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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讀人·讀物：金克木編年錄》 黃德海 作家出版社

談及學者金克木的人生經歷，最令人津津樂道者，自然是他雖只有小學文憑，卻堅持勤奮自學、轉益多師，不僅掌握梵文、巴利文、烏爾都語、印地語、世界語等多種語言文字，而且還在文學、哲學、歷史學，甚至天文學、邏輯學、數學等領域內皆有造詣，最終成為中國最高學府北京大學的名教授。

但僅就學歷一項而言，金克木的傳奇性還不夠突出，畢竟如沈從文、錢穆、梁漱溟等人也都是低學歷的“大師”。金克木在中國現代學人中的獨特之處其實在于治學興趣的廣博與宏闊，堪稱名副其實的雜家。如果套用以賽亞·伯林將知識分子劃為“狐貍與刺猬”兩種類型的著名區分，金克木無疑屬于多知的狐貍。

這么講并非要否認金克木的專業修養，他在印度哲學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自有公論，只是這門學問過于艱深晦澀，普通人難以企及，更缺乏知曉的欲望。季羨林是金克木在北大東方語言文學系的老同事，與季先生的遭遇有些類似，金克木晚年雖然文集出版的速度和數量驚人，但在大眾視域中更多被作為“國學大師”和“智慧老人”的角色，很少有人會去深究他的學術脈絡。金克木2000年逝世，11年后始有八卷本的《金克木集》問世，這才為眾人全面了解金克木的“雜學”提供了較為齊備的資料。

多年來，文學評論家黃德海致力于金克木文章的搜尋研讀，繼2006年首次編輯出版的金克木談讀書治學的文集《書讀完了》成為暢銷書后，他在今年金克木誕辰110周年之際，又推出了一本類似年譜性質的《讀書·讀人·讀物：金克木編年錄》。內容主要是從金克木的文章和他人寫金克木的文章中摘抄出關于讀書治學的相關段落，兼及其與文化名人之間的交往言論（美中不足是缺少像一般年譜那樣的人名索引）。另一個值得肯定的地方是，黃德海在書中用仿宋字體標示出了未收入《金克木集》的文章篇目和出處，包括許多金克木在1950年代所寫的各種材料，為歷史存真留檔。

金克木19歲時就離開家鄉到北京求學，由于時代和經濟原因沒能正式成為大學生，只能默默混跡于大學課堂，當然更重要的，就是經常逛書店和圖書館。金克木結婚時，作為證婚人的胡適就打趣說，金克木是靠在北大“偷聽”成為學者的，因此希望北大要保存好允許青年人“偷聽”的制度。正是早期這種相對自由的學習經歷，為金克木此后采擷眾長打下了基礎。

1930年代初，金克木業余寫作新詩，并向《現代》雜志投稿，后經主編施蟄存的介紹，結識了一位惺惺相惜的摯友徐遲：“徐遲正在燕京大學借讀，從郊外來城內和我見面，從下午談到晚上，還請我吃一頓飯。以后他南下回東吳大學，見面只此一次，做了幾年通信朋友。……我們一談話，處處是共同題目，共同興趣，又處處是不同知識，不同見解。從中國到外國，從現代到古代，從文學、科學到哲學、宗教，無所不談，無處不是矛盾對立。”（《少年徐遲》）

青年金克木對于知識的龐雜興趣已經在這次跟徐遲的會面中顯露，由此反觀徐遲在1978年發表的以數學家陳景潤為主人公的著名報告文學《哥德巴赫猜想》，其中體現出文學與科學的結合，也是青年時期興趣的延續。金克木與徐遲的鴻雁傳書，一直持續到1940年代他游學印度期間。

凡是自學成才者，一般都需要極高的天賦和悟性，金克木也不例外。關于金克木如何從文學創作轉向印度哲學研究，他本人已經在《梵竺因緣——〈梵竺廬集〉自序》一文中交代清楚：其實并無遠大志向，也是因緣際會使然。更早一些，藏學家于道泉就勸金克木一起學習梵文，曾被他明確拒絕；抗戰時期，金克木在昆明見到“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傅斯年，傅斯年送了他一本有英文注解的拉丁文版的愷撒《高盧戰記》，當時圖書資料稀缺，金克木就邊讀邊學，自修了拉丁語和羅馬史。

1946年回國后，金克木受聘于武漢大學哲學系，講授梵文和印度哲學史。在武大，金克木與外文系的周熙良、歷史系的唐長孺、中文系的程千帆、沈祖棻伉儷交好。上課之余，幾人經常在珞珈山下散步閑談：“他們談的不著邊際，縱橫跳躍，忽而舊學，忽而新詩，又是古文，又是外文，《圣經》連上《紅樓夢》，屈原和甘地做伴侶，有時莊嚴鄭重，有時嬉笑詼諧。”（《珞珈山下四人行》）如此純粹的知識交往，不僅令學問精進，也讓友誼長存，1948年金克木轉到北大工作后，唐長孺還把妹妹唐季雍介紹給金克木，促使兩人成婚。

新中國成立后，金克木加入九三學社，積極參與推廣世界語的各種活動。1960年到1965年，金克木與季羨林合作，在北大招收了首批梵文巴利文本科生，培養出黃寶生、郭良鋆、蔣忠新、韓廷杰等一批得意弟子。進入晚年，金克木開始寫作大量散文和憶舊文，其中在《讀書》雜志上發表的篇數最多。這些文章論題涵蓋天文宇宙、數理邏輯、卜筮卦象、歷史哲學等等，語言自由灑脫、會通文理，不僅為他在大眾層面贏得聲望，更為他畢生積累的“雜學”提供了展示的窗口。

盡管金克木的學問汪洋恣肆，但在閱讀時也要避免盲從和迷信。眾友人評價金克木時都使用了“智者”一詞，證明金克木龐雜知識系統的底色還是偏于玄奧思辨的哲學。例如他談歷史，更多是“六經注我”的宏觀視角，而且很多觀點明顯帶有上世紀80年代“文化熱”的遺跡，放在今日學科細分的語境下不免陳舊，這點是需要引起讀者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