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一

談起青年文學的“破圈”，首先要厘清一個概念，即目前人們所說的青年文學，是從哪一個角度來界定的。是描寫青年的文學，還是一種青春期的文學，又或者是青年創作的文學？通常意義上而言，似偏向于第三種。那為何人們會談論青年文學的“破圈”，甚至將之作為一個熱點話題呢？我以為，或許是由于傳統文學今已處于大眾圈外，淪為小圈子的“自娛”，其中最具先鋒性的青年文學便被寄予了“破圈”的期待。因此，這個話題背后，其實牽連著文學在當下的尷尬境遇。

包括作家在內的人文知識分子，面對市場經濟浪潮的沖擊，經歷著經濟生態的改變和身份認同感的尋找，承受著精神焦慮，道德理想主義和審美浪漫主義相依相存。在中國文學史上，尤其是古代文學譜系中，文學本就屬于士大夫“精英”階層，士大夫操持的文學語言，跟平民百姓的日常白話相差很大。上世紀一二十年代文學革命以降，盡管歷程駁雜曲折，但精英文學話語一度呈現出跟大眾文學話語并軌的傾向。而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二者的分流態勢又愈加明顯，漸行漸遠，鮮有交集。這是一個深有意味的話題。

傳統文學今日所遭遇到的沖擊，一個重要側面來自媒介本身。

從影視到新媒體，媒介的影響力早已滲入到文學的肌體之中。文學多樣性的泛化生存，在某種意義上替代了文學的實體生存。上世紀八十年代，文學是活在期刊和詩集里，如今，它不僅存活于期刊、詩集和報紙上，更活躍在互聯網視頻、電影銀幕、電視劇熒屏、廣告、微信等構成的媒介之網中。

如果不去感知這種泛化的文學生存圖景，人們對文學的理解會越來越狹隘。應當有更多學者來關注如今的新媒介與影視藝術，關注文學的跨媒介生存，才能使當代文學創作和文學研究的路徑，跟文學多樣性泛化的生存狀態匹配。這是當代文學創作和文學研究進行生存拓展與“自救”的一條重要路徑。

影視躍居時代文化之主流，是無可爭議的事實。這樣一個現象，跟傳統文學是什么關系？對文學產生了什么影響？文學給予了它什么樣的滋養？它在影響文學的時候，是否更改了文學的生態？甚至更改了文學的邊界和定義，規約著當代作家從事寫作的姿態、技巧和審美風格？

可以確定的是，文學的生命力通過影像得到了更大強度和幅度的傳播。比如，第五代電影是中國電影史上的輝煌篇章，其中有七八成作品改編自當代文學。第五代導演幾乎每個人都是“文學控”，如張藝謀、陳凱歌、田壯壯，他們醉心于文學（尤其是同時代文學）的改編，張藝謀坦言：“當代文學是中國當代電影的一根拐杖。”

相較而言，傳統意義上的文學，在當下的文化語境中變得孱弱甚至失語。這絕非說文學本身失掉了力量，而是實體文學的影響力在過去二三十年間歷經了一個逐漸減退的歷程。時至今日，純文學期刊對大眾的覆蓋面和影響力，且不說“優愛騰芒”或者抖音快手，即便跟微信微博的“大號”相比，其差距也堪比云泥。上述種種，皆是確鑿情狀。于身份認同陷入困局的文學創作者、文學研究者而言，議論“破圈”的話題，多少有些緣此而來的焦慮吧！

二

“破圈”問題，原是以二次元（ACGN）文化為重要代表的青年當代亞文化所面臨的問題。然而通過微博、自媒體的發酵疊加效應，它們如今都已經演變為今天的準主流文化。曾經嚷嚷著要“破圈”的各種亞文化，今天早就出了“圈”，甚至可以說是過剩了。

文學本該與大眾保持高頻率的互動。文學的意義，很大程度上來自于受眾的接受與反饋。文學“失去轟動效應”之后，如何重歸大眾視野，如何在新媒介語境下持守充當社會鏡像、面向現實發言的傳統，如何使文學保留對社會的干預和對大眾的影響，與今日之文學及文學界，于文學青年，都是亟需重視的問題。

文學青年，或稱“文青”，曾經與普羅大眾相比有著明顯的精神優越性，但時過境遷，如今似乎變成了一個調侃意味濃重的語詞。這一詞語調侃的對象，在當下，往往以一種無奈、無力和無助的形象出現。

返觀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之所以被稱為文學的“黃金年代”，不僅因為文學領域本身的成就，更是因為那個時期的文學青年有著敏銳的、先鋒的、強大的公共性，對社會事務有著巨大的參與熱忱，并且能通過文學文本、自身人格逆向地去塑造和影響社會。

今天的文學青年和青年文學，多大意義上還保留著這些鋒芒？或許有人會辯解，鋒芒內化成了靈魂和血液，只是無人共鳴；可既然無人知曉，無人共鳴，又談何鋒芒和公共性呢？收斂鋒芒，看似是主動“藏鋒”，實際上往往是被動“風化”。

青年文學，本該引領文學乃至社會的新思潮。上世紀那些先鋒作家們，莫言、余華、馬原、格非，彼時都是二三十歲的青年，他們用充滿靈性和創造力的筆觸，用熾烈激蕩的先鋒精神，呼應著思想文化的啟蒙浪潮，給一個時代和民族留下了永不漶滅的文化印記。

不無遺憾的是，青年文學曾占據社會文化思潮的核心，如今已退居大眾媒介的視線之外；青年文學曾引領風氣之先，如今蜷縮在角落少人關注問津。而今天許多學院內外的文學界傳統人士，無視或不愿直面時代藝術潮流的重大變遷，依然在修筑“審美高度”的壁壘，依然對文學的泛化生存趨勢本能拒斥，人為設置屏障來阻斷文學的大眾傳播。

在任何時代，觀念的革新永遠步履維艱。如果說文學之“破圈”，即幫助文學重樹時代尊嚴，為泛媒介時代輸入文學素養的話，那么，今日之文學（尤其是青年文學）到了需要自省的時候——是甘愿沉寂，還是有意“破圈”、“出圈”？如果有，何去何從何為？

三

讓今日的精英文學與大眾藝術合流，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當務之急，二者需要心平氣和地相互凝視。文學界尤其需要摒棄精英文學/大眾文學的二元優劣對立論，只有在彼此尊重的前提下才能對話，只有建構對話的渠道，才能找到彼此共通的語匯。另一方面，如果大眾藝術一味循著市場以及商業文化的軌道奔馳，對具有思想與藝術純度的文學追求失去敬畏，那么，在資本逐利的市場原野上，大眾藝術將如同脫韁野馬，容易大量催生片面迎合大眾感官趣味的內容，只能充當文化快消品，旋生旋滅，迅速被時代拋棄。

藝術是雙向的能動創造，創作者在引導著觀眾的審美趣味，觀眾的審美趣味又會逆向作用于創作者。隨著高等教育不斷普及，人們通過互聯網接觸到的信息越來越多，大眾的審美格調不斷在提高，對作品的要求也在一步步提高。近幾年，影視劇杰作不斷涌現，已經昭示著“文學性”在影視作品的回歸之勢。當《山海情》《大江大河》《沉默的真相》《隱秘的角落》《怪你過分美麗》《我是余歡水》這些兼具藝術品味與市場效應的劇集層出不窮之時，我們還能簡單地指認劇集是消遣娛樂的代名詞嗎？多年以來的刻板印象，早該畫句號了。

事物的發展，有一個此消彼長、此起彼伏的過程，在大眾文化的野蠻生長期，“文學性”一度與之遠離，但隨著行業的日益發展和規范，受眾的審美品味不斷提高，“文學性”的回歸已成大勢所趨。可以預見，將會有更多創作者，在傳統文學與大眾藝術并軌的道路上孜孜求索，他們以及他們的作品便是文學生命力從未息止的證明。

回到最初的問題，青年文學如何“破圈”，作為一個文學向新媒介轉軌過程中的身體力行者，結合個人多年來的創作和研究歷程，有以下四點心得：

第一，需有向大眾表達的意愿。青年寫作者首先要有這個意愿，想要對大眾有所表達，想創作面向大眾的作品。有意愿，才能談“出圈”的可能性。藝術創作上，意愿比能力更重要。有了表達的意愿，能力才有被激發的可能。如果意識沒有覺醒，能力就更不可能被激發。很多人說自己沒有“破圈”的能力，更多情況下是沒有“破圈”的意愿。

第二，要有對話大眾的思維。對話大眾與自我表達是兩種不同的感知模式，也是兩種不同的思維方式和表意途徑。兩種思維方式進行轉換的時候，可能會碰到阻礙。創作者倘能從大眾角度思考，思維轉換就比較快。如果不太適應大眾視角，轉換起來就困難些。如果缺乏對話大眾的能力，那就只能止步于自我表達，“破圈”就無從談起了。有些創作者可能藝術直覺很好，審美感覺很準，但無法用形象的藝術語匯跟大眾對話，這種情況是常見的。

第三，需要在適應的基礎上有所提升。與大眾進行對話，不是去取媚于大眾，而是需要適應大眾。但適應不是低姿態的，適應本身只是起點，適應基礎之上的提升才是關鍵。傳播的有效性很重要，作品必須讓受眾能看懂、有感觸、生共鳴；當傳播效果好的時候，在這個基礎上提升思想內涵，受眾就能有效接受到這些信息；如果傳播本身效能很低，附加的思想內涵也都是無效的。

第四，要有跟大眾文化生產消費體制共存的勇氣和耐力。“破圈”不是一個即時完成的動作，而是一個歷時行進的過程。在這個過程當中，可能會打破以往創作的模式，可能需要進行反復地磨合，有時需要嵌入體系之中。創作是這個體系當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但不是唯一的部分。既然最后要與大眾廣泛對接，就必然無法回避生產消費體制中的其他環節。如果創作者沒有跟多元化的合作主體交流溝通乃至碰撞磨合的勇氣和耐力，那么，創作“破圈”也仍然是一種奢望。

正視媒介的歷史處境，是文學創作者和研究者內心要邁過的一道門檻。

文學，在中國一直被賦予了各種社會、歷史、人文和道德功能，擔負著影響時代、改變人的時代處境的使命。與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相比，目前的文學界顯然落寞了，一直被現實改變，少有意愿和能力影響和改變現實。源于此，今日之文學尤其是青年文學，當“出圈”否？如何“破圈”？的確是一個著眼當下、攸關未來的命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