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摘 要：網絡文學起點問題是當前學界熱點，有關探討主要包括“技術說”“故事說”和“建制說”。“技術說”側重數字技術革新，但數位詩、電子雜志等很快消逝，說明技術之于網絡文學并非關鍵，網絡時代最容易被超越的正是技術本身。“故事說”以通俗小說代替網絡文學整體，以小類型遮蔽大概念，閹割了網絡文學的豐富性。“建制說”側重網絡文學“現象”，但這些現象之認定源于文學體制的事后回溯。將網絡文學的誕生歸結為單一力量失之偏頗，需從媒介轉型的整體環境來談論其起點。從標志性作品判定、民眾心理期待、權威學術話語介入以及新聞媒體選擇等綜合方面來看，網絡文學出場的媒介環境于2000年形成，當以此論定網絡文學的起點。

關鍵詞：中國網絡文學；起點；媒介轉型

作為與新媒介伴生的當代文化現象，網絡文學不可避免地誕生在新舊媒介交接的路口。其緣起和誕生時的社會文化語境，不僅關系到網絡文學自身，也對理解與之相關的網絡文化整體意義深遠。因此，有關“網絡文學起點”的問題，得到學界反復探討和論爭。2020—2021年間，《文藝報》刊發系列文章回顧網絡文學發展歷程和熱點問題，其中歐陽友權、邵燕君與吉云飛、馬季分別“從技術出發”“從故事出發”和“從建制出發”談論網絡文學緣起。隨后，《新華文摘》2021年第14期轉發以上觀點，“中國網絡文學評價體系與批評標準”“中國網絡文學三十年”等學術會議亦對此進行了討論，在學界引發持續反響，構成網絡文學、當代文學以及當代文化研究領域一個不可忽視的學術熱點。

基于新技術的載體、以故事為中心的內容，以及文學體制的建構對網絡文學不可或缺；但談論新媒介文化現象的生成，不能離開媒介轉型的語境。以媒介為中心，新舊勢力的自我變革和角逐較量持續發揮作用，胚胎期的網絡文學也不斷變化，其生成歷經媒介接續、媒介融合以及權力讓渡等階段，是由1990年代特殊的社會、媒介、經濟、文化語境共同孕育的結果，也離不開新千年到來之際整個社會對科技和未來充滿憧憬的開放心態。因此，不妨以2000年這個新千年起始之際作為網絡文學的起點。這一年，網絡文學的媒介屬性充分顯露，在公眾認知中也由一個陌生的新詞變成一種相對穩定的現象，擁有相當數量的作品對象和區別于其他文化形式的可供分辨的特點。

一、1991——從技術出發

將網絡文學起點追溯得最久遠者，是歐陽友權在《哪里才是中國網絡文學的起點》一文提出的主張，認為當從文學與網絡相遇算起，以北美中國留學生網刊《華夏文摘》發刊的1991年為標志，本文稱之為“技術說”。它提出了“網絡文學是基于互聯網這一媒介載體而創生于網絡的新型文學”命題。依照此思路，互聯網載體技術是網絡文學存在的前提，是其區別于以往文學形態的要點。被“技術說”視為標志的第一份華文網刊《華夏文摘》使用的技術是電子郵件，通過“郵件列表”將國內出版物摘編后，對訂閱群組定向發送，我們習見的文學形式如小說、散文、雜文等由此與互聯網產生關聯。不過，這一過程中的技術主要是界面“無紙化”和傳播提速，雖然屏幕閱讀看來面目一新，但雙向互動這一網絡傳播的根本變革卻全無涉及。由于當時帶寬和速率限制，網刊屏幕表現十分單調；同時，說作為印刷品的“文摘”只是為老舊概念添加新手段，以它來判定網絡文學起點相當牽強。

從傳播系統和平臺發展角度看，除《華夏文摘》依托的電子郵件系統外，還有幾種技術與網絡文學關系緊密。它們分別是：1992年，alt.chinese.text（ACT）采用的“新聞組”，通過訂閱話題、郵件接收的方式實現中文直接在線交流；1993—1994年，“美人魚”“布法羅夫人”“紅河谷”和更知名的“橄欖樹”“花招”等的“公告板系統”（BBS）及組合衍生而來的，普通網民更熟悉的“論壇”；“新語絲”1994年建站之初的特色電子書庫以及通過話題收集和組織實現異步聚合閱覽的“RSS”技術。這些早期技術大多藏身于網民所閱讀的“文學”背后，有些已經數次換代，有些甚至悄然退位，但參照“媒介即信息”的思路，不同媒介技術的表達手法和呈現方式，都已在網絡文學中留下痕跡。

在以上幾類技術中，互聯網的傳播速度、空間范圍、數據篩選和整合能力不斷得到強化，但“網絡”依然是外在于“文學”的技術工具。與之比較，幾位中國臺灣作者進行的“數位詩”實驗以及2000年以后大陸的電子期刊，方可謂真正實現網絡技術與文學的深層聯系，從作品文本、讀者互動和閱讀感受等方面直接彰顯“網絡文學”的技術和媒介特質。

數位詩是中國臺灣詩人曹志漣（澀柿子）及藝術家姚大均（響葫蘆）帶動下興起的網絡文學實驗潮流。二人于1997年合作搭建“妙繆廟”是數位詩最早的代表性網站，站點主頁有“妙”“繆”“廟”三個閃動字樣，題圖廟宇門上書有“僧人宿舍，閑人免入”。鼠標移向門環即變成鏈接跳轉入下一畫面，一個持手機通話的和尚笑問“你怎么來了”，至此出現網站前言。從網站構架語法關系可見，“妙繆廟”采取早期個人網站通行的與書籍設計相似的結構：即首頁主題圖加flash文字標題（封面），鼠標特效點擊換頁（翻頁）、內部超鏈接布局導向作品（目錄）。如果說“妙繆廟”因閃爍動圖而容易與藝術作品混淆的話，曹志漣個人站點“澀柿子的世界”則因重視文字意義生成能力被公認為“文學網站”。其中《虛擬曼陀羅》號稱“回憶未來的寫作”，它將網絡形容成未來的“稿紙”，以實錄制造視野所及的“景”，以文字和鏈接激發指向未來的“回憶”。稍晚建站卻持續至今的李順興“歧路花園”則直接被當作“刊物”，其名稱和靈感源于博爾赫斯《小徑分岔的花園》，“意在揭示小說多線程敘事中蘊含的超文本特性，或超文本小說（hyperfiction）的網絡性”。以上例證有的以古詩為內容，有的以傳統意境為追求，在網頁上對傳統的“文學作品”“文學意蘊”等概念系統進行了創造性再演繹，是一種主動將網絡技術與文學意境結合的創作潮流。遺憾的是，這些站點當初借技術的新奇而知名，后期也因技術的升級、硬件的不匹配而被遺忘，其文學與技術的探索未能得到延續。

興起于內地的電子雜志，則體現出新技術更新文學媒體的企圖。2003年左右，Zcom、Xplus等平臺淘汰以往電子郵件帶附件的發送模式，以點對點訂閱系統更新電子閱讀。經過一段時間醞釀，2006年被稱為“電子雜志年”，《開啦》《時尚》等一大批新潮炫目的時尚電子雜志紛紛面世，借明星號召力、廣告商推動以及耀眼的新媒體技術，刷新人們對網絡閱讀的認識。電子雜志力圖改變當時有關網絡內容形式低劣、品位低俗的普遍印象，不僅邀約頂級明星和頂級品牌代言，也邀請意見領袖撰稿，由專業內容和美術編輯把關，并以高分辨率圖片、精致翻頁特效和精準投放等新技術應用著稱。然而，由于形式方面投入過大，缺乏有持續性吸引力的內容支持，且當時網絡下載速度依然是不可逾越的限制，它們的壽命格外短暫。電子雜志有針對性地改善了此前屏幕閱讀的低端印象，切實提升了網絡媒體整體形象，現如今隨著軟硬件大幅升級，它所進行的技術探索已融入日常上網的多種應用。

數位詩和電子雜志充分體現互聯網多媒體、互動性、超鏈接等技術優勢，卻如此孤單短壽，這說明無論在文本形式還是感知方式層面，技術之于網絡文學雖然重要，卻非關鍵。網絡時代最新奇也最容易被超越的，正是技術本身。在我們籠統稱為網絡文學的領域內，除上面提到的電子郵件、新聞組、RSS，論壇和電子雜志外，還有個人主頁和專門的文學App，以及博客、微博和微信公眾號中的文學內容，不同技術均有自己的代表作品。可見，在當代媒介文化版圖中，判斷網絡文學誕生、存續和接受度，不應與技術綁定。許多將網絡傳播力、新媒體表達力和文學想象力完美結合的創意實踐，最終留存的只剩“創意”一項。技術為實現創意提供支持，但人的想象力卻總是引領技術而非追隨。

回到《華夏文摘》創刊的1991年，我們可以判定其為互聯網與文學的相遇，但單純從電子郵件生發出網絡文學的看法，相當于認為郵政系統從馬車到火車、從海運到空運變革中孕育出新文學。雖然媒介技術更新引發時間感的加速、空間感的壓縮必然會在文學中有所體現，但不能認為網絡文學由此誕生。

二 、1996——從故事出發

主張網絡文學從技術出發的“網生”思路通過字面意義即可得出，而邵燕君、吉云飛《為什么說中國網絡文學的起始點是金庸客棧》（以下簡稱“邵文”）主張的“從故事出發”（故事說），則必須與我國網絡文學與產業結合的獨特發展路徑解讀。邵文將建立于1996年的論壇“金庸客棧”看作網絡文學的起點，并給出主要原因：當前公眾認知的網絡文學是源自“金庸客棧”中武俠仿寫，后又糅合了民間想象的通俗小說。據此，邵文指出當以網絡故事源頭的“金庸客棧”錨定網絡文學的起點。這一觀點借鑒媒介環境學思路，跳出傳統文學和“紙媒—網絡”兩分的局限，從口傳、印刷、網絡等媒介更替的角度看待文學，在新媒體助力下開發出民眾創作欲，并得到民間響應。“故事說”在北大研究團隊強勁的話語生產力推動下，獲得諸多后續支持，如根據知名網絡作者訪談撰寫的《為什么網文界認為黃易是網絡小說的鼻祖》《為什么大神們共推〈風姿物語〉為網文開山作》等。

從邏輯上看，說網絡文學從故事出發經不起推敲，因為它以通俗小說代替網絡文學整體，以小類型遮蔽大概念，將目光集中在既定作品和特定時段的主流，忽略了對象的豐富內涵和真實歷史。對這一軟肋，邵燕君本人并非毫無察覺，她提出《為什么網文不等于網絡文學》，建議以基于爽感的“網文”指稱當前網絡創作主流來解決對象過于狹窄的問題。然而，與這篇文章刊發在《文藝報》同一天同一欄目中的《為什么說中國網絡文學的起始點是金庸客棧》，依然毫不客氣地用通俗小說指代網絡文學整體。通俗“網文”之所以如此顯赫，是由于其已成文化產業主流，以小“網文”替代大“網絡文學”，即以經濟利益遮蔽文學的差異性。也許邵文并無意為資本背書，但其論述卻構成學術話語和資本聯手的霸權事實。而以縮略語簡化、省略和替代概念復雜性、從而遮蔽其真實內涵和其中矛盾的權力機制的做法，恰是馬爾庫塞在《單向度人》中揭示出的文化工業詭計。“故事說”符合文化工業的選擇。在文學網站乃至作者看來，“故事”等同于“IP”，而“IP”本意“知識產權”則是經濟法律范疇內的概念，是投資獲利過程中用以確認收入分配權屬的概念。“好故事就是好IP，改編收益等同于社會價值”的思路，實質是從產品“供給側”限制了網絡文學讀者選擇的權力。因此，“故事說”不可避免地與通過故事賺錢的壟斷資本一起忽略并壓制了網絡文學其他的可能性。

“故事說”系列文章多次贊揚故事的平民化和大眾性，強調網絡釋放民間生產力的潛能，并援引諸多網文大神訪談為例證。但需注意，這些訪談對象均是付費閱讀和IP產業經濟鏈條中的受益者，他們必然站在維護資本也即自身利益的立場上。當前新媒介文化語境中，從故事出發就是用IP掙錢，無論“粉絲經濟”還是“用愛發電”，歸根結底都指向精神愉悅和金錢付出的等價交換——看似響應讀者需求，實際上這些“讀者”僅指網文“消費者”。網文大神“月收入過百萬”“簽約過千萬”的數字神話，使得如今網絡文學中最成功的故事不再是玄幻言情，而是金錢的故事。早期互聯網媒介推崇的“免費”“共享”“抵抗”等理想，在產業鏈條中遭遇“白嫖”的污名化。在資本主導的網絡文學這一始于“民間創造”，終于“IP富豪榜”的發展鏈條中，一以貫之的是強行將“道德”與“消費”捆綁的金錢邏輯。

因此，“故事說”中冠以大眾生產力之名的民間創作，在中國網絡文學語境中，并非真正“大眾的文化”，而是滿足民眾閱讀需求旗幟下的消費強權。而認同這一邏輯的學術觀點，則借助“網絡土著”“網生代”等語匯，突出消費經驗基礎上的媒介經驗區隔，以看似發自民間的網絡語言教導受眾認同金錢與故事的等價交換。這種做法一方面將精神理想的崇高感剔出“網絡文學”；一方面削弱受眾自發的反抗，瓦解粉絲文化一貫的“游牧”“盜獵”陣營，因為這些行為天然與強調IP的資本作對。如果要強調網絡文學的民間性、大眾性，就必須意識到，沒有權力之外的媒介，也沒有均質一體的文化。

對比前述“技術說”以及下文將提到的“建制說”不難看出，此兩說雖不夠確切，但以技術或現象為依托的思路是包容的。它們將網絡文學現象放在開放的傳播體系內，尊重媒介文化所必需的最廣泛的受眾、向當代生活開放、超越審美體系等特質。而“故事說”雖然看似同樣包容，卻容易為文化資本利用，遵循既成事實法則，從市場最強勢種類出發推崇所謂“民間創造力”掩飾下的資本驅動，忽略當代媒介文化、大眾文化背后權力的復雜性。邵文在回應歐陽和馬季的《不辨主脈，何論源頭？——再論為什么中國網絡文學的源頭是金庸客棧》中，提出如下問題：“如果此二說成立，我們就無法解釋，為什么網絡革命在全世界發生，卻只有中國出現如此蔚為大觀的網絡文學生態，而引領互聯網革命的歐美并未生長出一種有別于印刷時代文學工業的網絡文學工業？”實際上，這個問題恰好揭示出“故事說”自身缺陷，即忽視我國文化體制獨特性，將網絡文學的生成看得過于簡單。

盡管“故事說”存在訛誤，但從當前創作網絡文學主流，特別是“推動這一新媒介文學高速成長20余年”角度看也有其道理。不容否認，從故事出發的通俗小說已悄然占據網絡文學領域，它第一次使文學創作變成生產，將網絡創作中的勞動關系問題、商業機制問題、生產效率問題等，帶入當代中國文化語境，并在學術領域、讀者群體、媒介和產業中引發連鎖反應。對有關從網絡文學到“網文”的窄小化和變異性轉變的具體流變，可參見拙文《網文誕生：數據的權力與突圍》所作譜系辨析。必須承認，故事不能替代網絡文學整體，也不應以其確定網絡文學起點；但不容否認，一個個精彩耐讀的故事將網絡文學從技術與文字結合的抽象中解脫出來，從網絡帖子到精美書籍，再到有聲書、影視、舞臺劇、劇本殺……好故事在媒介融合的技術支持和資本增長的收益鼓勵之下，賦予網絡文學更豐滿的血肉。

三 、1998——從建制出發

在《一個時代的文學坐標——中國網絡文學緣起之我見》中，馬季以1998年為網絡文學起點，將文學網站“榕樹下”和作品《第一次的親密接觸》的在線連載結合，提出以現象定緣起的說法。作為大眾文化現象的網絡文學之所以能夠成立，離不開大眾認知。當前，以1998年作為網絡文學起點的說法最為大眾認可。此前，人們以“數碼文學”“網路文學”之類指代網上作品；而此后，印刷媒體基本采取“網絡文學”統稱。“名正”才能“言順”，確定的稱謂將網上網下、專人和大眾聚集在同一領域。從這個角度講，1998年似乎頗有合理性。這種說法的問題在于，大眾傳媒最擅長汰舊納新，它們不僅關注現象、挖掘現象，還制造現象、替換現象。如果僅僅停留在現象本身，就很難說通在如今“榕樹下”已然關站，沒有任何知名網絡作家公開承認以《第一次的親密接觸》為寫作模板——也即“現象說”據以定位的兩項依據都難立足的情況下，為何年份卻獨獨留存下來。我認為，與其說兩個接近時點的事件孕育了網絡文學，不如說是多年以后建制化的網絡文學追認1998年為起點。

在當前我國文化格局中，能獲得廣泛認知的現象必然是被體制選定的對象，正是體制力量使1998年與網絡文學綁定，1998年在網絡文學發展史上的地位在一系列體制建構中確立。2008年，中國作協指導網站中文在線與期刊《長篇小說選刊》組織“網絡文學十年盤點”；2018年，中國作協網絡文學委員會、上海市新聞出版局、上海市作家協會、閱文集團聯合評選“中國網絡文學20年20部優秀作品”。文學體制對“十年”“二十年”的認定、總結和紀念活動引起系列后續動作，如作協等團體對從業者的帶動和組織、入選作品和上榜作家的經典化、示范性和顯而易見的地位提升等，都離不開體制確認。隨之而來的各類媒體資源配給和注意力傾斜，更使“1998”深入人心。因此，這一年份在公眾心目中留下的深刻印象并非源于當時現象，而是由于體制的建構，將“現象說”改稱“建制說”更恰切。每一種新文化都自然地在傳統價值體系中尋找依據，受眾則通過辨別其文化基因加以識別和判定。作為媒介文化現象的一種，網絡文學汲取的文化資源不問東西、包容跨界，資源的豐富性賦予其面貌的多樣性。體制雖是文化的外部因素，對當代中國大眾媒介文化面貌卻是決定性的，其揀選與抉擇決定著胚胎期網絡文學的發育程度及其誕生時的模樣。

有些人會以為，打通在線付費模式的“起點中文網”創造了真正的網絡文學，而實際情況是，得不到體制容許和認可，網上作品很難為國人所知；體制管理的松緊也把握著網絡文學的命脈。前面“為什么網絡革命在全世界發生，卻只有中國出現如此蔚為大觀的網絡文學生態” 的提問，即可從我國與他國不同的文化體制中找到答案。我國當代文學始終推崇批判現實主義手法，以嚴肅文學為主潮，公眾所見通俗、娛樂文化產品，大部分由中國港臺而來。內地龐大的閱讀需求導致通俗小說在網上噴薄而出，而相應的市場空缺則為新進入媒介領域的資本提供機會。

回到馬季文章，其“網絡文學大賽……為他們（網絡作者）和傳統文學之間搭建了一座橋梁”“承襲了前輩作家的文學理想，同時開辟了網絡文學的嶄新天地”等看法，與其編輯、作家、中國作協工作的“文學圈內人”身份分不開。站在這種立場，馬季自然從文學建制角度出發，將網絡文學建筑在由編審體系、藝術自律和文學傳統組織起來的，超越媒介技術、包容更加廣博的“文學性”上。即便在最初零散的個體網絡創作中，網絡文學也同樣帶有鮮明的文學自覺，但只有當其壯大為經濟實體和產業之后，才能獲得體制關注。因此，如今常將早期網絡文學式微歸咎為缺乏盈利模式。然而，這還未觸及問題的根本，原創性缺乏才是當時以“榕樹下”為代表的早期網絡文學的“死穴”。

在當時媒介環境下，網絡文學站點無論編輯審稿、擇優編發的內部流程，還是結集出版、與書刊電臺合作的輸出模式，都因襲印刷報刊工作方式。雖然“榕樹下”不缺新題材，也不乏新想法和新的市場觀念，但總體來說其作者中心、編輯篩選、擇優錄用的發表思路，秉持印刷媒介傳統，因此就無法忽視原有文質彬彬的評判標準和文以載道的社會責任。傳統文學需要基于概括的個性、源于積累的靈感和受過訓練的文筆，是熟習文本后精益求精的產物；而互聯網卻賦予無準備者話語權，讓靈機一動的言辭和一夜爆紅的奇遇成為常態。當無差別大眾介入精英領域，會形成狂妄自大和謹小慎微兩種極端。在“榕樹下”的投稿者中后者居多，他們需要的并不是突破權威的表達自由，而是權威允許的渠道選擇自由——最終目的依然是進入權威視野，得到體制認可，因此也就難免抱著后學心態期待名家眷顧。

可見，“榕樹下”等早期文學網站問題在于試圖將龐大的網絡生產力納入高度內卷的傳統媒介細流。這使它既未充分開發網絡動能，又不敢徹底擺脫印刷品的規矩。“榕樹下”集中體現出網絡文人心目中的“文學性”，核心人員后來均走向或回歸傳統文學領域：李尋歡因圖書策劃成功、安妮寶貝專心寫作出書、陳村感嘆“我以為先鋒的東西，網絡并沒有出現”。這些歷史事實都說明，此時的網絡文學與新媒體貌合神離，其態度無論因襲、致敬或挑戰，都圍繞印刷媒介中心。印刷文明積累了藝術自律的準則，借助印刷文明孕育的文學理解來要求“網絡文學”，是一種缺乏媒介自信的歧途。

四、網絡文學——媒介轉型的產物

我們談論現象源起，必須辨析其特定性和差異性。使網絡文學區別于其他文學、得以在當代文化中立足壯大的首要因素是媒介特性。在網絡文學中，媒介特性即新媒介的傳播力、影響力和對人們交互方式的改變；文學在不同媒介階段衍生出的不同路徑和形態；體制、資本及其他權力控制在媒介表現及傳播后果方面的影響。只有以上一系列特性得到充分體現，新媒介與以往媒介的接洽與轉型完成之后，網絡文學才得以成型。我們不妨據此反觀前述幾種有關網絡文學起點的爭論。

歐陽友權從媒介發生角度提出的技術起點將網絡文學歷史推演到1991年，但其時所謂互聯網也只是雛形，是一個快捷的傳輸工具，尚未完全體現其媒介特性，無法從中看到真正具備革命性的網絡文學。這一時期沒有留下獨立作品，也說明新概念缺乏成立的基礎。同時，技術不斷進化演變，如果將網絡文學建基于其媒介依附性，就會不斷遭遇強制換代的命運，“網絡文學”變成郵件文學、論壇文學、微博文學或公號文學。通過數位詩和電子期刊的實例更可看出，技術的簡單或復雜不起主導作用，網絡文學與技術相關但并非建基其上。

邵燕君等以“金庸客棧”論壇創立的1996年為標志，提出“故事說”，認為網絡釋放了民間對于聽故事和講故事的一貫欲望，網絡寫作就是民眾的寫作。但互聯網這種技術和資金密集型媒介上，其實打著深刻的權力烙印。源自民間的故事欲可能激發流行語和段子，卻無法支撐規模化的專業寫作，我國如今網絡類型小說為主的面貌完全是資本的選擇。所以不應對寫網絡故事的群體過于樂觀，這里的“民間”其實是對主流之外的資本力量包裝的策略，是一種話語權和文化市場主導權的讓渡。秉持這一觀點必須解釋大眾文化生成背后的權力機制，即在哪些方面談論民間和平等，在何種層次上是對權力的加強。

馬季從影響面和認知角度，以《第一次的親密接觸》和“榕樹下”標志，提出“現象起點”，本文稱“建制說”。雖然公眾印象很大程度上來源于體制建構，但也由于比起抽象的技術或模糊的“民間”來說，1998年前后的現象更有標志性。遺憾的是這一起點仍不夠堅實。尤其“榕樹下”及類似網站所構想的網絡文學，是把網絡產出納入印刷媒介中。這種想法自源頭即謀求被優勢媒介接納，未預想到媒介勢力格局的變化，由于缺乏媒介自信而不足以獨立支撐網絡文學概念。

網絡文學的生成是文化概念經歷媒介轉型的系列過程，確實與舊有技術環境、文學觀念、社會體制有千絲萬縷的聯系。以上三種說法可看作網絡文學生成和醞釀期的歷程，不同因素都貢獻部分力量。然而，只有走完媒介轉型發端、實踐，以及為劃定邊界所作的挑戰和對抗之后，通過在不同權力糾葛中探尋可附著的依據、吸取可利用的資源、掙脫有形和無形的觀念以及制度束縛，網絡文學才真正實現媒介轉型后，能夠立足于力量紛爭、表現多元的媒介環境。

談論網絡文學的起點，不必拘泥于本質主義的標志作品與年限，而是可以將在1990年代的語境作為其整體的出發點：1991年技術提供了變化的載體以及文學上網的可能，1996年通俗小說論壇篩選出最能激發民眾言說欲望的故事內容，1997、1998年的站點和作品等提供標志性的案例。當然，如果一定要為網絡文學這一我國當代文化概念設立明確年限區分，不妨從2000年算起。

網絡文學以2000年為起點，首先滿足社會民眾心理期待與新興行業轉換形象的需求。2000是新千年的開端，沉浸在對未來憧憬中的民眾，自然對科技、異域、全球乃至虛擬世界等新鮮事物充滿好奇和友善態度。在這種開放氛圍中，與新媒介技術相關的新概念順理成章地成為全社會對未來幻想的投射。恰逢當時互聯網新興概念風頭正勁、經費充足，處在以“燒錢”提升知名度和美譽度的階段。因此，新千年之際，新興科技公司、互聯網公司積極策劃公關活動，以便將自身形象從生僻的專業技術引領者過渡到不可或缺的社會生活參與者。在雙方共同的期待中，“網絡文學”這個看起來聯系傳統與現代、洋溢著高科技和時尚感，又從情感和文化角度親近青春群體的詞匯，成為高科技公司和社會公眾期待的連接點。因此，新千年來臨之際，不僅有主營文學業務的網站“榕樹下”組織“首屆網絡文學大獎賽”；綜合性門戶網站網易也從諸多業務中選定利潤不高但公眾接受度高的文學頻道，舉辦“中國網絡文學獎評選”。

作品依然是文學現象的核心。2000年前后我國網絡文學作品下網出版呈現井噴。前面提到的《第一次的親密接觸》雖1998年即開始在中國臺灣線上連載出版繁體書，但由于技術門檻、網絡屏蔽和文字編碼等區隔，不僅在中國大陸無人知曉，廣大中國臺灣讀者也無法窺得真容。直到1999年11月中國大陸的知識出版社出版簡體字書，它才真正走下網絡為人們所認識。這是中國大陸第一本從網絡到印刷品的讀物，這一標志性的媒介轉型事件中，“帖子”變成書籍，網絡文學概念成為大眾文化議題。此書簡體字版的引進和面世速度、效率和發行策略等，在當時積極謀求市場化新方向的書刊出版界也具有示范意義。實體書為構想新媒介中的新文化形式提供了確定的所指，讀者可經由熟悉的書籍、新鮮的文本，窺得所謂“網絡文學”新面貌，并由之區分電腦網絡與其他傳播工具，構想其文化生產潛力；而諸多文化形式中最易描述和參與的就是文學，《第一次的親密接觸》跨越海峽、跨越媒介的轉型，為網絡文學提供了成為大眾文化的認知基礎。

標志性的《第一次的親密接觸》下線出版，帶動了當時網絡文學媒介轉型的潮流。從優勢媒介對新現象的資源配給、印刷出版和文學期刊對網絡作品的追捧等方面，同樣可見這一年的重要性。2000年，中國大陸原創網絡文學迅速興盛并出現出版小高潮，主營網絡文學的“榕樹下”網站集中發力輸出作品：1月岳麓書社推出《風言風語：陳村評說網文》，安妮寶貝《告別薇安》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推出更標志網絡文學的文學地位獲得國家級大社認可；4月花城出版社出版陳村主編的《性感時代的小飯館》《蚊子的遺書》《我愛上那個坐懷不亂的女子》等榕樹下作品選集，并在此后數年形成系列；7月中國社會出版社推出李尋歡《迷失在網絡中的愛情》……2000年6月出版的榕樹下《99中國年度最佳網絡文學》為以“年選”為特色的漓江出版社開啟了延續至今的“網絡文學年選”書系，9月上海文藝出版社推出海外中文網絡文學網站“橄欖樹”主編的評論集《誰的思緒走得比大地更遠》……2000年，權威文學雜志《當代》開設“網絡文學”專欄，其他傳統文學雜志如《小說界》《作家評論》也為網絡文學（或描寫網絡生活的作品）留出版面。可見當時人們對于什么是“網絡文學”已有共識，且網上創作生態頗具規模，有足夠數量的作品可資選擇，經得起專業編輯從文學性、市場性等多維度出發的挑剔眼光。

為迎接2000年發起的網絡文學大賽以及創作出版熱潮，也引發評論界關注，王干、余華、王安憶等人以及長期為網絡文學鼓與呼的陳村等文學界知名人士，都多次就網絡文學發聲。至此，網絡文學形成明確的當代文學潮流。作品集的出版為研究者提供確定可分析的文本；使網絡文學正式進入學術視野，成為堪與印刷品乃至歷代經典共同獲得言說的對象。權威文學研究者的關注明確了網絡文學作為文學的價值和獨立性，并通過教材編寫、高校組織等廣泛傳播。上海大學葛紅兵2000年獲得上海市教委“網絡文學研究”項目資助，并將研究成果編入《文學概論通用教程》，網絡文學從而通過教學系統，從專家關注的小現象散播到青年一代的視野中；若干年后，中國作協網絡文學培訓基地落戶上海大學的事件由此也可追溯至2000年。這一年，文學研究界有關“網絡文學”的態度，通過強大的理論話語、權威期刊的話題選擇，以及多維度的探討集中爆發。王一川在2000年第3期《大家》發表《網絡時代文學，什么是不能少的》，指出網絡文學雙向溝通、即時海量、個人性和日常性等“區別于現成文學寫作社會性和精神性”的幾點不同。這種說法尊重網絡文學的媒介特性，并對其在媒介層面引發的文學革新進行宏觀對照，可謂一語道破網絡文學本質。謝有順從一個側面記錄了當時文學評論研究界對這一現象的熱切：“當網絡文學在傳媒和書市上鬧得沸沸揚揚的時候，我本以為自己可以置若罔聞，沒想到，不過是幾個月的時間，就有好幾套印刷精美的網絡文學叢書擺在了我的桌上；翻開報紙雜志，到處都在說這事；自己也接到了不少與此話題有關的約稿”。權威期刊對專業研究者選題議程的設置和示范作用毋庸置疑。2000年第5期《文學評論》上的一篇《網絡文學芻議》極大引導并提升了專業領域對網絡文學的關注度，間接為后續學術文章數量的猛增助力。2001年，與“網絡文學”相關的文章僅進入北大核心目錄刊物的就有46篇，不僅《當代文壇》《探索與爭鳴》《小說評論》等對學術動向十分敏感的重要學術雜志參與其中，《社會科學》雜志還組織 “網絡文學與當代文學發展筆談”，以可觀的版面刊發王宏圖、聶道先、葛紅兵等人文章。可見，金振邦將網絡文學稱作“新世紀文學研究的熱點之一”已成當時共識。我們知道，理論研究相對現象更需沉淀，學術期刊選題與發表也具有時延。以上2001年集中出現的理論、評論和文學期刊組稿等，可看作作為學術熱點的網絡文學現象自2000年起發酵、引起專業人士關注后，積累和沉淀的成果。

新聞媒體報道的詞匯選擇、提問組織方式等，也有助于網絡文學差異性媒介身份的凸顯。1999年12月2日，《中華讀書報》以《網絡文學：新文明的號角還是新瓶裝舊酒》為題發文，將網易文學頁面對網絡文學“時代新文化運動的先聲”的指代轉移到報端，就“網絡文學究竟算不算一種文學”“網絡文學的前景和評判標準”等問題，采訪“傳統作家、評論家、網絡寫家、網民”……夸張的網絡修辭在印刷媒體中呈現出意想不到的效果，網絡文學被提升到與以往優勢媒介文化平齊的“新文明”層面。大眾文化概念的成立離不開大眾的認識和參與。這篇文章試圖勾勒差異性文化身份、媒介身份大眾心目中的網絡文學形象，從而將其納入社會文化體系。采訪對象身份和社會層次的多元也顯示出網絡文學源自媒介的開放性。大眾媒介原本就需要通過制造話題吸引不同群體發聲，而互聯網公眾言說的便利性，更容易引起不同階層發聲。當然，這種開放性也存在選擇，其依據就是媒介應用本身。不難看出，有關網絡文學的探討，突出了善用網絡媒體的群體如青年和高科技人群，以及愛發聲、善發聲或造詞的群體。文章標題“新文明的號角”“舊瓶裝新酒”，甚至個別人使用的“垃圾”等詞匯，雖與當時書面語體格格不入卻被記住并廣為傳布，凸顯出媒介轉型時期語體和話術策略的轉變。網絡文學看似每個人都能發聲的開放狀態下，隱藏著通過媒介控制發聲機會，通過技術甄別年齡群體，從而實現文化區隔的邏輯。

網絡文學并非橫空出世，它的誕生伴隨著媒介勢力格局的轉換，因此，不能脫離媒介視域孤立看待。與新媒介而來的是媒介融合、文化衍生的一系列新局面，而網絡文學將這些問題帶進出版市場、變成學術議題、擺在公眾面前，從多個方面引發舊有媒介控制模式的松動以及新媒介體制的形成。從印刷文學到網絡文學再到復合媒介形態，一系列活動推進新文化現象的媒介轉型逐步完成。至此，網絡文學才能談論它的起點。

（作者單位：首都師范大學美育研究中心。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數字資本主義與新媒介文藝的轉型研究”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21AZW002；北京市教委重點項目“現實題材轉向中的北京網絡文學研究”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SZ202210028103。原載《當代文壇》202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