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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五卷本 約瑟夫·弗蘭克 著 戴大洪 譯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當一個作家變成了一門專門的學問，這首先意味著他具有了某種經典性。但在這樣的經典作家當中，更有一些作家具備了“全人類性”的特質，他們的創作早已經不能被書齋里的“文學”這個定義所局限，他們是思想者，他們對人類未來共同命運的憂思、猜想和思想進路當屬于新世紀的全人類。其中，俄羅斯文豪費·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無疑是位居前列者。

同樣，如果一個學者終其一生研究一個作家，并且真的極為投入，這首先意味著價值的認同，這樣的學者或許并不鮮見。但我們也應當承認，其中有的學者在更高意義上實現了這種認同：這已經是一個生命對另一個生命的體認，心甘情愿將自己的生命時光用于理解、闡釋、傳播另一個來自遙遠時空的人的思想，這主要產生于一種信念——他們有著一致的目標，他的詮釋將幫助人們理解一個偉大作家的思想在當代語境下的深刻意義。

表面上看來，作為學界著名的學者，身為普林斯頓、斯坦福兩所名校榮休教授的約瑟夫·弗蘭克似乎不過做了一個研究俄羅斯文學的大學教授應該做的事情，只不過他做得更突出、“學術成果”更多，獲得的大獎名頭更大罷了。然而只要是認真讀過一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讀者，就會發現這部著作已經不止于作家研究，甚至不止于文學研究。這不僅因為它的體量（中文版僅第五卷就厚達1128頁）——看似龐然大物實則空洞貧乏的“學術著作”比比皆是——它簡直就是一部清晰的十九世紀俄羅斯社會思想發展史，作者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平和創作完全融入了這個大背景，這就使得《罪與罰》《群魔》《卡拉馬佐夫兄弟》等著作的故事、情節和主人公有了一個很大的“景深”。這非常有利于幫助讀者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藝術形象。

陀氏的小說是一種“思想之書”，居于其核心的是人的思想意識。這意味著對個體的人的自由意志的珍視。正是基于這種意義，陀氏的文學才如巴赫金所說是“對話”的，而不是“獨白”的，因為獨白小說哪怕寫了一萬個出場人物，他們都被禁錮在某種整齊劃一的思想意識中。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人公都有自己獨立的“聲音”。如果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對于未經訓練的讀者來說具有很大的難度，或許“多聲部性”是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作者的聲音、主人公的聲音經常被混為一談，叛逆主人公的“聲音”也經常被當作荒腔走板；即便對于專業研究者來說，對于陀氏作品中思想意識的認識也存在著很多分歧。而當我們在一個恢宏的思想史背景下來考察的時候，就意味著我們也有可能參與到這場思想對話中去。

如果用一句最簡單的話來概括，這場思想對話的核心就是在貧困時代（筆者借用海德格爾語）人們為什么可能，以及用什么對抗虛無。這也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給予全人類的贈禮，盡管這是一份提前了很多年的禮物。在閱讀前四卷的過程中，筆者一直在猜想，弗蘭克將會在何處收筆。第五卷名為《先知的責任》（The Mantle of the Prophet，中文版譯名調整為《文學的巔峰》），結尾的情境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盛大的葬禮。作者用弗拉基米爾·索洛維約夫在為圣彼得堡大學和別斯圖熱夫女子高等教育課程的講座上的一句話結尾：“他比任何人都更準確地理解人類的精神理想，比任何人都更自覺地為實現這些理想而奮斗，他還通過布道比任何人都更有力地影響他人。當代俄羅斯民族的這個精神領袖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索洛維約夫的這段話盡管是在當時的“俄羅斯使命”語境下說的，有一定的針對性，但是仍然指出了陀氏之于“全人類未來”的啟示意義。這種啟示在于對代表歷史理性的“歐幾里得世界”的揭示，特別是在《卡拉馬佐夫兄弟》中，“宗教大法官”的傳說不啻于對下一個世紀人類災難的預言，并且成為當代反烏托邦/敵托邦文學的濫觴。但是這個故事真正的意義蘊含在佐西馬長老的回應中。弗蘭克在書中用了近200頁的篇幅（還不算前面的準備部分）對《卡拉馬佐夫兄弟》進行了詳細解讀，尤其是“宗教大法官”的部分。

但陀思妥耶夫斯基畢竟是個非常復雜的作家。他的寫作有時候令人想起尼采的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為所有人而又不為任何人。這種筆法勢必導致大量的誤解甚至攻擊。此外，他的某些言論也并非無可指摘，例如他涉及猶太人的文字。面對這樣一個人物，弗蘭克的寫作態度是明智的，他沒有以陀學專家自居，而是仿佛一個細心的、富有好奇心的讀者，展開了一種理解式的閱讀，在容易引發歧義、匆匆下結論的地方，尤其謹慎而仔細地展開考察。

和前四卷一樣，弗蘭克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學創作與社會思潮交織在一起展現。在這一卷中我們看到這一時期，俄國民粹派運動如何與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一定程度上進行了和解，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如何用小說創作對其進行回應。其中民粹派運動核心人物米哈伊洛夫斯基在關于俄羅斯民族的“根基”這個問題上與陀氏部分地達成了一致。社會運動領袖們不再將陀思妥耶夫斯基當作“反動勢力”的代表，相反，他作為民族精神代言人的地位越來越清晰可見，直到1880年春天他在普希金紀念活動上的演講使其聲譽達到了頂峰。同時，弗蘭克也給我們展現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與民粹派截然不同的立場，他將陀氏在民粹派雜志《祖國紀事》上發表的《少年》稱作“特洛伊木馬”，揭示了民粹派思想中的漏洞。在這一卷中，弗蘭克也有意識地將《作家日記》卷入了這種交織當中。《作家日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個人的雜志，發表他自己的小品、政論文，也有精妙的短篇小說（例如《永恒的女性》），可以看作是世界作家中最早的“自媒體”之一。弗蘭克沒有集中論述《作家日記》的史略，而是指出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與民眾之間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思想紐帶，《作家日記》最后一期（1881年1月號）在他寫作生涯的最后一天完成，又在他下葬的當天出版，人們忍不住將這種巧合視為某種“啟示”的意義，但弗蘭克提示道：我們應當念念不忘，他的文學成就遠遠超過了他的社會—政治幻想。

陀思妥耶夫斯基或許是世界文學史上最難理解的作家之一，弗蘭克這種“掰開揉碎”、娓娓道來的解讀，對普通讀者、專業研究者來說都有極大的幫助，他這種娓娓道來建立在對原著文本（弗蘭克研究的底本為蘇聯科學院三十卷俄文本）和大量重要的俄、英文參考文獻的消化、吸收上。中文五卷本的出齊，將對國內“陀學”研究大有裨益。

（作者：張曉東，系北京師范大學俄羅斯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