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涼山是彝族作家馮良的生長之地，也是她文學想象的孕育之所。當涼山漸遠，淡為故鄉，那塊蒼茫高地上的人與物仍在滋養著馮良的文學表達，串聯起她的一系列西南邊地創作，由此構建出辨識性極強的彝族原鄉。長篇新作《翻過瓦吉姆梁子》也不例外。

瓦吉姆梁子是涼山列列山巒中的一道。馮良以此山入題，承續一貫的彝族書寫，故事在對涼山的又一次回望中展開。但不同于既往對涼山的無限貼近，馮良此次有意游離鄉土書寫，反將視野投向都市，以北京為主要敘事空間，呈現出全新的敘事意圖。

較之前作《西南邊》中大開大合的歷史變遷，《翻過瓦吉姆梁子》一書的敘事焦點落在彝族青年身上。馮良緊隨彝族青年騰轉挪移的腳步，記錄下他們跌宕起伏的異鄉人生，在對青年們生活樣態和情感體驗的探照中，生動還原新時代之于個體的復雜化學反應。主人公阿合，一位善良優秀的彝族青年，在京工作生活多年。由于精通彝語，他常被當地派出所民警請去協助辦案，主要做口語翻譯工作，翻譯對象大都是他的鄉友。小說甫一展開，馮良就借阿合之口，揭示很多彝族“新城市人”的現狀：迫于謀生的需要，中青年們紛紛從彝鄉出走，匯入都市發展的浪潮中。空間錯置自然會生出諸多隔閡，更遑論從西南邊地到北京的巨大移位。對于不通漢話、年齡偏大的人而言，這種隔閡實質意味著不便，或曰困境。他們只能艱難營生，有人走失，有人被騙，更有甚者鋌而走險、犯事落網，所以才需要阿合發揮彝語優勢，破除警方面臨的語言障礙。但當民警把聽不懂的語言一律交由阿合幫助辨識時，貧窮落后、行騙盜竊就成了一些人對他們的專屬印象，甚至趨于典型化，于是阿合鏗鏘駁斥到：“小偷，小偷，你當那兒是賊窩子啊！”阿合此言一出，馮良的寫作意圖得到清晰表露：通過探尋族群流動中的個體遭際，她要剝除關于涼山的刻板印象，展現涼山的真實樣貌，重塑新時代涼山氣象。

這種可貴的嘗試遠非鄉土情結所能驅使，它還需要作家對多民族國家和社會具有豐富的認知和深刻的理解，要對跨越民族、地域和文化的對話保持敏銳的思考，顯然是向作家視野和立場發起的多重考驗。為此，馮良依據自身的跨地體驗，憑借她對文化差異的體認，以及她對底層群體生命形態與情感結構的感知，形成一種民族志式的觀察，交出一份兼具文學性和社會性的答卷。馮良在親歷者和旁觀者兩種目光的交錯中，誠實寫下彝族鄉民的求生窘況，并對跨地流動引起的困境予以描摹。她將文明的異質性隱匿于語言、信仰、飲食、醫療等細節中，再經由鄉村到城市的空間轉換，對撞出語言隔膜、信仰差異、社會治安、貧富差距等現實問題。小說不止一次對跨文化對話進行還原：阿合之子莫勒自小在涼山長大，被接到北京就讀二年級后，仍舊玩心盎然，惹出不少課堂麻煩，他頗具野性的淘氣同城里孩子迥異，被班主任定義為老舊、土氣。當莫勒頭頂象征魂氣的發束被同學撥弄，孩子間的肢體沖突引來家長對談時，信仰風俗造成的文化沖突一觸即發，斗毆事件頃刻間被上升至法律層面，“做蠱”、“詛咒”等字眼層出不窮。馮良在逗得讀者啼笑皆非之際，也敦促我們思考文化裂隙與區隔背后的深刻現實。

正所謂“不破不立”，當陳舊的印象被祓除，一種全新的涼山風貌就應運而生。在重塑涼山印象的過程中，馮良突破傳統的少數民族敘事模式，融入偵探式的結構巧思，當懸念被一一引爆，阿合的隱秘過往終于浮出地表，一位彝族女性角色躍然紙上。她叫史尼，“史尼”在彝語中的意思是“金子”。小說中描寫史尼的段落，最能體現馮良的天賦和功底，如寫史尼為“我”母親制作擦拭口涎的布片時，只見她“踢踢踏踏”徑直奔向衛生間，“即刻，水聲嘩嘩，搓洗聲起；接著，柜子開合，噼里啪啦，捎帶翻東弄西，窸窸窣窣”。而后是“蹲下身，就著茶幾，咔嚓幾下”，語句一氣呵成，動作干脆利落。馮良常用此類聲情并茂的文字，捧出史尼珍貴美好、熱烈耀眼的形象。

史尼可以視為馮良對原鄉感情的寄托，承載著她的記憶與鄉愁。或者說，馮良將她從涼山寶庫汲取來的營養，悉數傾注給史尼，恒久滋潤著她。史尼擅學鳥叫，這是涼山草木生靈賦予的本領，她能同山間鳥兒呼應，通七八種鳴叫，唧啾不斷，旁人聞之，如臨其境。離開涼山后，鳥鳴竟成為史尼的獨特標記，常常助她博得滿堂彩。馮良此番設定大有深意，當鋼筋水泥搭建起城市的圍墻，人與自然的邊界也被清晰劃定，民族和地域的雙重差異加劇了彝族鄉民們的漂泊和不安，于是他們用彝話唱歌，朗誦彝族史詩，把彝鄉風物寫進詩和散文，把耳朵交給史尼清亮婉轉的鳥鳴，希冀通過這樣的方式實現片刻的精神還鄉。史尼的揪扯感尤其強烈，她嘗試過很多工種，最后做家政謀生，從涼山到深圳，再從深圳到北京，她如浮萍般漂泊在鄉村與城市、傳統與現代之間。撕裂的身份認同下，史尼經受著難以排解的文化陣痛，她“擔心忘了自己的彝話”，于是渴望聽到彝話，彼時的她將語言視為確證身份的唯一方式。當傳統的流失不可避免，史尼也在矛盾和掙扎中開始精神嬗變，以逐漸開放的姿態，重新錨定她的內心。

至此，我們會發現，承擔重建使命的不是別人，正是史尼和阿合所代表的一眾彝族青年。小說開場，盡管史尼做起家政來認真利落，對待“我”病中的母親體貼入微，但由于先入為主的刻板印象作祟，“我”對史尼的印象并不是那么好，而是將之視為母女關系的危機源。故事過半，作者才借阿合與“我”母親之口，以過往記憶和朝夕相處勾勒出完整的人物形象。作為彝鄉包辦式傳統婚姻的承受者，少時被退婚的遭遇加劇了史尼的艱難處境，使她淪為受害者。盡管如此，史尼選擇將昔日的傷與痛留在彝鄉，帶著愛與誠出走，依仗她的堅韌與勇敢，將未卜前途化為逐漸明朗的坦途。史尼勤勞肯干，淳樸敞亮，她讓“我”病中的母親日漸活泛，重新站立、練習行走，她讓彼此隔絕的家庭親密、交織，她以原汁原味的素樸粗糲，叩開城市中一個個麻木的心靈，呼喚人們聯結、靠近，如同一團彝族的活火，投向高墻壁壘，映照出一條曠達通明的小徑。

故事的最后，史尼帶著新時代的巨大回響，重新回到彝鄉。之于城市中的“我”和母親等人，史尼是一份美好又充實的聯結；之于涼山，史尼將在故鄉的土壤上演繹全新的故事。這是《翻過瓦吉姆梁子》的超越之處：馮良將原鄉沖動和族胞情意隱去，退居旁觀者身份，突出少數民族敘事和原鄉敘事的重圍，在彌合現實與觀照個體間探討少數民族敘事的全新模式。馮良包容的立場和開闊的視野，正應了書中史尼爸爸常說的那句話：“翻過瓦吉姆梁子眼界寬。”馮良也在翻山，翻文學創作中厚重起伏的山梁，超越既往，超越陳規，開掘新的敘事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