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一、世界與文學的“或然時代”

近幾年來，人們經常會用“變局”這樣的說法來形容我們的時代，會用“不

確定性”來指稱我們所置身的外部世界。這都意味著，我們開始在“大歷史”和“大轉型”的意義上告別過去，面對未來。我們的文學、文化與我們的文學批評，既是這一轉型的重要方面，同時也主動又被動地在不同程度上表征和回應著這一轉型。所以要想搞清楚它們，搞清楚我們文學批評的當下狀況與發展前景，首先就要對這一歷史轉型有一個清醒的認識。

關于這次歷史轉型，我們最經常的說法就是“百年未有之變局”。這一判斷建立在20 世紀初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中國本土與整個世界歷史發展的基礎上，轉型的劇烈、峻急和我們的切身之感，盡顯其中。而在第二層意義上，我們所面對的這次轉型，還意味著全球化的又一次變局。關于全球化的歷史起點，學術界爭議較多。但不管怎么說，無論將起點從1830 年工業資本主義誕生時算起，還是分別上推至18 世紀的工業革命、啟蒙運動以至于十四、十五世紀的歐洲擴張與文藝復興時期等，都是數百年來的全球化進程因為遭遇當前“逆全球化”的思潮與運動（包括“新冠”疫情導致的“熔斷”）而引發了重大調整與重構。在第三層意義上，科學家們甚至認為，由于人類已經成為影響地球的地質、地表、生態環境、氣候與物種的主導性力量，災難性地改變和破壞著地球，因此在地球歷史和地質年代的意義上，地球已經結束了12000 年來的“全新世”（Holocene），進入了“人類世”（Anthropocene）時代，從此開始，人類必將承受其咎由自取的悲劇命運。在第四層意義上，更有以歷史學家尤瓦爾·赫拉利為代表的一種觀點認為，由于數字技術、人工智能和基因工程等方面的高速發展，開始于4 萬至30 萬年前至今的智人時代已臨近結束，我們目前的人類作為晚期智人，正在不知所終地“接近下一個奇點”。在《人類簡史》的最后一章“智人末日”中，赫拉利指出：“物理學家認為宇宙大爆炸（Big Bang）就是一個奇點（Singularity）。在奇點之前，所有我們認知的自然法則都還不存在，就連時間也不存在。所以要說宇宙大爆炸‘之前’如何如何，對我們來說是沒有意義、無法理解的。而我們可能正在接近下一個奇點，所有我們現在這個世界的意義（不論是你我、男女、愛恨）都即將變得再也無關緊要。而在那個點之后的任何事，都還超出我們現在所能想象的?！?/p>

所以說，無論是相對于20 世紀以來的百年，還是相對于無比漫長的數萬、數十萬年，人類都面臨著一個巨大的拐點，處于一次無比重大的歷史轉型中。我們所面對的，既是百年未有之變局，同時也是數百年、數萬、數十萬年以來未有之巨大變局。而且，尤其重要的是，這一變局或轉型的方向、目標與路徑，轉型后的基本狀況，不僅沒有歷史哲學的支撐與依據，甚至也沒有基本可靠的未來想象。拐點之后，究竟如何？一切都處于我們所常說的“不確定性”中。所以，我以為我們這個世界正處于一個“不確定性”的“或然時代”。

應該指出的是，我所使用的“或然”一詞，受啟發于人工智能機器人微軟小冰的詩畫著作《或然世界》，只是其所指，為我擴展和轉換?！盎蛉弧钡恼f法，能很準確地道出我們這個轉型時代“不確定性”的基本特征。小冰的創作，也很突出和極富挑戰性地體現了我們的文學同樣也面臨著重大轉型，處于其不確定的“或然時代”。

文學的“或然時代”，表面上體現為喪失精神關切和思想重力的喧囂與泡沫，體現為沒有靈魂指引和喪失方向感的話語空轉和精神夢游，論文沽名且釣譽，“著書都為稻粱謀”；也體現為抱持人文主義價值理想的文學堅守，以及很多超越舊的文學成規的真誠嚴肅的新銳探索，總體上似乎泥沙俱下、良莠雜陳，有著許多可能。但是在這片泛濫無形的喧囂與諸多“或然”的背后，文學生態的巨大變化和文學性的顛覆性調整，卻是一種實質性的“確然”。近些年來，從2010 年《人民文學》所倡導的非虛構寫作開始，到生態文學、網絡文學、科幻文學的形成熱潮，再到“AI 寫作”的出現，以及文學與電子游戲、短視頻、脫口秀等影像、視覺和表演文化的跨界互聯，顯著改觀了既往的文學生態與“文學性”內涵。比如在談到非虛構寫作對文學生態的突破性意義時，就有學者指出：“面對變化萬端的轉型時代，非虛構寫作共享了一種清晰的在場感和方向感，回應了時代的需求。”然而，在堅硬的現實面前，既有的文學樣式要么顯得軟弱無力……要么沉湎快餐式寫作，墮落為消費時代的同謀。文學與時代之間留下了巨大的真空地帶，非虛構寫作的出現在某種程度上填補了這一真空中的一角。尤其是非虛構寫作強調對當代中國的介入和在場，以及其所追求的真實書寫，一定程度上顯示了文學的力量?！边@樣的見解，同時還突出了非虛構寫作以其獨特的“在場感”與文學的“力量”對于之前“文學性”中“軟弱”的校正與強化。而梁鴻也認為：“就文學本身而言，非虛構寫作激活了文學內部的自我禁錮。自20 世紀80 年代以來，文學越來越邊緣化，‘文學要回到自身’，其語言、修辭都傾向于內化，而非虛構重新打開了文學與社會現實之間的空間，這是文學自身的一次反動，它使得‘文學’這一日漸固化和封閉化的概念再次進行自我修正?！辈贿^，在指出非虛構寫作的改良文學生態及對“文學性”進行“修正”的意義時，梁鴻還一再強調“不要急于界定到底什么是標準的非虛構寫作”，“非虛構寫作還是一個開放的、富于活力的寫作形態”，“要嘗試各種寫法的可能性”，它是一種不確定性的寫作。實際上，這樣的意義與特性，同樣也體現在如上所述的另外一些文學類型中。如對網絡文學，謝有順就很明確地說過：“它不僅改變了現有的文學生態，也正在改變我們對文學的固有看法。”網絡文學的仙俠、玄幻、架空、穿越、超鏈接、IP 產業鏈、“共營合伙人”制度和“大神培育體系”（閱文集團羅立語），以及人工智能少女詩人微軟小冰佳句頗多的詩歌創作（《陽光失了玻璃窗》《或然世界》）、科幻作家陳楸帆與人工智能互嵌后的自我賽博化……如此種種，對于之前的文學生態與文學性，同樣均有實質性的改變，但這些改變，也都正如梁鴻所說的，一切才剛剛開始，未來到底如何，充滿著“不確定性”。

二、轉型中的批評文化

很難確定和充滿“或然”的，不僅是文學創作與整個世界，我們的文學批評以及整個批評文化，其實也進入了一個“或然時代”，處于多方面的變動與轉型中。

首先在批評制度方面，20 世紀90 年代由作協批評、學院批評和媒體批評三分天下的格局演變為21 世紀以后學院批評的不斷擴展和漫溢，近幾年來，甚至形成了一種“泛學院化”傾向。本來，學院批評作為批評界的一個方面，有其自身存在的理由與價值，其優長與問題，往往也都局限于學院內部，但是由于從學院出發的學術評價體系對文聯、作協系統的創研機構和批評刊物的滲透與影響，特別是經過學院的熔爐所規訓和生產出來的批評主體源源不斷地向作協、媒體和整個文化界的輸送，整個批評體系中的“泛學院化”現象終致形成。對于經過學院規訓后的批評主體，學院中人最為了解，陳思和就曾指出“學院體制本身會對青年學者帶來某種束縛，就目前的學院評價體系而言，是極不利于人文學科青年學人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發展”，“也嚴重拘束了學者的胸襟與視野”。本應具有多元構成和多樣化批評生態的批評界，越來越被如此這般地“泛學院化”，其最后的結局與影響，真的不知伊于胡底；不過，相對于“泛學院化”問題的另一個方面，卻又是目前批評制度中較為活躍的“去學院化”趨向。這一趨向，以形形色色的活動文化、榜單文化和評獎文化等為主要類型，往往由作協、媒體、出版社、作家、批評家、書店、文化空間（著名的如上海的“思南公館”、南京的“先鋒書店”、北京的“小眾書坊”）等共同合作，面向社會公眾推介文學圖書、討論文學話題、發布文學榜單或評獎結果，豐富和增強了批評的形式、內容與公共性，“去學院化”的特點非常明顯，但其超越于活動與形式本身的意義與深度到底如何，這些公共空間的未來景況究竟又會怎樣，也都很難確定。

在批評媒介方面，某種意義上，由于“泛學院化”的影響，紙質媒體中文學批評類的核心期刊一直處于很高的權威性地位，而以往的像《上海文學》《鐘山》和《山花》等文學雜志中如“批評家俱樂部”等批評類欄目的影響力則大不如前；實際上，“泛學院化”的傾向，還使人們忽視了其實非常重要的網絡批評的發展與變化。這些年來，隨著網絡數字媒體的發達，網絡批評已經在起初的網站、博客、微博和BBS 論壇的基礎上生長出更加豐富多樣的微信公眾號、微信朋友圈、微信群和在線直播、網絡互動、視頻會議、音視頻講座、抖音、短視頻、彈幕、跟帖、點贊、文學榜單、流量等新形式，彌補或占取了學院或“泛學院化”之外文學與大眾間的意見交流，生動、鮮活、迅即，更多碎片，也有不少有影響的探索與實踐。較有規模的，像騰訊新聞王姝蘄主持的“視頻會議”“華文好書”“書店守望計劃”“文學脫口秀”等充分挖掘和展現網絡媒體鮮活多樣、即時互動的網絡批評，時常會有數十萬人的參與度；而在個人方面，我以為吳亮繼“微信小說”《不存在的信札》之后正在持續更新中的“微信批評”《小說的終結》和《所在地》等最具價值。吳亮的探索，充分呈現出微信朋友圈的“動態性”特點，一種特殊類型的文學批評，已經初見雛形。比如其2021 年5 月26 日的朋友圈關于余華新作《文城》的評論《小說的終結·6》——“三次拿起《文城》/ 三次放下/ 這是必然的結果/ 不真實，語言不成立/ 但，賣得很好，是的/ 因為，秘密在，平庸，完美的平庸，徹底的平庸/ 現在，所謂的讀者是誰？/ 干干凈凈的年輕人/ 他們喜愛平庸/ 因為，他們沒有讀過《活著》與《許三觀賣血記》/ 那個時代過去了?！蔽淖趾笈浒l《文城》書影，微信好友風舟（丁帆）跟帖“你想活著，必須文城。其中之隱喻可見一斑”，吳亮回復“他是高爾基？”——個中蘊涵意味深長，已勝過許多貌似學術的空闊的宏文。

而在批評理論和批評話語方面，由于占主流地位的學院批評一直習慣于追隨西方理論，使得自己的批評工作變成了西方理論的簡單套用與演練，而忽略了批評主體的真切感受和文學與現實的真正問題，因此，一旦西方進入了一個據稱是“后理論”的時代，無所依傍的學院批評乃至于“泛學院批評”便顯得無所適從、茫無所措，或者是裹足不前地原地空轉，或者干脆倒退進早已失魅的話語體系中。

伊格爾頓在《理論之后》的開頭曾經不無感傷和憂慮地嘆惋和發問道，“文化理論的黃金時代早已消失?！薄胺N種主義已經風光不再”，“但是新的一代未能拿出可與前輩們比肩的觀點”，而在眼下這個“發生了劇變的世界”，“新的時代要求有什么樣的新思維呢”？我不知道伊格爾頓這里所遺憾和寄希望的“新的一代”是否包括中國的批評理論界特別是其中的“新的一代”，總之，作為多年從事文學批評工作的一員，我對此是深感汗顏，并且深知任重道遠，亟待我們重新起步。正如伊格爾頓所發問的，曾經為我們提供著種種“確定性”的理論話語均似失效、充滿著“不確定性”的“或然時代”，我們應該具有什么樣的新思維？

三、“對話批評”的重新建構

伊格爾頓的發問很明確地指出，“新的思維”應該回應“新的時代要求”。綜合我們前面的討論，我以為我們“新的思維”，就是要回應當前所身處的世界與文學的“或然時代”，并且為同樣處于“或然時代”的文學批評探尋出新的出路。而在這個新的起點上，我們最緊要的第一步工作，就是要確立對話思維，發揚對話精神，重建對話批評，力倡具有對話性的批評文化。

實際上，文學文化史和批評史告訴我們，每當歷史處于大轉型的變局時代，都是對話空前活躍的時代。即以我們中國來說，春秋戰國時代先秦諸子的百家爭鳴，清末民初新文化巨子們的多向探索，都是自覺地以對話精神回應時代的具體體現，這兩次變局中對話的成就對于我們中國文化的奠基性意義毫無疑問。所以，我們又一次處于大轉型的“或然時代”，最為首要的選擇，就應該是“對話”。

對話批評的基本前提，就是確立對話者個體的精神自由，克服目前的批評制度特別是前引陳思和所指出的學院體制對于批評家的種種“束縛”，破圈出局，做一個“泛學院化”制度中的局外人，一方面奉持對話性的批評倫理，不同的文學與批評實踐之間進行充分自由和理性的批評與對話；另一方面，特別需要杜絕、防止和警惕那些反對話的教條批評。

然而還是托多洛夫，又很強調對話批評對真理的探索，只不過是如他所自陳的“我所向往的那種真理只能通過對話去探索”，而不是來自某種教條的獨白。在后現代主義極度盛行的“理論時代”，“真理”一詞曾被作為宏偉敘事遭到解構，所以在如今這個“后理論”時代，我們應該像同樣將文學批評視為對話的芮塔·菲爾斯基和羅伯特·伊戈爾斯通（“文學研究是一種對話”“文學是一場鮮活的交談”）等人那樣，注重“自我”“人性”和“日常”等人文主義的價值立場。實際上，經歷了風云激蕩的理論時代和個人理論生涯的托多洛夫與薩義德都在后期重新回歸人文主義，也給了我們相應的啟示。

當然，在今天這樣的“或然時代”，在面臨著百年、數百年、數萬年以來未有之大變局的轉型時代，人文主義的對話批評一定是一種開放的人文主義、開放的對話批評。深度關切和介入中國本土和全球性的社會現實與歷史轉型，高度關注人類世時代的生態問題，迎接網絡數字技術、人工智能所帶來的倫理和文明挑戰，并與種種相關的文學書寫和批評實踐充分對話，一種新的批評文化、新的人文主義和人類景觀一定會逐步明朗和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