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提到阿拉伯世界，人們腦海中首先浮現的畫面可能是千里沙漠、陣陣駝鈴，抑或頭戴面紗的神秘女子、儲量豐富的石油資源。而說起阿拉伯文學，中國讀者最為熟悉的作品大概是民間故事集《一千零一夜》，聽說過的阿拉伯（或與之有關的）作家相對較少，多半限于以《先知》聞名的黎巴嫩裔美國詩人紀伯倫，以及1988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埃及作家納吉布·馬哈福茲。然而，阿拉伯文學是值得深入開掘的一座富礦。它歷史悠久，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學之一，其深厚底蘊給予作家們無盡的滋養。阿拉伯世界地域遼闊，其多元并蓄的特點也使得文學豐富多彩、意蘊紛呈。阿拉伯作家們關注國家，用筆觸碰社會現實議題，這一點尤其體現在“阿拉伯之春”之后。

社會劇變點燃作家心中火

2011年春，阿拉伯多國出現動蕩，沖擊巨大，至今硝煙未散。阿拉伯文學家們也以各種方式參與到劇變之中。他們有的走向街頭，直接參與，有的則拿起筆，記錄自己目睹、經歷的社會、政治變化。正如摩洛哥著名作家本·杰倫在第11屆柏林國際文學節開幕式上所言：“在這場整個民族的革命面前，任何作家都不可能置身事外……我們中的許多人都在傾聽人民的聲音……對于來自南方國家的我們而言，‘人民’一詞仍然具備一切重要性，仍然在我們的心中發出強烈的回響。”

起初，對于如何圍繞這一題材進行創作，阿拉伯作家們長期持有兩種不同觀點。有些認為應該經過至少幾年的沉淀后方可動筆，埃及作家巴哈·塔希爾當時就表示，“現在寫的東西都屬于傳媒作品，算不上文學寫作”。另一些則認為，應該在這個重要的歷史浪潮中及時發聲，自覺地記錄歷史，真實地還原當下。

面對時局，作家們很難保持沉默。文學畢竟不是歷史文獻，藝術價值是衡量文學創作的重要標準。盡管如此，很多作家仍然選擇了更艱難的道路，記錄和反思這個時代，哪怕在某種程度上以犧牲文學價值為代價。

高于生活的藝術

在十年進程中，已有多部與此相關的文學作品問世。本·杰倫受到意大利新現實主義電影的經典之作《偷自行車的人》啟發，創作了以突尼斯青年布瓦吉吉為主人公的小說《穿越火》。小說以簡練、直接的筆觸，描寫了主人公生命中的最后幾個星期，揭示了導致悲劇產生的社會環境和個人境遇。

同樣以布瓦吉吉為原型的小說，還有埃及青年作家烏薩馬·哈伯什的小說《沒有舊約的基督》，小說對其生平進行了一定藝術加工，揭露了突尼斯社會各階層的矛盾。作者借用葡萄牙作家薩拉瑪戈的名言，表達了作品的主旨：“悲觀者著眼于改變世界，而樂觀者卻為他們所擁有的而慶幸。”

埃及女作家宰娜白·阿法夫在小說《太陽升起兩次》中講述埃及劇變后, 一位知識女性拋開自身遭遇的迷茫和惆悵, 在關注、思考祖國的前途中尋覓到自身的價值。女主人公有這樣一段內心獨白：“在現在的局勢下, 再想想自己遇到的難題, 它們竟變得如此微不足道。我所抱怨的孤獨是多么無聊, 如果我決定去解放廣場, 這些愁緒半小時內就會在真誠的人群中湮沒消散。”

在各種文學體裁中，長篇小說創作時間較長，因為優秀作品的誕生需要醞釀更久。埃及作家阿馬爾·阿里·哈桑表示，“目前對那場革命的寫作并不是對它的終極寫作，而是嘗試在細節被遺忘之前將其抓住，及時記下我們這些親歷者的感受，以便能給后代提供一個更加真實和完整的革命圖景。”其小說《沉默的墜落》描寫當時埃及社會各界的群體形象，同時大膽預測了穆兄會政權迅速倒臺的結局。

相對而言，詩歌和戲劇篇幅短小，內涵豐富，創作時間較短。所以，自“阿拉伯之春”爆發以來，以其為題材的詩歌和戲劇作品在數量上更加豐富。埃及《詩歌》雜志主編法利斯·赫德拉認為，“阿拉伯之春”后很快以此為題材創作的詩歌大多是沖動式、咆哮式、煽動性的，單純反映當下，轉瞬即逝，缺乏藝術性。只有少數作品是例外，如突尼斯詩人賈邁勒·薩利阿的詩歌《致民族青年穆罕默德·布瓦吉吉》、亞當·法塔希的《宵禁》、哈立德·瓦格萊尼的《我們老去》和《離去吧》、巴勒斯坦詩人泰米姆·巴爾古提的詩歌《突尼斯》、艾哈邁德·布黑特的詩歌《突尼斯的韻腳》，等等。當代埃及詩人法魯格·朱維戴在《土地已回到我們身邊》一詩中將法老作為傾訴對象, 訴說他的后代——埃及人民長期生活在饑餓、恐懼與悲傷之中, 但如今他們終于為了改變現狀而奮起抗爭：“我們要筑建逝去的榮耀, /我們要喚醒逝去的光陰。/讓我們在生命之秋找尋古老的祖國, /那里曾有尊嚴的居所, /人們在街上吶喊土地屬于我們, /土地已回到我們身邊, 土地已回到我們身邊！”

值得一提的是，旅居英國的伊拉克大詩人薩迪·優素福是最早質疑阿拉伯“革命”的文學家之一, 他于2011年5月在詩作《什么阿拉伯之春》中寫道：“只有公雞在嚷嚷‘阿拉伯之春’，/廣場上難道沒有一個孩子了? 我指的是:/難道沒有一個人能喊出真相：/這是什么‘阿拉伯之春’？”該詩發表后在阿拉伯文壇引起軒然大波，被不少文人非議指責。然而，隨著事態的發展，人們逐漸意識到詩人的敏銳與洞達。

追尋、自省、反烏托邦

回顧十年以來的阿拉伯文學，能夠發現兩個比較醒目的主題。

一是追尋和自省。近代以來接踵而至的失敗給阿拉伯人的心靈刻下累累傷痕，也促使當代作家們去追溯歷史，通過重寫歷史審視當下，反省自身。文學作品中，無論是對歷史事件的挖掘，對身份屬性的探尋，還是對宗教精神世界的剖析，都是為了深究“我是誰”“我怎么了”。這一過程無疑是痛苦的，但只有真正深刻地認識過去，才可能明白當前各種悲劇發生的根源。

二是反烏托邦。屢屢受挫的阿拉伯人不再盲目樂觀，反映在文學領域，帶有濃厚悲情色彩的后“革命”時期文學逐漸興起。從黯然陰郁的悲傷基調，到振聾發聵的憤怒詰問，再到先知先覺的警世之言，均旨在喚醒阿拉伯人一廂情愿的虛幻美夢，敲響“不自強便滅亡”的警鐘。

一些作家開始有意偏離阿拉伯主流文學慣用的現實主義手法，使用超現實主義來描繪失落的烏托邦，諷刺荒誕的政治現實。這也許是作家們為探討敏感政治議題尋找的避風港，但也流露出黯淡而不詳的未來預兆。而描述荒誕陰郁之未來的作品在近幾年內持續暢銷，也是阿拉伯人對現實集體性失望的明證。

縱觀現當代阿拉伯文學，很少有風花雪月，更多的是命途多舛、挫敗迷惘。近代以來阿拉伯民族的多災多難，新聞媒體上令人痛心的紛飛戰火是很多阿拉伯人的生活日常，國家命運的跌宕起伏和個體際遇的流離轉徙，就成為現當代阿拉伯文學反映的重大主題。面對復雜動蕩的局勢，作家們通過文學進行抵抗，更可貴的是還在文學中流露出強烈的人文關懷，在這亂世中散發著人性的溫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