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改革開放40多年來，中國社會發生了歷史性巨變。在大數據、人工智能、網絡等高科技文化語境里，人類社會發展進一步加速：一個“加速度”的時代及其所形成的“加速社會”正向我們急劇走來。作為一個具有深厚傳統鄉土文化的大國，新時代中國正在經歷一場前所未有的深刻變革。這就是21世紀中國所面臨的巨大現實，也是新時代中國鄉土文學所必須面對的巨大挑戰。

新時代鄉土文學走向何方？如何回應時代巨變的現實、迎接時代的挑戰，這是新時代鄉土文學能否增強生命力、再續輝煌的關鍵所在。鄉土文學不應一味延續以往的、傳統的敘述模式，而應與時俱進，對已經發生、正在發生的鄉村巨變，對脫貧攻堅、鄉村振興、鄉村治理等新現實進行審美書寫，這樣才能反映鄉土中國的“時代之變、中國之進、人民之呼”，凝聚鄉村的生機與活力，重建鄉村精神，推進傳統鄉村根性文化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新時代中國鄉土文學召喚現實主義審美理念，以新的敘事主題、鄉村人物形象、倫理文化以及審美形式，書寫表現新時代的山鄉巨變和鄉村精神風貌的文學作品。因此，本文在梳理近年來鄉土文學代表性文本的基礎上，對趙德發、關仁山、老藤、王松、付秀瑩、盛可以、葉煒、賀享雍、陳濤、林森、紀紅建等作家呈現鄉土新現實、展示新審美探索的鄉村書寫進行分析和思考，挖掘其中蘊含的現實主義美學特征，探尋千百年來中國鄉村精神中生生不息的文化要素、內在生機及其轉化生長的可能性途徑，為新時代鄉村振興提供文化支撐和智力支持。

一、倫理敘事與鄉村秩序的轉化新生

在費孝通看來，鄉土中國是一個經驗型的權威社會。無獨有偶，梁漱溟在《鄉村建設理論》中提出鄉土中國是一個倫理型的親情社會，維系人與人之間的不僅是法制律條，更是源于血緣親情的家國情感結構。事實上，費孝通和梁漱溟的鄉土中國理論思考，最終都指向了一種以“長老”為核、倫理為序的鄉土中國結構體制。所以，從五四新文學開始，一種弒父型敘述邏輯就成為新文學小說敘述的重要主題和結構框架。巴金的《家》、茅盾的“農村三部曲”（《春蠶》《秋收》《殘冬》）、葉紫的《豐收》等，寫到以父親為代表的權威形象的式微，這成為五四新文學反對封建禮教、建構現代新文化的一種內在的精神理念。而五四新文學的弒父型敘述邏輯，進一步推動了中國封建宗法制禮教文化的解體和現代新文化的建構。

事實上，盡管有五四新文化強力推進，中國鄉村傳統秩序的解體依然是緩慢的。“宗族組織正式解體是在1949年之后。家族象征的祠堂改為村小學，后又作供銷社用”。隨著改革開放新時期到來，傳統的宗法制權力秩序及其鄉村文化理念才遇到了根本性的危機，處于真正、完全解體的邊緣。新時期以來的經濟和人口變化進一步瓦解了大家庭、大宗族的存在根基。而急劇加速的中國城鎮化進程進一步抽空了作為家族、宗法存在的族群。一個大家庭、宗族往往是春節時期才有可能聚在一起；在上墳祭祀等活動時，所謂的宗族文化才象征性得以呈現。新時代以來，付秀瑩的《陌上》、葉煒的《后土》《還鄉記》、盛可以的《息壤》、林森的《小鎮及其他》等小說以倫理敘事為核心來呈現當代中國鄉村之變。

付秀瑩的《陌上》宛如一幅新時代中國鄉村生活生機盎然、熱鬧活潑的《清明上河圖》。小說開篇從“芳村”的姓氏宗族談起，接著說起“芳村”的沒有名字的“街道”、東西南北各地頭的人家及店鋪、村中心點“大隊部”，最后談及“芳村人”對“節氣”的“講究”。從過年開始，破五、初十老鼠嫁女到正月十五唱大戲，一直到新的一年開始。《陌上》就以臘月二十三的小年節氣開始了故事的敘述，春夏秋冬更替，從西到東、從南到北的空間的展現，極為細膩地刻畫出“芳村”這個鄉村空間的“歲月華章”和每個人的情感波動。大時代的變化、鄉村的熱鬧、人心的是非、欲望的膨脹與鄉間倫理的拿捏，付秀瑩在“芳村”的“歲月華章”中為眾多人物形象設置了一組組倫理關系，婆媳、妯娌、姐妹、母女、夫妻、父子，以及企業家、村干部、發廊女等各色人物在“芳村”上演了一出熱熱鬧鬧的鄉村大戲。而“戲”中的“芳村人”有著重重的倫理關系的牽絆，扭結為“芳村”具有當下歷史橫斷面的“陌上風景”。即使如大全這樣的企業家，與眾多女人有著多角關系的男性，在受到瓶子媳婦撩撥的時候，也在思忖、拿捏著與自己侄子媳婦的距離。而瓶子媳婦感慨的是“人這一輩子，好像是睡了一小覺，快得很。一個恍惚，就是三年五年，一大段的光陰了”，是生命與美的容顏的消逝。“望日蓮”就是因為父母的老實、貧窮、受欺負，作為一個女性尋找各種關系和資源，尋找真愛而不得，與村里各個強勢人物有著曖昧不清的關系，逐漸形成了潑辣無畏的性格與復雜的心機。村干部翟建信與大全組成了金錢與權力的聯盟，卻敵不過命運的安排，醉酒后失足從樓上跌下來。翠臺夫婦則以自己的方式堅守著大地及其內在的清明。作者沒有對這一個個生機勃勃的“芳村人”進行簡單的道德評判，而是以一種如大地般的包容和悲憫書寫“芳村人”的生命、情感、尊嚴、蓬勃的欲望以及鄉村權力秩序的隱秘邏輯。“我不過是芳村田野里，那一棵沉默的莊稼。莊稼葉子茂盛，露水很重。我不過是那滾動的露珠里，最小的那一顆。”“芳村”是“華北大平原上，一個最平常不過的小村莊”，雞鳴犬吠、是非恩怨、陰晴圓缺、生生不息。《陌上》記錄了中國鄉村現代化進程中的生命律動，書寫了一份無比生動、鮮活、蓬勃的心靈斷代史。

無獨有偶，葉煒的《后土》與付秀瑩的《陌上》，不僅名字有著某種內在的吻合，而且在小說架構上有著異曲同工之妙，都不約而同采用了中國農歷節氣作為故事展開的敘述框架。不同的是，付秀瑩的架構是內置的，而葉煒的架構是外顯的。“麻莊”是《后土》故事的發生地，而“土地廟”則是“麻莊故事”的精神內核和顯性敘事邏輯。“在蘇北魯南的小山村里，差不多每個村子的東南角都會有一座土地廟。麻莊也不例外。麻莊人崇拜土地，視土地為娘親。”《后土》從土地爺、土地廟的故事引出了麻莊的由來以及麻莊人的土地神信仰。21世紀的今天，麻莊外來戶曹東風想參加村主任選舉，而不得不借助于村里宗族勢力較大的“大佬”劉青松，并與之結拜為異姓兄弟。曹東風有勇有謀，不僅與原村支書斗智斗勇，而且不斷順應形勢發展，及時調整發展策略，帶領村民走出了一條致富道路，蓋起了麻莊小康樓。可貴的是，《后土》沒有一味拔高人物形象，而是堅守一種平實的現實主義敘事風格，讓人物回到當下鄉土現實生活之中，講述一個充滿人間煙火氣、具有濃郁民俗文化生活氣息的鄉村故事。劉青松重情、重義氣，與外來寡婦翠香的曖昧感情讓他始終有著自責與自愧而又無法擺脫。老支書王遠是一個貪財、貪色、心機很深、手段很高的鄉村大惡人形象，但也懂得有所止、有所收斂，關鍵時刻還救了劉青松的女兒一命，展現出人性的復雜多樣。而在麻莊發展的關鍵時刻，“土地神”每每發揮著神靈引導的作用，護佑著麻莊。這讓《后土》呈現出一種鄉土文化傳統在當代存在的復雜意味。小說結尾劉青松的侄子劉非平作為大學生村官掛職到了麻莊，讓麻莊迎來了一個發展的新階段。他計劃“把村里的葦塘、果園、馬鞍山和魚塘連成一片，集觀光、旅游、垂釣、娛樂等旅游開發于一體”，建設小龍河景觀帶與綠色食品開發的超級大農場。在新一代有知識的新農民的帶領下，麻莊迎來了現代鄉村產業發展的時代。

盛可以的《息壤》，以守寡的祖母、母親與幾個女兒的命運做對比，在呈現百年鄉土之變的同時，以更多筆墨展示不變的鄉土文化及其向上、向善的倫理維度。“王家一代一代都是頂呱呱的好人不因為別人壞自己也壞不因為別人狡猾自己也狡猾不因為別人掉錢眼里自己也掉錢眼里這個世界不可能完全被野草覆蓋咱們家就是要開出不一樣的花”。顯然，來自鄉土的向上、向善的倫理文化依然如大地一樣具有內在的生命力和生長性力量，傳承和滋養著一代代鄉村人，依然要開出新的精神花朵。

無論《陌上》中的芳村莊稼、四時節氣、葬于泥土的欲望人心，還是《后土》《息壤》中的白云蒼狗的時空轉換與生命輪回，我們都會看到急劇變遷的、舊父權秩序解體的加速度社會里，依然有這樣一種更為恒久、穩定、生長、蛻變的從鄉土中國文化傳統演變而來的本土倫理秩序，感受到傳統鄉村倫理的轉化與新生。“忠厚傳家久，詩書繼世長”。中國幾千年傳統文化中的有生命力的部分，那些優良的根性文化基因，依然在新時代中國鄉土文化血脈中流淌。這些恰恰是“五四”以后新文學有所遮蔽的部分，而在新時代中國文化語境中，它們成為傳承和創新中華文化的內在基因和精神資源。新時代鄉土文學書寫的倫理敘事，勾勒出中國鄉土文化根性中具有生命力的部分，以多樣的藝術形象呈現出來，轉化為一種藝術的、審美的力量，以文化人，推動當代中國人的精神信仰和現代健全人格的構建。正是在這一意義上，《陌上》《后土》《息壤》等作品呈現出一種基于中國傳統和土地信仰的、具有濃郁本土氣質和地方特色的倫理敘事，為新時代倫理文化建構提供了一條依托中國鄉土文化血脈及其優良文化基因的本土路徑。

二、鄉村“新外來者敘事”與新啟蒙精神

外來者敘事是中國百年鄉土文學敘事的重要組成部分。工業文明與農業文明的沖擊、西方文化與東方文化的碰撞、城市與鄉村的緊張對峙，讓代表著新文化、啟蒙、革命、解放等不同觀念的“外來者”形象，不斷出現于中國現當代鄉土文學敘事中，進而形成了眾多外來者形象譜系。外來者敘事不僅極大改變了文學敘述動力，塑造出多元人物形象群，而且從根本意義上推動了敘述內容的質變與新生，體現了強大文化撞擊、激活乃至交融新生的精神價值。魯迅小說中的歸鄉模式、蔣光慈等作家的革命外來者模式、王蒙等書寫的新來的年輕干部模式，都呈現出外來者敘事的多重景觀、多元敘事動力和文學敘事主題的嬗變。

新時期之初，鐵凝的小說《哦，香雪》以在鄉村小站停留一分鐘的“火車”為故事敘事的外來者，讓生活在千百年來大山封閉狀態下的鄉村少女香雪有了一種新的現代性的期冀，而用雞蛋交換來的“鉛筆盒”承載著一個鄉村少女對現代文明、新知識和新生活的憧憬與向往。新世紀以來，作家阿來的“《空山》三部曲”和遲子建的《額爾古納河右岸》都向我們展現了邊地少數民族敘事中的“外來者形象”，及其在文明轉換、社會變遷、精神啟蒙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和影響。

面對鄉村發展面臨的新現實、新問題，中國完成了脫貧攻堅歷史任務、實施了鄉村振興發展戰略。在此過程中，針對一些貧困鄉村地區加快發展的需要，國家選聘優秀人才，加強鄉鎮基層領導力量，派出了不同層次的鄉村扶貧隊伍以“第一書記”等身份開展新時代的鄉村脫貧攻堅工作，為鄉村振興提供最堅實的組織保障。而這些選聘到鄉鎮、鄉村工作的基層干部、“第一書記”，就成為這些鄉村世界新的“外來者”。新時代中國鄉土文學涌現出很多這類鄉村外來者敘事的作品。趙德發的《經山海》、賀享雍的“時代三部曲”（《燕燕于飛》《村暖花開》《土地之子》）、孟中文的《大河平野——黃河灘區鄉村振興紀實》、喬洪濤的《蝴蝶谷》、余艷的《新山鄉巨變》、陳濤的《在群山之間》等作品以或顯或隱的外來敘述視角，寫出了中國鄉村從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社會、傳統農民向現代新農民轉換的新時代心靈變遷史。作家賀享雍寫出了關于“第一書記”外來者敘事的“時代三部曲”。賀享雍以“第一書記”喬燕為敘述主人公和故事線索，采取點線面結合的方式，從《燕燕于飛》中的易地扶貧搬遷、《村暖花開》中的建設美麗鄉村，到《土地之子》中的產業扶貧，描寫賀家灣通過了扶貧攻堅工作的驗收，實現了鄉村經濟、旅游、文化等方面具有內生動力的可持續發展，為當代中國鄉村的扶貧工作留下了文學的精神印記。

趙德發以深厚的生活積累和生動的筆觸寫出了反映當代中國鄉村“經山歷海”巨變的長篇小說《經山海》，塑造了一位具有堅忍不拔“野草精神”的引領當代中國鄉鎮發展的新女主人公形象吳小蒿，為新時代中國鄉村的“外來者形象”增添了一道“女鎮長”的亮麗風景線。吳小蒿有沉重家庭拖累、恥辱印記的婚姻。出身貧寒家庭的她，因為沒錢上大學而屈從于同學由浩亮的資助，被逼與之結婚。面對無愛的婚姻、單位的無所事事，吳小蒿毅然報名招考而被選任楷坡鎮副鎮長，由此開始了“脫胎換骨”的新生活。在與丈夫由浩亮、“虎鯊”地方惡勢力以及自身欲望等博弈的過程中，吳小蒿也會暫時妥協，但她如小草一樣不屈不撓，大力推動鄉鎮非遺文化、特色旅游、海洋生態保護，在尋求鄉村振興新思路的同時，變得日益堅韌頑強起來。一方面，憑借出身歷史專業的獨特敏銳感，吳小蒿從地方志搜尋到了楷坡鎮曾經有過的“楷樹文化”，進而到曲阜孔林求楷樹種，以此來重建“楷園廣場”及“楷模文化”。另一方面，眼光超前的吳小蒿，引導楷坡發展大洋深處的“深海一號”特大網箱，為楷坡鎮提供了最新、最強的海洋科技支撐，使之走上了發展“海洋牧場”的深海經濟新道路。濃郁而強烈的山風海韻，讓《經山海》不僅呈現一幅新時代中國基層的“全息”政治生態圖，而且是一組新時代中國鄉鎮民俗文化的景觀圖，有著沉甸甸的民俗、生態和海洋文化的豐富內涵。

《經山海》的結尾與小說開頭相呼應，吳小蒿在海洋風暴到來時幻想化身一條鯨魚，在大海中浮沉。吳小蒿的未來如何？中國鄉村振興之路如何？顯然，新時代鄉村改革遠遠沒有終止，我們的改革者依然需要在波濤洶涌中奮然前行。毫無疑問，《經山海》就是這樣一部讓人過目不忘、不屈不撓、奮然前進的新時代中國改革者的“小草之歌”。

與這種虛構書寫不同的是，陳濤在2015年到2017年的兩年間，以“第一書記”身份來到了甘肅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臨潭縣冶力關鎮池溝村，參與當地的脫貧攻堅工作，并創作了以自身經歷為敘事內容的非虛構作品《在群山之間》。陳濤通過第一人稱的方式，講述了自己這個“外來者”與鄉村世界的相遇，以及對中國鄉村振興的、屬于“這一個人”的獨特思考。“牛人何暖陽”講述了一個“中國父親”的故事。在“我”的幫助下，村里特意為較遠的在山上養牛的何暖陽一家單獨安裝了一盞太陽能路燈。在遇到何暖陽之前，村人就對“我”說，“這個人攢勁得很，能吃下苦，牛養得好”。何暖陽夫妻開三輪車下地干活，車輪打滑，翻到了溝里，同時住進了ICU病房。何暖陽交待淚如雨下的兒子，“無論如何都不可以動用那筆給他們姐弟倆讀書的錢”。堅強樂觀的何暖陽夫婦慢慢恢復了健康。為了還債，何暖陽在鎮上開了一間面食店，生意蒸蒸日上，可災難再一次降臨。何暖陽媳婦的手絞到機器里，橈骨、手指關節骨折。幾經權衡，何暖陽關了面食店，決定回家養牛。借錢、修路、運材料、建牛棚，在政府的扶助下，兩年的時間從一頭牛、兩頭牛發展到現在的十三頭牛，何暖陽又開拓出了新的生命道路。《在群山之間》以非常質樸、洗練的語言塑造了何暖陽這一勤勞、堅韌、敬業、不向困難屈服、不被災難打倒的“中國父親”“中國硬漢”形象。“他家門口的那盞路燈高高矗立，照耀得整個陽先社格外亮堂。”何暖陽的事跡不僅鼓勵了兒女，而且讓村人感慨、贊嘆和學習，像門口那盞燈一樣，照亮和鼓舞了這個鄉村脫貧、新生的道路。

“從生活的表面融入到了生活的內部，我學會了在生活的內部去生活，我甚至覺得我之前是在活著，而不是生活”。這是“外來者”陳濤在池溝村做“第一書記”時所體驗到的生命感受。面對千百年來形成的民俗、傳統、習慣，以及急劇變遷的加速度時代，每個人都有可能陷入一種不確定的迷茫之中，好似瓶子里的蒼蠅，前景光明卻又無路可走。這讓筆者想到了梁鴻在《中國在梁莊》里表達的青年內心的不平：“什么金光大道，道路是越走越窄，在家，挨餓受窮；出門，被人瞧不起，我們這樣的鄉村青年走進一個死胡同了”。“量力而行，盡力而為”，這是陳濤為自己從紛紜復雜和混沌的困境中突圍的策略。在可為與不可為、現實與未來之間，陳濤從改善“大地上的孩子”教育入手，開啟了一系列持續性的鄉村助學活動，讓學生、老師和家長形成一種教育的合力，在改善物質條件的基礎上，注重愛的教育理念的啟蒙與傳播。“在落后貧困地區，我深深體會到善最大的敵人并不是惡，我們可以抵抗、拒絕甚至與惡進行面對面的斗爭，但若碰到愚昧，則只會感受到那種鈍刀割肉般的疼痛。消解或者去除頭腦中固有的或者即將涌入的愚昧，才是助學活動所要達到的更深層的目的。”鄉村小學里很大一部分是留守兒童，當“我”把毽子和毛絨玩具帶給孩子們的時候，“我還在一個接過玩具的小男孩兒眼睛里看到了快樂的光亮，它從心底瞬間涌出，仿佛帶著清脆的聲響，以及可以純凈我們靈魂的力量”，“唯愿我們所做的一切，如同那個孩子眼中快樂的光亮，照耀他們的人生之路，愿他們有朝一日走出大山，擁有更多完成精彩人生的可能，開創屬于自己的未來。”《在群山之間》讓我們看到了鄉村依然面臨的困難，更看到了一個民族改變這種困境的新青年、新啟蒙、新奮斗、新理想與新未來。正如作者所說，“在這些文字中，我看到自己的轉變，這里面不僅有我，還有我們這群人的理想與青春，我們有過迷惘與彷徨，有過脆弱與失望，但更多的是始終向前的堅定背影”，以及跟何暖陽一樣的“中國父親”的堅毅、堅韌和堅定。

從精神內質來看，百年中國鄉土文學中的“外來者形象”都具有很強的啟蒙敘述功能，在與鄉村內部秩序的矛盾、糾葛和融會中，以某種文化他者的力量激活和推進中國鄉村的現代化歷史進程。“啟蒙主義文學是我們重要的文學遺產，繼承這份遺產無可質疑。但啟蒙主義文學更需要發展和超越，當下文學更需要提供高于現實的高貴的詩意、真誠的大愛、誠懇的關懷、怦然心動的感動或會心一笑的理解。”新時代鄉土外來者形象書寫呈現出一種很強的新啟蒙精神。需要指出的是，這種啟蒙不同于以往高高在上的啟蒙，而是一種誠摯的、理解的、淳厚的、質樸的啟蒙，即一種以平等、理解、尊重為底色的新啟蒙敘事。事實上，趙德發《經山海》中的基層干部、陳濤《在群山之間》中的扶貧書記，賀享雍《燕燕于飛》中的第一書記等新人物形象的外來者敘事，是新時代語境下的新外來者形象，他們的新角色、新身份、新位置，決定了他們是新山鄉巨變的參與者、推動者和同行者。因此，這些新外來者形象在尊重鄉村歷史、文化和傳統的基礎上，盡可能以一種理解之同情、平等之關懷、同心且同行的新啟蒙姿態，去理解農民、幫助農民、推動農民在物質、精神與文化層面的全面提升。從本質上而言，新時代鄉土文學中的外來者形象，是與本土相交融的他者，是具有巨大愛的力量的他者。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外來者與本土者交融在一起，本土者獲得了外來者的外來視野，而外來者獲得了本土者的本土視域，彼此之間互相獲得了新的精神啟蒙。因此，新時代鄉土文學的外來者形象，在促進當地經濟發展的同時，更注重當地精神生態的建設，關注當地老人、女性、兒童等群體。同時，這些外來者把本土氣息注入自我心靈之中，進而反思、拓展與更新自我，使小說閃耀著立足本土、反思自我、交融互生、追尋未來的新啟蒙精神之光，為新時代鄉村振興提供了一種同心同行同成長的新啟蒙文化。

三、返鄉青年：鄉村敘事的新主體與未來希望

青年形象是百年來中國文學敘事中的一個極為重要的形象類型。新時期中國社會對“潘曉問題”的討論，至今依然是一個可以隨時被提起的社會熱點。近幾年來，佛系、內卷、躺平等現象，再次讓青年成為社會精神問題的核心焦點。事實上，鄉村青年構成了中國當代文學敘述動力的主體。新時代中國鄉土書寫出現了一類不同于以往鄉土文學形象的青年敘事主體，即返鄉青年形象群體。21世紀以來，隨著中國城市化、現代化進程的加快，大批鄉村青年以升學、務工、參軍等不同形式，從鄉村走進了城市，即所謂進城青年。而隨著時代的發展，尤其是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生態文明視域下的美麗鄉村建設和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有些在城市工作、學習與生活的青年，主動返回鄉村，成為“返鄉青年”，在鄉村世界中尋找鄉村振興與個人發展的新機遇，以實際行動為增強中國鄉村經濟活力作出貢獻，重振鄉村文化精神、尋歸鄉土大地之魂、慰藉千年不變的鄉愁之心，成為鄉村振興中探尋未來發展之路的內生的主體性力量。

以返鄉青年作為主體力量的鄉村新領路人，為新時代中國鄉村書寫注入了新的生機、活力與未來發展的眾多可能性。事實上，早在20世紀90年代，張煒就提出了“融入野地”、尋找失落的鄉土魂靈的深刻人文思考。而在21世紀之初，中國鄉土文學就已經有了“返鄉敘事”的文學創作。作為尋根文學的代表性作家，韓少功在《山南水北》中實現了真正意義上的現實尋根：“融入山水的生活，經常流汗勞動的生活，難道不是一種最自由和最清潔的生活？接近土地和五谷的生活，難道不是一種最可靠和最本真的生活？”“也許是時候了。我與妻子帶著一條狗，走上了多年以前多年以前多年以前走過的路。”當然，韓少功的返鄉，是對童年歲月的追思和對大地的皈依，是新鄉賢意義的返鄉。而關仁山的《金谷銀山》、王松的《暖夏》和紀紅建的《鄉村國是》則是新時代“返鄉青年敘事”，講述的是進城青年回鄉之后，立志改造鄉村貧困面貌，重新賦予鄉村生命、活力與未來的新鄉村故事。

“過了臘月二十三，雪下瘋了，雪花繽紛不開臉兒。”關仁山的《金谷銀山》以一種詩意的筆觸描繪了一個燕山深處的鄉村——白羊峪的冬天雪景。“山讓雪埋了，古長城讓雪埋了，村子讓雪埋了，人也讓雪埋了。”白羊峪雪災的景象，是一個遇到的熟人告訴的范少山。范少山“上來一股子急火：馬上回白羊峪”，而事實上，在北京城里混的他，已經三年沒有回過家。回到家的范少山發現鄉親范德安因為無人照顧、生活無望而自殺了。白羊峪面臨著被搬遷的命運，但是鄉親們卻故土難離，依然選擇留守在貧窮閉塞的山村里。回到城市的范少山對家鄉念念不忘，而朋友雷小軍返鄉成功的事例鼓勵了他。女友杏兒在勸說無效后，同意范少山回鄉先干一年試試，自己留在城里繼續賣菜，有個后路。然而沒想到的是，范少山回鄉振興白羊峪的想法首先遭到了家人的激烈反對，被父親強行逼走。有意思的是，父親的“逼走”反而讓范少山深思自己選擇的意義和價值，進一步堅定了自己留下來帶領鄉親們過有奔頭日子的想法。對于父親的質疑“你一個人就是渾身是鐵，能碾幾個釘”，范少山斬釘截鐵地回答：“我就是碾成一顆釘，也要釘在這白羊峪！”話好說，路難走。范少山帶領鄉親們致富走了一條曲折的路，先是購買中藥材種子受騙，后錢又被偷走，幸虧通情達理的杏兒繼續支持他闖蕩鄉村致富新路。在了解到白羊峪曾經有過貢米——金谷子之后，范少山請教生態農業專家孫教授，重新尋找到金谷子的種子，他帶領大家種植，借助互聯網舉辦“金谷文化節”，銷售金谷子，從而獲得第一個勝利。在孫教授的指導下，范少山開設“中國白羊峪”的網頁，除了金谷子之外，他還種植真正意義上的不打農藥的生態蘋果，做起了“訂單農業”。范少山辦沼氣、改造學校、修路、復耕土地，讓村民走上與現代科技和現代生態農業相銜接的，讓農民和年輕人都能留得住、有希望、有未來的現代農業發展道路。在當地政府和采石場、金谷酒廠的扶持下，“金谷農業有限公司”掛牌了。一方面是白羊峪新型集體農場，另一方面是新發現的溶洞、古石碑、古長城遺址所構成的具有歷史文化特色的白羊峪旅游項目，它們共同為白羊峪村提供了一條從現代農業到文旅結合的、可持續發展的美麗鄉村之路。幾年下來，范少山成了自己所仰慕的《創業史》中的那個引領鄉親們走向集體致富道路的農村帶頭人——“梁生寶”。范少山不僅在白羊峪改造過程中多次想起梁生寶，而且從內心深處學習梁生寶。“范少山還是喜歡看《創業史》，提醒自己個過緊日子，做一個像梁生寶那樣的農村帶頭人”。事實上，關仁山對范少山崇拜梁生寶的敘述，是有著深厚的中國民間文化倫理基礎和文化認同的。千百年來中國鄉村民間互助的傳統和對大同社會、桃花源夢想的追尋，都向我們昭示從梁生寶到范少山，從昔日的艱苦創業到今天的鄉村振興，是得到中國農村廣大民眾的認同、支持和擁護的。這是新時代中國鄉村精神重建的深厚社會基礎和強大的文化傳統。

與范少山的主動回鄉不同，王松《暖夏》中的二泉，因為家鄉村主任兼書記張少山的邀請，從打工的廣東回到了家鄉東金旺村。“要想脫貧致富，內生動力也很關鍵。”性格倔強、做事利落、為人正直的二泉，被寄予厚望，成為村黨支部書記實施鄉村振興的得力助手和引領鄉村青年創業、樹立良好村風的新生力軍。痛打金尾巴、創辦“順心養豬場”、重拾大三弦，在這些日常化場景的敘述中，二泉確立了威信，獲得新的力量、信心，乃至愛情。小說情節生動，具有濃郁的鄉村新氣息。而在紀實文學《鄉村國是》中，作者講述了主人公陳澤恩從城市大學畢業，回到貧困山區，立志以新科學技術養殖中華蜂，帶領山區群眾脫貧致富的故事。“離開大城市，回到貧困山區，他從來沒有后悔過，以后也不會后悔。山區太需要產業了，山區太需要有夢想的人來創業了。”就像西海固貧瘠的白楊樹，陳澤恩扎根鄉土大地，頑強開拓出了一條帶領鄉親們致富的中蜂養殖合作社道路。

新時代中國鄉土文學中的“返鄉書寫”是一種具有巨大敘事空間和深邃情感探尋的新鄉土敘事，是對百年來中國鄉土文學敘事的“離鄉模式”和單向的“進城”書寫的一種“逆向式”回溯與反哺，是基于千百年來中國鄉村根性精神意義的文化鄉愁。《金谷銀山》中進城三年的范少山時刻念叨鄉村，“范少山覺得自己個在北京就像一滴油花，漂在水面，看似光亮，卻總也溶不進水里。”而在回鄉數年后，范少山思考自己回鄉就是不做那個渤海灣里喝“兩合水”的、疲憊而無奈穿梭的梭魚，“俺留住了白羊峪，就是留住了鄉愁啊！”對于從小就浸潤著唐詩宋詞、在鄉土中國長大的鄉村人來說，中國人對土地有著一種暖暖的宿命般的依戀——鄉愁。從這個意義上而言，關于返鄉青年敘述的鄉土文學呈現的就是一種基于中國文化精神基因的新鄉愁，一種指向未來、希望和種種可能性路徑的新現實主義。這種來源于本土、從本土內部生長出來的“返鄉青年形象敘事”與“外來者形象敘事”，構成新時代中國鄉土文學敘事內部審美張力的來源和兩大新鄉村人物形象系列，與鄉村內部原來的結構秩序構成新的互動與交融，推動新時代中國鄉村社會的嬗變與新生。遺憾的是，目前這種鄉村返鄉青年形象的文學書寫依然沒有得到充分、足夠的呈現，但這恰恰是未來一段時間中國鄉土文學書寫的中心角色和希望、力量之所在。

結語

“中國鄉村建設運動是與中國9億農民目前以及將來的出路有關的一項運動，……圍繞著9億農民的生活與他們生存價值的重建，鄉村建設將具有無比廣闊的空間，這樣的鄉村治理研究和鄉村建設運動就不單是一項應對中國現代化挑戰的權宜之計，而是關乎中華文明崛起和世界未來出路的龐大工作。”在學者賀雪峰看來，中國鄉村的現代化是關于中華文明崛起、文化復興和世界發展的時代大問題。對于這一時代大問題，學者陸益龍認為，“后鄉土中國的基本問題自然是人的問題，即鄉村社會主體所面臨的問題”，而解決基本問題的根本途徑方式則是“尋求推動鄉村與農民有效發展的運作機制，這個運作機制就是在政府、市場和社區之間形成良好的協作機制，以達到激活三種力量共同參與鄉村發展并構成相互促進、助推發展的合力”。顯然，鄉村振興已經在政府、市場和社區的多個層面來推動農民主體性的發揮，形成發展的合力。這在新時代中國鄉土文學的現實主義農村敘事中得到了很好體現。新時代鄉村的倫理敘事和第一書記等外來者敘事、新鄉村返鄉青年敘事，組成了新時代中國鄉土文學敘述的三個主體部分，從而構成了對鄉村場域故事主角、行為主體及其內部社會運行機制的整體性觀照。新時代中國鄉土文學的新鄉村書寫，不同于以往的鄉村敘事，就在于這是對當下剛剛發生并正在發生的歷史巨變中的新農民、新鄉村、新文化的歷史記錄與時代精神的呈現，是新時代鄉土中國的“時代之變、中國之進、人民之呼”，是新時代中國新山鄉巨變語境下以人民為中心的，以新現實、新生活、新樣貌、新農民、新鄉村文化為著力點的現實主義審美觀照。

“現實主義，這個變幻多端而又驅之不去的幽靈！”崔志遠生動描述了現實主義之于當代中國文學史的獨特、多元、復雜的存在狀態。“現實主義并不是一個既定的概念，而是一個建構的過程，是具體地存在于歷史現場中的活生生的實踐活動”。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新時代中國鄉村巨變的新現實與千百年來中國鄉土文化傳統的激烈碰撞、變革與新生，為當代中國鄉土文學提供了一個不斷生成、不斷演化、陸離斑駁的多維現實主義審美魔方。毋庸置疑，我們在發現新時代中國鄉土文學的現實主義敘事的價值與意義的同時，也應該看到其中的問題、局限和不足。文學依然是以人為中心和主體，然而當下一些鄉土文學卻是以現象和事實的描述來取代或替代對人的豐富性、情感性和精神性的雕刻。當代中國作家應該做的是在人的無比寬闊的精神維度上挖掘出靈魂的深，刻畫出人的豐富的愛與恨、喜與悲、苦與樂，呈現一個時代的精神圖譜和靈魂深度，從而為新時代中國鄉村發展賦能、凝神、聚氣。“對于中國的鄉村社會來說，鄉村倫理具有根本性的精神意義”，“在中國鄉村社會里，倫理在一定程度上承擔著宗教的功能”，“造就了許多鄉村倫理精神，典型如安土重遷、勤勞儉樸、熱愛土地、敬老愛幼、慎終追遠、重視人與自然的關系（甚至有大自然崇拜），以及對鄰里關系的看重、對個人聲譽的重視，等等”。顯然，當下一些鄉土文學難以體現出典型性、時代性、精神性，無法實現其審美文化乃至更深層的倫理文化重建的價值功能。

21世紀的中國鄉村文化處于重要發展階段。千百年的鄉土中國根性文化正面臨前所未有的根本性的斷裂，如何在裂變中涅槃重生，是時代提出的文化大問題。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中國當代社會在轉型過程中所展開的當代生活，隨著時間的推移還會產生更多新的內容，這些新的歷史內容自然會帶來更多的文學的新的因素，但不管怎么變化，文學不會失去它所擁有的美的尊嚴和精神的力量。”因此，作為新時代中國巨變的感知者、思考者和文化的創造者，當代中國作家應當從文化根本處思考中國鄉村精神的重建問題，創作出面向歷史、現實和未來的新時代新鄉土文學，為新時代鄉村振興、新的倫理文化建構做出既有歷史智慧又有當代意蘊的審美建構和精神探索，從而創作出新時代山鄉巨變的文學經典。 

（此文刊發于《中國文學批評》202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