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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是軍歌的“魂”。對于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歌而言，這個魂不是別的，就是那永遠不變的“軍魂”——“黨指揮槍”。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工農紅軍歌曲幾乎都是填詞歌曲。紅軍中沒有專業作曲家，或許因為選用舊曲（尤其是革命根據地民歌）更能為廣大官兵及根據地民眾所喜聞樂見，故選曲填詞成為紅軍歌曲的主要創作方式。這就使得填詞者成為紅軍及其革命根據地歌詠活動的“中心”，一開始就從客觀上確立了詞作家在我軍歌曲創作中的重要地位。但紅軍中的這些填詞者也非職業詞作家，而大多是紅軍宣傳工作者，甚至是部隊各級政治主官，下至連指導員，上至軍師一級的政治委員。井岡山斗爭時期的何長工，中央蘇區的李伯釗、沙可夫，長征中的彭加倫、陸定一，作為紅軍中的知識分子，都是選曲填詞的能手，他們的詞作在服務軍事斗爭的政治宣傳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1928年6月，紅四軍取得七溪嶺、龍源口戰斗勝利后，時任紅28團黨代表的何長工就曾接受毛澤東布置的任務，編寫了一首《勸白軍士兵歌》，并使其在教育改造俘虜的政治工作中發揮了作用。即便在長征中，這些編歌者也十分活躍。中央紅軍渡過湘江到達道縣時，紅一軍團政治部宣傳科科長彭加倫就編寫了一首《反攻勝利歌》，歌唱突破四道封鎖線的勝利；中央紅軍巧渡金沙江后，他又填寫了《渡金沙江勝利歌》；1935年7月16日，紅軍左路軍主力攻占毛兒蓋，接著開始在毛兒蓋、波羅子一帶集結、休整，彭加倫編了《戰斗鼓動歌》和《提高紅軍紀律歌》；1935年9月22日毛澤東在甘南哈達鋪決定到“到陜北去”，他又填寫了《到陜北去》。毛澤東為此親切地稱他“加倫將軍”。還是在長征中，1935年7月初紅軍過黑水蘆花地區時遭遇敵馬步芳部騎兵，陸定一、李伯釗就編寫了一首類似條令的《打騎兵歌》。時任紅軍總政治部宣傳部部長的陸定一與時任紅軍政治部敵軍工作部部長的賈拓夫還用《孟姜女》音調填寫了一首“十二月歌”《長征歌》，官兵們邊走邊唱，成為長征路上的“長征組歌”。

在紅軍其他戰斗序列及其根據地，這種選曲填詞的編歌者也不少。其中一位不得不提，那就是堅守鄂豫皖的紅25軍政治部秘書長程坦，他就是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填詞者。這首依照馮玉祥部《民主立憲歌》編寫的紀律歌曲，從1934年秋紅25軍長征出發前開始編寫，直至1935年9月長征到達陜北與陜北紅軍合編為紅十五軍團并取得勞山戰役勝利后才得以完成，可謂在馬背上寫成的軍歌。但就是這首九字句歌詞，充分表達出了我軍作為人民軍隊的本色，成為我軍的標識性歌曲。紅軍歌曲的歌詞都很直白，不是明確表達戰略決策，就是直接宣講紀律條令，多為“分節歌”，難有修辭和詩意，但始終服務于我黨領導的武裝割據、政權建設、土地革命，體現出了我黨獨立高舉土地革命旗幟的堅強意志。

抗日戰爭時期，一批在抗日救亡歌詠運動中經受考驗的詩人、詞作家和知識分子到達延安及全國各抗日民主根據地，他們之中一些還成為抗日民主根據地的文藝工作者。于是，八路軍、新四軍中有了較為專業的詞作家，其詞作的藝術性也大為加強。這在《在太行山上》（桂濤聲詞）、《黃河大合唱》（光未然詞）、《生產大合唱》（塞克詞）、《延安頌》（莫耶詞）、《八路軍大合唱》（公木詞）、《跟著共產黨走》（沙洪詞）、《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曹火星詞）等經典聲樂作品中即可窺見一斑。這些歌詞立意高、詩意濃，構思雋永，寓理于情，給予作曲家以極大的創作靈感。

在這些作品中，女詩人莫耶的《延安頌》作為一首不朽的詞作，其中那段群情振奮、斗志昂揚、不同于首尾的表達，就使作曲家鄭律成譜寫出了一個類似進行曲的中段，進而使這首歌曲體現出抒情性與戰斗性的結合、革命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的結合，使中國歌壇從此有了“軍旅抒情歌曲”這一體裁及其不同于一般抒情歌曲的審美品格。正是詩人公木那長短不齊、律動感強的句式結構，使《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歌》這首歌顯得不同凡響，尤其那“向前，向前，向前”的重復，使作曲家譜寫出了那個一往無前、所向無敵的號角式首句。還有，也正是光未然那兩句一組且每組字數不等、類似“句句雙”的句式，使《保衛黃河》呈現出“金橄欖”式的結構形態。

解放戰爭時期，我軍歌曲的詞風又有了新的變化。此時的詞作家大多是人民軍隊自己培養出來的軍旅詩人，他們的歌詞不像《保衛黃河》《八路軍進行曲》那樣立意高遠、抽象概括，以我軍整體形象為著眼點，而更關注戰斗生活。一些歌曲，如《打》《打打打》《打得好》《說打就打》《堅決打他不留情》《跑得兇就打得好》，都突出了一個“打”字，甚至“打”字當頭，干脆利落，擲地有聲，散發出特有的火藥味，表現出了人民解放軍從自衛到反攻、誓與國民黨反動派進行戰略決戰的決心和勇氣以及英勇頑強、敢打必勝的英雄氣質。一些歌曲著眼于一場戰斗、一個人物，更貼近戰斗生活，并力圖從戰斗生活中捕捉創作靈感，通過整體的把握和藝術創造，將戰斗性升華為戰斗精神，進而表達出一種特有的革命樂觀主義和英雄主義精神。其中，《戰斗進行曲》（韓塞詞，佩之曲）就是一個范例。其歌詞就像是一首“槍桿詩”，其中的“擦”“背”“挎”三字生動傳神，把我軍戰士自豪、樂觀、風趣、幽默的精神風貌表現得淋漓盡致。正是這三個動詞，啟發作曲家在強拍上突出這三個字，進而音樂具有跳躍性，并將戰士們堅定有力、虎虎生風的形象刻畫出來了。

總之，解放戰爭時期我軍歌曲的歌詞突出了戰斗精神的表達，并展現出一種“融戰斗性、民族性、大眾性、時代性為一體”的詞風。這種詞風也成為和平年代我軍歌曲歌詞的基本風格。整個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時期我軍歌曲的歌詞，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全面勝利的見證。

進入和平年代，軍歌詞風不斷變化，歌詞創作隊伍也不斷壯大。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魏風、閻肅、劉薇、洪源、張永枚、張士燮、魏寶貴、陳克正、向彤、鄭南、石祥等一批軍旅詞作家脫穎而出，他們的創作貼近部隊生活，在語言和風格上顯露出新的時代特征，他們的歌詞謳歌中國共產黨、謳歌新中國、謳歌社會主義、塑造軍隊形象、表現軍人風采、抒發軍旅情懷、贊頌英模人物、表達魚水之情、促進民族團結、助力生產建設，體現出強烈的“軍魂”意識。

一些歌詞，如《祖國萬歲》（魏風詞）、《北京頌歌》（洪源詞）、《我愛五指山，我愛萬泉河》（鄭南詞），大氣磅礴且充滿詩意；一些歌詞，如《我愛祖國的藍天》（閻肅詞）、《人民軍隊忠于黨》（張永枚詞），質樸自然，并采用問答形式直奔主題，散發出濃郁的部隊氣息；一些歌詞，如《我和班長》（鄭南詞）、《庫爾班大叔您上哪》（陳克正詞）、《老房東“查鋪”》（劉薇詞），長于敘事，旨在塑造典型人物形象，語言生動質樸，情趣盎然。這一時期，一大批部隊業余詞作者脫穎而出，如《我是一個兵》《中國人民志愿軍戰歌》《打靶歸來》《三八作風歌》《真像一對親兄弟》等著名的軍旅歌曲，其歌詞都出自業余詞作者之手，但那種“槍桿詩”風格給人們留下了深刻印象。

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瞿琮、胡宏偉、李幼容、陳克正、高峻、晨楓、馬金星、石祥、陳奎及、王曉嶺、賀東久、甲丁、石順義、韓靜霆、劉世新、雷鳴、屈塬、趙大鳴、趙思恩、任毅、李峰等軍旅詞作家，留下了一大批堪稱經典的詞作。例如，《我愛你中國》（瞿琮詞）、《再見吧媽媽》（陳克正詞）、《十五的月亮》（石祥詞）、《說句心里話》（石順義詞）、《邊關軍魂》（賀東久詞）、《當兵的人》（王曉嶺詞）、《天路》（屈塬詞）、《你是我的父母我是你的兵》（趙大鳴詞），或富于激情，或飽含親情，或充滿詩意，或再現生活，呈現出歌詞創作手法的多樣化，并以頌揚當代革命軍人犧牲奉獻精神為主要內涵。

進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陳道斌、李勁等一批新一代軍旅詞作家脫穎而出；王曉嶺等老一代詞作家也推出了以《強軍戰歌》《我們從古田再出發》為代表的新時代歌詞，使新時代軍歌更鮮明地提出“黨指揮槍”的“軍魂”意識，吹響了新時代人民軍隊改革強軍、政治建軍的號角。

95年來，軍歌歌詞具有鮮明的思想主題，或塑造我軍光輝形象，或反映我軍光輝歷程，都與我軍所執行的政治任務、所開展的軍事斗爭密切相關。軍隊與黨之間“黨指揮槍”的隸屬關系、軍隊與國家之間相互依存的血肉關系、軍隊與人民之間情同手足的魚水關系，也是軍歌歌詞力圖表現的內容。軍歌歌詞旨在表現我軍作為正義之師、威武之師的精神、力量和意志，表達人民軍隊忠于黨、忠于祖國、忠于人民的赤膽忠心和堅定信念，敘說近一個世紀的中國革命，回顧95年人民軍隊的光輝歷程，展示軍人風采，抒發軍旅情懷，頌揚軍民關系，體現出題材內容的豐富性。但思想主題最終就是一個，那就是“人民軍隊忠于黨”，并永遠保持“黨指揮槍”的“軍魂”。這也就是我軍歌曲歌詞永遠不變的“魂”。

八一軍旗高高飄揚，人民軍隊節節勝利。歌聲中出戰斗力，愿軍歌永遠嘹亮，愿人民軍隊永遠“向前，向前，向前”。

（作者系《音樂藝術》副主編、原解放軍藝術學院音樂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