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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種“罪與罰”,一種新形態——談李鳳群長篇小說《大望》
來源:《中國當代文學研究》2023年第1期 | 王達敏  2023年01月31日16:34

內容提要:四個跟兒女寄居于不同城市的老人幾乎同時被兒女遺忘,無家可歸,走投無路,絕望之下,不得不回到他們曾經生活過幾十年如今已成為荒無人煙的大望洲。這個與外界隔絕、孤懸江邊的大望洲,完全可稱得上是一個人類靈魂的實驗室。四個老人在這個靈魂實驗室里經受著困境的磨礪、靈魂的拷問,人性發生裂變。這是一部以“罪與罰”為精神內核的懺悔小說,它溢出“罪與罰”的經典范式,在一個情境之中寫出了兩種“罪與罰”:一種是罪的主體始終擺脫不了罪的糾纏而繼續受罰;另一種是罪的主體主動贖罪懺悔而獲得救贖。前者是新構,為懺悔小說提供了一種新的寫法和新的形態;后者是經典寫法的再現,其間又賦予了新的表現,且為《大望》之“大望”。

關鍵詞:李鳳群 《大望》 罪與罰 過去之罪 當下之罰

“罪與罰”是懺悔表達式的簡稱,根據《復活》《罪與罰》等經典之作凝定的經典范式,其“完全懺悔”由三個相互聯系又相互遞進的環節構成:良心發現、人性覺醒(知罪、歸罪)→人性剖析、靈魂搏斗(負罪、贖罪)→人性升華、精神超越(人性新生、靈魂復活)。一眼望去,《大望》①有多種蘊含,可作多種解讀。作者李鳳群說這是一個“罪與罰”的故事,我看重它,首先也是因為它是一個以“罪與罰”為精神內核的懺悔小說,再就是因為它溢出“罪與罰”的經典范式,于一個情境之中寫出了兩種“罪與罰”:一種是罪的主體始終擺脫不了罪的糾纏而繼續受罰;另一種是罪的主體主動贖罪懺悔而獲得救贖。前者是新創,為懺悔小說提供了一種新的寫法和新的形態;后者是經典寫法的再現,其間又賦予了新的表現,且為《大望》之“大望”。

一、荒誕處境與靈魂實驗室

四個跟兒女居住于不同城市的老人——三個男老人分別姓李、姓錢、姓孫,一個女老人姓李,幾乎同時被兒女遺忘:老趙的兒子當面拒認他,錢老師的兒子干脆改名換姓搬了家,孫老善竟然被兒子當成空氣,老李的女兒與她失聯。他們莫名其妙地陷入荒誕之中,像被施了魔法、抽走了魂魄一樣迷迷糊糊。他們打不通任何一個跟兒女有關的電話,所有人的電話和微信都從手機里消失了,唯有他們四人的手機暫時可以互通。他們無家可歸,走投無路,絕望之下,不得不回到他們曾經生活過幾十年如今已成為荒無人煙的大望洲棲身。

大望洲是荒涼之地,近乎廢墟般的存在,自然封閉而與外界隔絕,對于這四個老人來說,猛然被拋到這個絕境,驚恐還未定,又生絕望情。此境絕非久留之地,他們首先想到的應對之策,是如何聯系上兒女并回到他們身邊的辦法,以便盡快脫離困境。他們發揮了最大的想象力,用盡了能夠想到的種種辦法:他們商定,既然大家都打不通自己兒女的電話,索性各自撥打對方兒女的手機,只要聯系上對方兒女就成功了一半,然后再告訴他們實情。短短幾分鐘后,這個方法宣告失效,因為無論誰的手機撥打對方兒女的手機,統統打不通;既然他們的手機都像中了病毒一樣失去了功能,那就到鎮上去打電話,同昨天一樣,所有的電話都沒打通;電話打不通,干脆直接去兒女們的家,他們先就近去八卦鎮找錢老師的兒子錢三順。一見到錢三順,他們都被驚呆了,錢三順和錢老師非常相像,好像是一個模子里復制出來的兩個人。錢老師對錢三順說:“孩子,我是你爸爸。”老李從旁以種種事實證明錢老師與錢三順的父子關系,哪知錢三順驚訝地說:“我爸早就死了。”心想“你們得了老年癡呆吧?” “你們是從精神病院出來的吧?”不然,怎么會出現這種大白天活見鬼的倒霉事?警察也厭煩他們的糾纏,他們只落得狼狽而歸;一計不成又生一計,錢老師想出“領導干預法”,提議大家給各自兒女的領導寫告狀信,只要兒女的領導干預,問題就迎刃而解了。這真是一個絕妙的好辦法,當議論先給誰的兒女的領導寫信時,他們都找出各種原因,以此作為不能向自己兒女的領導寫信揭丑告狀的理由,此計只好胎死腹中;轉而,老趙生出一計,想通過媒體發布他們被遺棄的信息,求助社會為他們主持公道,可媒體對他們的問題沒有任何興趣;錢老師又使出“誘敵術”,寫信給兒子假稱自己手里有古董,想誘騙兒子前來認他,老趙和孫老善也照此行騙,等來等去,沒人上當;行騙之際,老趙和孫老善還實施了一次偷盜和搶劫的可恥行為,老趙偷康復院癡呆老頭兒的錢,孫老善搶劫癡呆老太太的耳環,還拿走輪椅邊袋里的玻璃杯,到超市購物又順手偷了一塊巧克力餅干;無計可施之下,他們鋌而走險出下策,使狠招,一是在錢老師的提議下,他們到鎮上當街假裝喝毒藥自殺求援,出乎意料,路人無視,“死”的計劃宣告無效。二是孫老善絕望至極,想放火燒了村子泄私憤,以引起外界的關注。

當種種解救法相繼失效后,他們才冷靜下來思考一個嚴峻的問題:我們為何遭此不幸、受此之罰?民間中國的百姓信命又信神秘力量,他們想來想去,覺得自己莫名其妙地被兒女遺忘遺棄淪落荒洲,就像一只神秘的手,把他們攪得天翻地覆;要不就是哪位大神,在操縱他們,讓他們陷入困境。這相當于有什么人在下一盤大棋,或投下一個大陰謀、設下一個大陷阱,一雙如來佛的大手制造了一切肉眼看不見的災難,想置他們于死地。對于他們來說,他們遭此不幸的厄運是宿命,命中注定他們難逃一劫。

說白了,他們受此之罰,是外在的“他者”即神秘力量之所為,與他們過往的所作所為沒有關系。罪未出場,還懸在空中,當他們紛紛議論并指責孫老善過去使用調包計讓兒子小林頂替耀祖當兵,對耀祖的精神造成了很大打擊,致使他后來走上犯罪道路,孫老善有著不可推卸的罪責時,老李一語揭開“罪與罰”的因果關系:“也許咱們今天的處境跟過去這些事有關”。她沒能直接說出“罪”和“罰”這么深刻學術的概念,但意思卻是清楚的,“過去之罪”是因,“當下之罰”是果,換言之,他們遭此不幸,受此之罰是“過去之罪的當下之罰”。他們的“過去之罪”細細數來還真不少,別以為只有觸犯了法律才有罪,從道德和良心的角度來看,人性之惡、自私之過也是罪。比如孫老善:利用權力讓兒子頂替耀祖當兵;作為村干部,他對焦禿子致殘從人販子手里買來的媳婦的犯罪行為不制止、不舉報,裝聾作啞;他和村民們一樣,自發地為被胡萬魁氣死的小陶主持公道,在道德的名義下,不究真相,對胡萬魁群起而攻之,近乎嚴厲、苛刻、殘忍的傷害,迫使他全家離開大望洲。還有老錢當老師時打學生,以及他與吳老師的相互詆毀乃至相互生恨敵意記仇,老趙從醫時見死不救而逃之避之,老李悄悄地引產致殘女兒,等等,都是直接或間接的犯罪。

“當下之罰”是對“過去之罪”的追罪之罰,除老李外,老趙、錢老師、孫老善都沒有這種深遠的罪的意識,他們更不可能意識到,他們所采取的解困之策,多為人性之惡、自私之過所害,不僅沒有擺脫困境獲救,反而是舊罪未去,新罪又至。又是老李意識到:我們上街的做法是錯誤的,我們給兒女們寫信,向兒女們的領導告狀,找新聞媒體揭丑,假裝有古董誘騙,包括找過去的熟人證明身份,事實證明這一切的一切都是無效的,這樣的行為越多,后果就越嚴重。

老李關于“罪與罰”的理解,怎么看都像史鐵生的靈魂之問。作為中國當代偉大的懺悔者,史鐵生對自己的追罪索罪毫不留情,其人性拷問直達靈魂深處,他從三個方向、三條路徑倒逼出我與眾生的三種罪:一是我的前世之罪,二是我的今世之罪,三是人之罪——人性原罪。我的前世之罪:1969年史鐵生下放到陜北農村,三年后雙腿癱瘓,1981年又患上腎病,1998年發展為尿毒癥,靠每周三次透析維持生命。在人生徒然出現斷崖式突變之際和之后,他隱去雙腿致殘的原因,不追索“他之罪”,視自己的雙腿殘疾是“前世之罪”的“今世之罰”,是上帝對他的考驗和成全。視生病為“前世之罪的今世之罰”,既是宗教懲罰,又是自我救贖;既是負罪,又是贖罪。我的今世之罰:前世之罪是隔世的隱性的未明之罪,今世之罪是現實的已明之罪。史鐵生從解剖自己在革命年代的軟弱屈從開始,然后逐層深入到對個人、革命乃至整個民族靈魂的解剖。嚴格地說,他的現實之罪微不足道,至多是由于膽怯而產生的自我保護意識,表現在行動上,就是恐懼軟弱、屈從順從。他自悔其罪、自審其罪,在他看來,屈從順從暴力也是罪。人之罪——人性原罪:我的前世之罪和今世之罪均為“我之罪”,當史鐵生的懺悔由“我之罪”進入“人之罪”時,他發現了一個天大的秘密:“人性之惡乃人之原罪。”正是這一發現,他在突破西方宗教原罪觀時,又對原罪及“罪與罰”作出了具有中國文化特色的定義。人性原罪既然是始源之罪、根本之罪,那么,無論是前世之罪還是今世之罪,都是從這里生發并被其所包含的,而這,正是“罪與罰”的邏輯起點。

老李對“罪與罰”的理解亦可作如是解。她是憑著十幾年的贖罪懺悔積累起來的覺悟才走到這一步的,至于那三個老頭兒,他們始終沒有產生罪的意識,不能在“罪”與“罰”之間作出關聯性的思考,最終只能繼續受困受罰。同樣是遭到荒誕神秘力量的戲弄,同樣是跌落到荒涼孤獨的大望州,結果是,經過一個月的煉獄般的人性考驗,老李走出困境獲得救贖,三個老頭兒還遙遙無期地待在懲罰之境。

這是一個隱喻性很強的小說,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大望》是一部精神指向明確,帶有實驗性質的小說,那個與外界隔絕、孤懸江邊的大望洲,完全可稱得上是一個人類靈魂的實驗室。小說一開始,作者就憑借荒誕神秘之手,將四個寄居于不同城市的老人猛然拋到大望洲,一到這個他們曾經生活過幾十年、既熟悉又陌生的村落,他們就自然而然地卸下裹在身上的“意識鎧甲”,人性不受遮擋地鮮活起來,后來他們在這個靈魂實驗室里所做的一切,都是人性的自然表現。從這個特定情景中生成的兩種“罪與罰”,讓人不由感嘆:懺悔是一件很難做成的事!

二、被“人性之惡”阻截的“罪與罰”

《大望》創造了“罪與罰”的一種新形態:知罪而不認罪,此中,是“人性之惡”“自私之過”阻截了知罪向認罪、贖罪的推進,使其停滯于“罰”之中。這實際上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罪與罰”,懺悔遠未啟程就被“人性之惡”“自私之過”等消極力量阻截了。還是來看看錢老師、孫老善和老趙的“罪與罰”的故事吧,其中蘊含著豐富的人性內容。

故事一:錢老師的故事。四個老人到鎮上打電話,在街上,他們遇到錢老師過去的學生周立全。周立全一見到錢老師就憤恨難平要扇他耳光,原因是錢老師過去懲罰過他。他說錢老師扇過他耳光,踢過他下體,詛罵過他祖宗,而且根本不是為了什么大事。他氣得回家告狀,父親不問青紅皂白又給了他一耳光,于是他就不再去上學了。周立全之所以淪落到今天這樣的小混混,錢老師是有責任的。錢老師給出的理由是:“打你是為了你好。”這是錢老師的“過去之罪”,他直到今天也沒有意識到過分的懲罰造成的惡果,一句“打你是為了你好”掩蓋了人性之惡。

周立全要雪恥羞辱報復錢老師,但是他不傻,他若自己動手扇錢老師耳光,就會犯罪受到懲罰。于是,他采取轉罪的壞主意,叫他們另外三個人輪流扇錢老師耳光,如果每個人愿意扇錢老師一個耳光,就向派出所警察和錢三順做證明,證明四個人是大望洲人,錢老師是錢三順的老子,老趙是趙大軍的老子,孫老善是孫小林的老子,老李是陶大香的媽媽。周立全為當年的恥辱報復錢老師是犯罪,他不直接犯罪,而是在交換原則的名義下引誘他人犯罪,即轉罪,所謂轉罪,就是把自己的罪孽轉嫁給別人,讓別人替自己承擔罪責。正如《金枝》作者弗雷澤所說,轉罪的目的是罪的主體不想承擔與自己的罪相對應的責任和懲罰而采取的一種逃避之策。周立全讓別人替他犯罪的做法,本身也是一種犯罪。對于周立全,這種做法是惡的報復;對于錢老師,這是他的“過去之罪”遭遇的惡的報復。明顯的惡的報復直接暴露出人性之惡。

出人意料,為了得到周立全的證明,為了“大家好”,老趙和孫老善竟然同意扇錢老師耳光,老李則堅決反對,她指責老趙和錢老師:你們要打一個七十歲、正在發燒的老頭兒,這是犯罪。老趙反駁:你現在就有罪,你愿意眼睜睜地看著我們被人遺忘,遠離兒女,病死在島上?老李講了一個故事,意思是無論如何都不能隨便打人。老趙也講了一個故事,意在說明有時候你以為自己在做好事,其實可能是在幫倒忙。你不插一腳,事情不會糟到哪里去,你插了一腳,主持個公道,事情反而更糟了。悲哀的是,既然扇錢老師耳光是為了大家好,一直抱怨甚至生恨的錢老師竟然也同意大家扇自己耳光,由于老李沒參與,此事沒辦成。

老趙和孫老善同意扇錢老師耳光,暴露出靈魂的丑陋、人性的邪惡;說是為大家好,私心卻是為自己好。錢老師同意大家扇自己耳光無疑是無奈之舉,一句為“大家好”把他給道德綁架了,豈不知,甘愿為此承受惡的報復,承受扇耳光的莫大恥辱,紙面之意是為了擺脫困境和為大家好,紙背之意是人格的猥瑣和人性之惡的另一種表現——對人性之惡的認同和呼應。

故事二:孫老善的故事。孫老善的兒子小明離世已經二十多年,每次提起,孫老善都是一臉悲傷,痛不欲生的樣子,后悔當初不該讓他去當兵。當兵本不是小明的意愿,是孫老善拿著棒子攆去的。孫老善見兒子老實,受人欺負,又不喜歡出門、不喜歡拋頭露面,就想兒子這樣下去不是辦法,于是就想叫他到部隊鍛煉鍛煉,沒承想小明卻因故身亡,他一再嘮叨“小明是被我害死的”。他自責歸罪:要不是我非要小明當兵,小明就不會死,老婆也就不會因此而去九華山出家。孫老善把小明的死與自己聯系起來,說得嚴重點,是他叫小明去送死的。

關于小明走后門當兵的事,錢老師沒給孫老善留情面,他說那一年耀祖高中畢業,沒考上大學,一心想當兵,早早報了名,后來體檢、政審都通過了,上面也通知他了,家里擺過酒席慶賀,突然又來了一個通知,說不予錄取。原來是孫老善想叫小明當兵,上面就把名額轉給了小明。耀祖無緣無故地被小明頂替掉,沒有當上兵,這件事對他造成了很大的打擊。后來他在外面打工,一直不走運,落得窮困潦倒,前年頭腦發昏,給毒販子跑腿被抓了現行,判了無期徒刑。耀祖淪為罪犯,孫老善是有罪的——他是間接地犯罪,讓小明頂替耀祖當兵,既不道德,又不合法,因此而導致耀祖意志消沉、冒險求生而犯罪。

孫老善辯解:當時我一沖動,鬼迷心竅做了傻事。招兵工作已經結束,上面的領導要走了,作為村干部,我盡地主之誼,請武裝部長吃飯。武裝部長惦記著還我一個人情,又見小明模樣周正人老實,就把耀祖名字刪去換上小明。第二天老婆要我去回絕人家,我臉皮薄,怕這樣反而得罪人,就應了下來。言下之意,是武裝部長為了還他一個人情,要小明去當兵的。我怕得罪人,就沒有回絕武裝部長的好意,我要是回絕了,我兒子也不至于年紀輕輕就丟掉了性命,老婆也就不會去九華山出家,我的冤找誰去說。

他繼續辯解:耀祖的死與我們不相干,我兒子雖然是初中生,可是我兒子更聽話、更忠誠、更適合當兵,事實也證明了這一點,我兒子犧牲在部隊上,耀祖卻是一個毒販子。而老李、錢老師在這個問題上態度一致:耀祖要是去當兵了,再考上軍校,就不會腦子發昏去販毒。耀祖后來的犯罪,前因在孫老善這里,這也就等于直說了,在耀祖犯罪這件事上孫老善脫不了干系。

孫老善顯然不愿認這個罪,他委屈地說:“我兒子死了,老婆出家了。這還不是報應嗎?!死了不是最大的懲罰嗎?你們還想我怎樣?”在他的意識里,我沒有罪,即便有罪,也已經被懲罰過了。可固執的老李偏偏不依不饒,她說“犯過的錯永遠都在,不可能因為做了一點兒好事,犯下的罪的后果就消失了。沒有消失,永遠在” 。還說“有一種監獄是無形的,有一種懲罰是旁人看不到的”。 孫老善雖然沒有受到法律的懲罰,但他終究不能擺脫自我的懲罰——道德和良心的懲罰。目前,孫老善還在知罪與認罪之間徘徊,可有罪不認罪也是一種罪。對于孫老善來說,由過去之罪延續到當下之罪,可謂是舊罪未去,又添新罪,罪上加罪,舊罪和新罪聯手,注定孫老善這輩子很難走出罪的無形牢獄。

故事三:老趙的故事。老趙的故事得從老趙講的故事開始。老趙行醫時帶了一個徒弟,有一次這個徒弟走到河堤上,見到路上躺著一個十四五歲的男孩,臉上沾著血跡,雙手雙腿被繩索綁縛。他以為這孩子受到了別人的欺負,就為孩子解開繩索,并叮囑他,你一個人出門的時候要多長點心眼,有人要打你,你要先下手為強,不能讓人綁你,一被人綁了你就被動了;還有,掂量掂量,如果打不過就跑。過了兩天,徒弟又經過那段河堤,發現一家院子里放著兩副剛剛刷好油漆的棺材,原來是這家的男女主人被自己的兒子砍死了。他們的兒子腦子不正常,前天他們把他綁起來準備送到精神病院,不知是哪個壞了心腸的人故意把他放了,兒子在外面游蕩了一天一夜,天亮時回家把父母砍死了。徒弟一聽心里立馬就明白發生了什么事,頓時嚇得面如死灰。這件事在老趙的心里也落下了陰影。在他行醫的最后一年,一次他路過一個村莊,看到一個發羊癇風的青年人倒在地上,四肢彎曲,像雞爪一樣的雙手不停地顫抖,瞳孔上翻,嘴唇發紫,口吐白沫,他嚇得手和腿都不聽使喚,趁機背起藥箱灰溜溜地逃走,對此,他感到“有點后悔”。兩個故事的情節有相似之處,但意思卻迥異。徒弟故事的結果是好心辦壞事,出發點卻是善;徒弟故事又成為老趙故事的“前因”,成為老趙逃遁的理由,然而暴露出來的卻是人性的丑陋和自私。僅有輕薄的后悔是不夠的,要使這個圖虛榮、好顯擺、充滿優越感的老趙心里產生“罪的意識”,非得來一次脫胎換骨的靈魂裂變才行。

在大望洲這個特定的靈魂實驗室里,人性經受沖擊、磨礪、拷問而發生劇變,很快形成了“結構性的人性沖突”。當人性結構中出現兩種相抗衡的力量時,就會形成結構性的人性沖突。當人性沖突支配個人時,就會導致人的認知和價值取向的搖擺不定。當人性沖突的兩種力量失衡,即一方壓制另一方時,強勢的一方就會成為人性結構的主導力量,其主導的人性力量或善或惡、或正或邪,人性結構中一旦出現這種狀態,就會改變人性結構而使之朝著特定方向演變。當正的力量即善的力量支配個人時,處于“罪與罰”煉獄之中的這個人就會朝著知罪、認罪、贖罪的懺悔方向重塑自我,在《大望》中,這個人就是老李。當反向力量即人性之惡、自私之過等消極力量支配個人時,處于“罪”與“罰”困境中的這個人,就會知罪卻拒絕認罪,通常采取為罪辯護的方式消解罪。中國民間百姓就其道德而言基本上是向善的,一旦涉及自我,便無意識地倒向自私,這種具有極大排他性的自私又經常與人性之惡聯手,暴露出人性殘忍性的特征。在《大望》中,老趙、錢老師和孫老善基本上屬于這類人性的人。反諷的是,他們雖然處于“罪”與“罰”之境,卻沒有產生“罪的意識”,只能止步于“罪”與“罰”,就像卡夫卡《城堡》里的那個土地測量員始終沒能走進城堡一樣,一直陷入困境而不能自拔,其形象可以視為被人性之惡綁縛的現代人難以擺脫精神困境的隱喻!這種生存困境正是人的悲劇,據此可以說《大望》是寫悲劇的小說。

三、講真話:懺悔的靈魂之光

好在還有一個老李。老李才是《大望》的靈魂性人物,一個有“人性的人”,從這個形象身上我們能夠看到《復活》《罪與罰》等經典小說對其的沾溉。

剛讀完小說,我頓生疑惑,怎么連老李這樣的人物也被拋到大望洲,是荒誕魔法的失誤,還是神秘之手的有意為之?每當想起這個十幾年來一直處于負罪贖罪之中,默默地承受著道德和良心懲罰的弱女子,還要經受這么大的打擊,禁不住要為她生出憐憫之情。失落孤獨的大望洲是生存困境之地,在“罪與罰”的情境中,生存困境正是懺悔者的煉獄,非得經過一次這樣的磨難,人才能最終獲得救贖。我想,這肯定是上帝的有意為之,有意要讓老李經受一次煉獄般的磨難,在磨難中走向救贖,走向人性的新生。

一到大望洲,三個老頭兒驚慌失措、精神萎縮、抱怨生恨,唯有老李平靜地面對命運的突然之變。她用她善良女人的溫情和生存智慧溫暖著安慰著他們,她用她的勤勞雙手和無私奉獻為他們料理著一日三餐。幾天的磨合之后,他們發現她看上去柔弱,卻是一個堅韌有主見的人;她不卑不亢,行動敏捷默默地做事;雖不樂觀,也不悲觀;既維護自己做人的尊嚴,也不故意傷害他人;為了維持捉襟見肘的生活,她開荒種菜,還把手里的零用錢及首飾全部貢獻出來。她自然而然地成為他們的主心骨、保護神,他們已經離不開她了,她稍一離開,他們就六神無主一切都亂。

她有罪的意識,但她顯然沒有意識到被拋到大望洲是過去之罪的當下之罰,她頓悟般地感受著罪的考驗,實際上已經和罰融為一體了。她也參與了為擺脫被遺忘被遺棄的困境而采取的行動,但她不參與并堅決反對自私、失德、過激的行為。周立全要他們扇錢老師耳光,唯有她堅決反對不參與;萬縣長一家三代信守承諾幫助錢老師一家,錢老師一而再、再而三地索取,近乎無恥殘忍了,她極為反感;錢老師想出“領導干預法”,煽動大家給自己的兒子的領導寫信告狀,她暗暗地抵制;孫老善為過去之罪開脫辯解,她直擊其要害,毫不留情;三個老頭兒當街假裝喝毒藥自殺求援,她奪下瓶子予以阻止。罰的作用在于喚醒人的罪的意識,讓人性覺醒之后主動地承受罪責而負罪、贖罪。如何贖罪,對于這四個七十來歲又沒犯過刑法之罪的老人來說,確實是個大問題,它要考驗的實際上是作者的智慧。史鐵生無罪而主動追罪負罪,是要為人類開出一種精神通途。他引來“信仰和愛”作為贖罪的精神資源,讓人在苦難的煉獄接受信仰和愛的靈魂之光而獲得救贖。《大望》低調而睿智,出示的則是“講真話”。

綜合他們關于講真話的種種闡釋,概其要義:講真話,喚醒記憶,記憶支撐著靈魂,丟失記憶,等于丟掉了性命;反之,說謊話不僅失憶,也是兒女們遺忘他們的原因,嚴重下去,他們會自我遺忘;記憶里儲存著過去的信息,講真話最難做到的是坦誠自己曾經犯過的罪,只有講真話,才能擺脫目前的困境而獲得救贖。這種“講真話”,究其質,是人性覺醒而認罪贖罪的另一種表述,如同宗教懺悔,犯罪的人在告解中說出自己的罪過,表示真心懊悔、真誠悔罪。

老趙、錢老師和孫老善一邊試圖講真話,一邊又為“過去之罪”進行辯護,而且,他們的舊罪未去,又不斷地犯下新罪,注定他們懺悔無望,罪上加罪,懲罰接著懲罰。最悲慘的時刻還是到來了,他們遲鈍迷糊地走出門,一會兒朝左,一會兒朝右,經過短暫的猶豫,老趙開始向東,錢老師向西,孫老善沿著門前的那條細直的被荒草淹沒的小路走去。從背影就可以看出他們蓬頭垢面,無耳無目,腹內空空,稻草人一般,不回頭,自顧自地走他們的路。他們形象凄慘,可以想象得出來,他們正在承受著不體面的日子,煎熬的日子,絕望的日子,能夠想象得出他們走不出困境,即便走到人群里,也會被淹沒、被蒸發掉,“就像從來沒有在一起過,就像過去一個月都是某個人夢里的情景”。這是小說結尾處絕望悲涼的一幕,寫得好極了,不經意間再現了經典的寫法。

老李講真話,她第一次向外人披露了她靈魂懺悔的全過程。老李嫁給大望洲陶家的獨子小陶,連著兩胎生了女兒,到第三胎,她偷偷地溜回娘家做B超,查出還是女孩,沒經過丈夫和婆婆的同意她就打掉了胎兒。過了三年,懷第四胎,仍然是女孩,她又引產了。民間中國,傳宗接代的觀念根深蒂固,“不孝有三,無后為大”,婆婆和丈夫自然想要一個男孩,她自己也特別想要一個兒子,既為陶家傳宗接代,也為自己在人前抬得起頭,獲得做人的權利,她身上有一種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韌性。她的重男輕女嚴重地傷害了女兒大香,為此事大香一直記恨她,不認她。她懺悔:當年我全部心思是想生一個兒子,不管誰在悄悄地說什么,我都疑心他是在笑話我沒有兒子。丈夫小陶受到了我的影響,受不了別人的譏笑,氣憤至極而喪命。小陶一死,陶家真的絕后了。他的死說到底不是我直接干的,是我一天又一天,積成十幾年干的。我嘴上沒承認過,但心里早就承認了。想要一個兒子蒙蔽了我的眼,讓我喪盡天良,“只有我知道,我是有罪的,罪大惡極”。這些過往全村人都知道,但關鍵的真相,大家就不知道了。

她坦言關鍵的真相:事實上我的小女兒葉子沒有死,好心的醫生把她從瓷盤里拿起來準備扔到垃圾桶里時,發現她在吸自己的小手。醫生動了惻隱之心,把我女兒從瓷盤里抱出來,包在一件醫用的大褂里,放到一戶好心人家的門外。那戶人家見我女兒腿有殘疾,不愿意要,幾經輾轉,我女兒被一對美國夫婦領養了,后來她的養父養母離婚,她被養母帶到日本。過了二十年,她學了歷史,大學畢業后,養母回美國,她則選擇留在日本。她是一個學者,因為殘疾,總是安靜地待在家里做學問。她是一個善良的女孩,自小就知道自己是被遺棄的,她理解生父生母,事出必有因,也就沒有為之生恨記仇,說自己已經原諒他們了。她歷經艱辛終于找到了我,母女相見,我一再向葉子道歉、懺悔,任何懲罰我都愿意承擔,就是讓我去死,我也不會有絲毫猶豫。葉子不僅不生恨,反而一再感謝我、安慰我,她深情地說:媽媽,“我從來沒有恨過你”“我愛你”。我一直沒有勇氣面對自己犯下的過錯,現在我確定了:“我才是應該為整件事負起責任來。我才是讓這一切怪事發生的根源。”我越來越明白自己的罪行,就越是覺得不能輕易地放過自己,必須好好地認罪贖罪。

懺悔聲起,靈魂通神,老李的手機響起,葉子找回失而復得的媽媽,明天,老李將乘機去日本和女兒團聚,預示著老李終于從荒誕回到現實,從煉獄回到人間,從“丑陋的人”轉變為“人性的人”。《大望》之“大望”,由此開出新境。

注釋:

①李鳳群:《大望》,花城出版社2021年版,本文對于該作品的引文均引自該版本,下文不再一一注釋。

[作者單位:安徽大學文學院] 

[本期責編:王 昉]

[網絡編輯:陳澤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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