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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聯合大學（以下簡稱“西南聯大”）是全面抗戰期間由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南開大學合組的一所戰時高等學府。在短短八年余的存續期間，在辦學條件極端惡劣的景況下，卻饋贈人類以“聯大經驗的價值和啟示”，“留下了中國乃至世界可繼承的一宗遺產”[1]，形成了西南聯大高尚的思想品質和獨立精神，培養了眾多學界翹楚和科技精英。一位美國學者這樣評價說：“西南聯大八年，設備條件那樣差，教授、學生那樣苦……出的人才比北大、清華、南開三十年出的人才都多。”[2]（P258)1948年，中央研究院選出院士81人，其中西南聯大約27人，占1/3。1955年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選舉，選出學部委員430多人，西南聯大出身者達200多，占46.5%[3]（P154）。西南聯大克服了戰時諸多意想不到的困難，闖過了戰爭導致的教學與研究資源極度匱乏等關隘，熬過了通貨膨脹導致師生生活難以為繼的艱辛，創造了人類高等教育發展史上的神話，因而人們給予了極高的評價。然而，在一定程度上人們對西南聯大的辦學績效估價過高，其在諸多方面與實際存有較大差距。

一、三位校長并未全身心投入聯大校務

“盧溝橋事變”后的當月29日，北平淪陷。8月下旬，教育部決定將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南開大學遷到長沙合組為長沙臨時大學。三位校長商定合組長沙臨時大學方案后的8月28日，教育部分函三校：“指定張委員伯苓、梅委員貽琦、蔣委員夢麟為長沙臨時大學籌備委員會常務委員。楊振聲為長沙臨時大學籌備委員會秘書主任。”[4]9月10日，宣布成立以張伯苓、蔣夢麟、梅貽琦等11人組成的籌委會。

籌委會確定了長沙臨時大學實行常委會的管理體制，三位校長被指定為常委。常委會主席由三位校長 “輪流坐莊”，一年一輪換。蔣夢麟因家事纏身，請胡適函告張伯苓：“雖職務各有分配，而運用應有中心。伯苓先生老成持重，經驗毅力為吾人所欽佩，應請主持一切。”胡適亦“推伯苓先生為對內對外負責的領袖，倘有伯苓先生不能親到長沙時，則由月涵兄代表。如此則責任有歸，組織較易推行”[5]（P128）。9月13日，長沙臨時大學舉行第一次籌委會，確定由常委3人、秘書主任1 人組成常委會的體制，“商決一切行政方針”，由“常委蔣夢麟負責總務，梅貽琦負責教務，張伯苓負責建筑和設備”[6]（P20），首任主席由資歷較“淺”的梅貽琦擔任。張伯苓當即對蔣夢麟說，“我的表你戴（代）著”，又說聯大校務還請梅貽琦多負責[6]（P36）。張伯苓說此話時，對臨大事已心不在焉。

張伯苓雖為主席之一，但遷滇僅兩月后的1938年6月17日，便被遴選為首屆國民參政會參政員，當日當選為國民參政會副議長。以后又兼有教育部體育委員會常務委員、三青團監察和常務監察等多種職務。張伯苓身兼多職，客觀上對于西南聯大校務無暇過問。他非常重視的南開商科研究所，只好搬遷到重慶。西南聯大常委事務，由黃鈺生代勞。有關昆明南開大學的重大事情，相關者只好勞步到重慶會商。1944年六七月間南開召開的復校會議，昆明教職員只好“應張伯苓之召，相繼赴重慶商討復校計劃”[7]（P155）。160多人參加的南開大學40周年校慶紀念大會，也不得不在重慶召開[7]（P163）。對于西南聯大校務，身在重慶的張伯苓鞭長莫及。

說蔣夢麟是掛名常委也不為過。蔣夢麟對合組長沙臨大，本來就是“勉強同意”的[8]（P209-210）。后來他寫信給胡適，責怪他當初不應主張合組西南聯大，說：“我發恨時很想把你們三人，一人一棍子打死。”[9]（P550）傅斯年責怪他“不管聯大事”，他在信中坦言：“孟真責我不管聯大事，我說，不管者所以管也。”[9]（P550）其實，鄭天挺也抱怨“蔣夢麟亦不常在校，對一些事也不大管”[10]（P699）。蔣夢麟則說他的“不管”是對梅貽琦最大的支持，而事實上則是另有“兼差”。1940年，蔣夢麟出任中華教育基金董事會主席和國民政府行政院設計委員會土地組召集人。特別是1941后，他兼有中國紅十字會會長、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宋子文內閣行政院秘書長等職。尤其是紅十字會長任內頗有政績，他常掛在嘴邊的一例，是他“以此身份視察后方紅十字會工作，將所見之兵役狀況寫成報告，送呈最高軍事當局，當局據此將負責役政某要員交付軍事法庭判處死刑”[11]（P460）。他總結他所領導的紅十字會的成績說，“八年抗戰，救護軍民1 700萬人”，“工作區域，遍及全國前后方各地。我們不是單純救護軍人，我們還做了救護戰俘，救護病僑，救護空襲，救護難胞，救助大學教授的病苦，我們發揮了后人而退，先人而進的精神，我們幫助軍醫和地方衛生當局推行了保健和防疫的工作。”[12]這些事務應付下來是要時間和精力的。傅斯年責怪他“不愿經常處理校務”，決不是空穴來風[13]（P145）。

梅貽琦不得不扛起西南聯大校務的重擔。他對于西南聯大可謂殫謀戮力，披肝瀝膽，鄭天挺說，“學校一般事情多由梅貽琦處理，是沒有名義的常務校長”[10]（P699）。蔣夢麟在重慶的一個宴會上，對他給予了高度評價：“清華的梅校長（貽琦）的苦干精神，真是叫我佩服的，我愿意送他一個駱駝的徽號，來形容他的任重耐勞的偉大！”“駱駝”二字代表著“一種樸質無華的氣質或精神”[14]。但梅貽琦也曾打過退堂鼓，使希望堅持“一聯到底”的鄭天挺等，受了不小的驚嚇。1940年8月31日，梅貽琦告訴鄭天挺發來“已辭常委會主席”的信函。原來，梅貽琦在8月28日的會上提出辭職，原因是“昨日之會，諸人雖未明言，實有不滿常委或個人之意”[15]（P305）。此事又要追溯到20日的“指摘之語”。是日，羅常培告知鄭天挺，鄭華熾與他談到“欲于常委下設校務長，以促進校中行政效率”。鄭天挺認為“各長不稱職，可以更換三長，如以為常委不負責，則凡事皆合議行之。不應專責一二人，且縱設校務長，行政效率未必能增進，徒留倒梅之嫌，大不可也”[15]（P302）。這種“倒梅”之議，使梅貽琦以為教授們看不起他，以為他治校無方，遂提出辭職。

鄭天挺覺得此事非同小可，唯恐成為西南聯大失聯的引信。鄭華熾等認為西南聯大效率低下，責在梅貽琦。而梅貽琦又推責于鄭天挺，說鄭天挺“一晨起遲，二無魄力”。鄭天挺覺得很冤枉，自己晚上備課做研究，早上10點到校治事是事實，但可以改進；他能力強魄力大，是人所共知的。北平淪陷后，他一人綰北大校長、教務長、文理法三學院院長、注冊主任、會計主任、儀器委員會長之印，“解雇全校教員、兼任教員及工友，不知所謂有魄力者，亦能如此否也？今日他校職員之紛紛而來，多所請求，而北大獨無之者，豈非當時個人蹈萬險換得者哉”[15]（P307）!這是有能力有魄力的明證。為什么在北大有能力和魄力，到西南聯大獨無呢？鄭天挺在聯大治事效率不高，實與梅貽琦有關。西南聯大校工都是梅貽琦從北京帶來的，不服鄭天挺指揮。1940年12月15日，總務處為次日入川者稱量行李，規定下午兩點乘人力車入城，然而到3點既無人又無車，他慨嘆“聯大事務組之腐敗于此可見，余真愧死矣”！來自清華的校工如此不作為，他束手無策。“聯大行政效率之不增進”，其中北大并無一人，來自清華的校工“皆有其本校懲賞，與聯大不相干之故”[15]（P352）。這些鄭天挺不便明言，為了聯大一聯到底，便和蔣夢麟以“在三校合作局面下，一人去留，關系甚大，請不再言辭”相勸[15]（P308），梅貽琦亦以“近日倦甚，提不起精神”為由搪塞，想必背后還有難言之隱。

三位校長中有兩位“不管聯大事”，另一位又感身心“倦甚”，甚至想一辭了之。常委兼校長是如此狀態，他們對西南聯大發展的作用，不宜做出過高的估價。

二、校院機構設置與教師聘任各自為政

西南聯大的前身為長沙臨時大學。“臨時大學”意味著當局對戰局估計相當樂觀，預計戰事不會太長，長沙只是臨時過渡而已。誰都沒作長遠打算，三校“聯合”只是簡單拼湊，都緊盯著“將來三校分家的時候”[16]（P332）。即便改名西南聯合大學，也沒有深度融合。

在校院機構設置和教師聘任上，三校各自為政一目了然。

西南聯大算得上“聯合”的機構，只有常委會下的總務處、教務處、建設處和教授會及各種專門委員會。建設處不久被撤銷，增加訓導處。這些行政機構是分管聯大教育教學和后勤相關事務的，算得上是“聯大的”。盡管如此，三大處的人事安排，也要考慮三校間的平衡。何炳棣回憶說：“1939年秋到昆明以后，與清華辦事處的幾位‘故人’偶爾談及聯大人事時，發現清華的人對北大校長蔣夢麟、教務長樊際昌皆不無微詞，獨對秘書長鄭天挺的學問、做人、辦事才干和負責精神都很佩服。所以我1940年得悉鄭先生已同意繼清華沈履為聯大總務長的消息后，深信此后三校合作有了保障不是沒有理由的。”[13]（P145）原來，三大處的三大“長”都代表各自的學校，占優勢的清華教師話語權很大，蔣夢麟和樊際昌有損北大在西南聯大的地位，需要有一強人任其一“長”。恰好1940年初總務長沈履去職，梅貽琦和沈履等推薦由鄭天挺接任。來自北大的教師既有反對者，也有贊同者。但其理由要有利于鞏固和提高北大的地位。反對者羅常培勸他不就：“君欲為事務專家乎？為明清史專家乎？”[10]（P701）意即成為專家使北大更有影響。湯用彤也說：“吾亦以就斯職為然。今日校中學術首長皆屬之他人，而行政首長北大均任之，外人將以北大不足以談學術也。且行政首長招怨而學術首長歸譽，若怨歸北大而譽歸他人，將來學校地位不堪設想矣。”[15]（P231）他認為清華將有利于提升自己軟實力的學術職位占光了，讓北大充吃力不討好的事務性職事，不如潛下心來做學問對北大更有利。贊同者認為聯大的位置被清華瓜分殆盡，鄭天挺應當為北大爭得一席之地。鄭天挺信誓旦旦地不出任總務長職的理由是：“北大同任總、教兩長，必有訾議者，吾輩不應不慎之于始”[15]（P235），最后，他違心地屈就此職，這是因為周炳琳等“皆勸余就總務長，以免引起校際間之磨擦，影響合作局面”的忠告。周炳琳以國難當頭，希望“犧牲個人，維持合作”相勸勉[15]（P238），將上任與否提升到“照顧三校關系”的高度[10]（P701）。

西南聯大的三所學校關系如此緊張，使得領導成員謹小慎微，每一舉措唯恐觸動易于激發的矛盾，維持三校的平衡。

西南聯大下設的院系所等機構，都各有其主。正如馮友蘭所言：“聯大好像是一個舊社會中的大家庭，上邊有老爺爺、老奶奶作為家長，下邊又分成幾個房頭。每個房頭都有自己的‘私房’。他們的一般生活靠大家庭，但各房又有自己的經營的事業。‘官中’‘私房’并行不悖，互不干涉，各不相妨。”[16]（P332）文、理、法商、工和師范5個學院，除師范學院系根據教育部要求設立外，其余都有自己的宗主。有的院是三校原有系板塊的組合，有的院甚至是原班人馬搬遷到昆明。最典型的是法商學院經濟學系·商學系，是將相近兩學科“按照長沙臨時大學建系的原則，兩系原應合并，但照顧到南開大學的商學院和商學系的傳統特點，南開商學院與北大、清華的法學院合并成為‘法商學院’，商學系仍單獨建系”進入西南聯大的[6]（P284）。這個系的名字雖然有些怪，但不失為一個折衷辦法。抗戰前北大工學院缺如，南開僅有電機工程和化學工程兩系，但設在西南聯大理學院。因此，西南聯大工學院實際是戰時西遷的清華工學院。

勿庸諱言，三校各系各學科并沒有深度融合，只是簡單地“合并同類項”。西南聯大所有的研究院所和研究生教育，都由三校各自管理，與聯大幾無關系。這樣院系專業各有其門戶的學校，中外教育史上是獨此一家。如此格局，校領導免不了有厚此薄彼舉動，如工學院便是梅貽琦的寵兒，他凡在滇每星期至少要去一次。

在院長任命上，因為清華院長職位偏多，使得北大教師憤憤不平。一次，蔣夢麟來蒙自校區，北大師生當夜集會歡迎。會上“諸教授連續登臺競言種種不公平”，指摘校方“所派各學院院長、各學系主任，皆有偏。如文學院長常由清華馮芝生連任，何不輪及北大，如湯錫予豈不堪當一上選”。竟“師生群議分校，爭主獨立”。錢穆發言說：“此乃何時，他日勝利還歸，豈不各校仍自獨立。今乃在蒙自爭獨立，不知夢麟校長返重慶將從何發言。”蔣校長即“起立羼言”，一錘定音：“今夕錢先生一番話已成定論，可弗再在此題上起爭議，當另商他事。”[17]（P216）一場拆分獨立風波方告一段落。何炳棣不無感慨地說，沒想到“北大文法科教師們門戶之見竟如此之深”[13]（P145）。校院關系緊張到如此程度。

西南聯大的教師有多種身份，有既屬聯大，也屬某校的；還有只屬聯大而不屬某校的。曾就讀于中文系的汪曾祺說：“西南聯大中文系的教授有清華的，有北大的，應該也有南開的。但是哪一位教授是南開的，我記不起來了，清華的教授和北大的教授有什么不同，我實在看不出來。”[2]（P268）同學們雖看不出，但教師們則是非常看重某校身份的。有雙重身份的教師接受原校和西南聯大的聘書和委任，聘書上先蓋原校的章，然后加蓋西南聯大的章。教師們無不看重“第一聘書”，因為將來北歸時無論回北平還是天津，都有一個職位。另一部分教師是因教學之需新聘的，他們“如果三校之中有一校認為這個人很好，那就給他另加一份聘書，表示將來三校分家的時候，可以繼續聘請他一起回北京或天津”[16]（P332）。但只持有西南聯大聘書的教師，北歸時就失業了。身份的特殊性，使得同一校教師抱起團來，形成阻礙西南聯大深度融合的負能量。

西南聯大院系機構設置和教師聘任各自為政，談不上真正意義上的聯合，都心存臨時觀念，更不可能有高價值的創造。

三、教育教學管理并無定性

受抗戰局勢的影響，西南聯大在教育教學管理方面出現諸多亂象，正常的教育教學制度去遷就適應抗戰之需，甚至修訂出臺臨時管理辦法，導致教育教學制度無一定規定性，隨意性大。

首先，教育教學管理制度隨意改動、隨意許諾，不能一以貫之，貫徹始終。西南聯大先后有1 100多名學生參加抗戰，其中一部分光榮犧牲，參軍人數占11%[18]（P303）。之所以有這么多大學生投筆從戎，一方面是受報效祖國熱情所驅使，另一方面因為西南聯大采取了一系列保障性、鼓勵性措施。西南聯大駐足昆明后，隨著美國援華空軍和中緬印戰區遠征軍對軍中譯員需求量的增大，教育部于1941年9月要求內遷高校選調外語系三四年級學生應征充任譯員。西南聯大通過了“本校應征學生在受訓或服務期內補修課業辦法”[19]（P202），規定擔任軍中譯員一年后可回校復學，但應者寥寥。西南聯大在加大宣傳力度的同時，出臺了一些“優惠”措施。學生服務期滿，交上服務報告書，校方審核合格，可免修24-32學分；四年級生寒假結業后參加譯員者，可準予畢業[20]（P214）。24-32個學分需修一學年左右時間，唾手可得一年的學分，必然要影響到學業水準。一學期的課程未修，只要服從征調，便準予畢業，意味著大學四年學制壓縮到三年半，是對本科學制的挑戰。

隨著軍方譯員需求量增大，西南聯大再次推出“優惠”措施。1943年12月3日，學校公布《西南聯大學生征調充任譯員辦法》，規定：“四年級征調服務各生于第一學期考后考試及格課程，無論系全年或半年，均照給一學期學分；其結至本學期末之成績，經審查委員會之審查，如較規定畢業所須學分所差不逾三十二學分（必修或選修）者，于服務期滿后發給畢業證書，仍作為原畢業年度畢業”；“一、二、三年級學生志愿應征服務者，于服務期滿返校時，由各該系酌定免修學科三十二學分。”[19]（P668-669）該辦法向學生“奉送”學分，打破了學籍管理的相關規定，降低了學生畢業水準。

諸措施出臺后，軍中譯員征調仍不順利，學校干脆規定四年級學生必須從軍，方能畢業獲得文憑。梅貽琦之子梅祖彥回憶說：“當年，有的四年級男生因為不愿意從軍，而學校不發其文憑。”[18]（P317）按聯大的學則，修完全部學分就應授予畢業文憑。強制征調學生，雖然滿足了抗戰的需要和完成了教育部規定的任務，但于校規學則顯然有所不合。1944年9月13日的第301次會議開除了8名“去冬未曾應征入譯員訓練班受訓，屢經告誡，復置不理”的學生[19]（P349）。西南聯大應征的學生出現“逃兵”，與這條違反學籍管理制度侵害學生權益的規定不無關系。

處在戰爭環境中的西南聯大，教學管理制度隨意性大。曾應征譯員的許淵沖回憶說：“我們來翻譯訓練班，本來說是參軍一年就算畢業。現在又說要寫畢業論文，但是論文可用翻譯文學代替。”[21]（P282）開始告知不寫畢業論文，服務期滿就算畢業，暑期即領畢業文憑，后又說要寫畢業論文。后又告知可以翻譯代替。學生當然翻譯一篇作品草草了事。這反映了聯大教學管理的混亂。

其次，教學無計劃性，失范行為所在多有。西南聯大崇尚自由，對教學較放任，少有條條框框約束，同時又反映出其教學管理失范。據何兆武回憶，國文課教師“高興教哪篇文章就教哪篇，今天選幾首李白、杜甫的詩，明天選《史記》里的一篇，比如《刺客列傳》，或者選一篇莊子的《逍遙游》來講，沒有標準教本”[22]（P107-108）。汪曾祺的印象是，《詩經》選《關雎》好像是照顧面子；《楚辭》選《九歌》不選《離騷》，大概因為《離騷》太長了；“唐人文選柳宗元《永州八記》而舍韓愈。宋文突出地全錄了李易安的《金石錄后序》”；魯迅不選《阿Q正傳》而選《示眾》；還選林徽因的《窗子以外》等。“不但當時有人議論紛紛，直到今天，接近21世紀了，恐怕仍為一些鐵桿左派所反對，所不容”[2]（P315-316）。選目不系統，則給學生一鱗半爪的印象。錢穆講《國史大綱》，只講中國傳統文化美好的一面，對“不怎么美好的另一面絕口不談”。何兆武說，他的“很多見解我不同意，不但現在不同意，當時就不同意”[22]（P111）。汪曾祺在西南聯大中文系讀了4年，感覺到“多數教授講課很隨便”。唐蘭講詞選，“基本上不講”，打起無錫腔，把詞“吟”一遍：“好！真好！”“這首詞就算講過了。”大名鼎鼎的劉文典教《昭明文選》，一個學期才講了半篇木玄虛的《海賦》[2]（P254）。

西南聯大以高淘汰率著稱。高淘汰率本意味著考試制度嚴格，其實并不盡然。葉公超對學生的考卷連看都不看一眼，“他知道沒有一個是真的。他比誰都清楚，就丟到一邊啦”[18]（P247）。汪曾祺選了皮名舉的《西洋通史》必修課，學期考試只得了37分，嚴重不及格。下學期的考試，他拉了兩個歷史系的同學，左右各一，“我就抄左邊的同學一道答題，又抄右邊的同學一道。公布分數時，我得了85分，及格還有富余！”[2]（P254）足見嚴格是徒有其名。文法學院有的學生整年不來上課，考前準備一下，也通過了[23]（P307）。可能考慮到戰時做一個學生不容易，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吧。

再次，教師到校外兼差賺快錢，教學成了“副業”。全面抗戰時期，特別是中后期，貨幣貶值，物價暴漲，西南聯大師生淪為饑餓線上的掙扎者。為了渡過難關，很多教師在外面兼職，目的是為了獲取一些“快錢”。大家都對此心照不宣，學校對缺課、遲到、助教代課等情況，往往裝聾作啞。有一位教授在戰地服務團兼差，上課遲到早退，有時甚至快下課時才到教室，三言兩語講完課又匆匆趕回去[24]（P343）。經濟系一位教授給二年級學生講經濟思想史，“抱住一本陳舊的英文原版書逐句念誦，這門課被學生譏為‘大三英文’”[23]（P306）。文學院某教師的課堂師生“捉迷藏”，學生來了沒教師，教師來了沒學生，學生無法預卜教師到底來不來。“部聘教授”吳宓對教師到軍隊兼差一事，頗為反感。他在1943年8月6日的日記中寫道：“宓痛感聯大外文系成為戰地服務團之附庸。F．T．及今之莫、毅、詔、嘉，并教員、助教多人，每日8A．M．至4P．M．皆在該團，忙于編印WASC英文日刊；又兼留美預備班教員，得薪俸極多。而在聯大授課草草，課卷不閱，學生不獲接見，系務完全廢弛。即連日評閱新生考卷，亦僅輪流到場，匆匆即去。”[25]（P91）對教師們變“副業”為正業的兼差，吳宓處在極度的矛盾之中，一方面這種兼差既服務了抗戰，也改善了教師的生活，另一方面既誤人子弟，也使教師失去人生坐標。

盡管如此，西南聯大除處理了“大牌教授”劉文典外，一概不相聞問。而處理劉文典并非因為教學事故。劉文典是一位狷介之士，性情才華別具一格，學識見地堪稱翹楚。但上課期間去為滇南土司撰寫墓志銘、壽文之類賺取酬金，“人家送他兩個煙土、兩個瓜子”。他“一去半年不歸，偶爾回校一次，竟將所開二門課合并上課，在一個晚上‘講完’”[23]（P307）。但他被解聘，并不是因為隨意合并課程，壓縮學時。趙寶煦認為：“這個大學教授，寫墓志銘你寫，人家給你點錢還不要緊。送你兩個煙土，這成何體統！”所以劉文典成為“聯大很少有的被開除的”一個例外[18]（P266）。他錯在不該得人家的煙土，在學生面前丟教授的份兒。

抗戰對西南聯大的教育教學制度產生較大沖擊，這是可以理解的；為抗戰服務，教育教學制度做出某些變通，也完全是應該的。但是，如果將這些視作常態，作出超乎尋常的評價，則悖乎常理。

四、西南聯大被高估的原因

西南聯大從管理模式到教育教學，都屬于戰時應變模式，實際并非人們追憶文字那樣完美無缺，那樣輝煌燦爛，不盡人意之處并不少見。正如曾任教育部次長的西南聯大教授周炳琳所言：“處今日而言，大有為必不能；在合作局面下而求大改革，亦必不能。”[15]（P237-238）然而，人們為什么對西南聯大要特別高看一眼，做出超乎實際的估價呢？主要原因有如下諸點。

第一，體恤抗戰中辦學的艱難。西南聯大三校聯合辦學，歷經遷播之苦，教育部并不期望能有大作為，只希望能為優良師資提供“效力”之所和使學生“不至失學”，并能為非常時期訓練各種專門人才而已[26]。西南聯大的一切資源空前緊張，“教室分配在工校，昆南昆北新舍四處，每下課十分鐘跑煞同學。圖書館里要搶位子，搶燈光，搶參考書，教室里有人隔夜就占有位子的，擁擠在圖書館的同學，有一次竟為云南朋友誤認為是擠電影票”[27]（P54）。教學儀器非但簡陋，而且殘缺匱乏，以致理學院不得不削減實驗項目，甚至停開實驗課程。化學系20多門有實驗的課，實際只有5門課做出實驗；地質地理氣象系只好減少課堂實習，以野外實習沖抵。而且，師生們在頻率極高的日機空襲轟炸下學習和生活；教師們的薪俸無法養家糊口，1942-1943年，昆明物價自抗戰以來漲了300倍，而教師薪金只增加5倍，生活艱難程度可以想見。陳寅恪詩云：“淮南米價驚心問，中統錢鈔入手空”；“日食萬錢難下箸，月支雙俸尚憂貧。”[6]（P73）他是西南聯大為數不多的“部聘教授”，又有中央研究院的兼職，他尚且如此，一般教師的困難不難設想。在如此艱難環境下合作辦學，三校還不時產生一些摩擦，能夠堅持下來就已經很不容易，而西南聯大給世人展示的，非但是一聯到底，而且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績，的確是始料不及的。這是其被高估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二，西南聯大教學科研成果往往因其稍高于他校而被放大。全面抗戰期間，因為西南聯大所聯合的本來就是北方，也是全國首屈一指的三所高等學府，教學科研成果從數量到質量高于其他學校，本來是很正常的事，但被人們給予過高的評價。聯大文科的學術研究條件比理科優越，且教師們任課很少，多數鄉居，環境安靜，研究有一定的收獲。1941年國民政府教育部學術委員會舉行的首次全國學術著作評獎中，西南聯大高居榜首，馮友蘭的《新理學》獲一等獎[24]（P400）。理學院算學系教師八年共發表論文127篇，“其中有的具有國際水平，如華羅庚、許寶、陳省身等都有較好的成就”[24]（P402）。教學方面，8年多時間共有畢業生3 000多人，先后來學習者達8 000多人。

其實，西南聯大取得驕人成績并不奇怪，一是三所大學都是中國頂級大學，有些成績理所當然；二是頂級大學在八年多時間有此成績并不值得過于夸頌；三是西南聯大聚集了全國最優秀的教授陣容，先后在聯大執教的教授達290多人（含副教授48人）[6]（P2），當時就有人責怪聯大“囤集教授”，而皮名舉則說“唯有北大、清華才能養住這一群教授”。故有“南清北合，聯大開花”之說[28]（P270）。且西南聯大又聚集著全國一流的學生，理應培養出一批卓爾不群的人才，取得一些國際領先的成績。甚至有人認為聯大“教師數量大大膨脹”，教授、副教授比例在全國高校中最高，“人浮于事，因人設課現象十分嚴重”，造成人力資源浪費。因而，高估西南聯大的辦學成績也是站不住腳的。

第三，對當下高等教育不甚滿意心態的影響。西南聯大在難以想象的困境中辦學，卻創造了中國教育史上難以企及的奇跡，而當下既不受戰爭的侵擾，師生又無食不果腹的憂慮，經費壓力相較之下較小，然而卻無一所大學的辦學成績能與西南聯大相比肩，而且還不時爆出貪污受賄，學術腐敗等丑聞。六七十年過去，高校辦學成績仍難望其項背。這也使一些人產生高估西南聯大的逆反心理，借對西南聯大的高評以貶斥當今高等教育，宣泄對高校普遍存在的學術垃圾、學術泡沫、學術腐敗的不滿，表達對部分混跡學術界的無良、不學無術者等的蔑視。

勿庸諱言，今之高校，特別是國家眾多“雙一流”大學，成就已經不在西南聯大之下，但是，因為每門現代學科都是從民國發軔而出，與西南聯大有著比較密切的聯系，而今天這些學科帶頭人，除直接從國外引進者外，一般都是由當初的創始人和奠基者一代代傳承下來。這些創始人和奠基者多與西南聯大有密切聯系，他們培養的后起之秀在民國時期完成學業，在新中國成為大師的新一代學人，已經嶄露頭角。盡管他們的成績主要是今天取得的，卻不被看作當今高校學術水平的代表。還有一個重要因素也加大了對西南聯大的高估，即歷次政治運動的消極影響和破壞作用。改革開放前一場場政治運動，從民國過來的學術大師被當作反動權威被批判，遭迫害，有的學科和學人因學科以外的因素被中止或禁止，這些學科出現長達數十年的空白。改革開放后這些學科得到恢復，民國時期所取得的一些成果被奉為至寶。這導致人們對民國學術產生崇拜，甚至“言必稱民國”，而民國學術重鎮西南聯大獨占鰲頭，對西南聯大做出過高的估價，顯系情理之中之事。

第四，對各學科大師的急切呼喚。民國雖不到40年，卻大師輩出，群星璀璨。大師云集之所，無疑是西南聯大。西南聯大聚集著各學科大師泰斗，人們不絕于口的便有陳寅恪、馮友蘭、錢鍾書、湯用彤、金岳霖、華羅庚、陳省身、吳有訓、吳大猷等，不勝枚舉。最負盛名的大師首屈一指當屬陳寅恪。他學識淵博，通曉多種語言文字，尤精于梵文、巴利文、突厥文、西夏文等古文字，是魏晉南北朝史、隋唐史、蒙古史權威。陳寅恪“擅長舊體詩，融合李商隱及宋代詩派而加以創新，因而對唐代劉禹錫、元稹、白居易、李商隱，宋代歐陽修與明末清初文學，以及佛經翻譯對中國文學之影響，均有深入之研究及真知灼見”。他以研究中國中古史的成就影響最大。譬如，他在《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以宇文泰的“關中本位政策”所糾集的集團的興衰和分化，解釋西魏北周至唐代數百年間統治階級的升降，“論證極為充分”。其種族文化為理解中國古史的關鍵學說，“意義極大”[6]（P157）。給陳寅恪戴上大師的桂冠，是對他學術造詣的肯定。但任何一位大師的學問是有限度的，其貢獻也主要集中在某一方面。陳寅恪無愧于中國中古史研究的重要開拓者和奠基人，但今天的研究大多實現了超越。葛劍雄指出：“像陳寅恪研究的隋唐史，我認為目前的整體水已經高于他發表過的論著。”[29]（P226）為什么人們不厭其煩地編造西南聯大大師的種種神話，甚至言必稱西南聯大的大師呢？其主要原因還是對今天急切需要眾多大師而未能實現的高等教育心懷不滿，高估西南聯大的價值表達的是人們對大師層出不窮的時代期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