與現實世界的密切關系，這類空間往往在小說文本中承擔主要的敘事背景功能，進而推動情節關聯與故事發展。

在《河灣》的空間塑造中，“空間實踐”主要有兩處，分別是“辦公室”和“獨棟樓房”。

“辦公室”是指小說男主人公“我”（傅亦銜）的工作場所。大學畢業后“我”被分配到政府機關從事文秘工作，從此往來穿梭于各個辦公室之間。機關“辦公室”是具有辦公屬性的空間，空間性質的閾定意味著地緣性結構特征的形成。一方面，這種空間形態經過認知積累與宣傳效應表現出一心為公、作風謹嚴、辦事高效、令行禁止的大眾印象與作風特征，空間中的個體也會通過行為中介表現出關系和諧、勤奮刻苦、迎難而上、積極求是的工作能力與素質品質。這種想象或理想中的“辦公室”實際承載了社會大眾對于成熟與理性的社會運行機制的一種普泛化和具體化的心理期待，具有鮮明的價值比照意味。表面上，“我”在“辦公室”中的表現與這種傳統認知較為吻合，“我”的公文撰寫能力得到磨煉，人際交往能力得以提高，在與女上司的交往中受到重視，由于身材高大挺拔又是單身漢的緣故也頗受女同事們的歡迎。但另一方面，隨著文本敘事的深入，相較于對上述空間的心理預設，小說中的“辦公室”卻通過一幅幅的空間片段呈現出截然相反的表述意涵，由此造成人們對于這一空間感受心理上的斷裂與位移。同在這一空間，“我”每天埋沒在單調乏味、沒完沒了的文字工作中，規范化的格式要求和文字表述已然讓“我”磨平了語言的棱角和思維的靈動，事實上也完成了被規訓的過程；莫名被舉報后，“我”面臨調查組的詳細問話，有關兩性關系的誣陷隨之而至，讓“我”窘迫難堪；猥瑣的“老科長”時常幽靈般的在“我”身邊出現，從他口中出現的種種秘聞，既是對“我”的威脅，也是對“我”的提醒；在“圓圓”調離前對“我”的酒后真言中，“辦公室”里只有馬屁精、搞傳銷的、只認錢的人渣……由此，“辦公室”這一原本應充分體現制度文化優勢與精神文化優勢的“空間實踐”，由于物質、金錢、職位等現實因素的滲入而逐漸消弭了原有的社會屬性，“有序而自為”的空間特性演變成了“脫序而他為”，物質利益的種種現實誘惑成為決定空間意義的主導因素?！稗k公室”作為利益競逐、利益交換、利益媾和的主要載體被扁平化與均質化，成為小說批判話語中價值旁落和規范失序的主要表征。

在“辦公室”中，“我”還面臨著兩種看似無法回絕的誘惑，一是情感誘惑，一是仕途誘惑。情感誘惑方面，“女上司”對“我”無微不至的關照讓“我”受寵若驚。日常工作中，她對“我”耳提面命；人際交往中，她對“我”多加提點；個人生活中，她主動關心“我”的情感狀況并給“我”介紹女友?！芭纤尽睂Α拔摇钡闹匾?，到底是出于惜才愛才的心理還是兩性情感的一種錯位投射（“女上司”嫁給了一位比她年長很多的首長）似乎都無關緊要，其客觀結果是這種情感使“我”產生了某種敬仰與感激之情，并由此深化了和“辦公室”的關系。相對于“女上司”較為理性的情感投資，女同事“圓圓”的出現于“我”而言更像是單純的肉體誘惑，這從她對“我”的語言挑逗以及數次在深夜時分讓“我”去幫她抓老鼠一事中就可見一斑。情感誘惑之外，仕途誘惑更具吸引力。進入機關工作是“我”步入仕途的一個很高的起點，工作能力的突出加之領導的扶持，“我”很快就被同事們貼上了未來“副局長”的標簽。小說后段，在“女上司”的推動下，“我”也的確與“副局長”的職位近在咫尺，只需在工作中安分守己、不越雷池，“我”很快就能實現原有的人生目標。

法國精神分析學家拉康在其鏡像理論中提出對“疆域化”（territorialize）的認知，主要指一種將欲望和某種器官或敏感區域發生關聯，并最終導向認證意識的過程。在人文社會領域，疆域化現象由于不同利益集團的矛盾沖突更為凸顯，它廣泛存在于社會運行的各個層面，具有系統化與科層化的特征。②小說中有一處細節值得玩味，“我”在一次幫“圓圓”抓老鼠的過程中無意觸碰到了她的胸部，而這恰是“圓圓”有意為之的結果。雖然抓老鼠這一行為并不發生在“辦公室”而在“圓圓”的單身宿舍，但從情感的持續與空間的緊密關系來看，單身宿舍顯然是“辦公室”的延伸。“身體”的介入增加了引誘的砝碼，也深化了空間和欲望的勾連。很明顯，“辦公室”對于“我”來說就是一種疆域化的過程。在這一空間中，等級中心主義的存在往往導致人的功利化與庸俗化，效益優先的現實與個人理想的渺小，促使人們不得不面對自己的生存處境，他們原本就處在論資排輩的不同起跑線上，再稍有不慎就會徹底落后甚至慘遭淘汰，于是大多數人選擇擱置原有的立場堅守與差異話語，屈從于金錢的奴役或權力的操弄。面對種種誘惑，“我”最終決定抽身而出，以“解疆域化”③（deterritorialize）的姿態走向“河灣”，這也可以視為“我”在迷惘中對意識形態主流話語的主動疏離。這一方面是因為“我”厭倦了置身“辦公室”中所遭遇的競爭與算計，另一方面就是不同空間形態在“我”身上所產生的的疊加效應，犬牙交錯之間不同的人生信仰碰撞不斷博弈不止，這既為人生道路的選擇提供了不同的他者想象，也為主體自覺的反省力量保留了一絲希望。

相對于“辦公室”的現時性，“獨棟樓房”更像是小說女主人公“洛珈”記憶深處的一個歷史空間，這一“空間實踐”的存在造就了“洛珈”的性格養成，并最終決定了她的人生選擇?！蔼殫潣欠俊笔恰奥彗臁蓖陼r母親和一位官居高位的首長再婚后居住的空間。在這里，母女二人都迎來了命運的轉折。由于首長的影響力，母親不僅成為正式教師，隨后還升職為副校長，而“洛珈”也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最終考入理想的大學。然而和諧平靜的空間表象之下卻隱藏著幼時“洛珈”激烈的情感掙扎與認同危機，對她而言，搬入“獨棟樓房”意味著對親生父親的背叛、意味著母親的受辱和屈服、也意味著對家族歷史的顛覆。因此，即使繼父對她千依百順、寵愛萬千，但她總是冷眼以對、特立獨行；即使母親反復向她灌輸繼父是好人的觀念，但她依然無法忍受他生活中的一些言行舉止；即使后來年事已高、重病纏身的繼父愿意放下身段為她解答歷史，但她依然一次次將心中的疑惑與質問像匕首一般以書信的方式投向繼父。在“獨棟樓房”中成長的“洛珈”，已然表現出強烈的“俄狄浦斯情結”。這種情結在“洛珈”身上呈現出明顯的“弒父戀母”的姿態，只是她要“弒”的是繼父，主要表現為“審父”的具體行為，究其源頭則來自于“戀父”心理，即對親生父親的情感認同。而“戀母”則可看作是“洛珈”對生父的模仿以及對她所認為的母親在再婚這樁婚姻中所受屈辱的反映。事實上“洛珈”對母親的感情是十分復雜的，既有同情也有感激，既有可憐也有不解，尤其在母親為繼父生下兒子“棋棋”后，“洛珈”對母親的態度更加若即若離。即使到小說后段，“洛珈”選擇與母親“和解”，希望母親能離開原來的小城搬來和自己一起居住，但她對母親的期待與對弟弟“棋棋”的冷淡，依然表現出“俄狄浦斯情結”的延續。

雖然后來“洛珈”因為求學的原因搬離了“獨棟樓房”，但她對于歷史事件的探求、對于家族史的回憶、對于戰爭帶來的人性裂變的追問、對于失序時代造成的命運悲劇的思考都通過一封封的信函郵遞給仍然生活于這一空間中的繼父，她在尋求回答，她想找到真相。“洛珈”對歷史的重新建構就累積在繼父和她的書信中，一問一答的形式意味著觀察視角的不斷轉換，其背后帶有的價值判斷與意識形態立場也在不斷發生變化，因此即使聚焦同一歷史事件也可能得到大相徑庭的結論，這就形成了對話甚至交鋒的意味。面對“洛珈”的詰問，繼父的回信無疑流露出一種為自己、為歷史申訴的姿態。作為那個殘酷戰爭年代的親歷者，繼父深知歷史的多義與繁雜，在他眼中歷史是彩色的而不是黑白的。應該說，繼父對“洛珈”的回信也可視為對自己戎馬一生的自我審視與心理慰藉，在背負著滿身傷痕和酗酒帶來的病痛背后，是他體味出的面對歷史洪流時個體的渺小與無力以及面對慘烈記憶時心靈的無處安放和精神的日益荒蕪。隨著繼父的離世，“洛珈”雖未能完全撥開歷史迷霧，但答案早已在她心中，這就是小說借“我”之口說出的“‘無法申訴’不等于‘不作申訴’，申訴是生命的自由”，只是“洛珈”的“申訴”選擇了完全和“我”相反的方向，她要成為現實世界中的“女王”。美國學者桑斯坦在《恐懼的規則——超越預防原則》一書提出，作為一種預防原則，恐懼的存在主要來自于人類所面臨的危險或者風險通常具有不可預測性，而且這種現實危險在出現之前會有較長的預備期。因此，盡管有時恐懼可能會針對一些想象的危險做出過度的反應，但它對安全感與舒適感的獲取是有用的且普遍存在的。④“洛珈”的恐懼心理以及由此產生的焦慮就在“獨棟樓房”中醞釀、萌芽、生發，最終形成她潛意識深處的性格質素。表面上看，這種恐懼心理來自于她剛搬來時對這個大而空洞的新空間的拒斥、對繼父與母親“房事”時發出聲響的恐懼以及本能的自衛心理，但深層次的原因則在于她對生父“申訴”行為的背叛感、對委身他人的無助感、對命運把控的無力感。“審父”行為就是這種心理在其成長過程中的一次無意外顯。為了獲得安全感，為了抵御將來有可能發生的類似風險，恐懼刺激了“洛珈”的“控制”欲望，對她而言“可以而且應該追求更大的物的占有，而不必以高尚的道德來約束、抑止對物的實際的或詩性的想象，也就是說，‘物’這個字眼兒本身被正面地收入了時代的詞典”⑤。唯有如此，才能徹底擺脫恐懼的心魔，實現自我的拯救，這就在心理和性格層面決定了她對權力的追逐，對物質的渴望以及對“我”的操縱。

雖然同為小說中的“空間實踐”，但“辦公室”指向當下，“獨棟樓房”指向歷史，具有不同的敘事作用。作者通過描述“我”在“辦公室”中學習、工作和生活的經歷，將其置換為私語化斑駁雜陳、價值觀縱橫交錯的開放空間。這種在工作安排、人際交往、職務升遷等諸多方面都夾雜著利益關系的空間形態不僅加速了原有空間屬性的解體也揭示了貪婪行徑和投機心理在人性中的前置，最終造成“我”的逃離。而通過“獨棟樓房”揭露的歷史本相中，“洛珈”看到了個體的絕望與無奈，也看到了歷史的隨意與荒誕，于是她選擇出賣自己，相信利用手中權力修筑的物質王國可以成為她永遠躲避傷害的堡壘。因此，在不同的“空間實踐”中，“我”和“洛珈”作出了不同的道路選擇，“我”不愿茍合于現實生存法則，她則需要自我體認的愉悅與快感，兩者最終必然成為“最熟悉的陌生人”。

二

相對于空間實踐，列斐伏爾提出的空間表象（representations of space）主要是指利用知識與理性建構的概念性空間，它與其他空間形態的主要區別在于這種空間概念傾向于一種語言符號體系，以規范的知識系統為框架，由此與生產關系以及這些關系所強加的“秩序”捆綁在一起。⑥也可以這樣認為，這種空間形態有些類似虛幻的烏有之鄉，它的形成雖來源于物質社會，但同時又能以想象中的完美形式歌頌或批判社會現實。“空間表象”存在的意義在于在看到這個社會走向統治的跡象的時候，不但能夠用批判的態度對待這個社會的各項原則，而且還針對這些原則提出社會平等和共有的理念。⑦因此，這種空間形態“是人們基于對社會變革的責任和義務而超越給定的現實社會，并是對不可能最終實現的、終極性的社會理想狀態的一種總體性構想或設計，代表著人類對某種社會理想的目的性追求和期待”⑧。

《河灣》中，最重要的“空間表象”無疑指向“河灣”這一空間，僅就其被定為小說標題而言，也能夠看出它在所有空間形態中的地位以及作者對之寄寓的憧憬與期待。對“河灣”的直接描述出現在小說中段，作者采取了景觀化的敘事策略：因為水流遇山緩緩一拐，便拐出了一片絕美的天地，彎月形的沙原中水浪輕拍，細沙柔白，河水清澈，依灣而生的叢叢蒲草、棵棵怪柳隨風輕搖，隨之舞風弄影的便是水鳥起落，蛙鳴陣陣。不遠處還有蒼綠青山，滿山的紅花綠樹美不勝收，蜂場、飼養棚、果園、茶園點綴其中，規模不大收獲也多是自給自足。山中還有石凳、小塘、藤架，以及為“高人”準備的草寮……毫無疑問，世外桃源式的景物展現為讀者帶來了細致入微的畫面感和在場感，讓人身臨其境又沉醉其中。小說中每當“河灣”的出現大都伴隨著類似唯美的自然風貌，這與“河灣”之外“空間實踐”（如“辦公室”等）所展現出的社會性與世俗性形成了鮮明對比。因此，“我”的幾次造訪“河灣”似乎都處在一種“逃離”狀態：第一次是為了逃離“德雷令”的威脅以及面對隱婚現狀的壓力；第二次是為了逃離“棋棋”被綁架帶來的苦惱以及對綁架真相的隱隱不安；第三次是為了逃離由于“德雷令”被抓、“貍金事件”等造成的精神困擾以及大量繁瑣的機關事務性工作；第四次表面上是去探望病重的“蘇步慧”，但實際上是為了逃離“洛珈”帶給我的陰影，這也最終促成了“我”對“河灣”的真正皈依。因此，對“河灣”在潛意識深處的不斷追尋與情感認同構成了“我”的“逃逸路線”（line of flight），是我試圖從規訓社會逃離并抵制精神異化的過程，而到此“精修”的意圖既在于找尋主體的存在感與使命感，同時也流露出一種精神上的自我慰藉以及對待理想與尊嚴的守正態度。

對“我”來說，在“河灣”的“精修”就是心無旁騖的游山涉水、耕耘收獲、招蜂引蝶、煮酒烹茶，就是與動物們的和諧相處，與高人“何典”灑脫且智性的對談，與余之鍔夫婦真摯而自由的交往，就是沉浸在“老魯”的故事匯中樂此不疲，以及對家族史的回憶與重建。凡此種種，讓“我”原本疲憊不堪的身體重現活力，甚至產生了心靈蕩滌的沖擊感受，因而在帶有形而上色彩的反思中，“我”對現實的強烈排斥與質疑就具備了某種“真理靈魂”的特征?！昂訛场钡拇嬖跒椤拔摇贝蜷_了在世俗生活中已然被功利主義（投身機關）與幻樂主義（與“洛珈”的隱婚關系）所蒙蔽的雙眼，讓“我”看清了在技術、游戲加金錢的煽動下，人們越來越關注的是具體的形而下的物質層面的享受和滿足，而對生活中嚴酷的道德墮落與情感異化卻視而不見。⑨“我”深刻體會到個體在現實世界中的真實位置，由“仿像”和“擬真”營造出的虛幻游移的符號與被抽空的所指代替了生活的真相與生命的本真，人們就在這張廣博綿密的大網中作繭自縛無法自拔。應該說，“河灣”中的人與事多帶有象征意涵，如被作者反復貼上“高人”標簽的“何典”，其為人處世的做派就隱隱呼應了“訪高圖”中的人物，對“訪高圖”的青睞與解讀則貫穿了“我”的成長歷程；“老魯”口中帶有隱喻色彩的鄉野傳奇無疑具有“復魅”的作用，隱藏于故事背后的主體欲望與集體想象通過口傳耳受的傳統形式再度得以彰顯；而“我”對家族史的強調則體現出強烈的尋根意圖。有意思的是，“我”的這種尋根意識在“洛珈”那里處于“被拒絕”的尷尬窘境，她從未給我“我”傾訴的機會，實際上這意味著在“空間實踐”中不同個體對歷史的不同反饋以及面對歷史遺產時的不同選擇?！拔摇钡募易迨分挥性凇昂訛场敝胁庞稍镜氖顟B被重新激活，在追憶與眷念中它為“我”提供了歷史與現實的雙重視野，也使“我”的人生得以再度增殖。正是通過對這些“河灣”人事的細致描摹，作者將小說的敘事重心由“空間實踐”轉向了“空間表象”，也使這一原本相對概念化的空間讓人感覺并不夢幻，“我”得以在這種空間形式中重新建構對自我、對他人、對人生、對社會的認知與定位，也將意義的碎片重新撿拾，在凝聚的過程中實現心理情感與價值指向的重塑。

當然，小說中的“河灣”也并非完美無瑕，作者有意識地帶給它兩處“污點”，卻使其更加具備了人間煙火的真實意味。一處“污點”是物的“硬傷”?！昂訛场钡那嗌街嫌幸惶幉淮蟮目帐幹?，由于地質原因那里除了幾棵小草之外什么都不生長，遠遠看去就像山坡上一塊丑陋的禿斑。對于這塊美中不足的地方，雖然修整起來困難重重且工程量浩大，但“我”的好友“余之鍔”卻從不言棄，他請來地質和水利專家，勘探、繪圖、開山、栽樹，哪怕一年只能成活一棵樹也在所不惜，他的目標是這輩子不成，一代一代接力，總會成功的。另一處“污點”是人的“失節”。一直以來給人感覺熱情大方、單純可愛的“蘇步慧”，在一個流浪歌手的誘惑下，發生了意外出軌事件，“蘇步慧”在“河灣”中迷失了。有關“河灣”一客觀一主觀的兩處缺陷表面看來并無關聯，但如果結合“我”在家族史中對父親“執念”的敘述，則會發現在作者的敘事表層之下，隱藏著一種堅定的價值立場或“中心話語”，這就是對理想的堅守?！坝嘀姟睂ⅰ昂訛场币暈槎惚堋俺臭[”的終極歸處，在他的心目中“河灣”必須完美，所以他無法容忍“斑禿”的存在，哪怕耗盡自己所有的金錢和精力也在所不惜；“蘇步慧”一生追求浪漫，從她對職業的選擇、對現代詩歌的著迷、對“何典”的敬佩中都可以發現她天真執著的性情。正因如此，“蘇步慧”才一時對流浪歌手情難自禁，并最終在懊悔與失落的裹挾中被浪漫擊潰，郁郁而終；相對于余之鍔夫婦的“理想”，“我”的父親終其一生都在找尋“仁公”，這個看似真切實則模糊的人物，代表的不僅是能為家族洗刷冤屈的機會，也是父親當年對個人命運以及家國命運的一次抉擇。重要的歷史轉折關頭，他選擇相信“仁公”，選擇相信“仁公”所走的道路，他從無后悔，從未放棄追尋，只是最終被歷史拒絕。正是這些人物嵌入生命底色的追求和期待，才使他們與現實社會之間始終保持著一些距離、維系著一種張力，無論現實社會的發展如何迅猛，無論物質生產的果實如何豐碩，他們都還沒有完全放棄純潔的人文夢想而徹底淪落為時代的傀儡。從這個層面來看，“污點”的存在不僅無損“河灣”這一“空間表象”的語義特征，恰恰相反，還使其表露出批判的思想鋒芒，它能夠超越一切現存社會模式或政治形態，通過人類對理想世界終極意義的思考來完成對現有世界的不斷否定以達到整體進步和綜合發展的目的。

在小說的文本敘事中作者深刻反思了在不同歷史語境下，歷史的同一性邏輯整合了所有的空間資源后所引發的種種危機。但在具有原鄉意義的“河灣”面前，作者并不甘于就范，他通過“空間表象”的呈現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在人不斷被異化、工具化的過程中，健康自然的人性意義何在？在人類社會不斷商業化、物質化的今天，知識分子的精神堅守何在？在現代化設施逐漸完善，但卻充斥著冷漠與麻木的水泥叢林中，理想中的精神家園何在？因此在張煒那里，“現實人生中總有許多無奈的漂流或墮落，是以，當今世界確實需要一種展望，即使眺望精神家園是悵然而非暢然，也終將會有一個精神復活的自由王國，浮現在創作者的文本與閱讀者的理解中”⑩。

三

空間三元論中的第三種空間形態是表征性空間（representational spaces）。列斐伏爾認為，“表征性空間”表現為形形色色的象征體系，有時被編碼，有時未被編碼。這是一種被支配的空間，想象試圖改變和取用這個空間，它藏匿了它的自然空間并象征性地使用它的對象物。11“表征性空間”是人面對“空間實踐”和“空間表象”的雙重影響，通過自己的想象與轉化，與現實生活發生對話關系，并試圖扭轉或改造現實世界的一種空間形態，也是一種具有共時性、開放性、包容性等特征的空間構成。在《河灣》中，以“辦公室”“獨棟樓房”為代表的“空間實踐”和以“河灣”為代表的“空間表象”時時引發著“我”在內心深處的矛盾掙扎，而承載著“我”對這兩種空間產生或抵制或認同心理的“反思空間”就是作者想要表現的“表征性空間”。小說中的“表征性空間”主要以“公寓”的形式出現，主要指“我”與“洛珈”合住的四居室公寓。“公寓”為小說人物的思維轉變提供了一個緩沖地帶，也為一些問題的討論和觀點的交鋒提供了對話的場所。相對“空間實踐”和“空間表象”較為單純的意義指向，“表征性空間”由于影響源的多元和主觀情感的復雜，表現出更為豐富多變的面貌，也為其他空間形態的聯結與再現起到了重要的紐帶作用。

德國哲學家哈貝馬斯曾對“公共領域”作出如下闡釋，“資產階級公共領域首先可以理解為一個由私人集合而成的公眾的領域；但私人隨即就要求這一受上層控制的公共領域反對公共權力自身，以便就基本上已經屬于私人，但仍然具有公共性質的商品交換和社會勞動領域中的一般交換規則等問題同公共權力機關展開討論”12。小說中的四居室“公寓”似乎也帶有“公共領域”的某些屬性。一方面，它屬于私人，是“我”和“洛珈”的婚房，是二人擁有的能夠證明夫妻關系的唯一事實性存在，也是他們隱秘的家庭生活的佐證，表現出一種私密性的語義特征。另一方面，它又帶有公共屬性?！拔摇焙汀奥彗臁倍ㄆ谠诖藭?，雖是一套公寓兩人卻要分房而居，對“我”而言，雖然它時常被打掃得一塵不染，但它不像家更像是為滿足身體欲望或履行夫妻義務的幽會之所；公共屬性還來源于“我”和“洛珈”對生活與社會、原欲和文明、物質的貪婪和傷害等議題的討論，討論的過程與抱持的態度無不反射出外在世界對這一空間的影響以及人物在這一空間中給出的反思與反饋；除此之外，“洛珈”與“我”交談時使用的“書面語”修辭也在這一空間中不斷出現，其背后的主觀意圖既有對“我”的規范與操縱，也有對“我”的麻痹與引誘，“我”被這種語言形式吸引但也漸感不適。某種意義上，“洛珈”的書面語和“我”的常規用語形成了語言的“混雜”，差異、含混、矛盾的交流效果消除了意義的權威，這既是語言形式的交鋒也是不同價值立場的對話。由此不難發現，“公寓”以其自身的雙向互通性作出了試圖獨立于權力系統之外的嘗試，它往往以一種協商姿態或文化輿論形態對外在價值秩序施加影響，時而在妥協中維護權力運行的通暢與穩定，時而在抗衡中迫使權力體系作出某種調整與改變，無論成功亦或失敗，都使這一空間具備了“對立和諧”的思辨色彩。

四居室“公寓”的出現還伴隨著“性”的介入。剛搬進來時，“在整整三天三夜的時間里，我和洛珈幾乎沒有分開過。沒有太多的話，但一直熱烈傾訴，使用了另一種訴說方式。積累太多，所以沒有足夠的時間進食，只急于交付和尋找……”如果說此處對性的投入只是兩人剛進入婚姻狀態時的興奮與忘我，但隨著情節的展開，尷尬的是在“公寓”中讓“我”印象深刻的似乎只剩下性和“洛珈”的“書面語”了。這就形成了一種吊詭的關系，即在愛人之間的親密舉動中，肉體與思想、感性與理性、形而下與形而上結伴而生、交相雜陳。此外，雖然由于見面次數的“克制”兩人對性并不排斥，但“洛珈”在“我”面前卻總是有意無意的遮掩身體，無論是在沐浴后或起床后她都穿戴整齊、不失優雅，這又與實際的身體結合形成了悖反關系，體現出有關性的矛盾書寫。美國學者米莉特認為，“雖然就其本身而言，性交似乎只是一項生物、肉體的活動，然而事實上它深植于一個更大的，由人類各種事物交織的脈絡中，因此可以作為文化所支持的各式各樣態度與價值的縮影”13?！拔摇焙汀奥彗臁敝g有關性的種種別扭與錯位，其本質是一個幻樂主義者和一個實用主義者的價值觀沖突，也反映出不同人物對“空間實踐”與“空間表象”的不同態度?！拔摇痹诓粩嗷孟氲男腋Ｆ届o、與世無爭的二人世界中期待與“洛珈”的結合，并以此緩解身體的焦慮、抵御外界對“我”的種種誘惑。在對性的渴望背后，是“我”對伊壁鳩魯式的心靈寧靜之樂的凝視與追求。因此，“我”理想中的愛是超越的愛、純粹的愛，不摻雜其他成分，為此“我”愿意忍受“公寓”之外日常生活中性的缺席以及與“洛珈”的隱婚關系。而“洛珈”卻在性的關系中以“書面語”的形式不斷向“我”灌輸陌生感與新鮮感的理念，在此理念下，“我”需要預約才能和她見面，夫妻生活后也要各自分房而睡?！奥彗臁睂Α拔摇辈⒎菬o愛，但通過她對性的態度可以清晰看出這種愛更多源于她對自己的愛，“公寓”只是她身心疲憊后希望得到休憩與恢復的一處場所，而“我”更像她豢養的寵物，成為她某種精致生活欲望的投射對象。性對于“洛珈”而言只是自我需求中的一個方面，當其他社會需求覆蓋這種需求時，她也可以承受性的缺席，只是她對兩性之愛的寄托由于功利性因素的滲入其結局將必然導致愛的喪失。

在四居室“公寓”中，“洛珈”基本就是生活的中心，“我”對“洛珈”的愛是一種充滿幻想的單向度輸出，因此“洛珈”能夠始終將話語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她以尊重隱私的名義把自己包裹嚴密，只向“我”透露我該知道的內容，她從不詢問“我”的出身，從不真正在意“我”的感受，她以“華而不實的浪漫”拒絕“我”對她“河灣”度假的邀約。大多時候“我”只能是她的信息接受者或情感傾訴者，“我”想要表達，但常常處于被愛窒息的狀態，無法或無力找到一吐心中塊壘的機會。這就使作者在小說中安排的另一個附屬型“公寓”——“我”的單身公寓——接續了“公寓”的空間敘事功能，這一空間可視為四居室“公寓”中“我”的單人房間的延續或變體。在單身“公寓”中，當然也有“我”對“洛珈”的美好想象，對其言行的合理性闡釋，對這段兩性關系的自我寬慰。但更重要的是，獨處也可以讓“我”從熾熱而又盲目的愛戀關系中抽身而出，重新用理性的視角來觀察世界，認真思考現實社會中人與人的關系以及家族史帶給“我”的精神遺產。因此，“我”像哲人一般仔細研究了“厭倦”的問題，認為“無一例外的是，世上的任何事物都會‘厭倦’，包括對抗‘厭倦’的方法，它本身也會‘厭倦’。這才是最為可怕的，無以療救的”?？v觀整部小說，這種夫子自道式的喃喃自語總是不時閃現，厭倦的主體不斷變化，厭倦的對象也絕不限于個人或婚姻，實際上這既是“我”對故事結局的隱秘預言，也是“河灣”空間在“我”身上打下的鮮明印記。小說后段，當“我”逐漸看清了“洛珈”的真實面目，同時又要面對“蘇步慧”的病重、老科長的自殺、女上司的催促時，“我”選擇回歸單身“公寓”，這是彼時“我”唯一可以恢復平靜、自我療傷的地方。應該說，單身“公寓”具有空間言說的重要補充作用。一方面，它從屬于四居室“公寓”，通過心理活動的描摹對“我”在“公寓”中有關“洛珈”的依賴和縱容作出有效解釋；另一方面，它又以消解和對立的姿態揭示了四居室“公寓”中隱婚生活的虛偽本質，呈現出以“交往理性”對抗“工具理性”的積極面貌。14

雖然“空間實踐”造成了“我”的主體意識在現實生活中的模糊與失位，但對獨立品格與自由精神的情有獨鐘依然讓“我”保有理智和清醒。這既是一種文化傳統的延續，也是知識分子的“人格儀范”在發揮著巨大的支撐作用，而“我”在“表征性空間”中對種種異化現象的反思與反抗，就體現出在物質文明沖擊下的心靈守衛和有效反擊。與此同時，小說中“表征性空間”的存在還反映出作者深沉的憂患意識，他試圖通過營造一種偽浪漫主義的空間氛圍來揭示人性的本真，強烈的張力表現與審美化運作使這種空間形態對現實社會的關注和反映更具有普遍性和精神性層面的意義，雖然有時存在用力過度之嫌，但并不妨礙主題的嚴肅和認真。當然更需要我們去關注的是隱藏在空間敘事背后的價值關懷，正是這種帶有理想主義色彩的人文精神表現出一種寶貴的“絕望反抗”之情。因此，“表征性空間”的出現有效打破了歷史線性發展中的時間意義，它以個體化和微觀化的空間思維拆散了現代社會嬗變中的進步論調，為人們提供了一種嶄新的觀察角度，當他們借助“表征性空間”的視野去透視“空間實踐”時，會發現表面上原本朝氣蓬勃的現代社會，卻在黨同伐異、物欲橫流、唯利是圖的暗潮洶涌中被撕扯的支離破碎、丑態叢生，從而亟需救贖自我、突圍困境的力量和勇氣。

結 語

除了以上討論的幾種較具典型意義的敘事空間外，《河灣》中還有諸如“手機網絡”“校園草垛”“山頂破廟”等空間形態，雖然相對而言它們所占篇幅有限，起到的言說效果與已述及的空間類型也有所重合，但在豐滿人物形象、深化文本主題等方面同樣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因此，在作家張煒筆下，空間認知已從物理意義上較為單純的客觀存在轉型為一種復雜多義的關系集合，它擺脫了形式對內容的打包式捆綁，成為一種可以獨立承擔敘事作用的審美手段?？臻g言說的意義在于，在作者提供的不同維度的空間形態中，允許情感主體直面現實處境，自我探討成長過程中的人生困惑，在不斷的回憶與尋找中作出自己的選擇，最終指陳應有的情感皈依，并以此作為超越狹小格局的精神力量。這就為歷史、當下、未來設置了很好的連接點，作者似乎在告訴我們，任何人都不會是蒼白的主體，也不會始終在預設的空間中陷入無可救藥的自甘墮落，他們的人生之路都是在時間與空間的延續中其來有自。某種意義上，孰對孰錯、孰優孰劣皆可暫置一邊，需要做的就是用零散化的個體意識去突破統合式的普泛知覺，以實現“疆域化—解疆域化—再疆域化”（territorialize—deterritorialize—reterritorialize）三者之間的無限循壞，以及由此帶來的心靈自由和種種新的可能性。

注釋：

①⑥11[法]亨利?列斐伏爾：《空間的生產》，劉懷玉等譯，商務印書館2022年版，第58頁。

②方漢文：《后現代主義文化心理：拉康研究》，上海三聯書店2000年版，第28—38頁。

③[法]德勒茲、加塔利：《資本主義與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姜宇輝譯，上海書店出版社2010年版，第242頁。

④[美]凱斯?Ｒ?桑斯坦：《恐懼的規則——超越預防原則》，王愛民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13—16頁。

⑤李潔非：《城市時代和城市文學》，《共和國文學50年》，楊匡漢、孟繁華主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273頁。

⑦[蘇]維?彼?沃爾金：《〈烏托邦〉的歷史意義》，《烏托邦》，[英]托馬斯?莫爾著，戴鎦齡譯，商務印書館2009年版，第149頁。

⑧張彭松：《烏托邦語境下的現代性反思》，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10頁。

⑨金丹元、李淼：《對后技術時代電影藝術“泛美學”化趨向之反思》，《電影藝術》2010年第6期。

⑩陳惠齡：《自序》，《鄉土性?本土化?在地感——臺灣新鄉土小說書寫風貌》，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4頁。

12[德]尤爾根?哈貝馬斯：《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曹衛東等譯，學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32頁。

13[美]凱特?米莉特：《性的政治》，鐘良明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第128頁。

14衣俊卿：《現代性焦慮與文化批判》，黑龍江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307頁。

[作者單位：江蘇師范大學文學院]

[本期責編：王　昉]

[網絡編輯：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