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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 薩爾曼·拉什迪的新作《吉訶德》揭示了在一個異化的世界里，眾生如何以愛聯結彼此，具有人文主義關懷的文學如何成為喚醒愛的有效方式。本文從該小說中愛的追尋入手，從異化危機、愛的追尋以及文學之用三個方面展開討論，試圖說明拉什迪對面臨生存危機的現代人命運的深切關懷。

關鍵詞 薩爾曼·拉什迪 《吉訶德》 愛 異化 文學

薩爾曼·拉什迪，圖片源自Yandex

自2000年移居紐約以來，薩爾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1947— ）的創作主題從反思印度歷史文化、書寫東西方文化沖突轉移到思考美國社會問題折射出的現代人普遍面臨的生存困境。他關于美國社會的審視見諸《狂怒》《兩年八個月二十八夜》《戈爾登一家》以及新作《吉訶德》（Quichotte，2019）。與前三部聚焦紐約市曼哈頓區城市生活的小說不同，《吉訶德》講述了同名主人公吉訶德橫穿美國，從懷俄明州的魔鬼塔到紐約市的旅行故事。這部改寫自塞萬提斯小說《堂吉訶德》的作品出版不久便與加拿大小說家阿特伍德等其他五位作家的作品一同入圍2019年“布克獎短名單”，盡管最終未能獲獎，但評委仍然對該小說給予了高度評價。

與拉什迪此前的小說相比，《吉訶德》的獨特之處不僅在于小說中的空間位移，其中一個更深刻、更有價值的變化是，這部小說為他之前的小說中懸而未決的故事結尾提出了一個解決策略：愛能夠化解人類的沖突。評論家也發現，吉訶德“堅信愛的力量可以戰勝一切困難的堅定愿望”一直是這部小說的核心，這預示著作家“在一個不斷走向仇恨、排斥和不寬容的世界里，對普遍存在的愛和寬容懷有的理想”?？梢哉f，這是步入古稀之年的拉什迪為世人走出沖突頻仍的困境指出的對策。

一、異化危機：現代人的精神孤獨與分裂世界

《吉訶德》包含三條故事線：第一條故事線是一位名為布拉澤（Brother）的印度裔美國作家正在創作一部改寫自《堂吉訶德》的小說《吉訶德》。布拉澤年逾七旬，生活并不如意，婚姻破裂，兒子因此離家而杳無音訊，此外，他和妹妹賽斯特也因口角之爭結怨許久。布拉澤雖然追悔莫及，但缺乏認錯的勇氣，因此，他在《吉訶德》中假借吉訶德的尋愛之旅，寄托了希望重獲親人之愛的心愿。第二條故事線圍繞布拉澤的小說《吉訶德》展開。吉訶德原名伊斯梅爾·斯米萊（Ismail Smile），是一位居住在紐約市的記者，后因意外中風性情大變。與妹妹塔姆潘琳爭吵之后，他離開紐約市，只身來到表兄斯米萊醫生的醫藥公司擔任旅行推銷員。常年在外奔波讓吉訶德養成了沉迷電視節目的習慣，他誤把對脫口秀巨星薩爾瑪的迷戀當作愛情，并由此開啟了一段尋愛之旅。第三條故事線是關于小說《吉訶德》如何改善布拉澤的現實生活。吉訶德向塔姆潘琳求取諒解，他與桑丘的父子之愛鼓勵布拉澤在現實生活中與妹妹和解、與兒子團聚。

這部小說蘊含著拉什迪對現代人面臨的異化危機的思考。2005年，時任美國筆會主席的拉什迪在“世界之聲”國際文學節上發表題為《筆與劍》的主旨演講，他指出：“當我們應該盡最大努力擴大對話的時候，人們會有這樣的感覺：事情正在被停止，障礙正在被豎起，對話正在被扼殺。冷戰結束了，但一場更怪異的戰爭已經開始了。異化或許從未如此普遍；那我們就更有理由聚在一起，看看能建一些什么樣的橋梁?！崩驳纤f的“異化”指的是人與人之間的相互疏離與彼此分裂，這與埃里?！じヂ迥返漠惢^相暗合。弗洛姆認為，異化其實是一種心理上的疾病，他對異化一詞進行考究之后發現，“‘異化’一詞過去是指精神不健全的人；法語中的aliene及西班牙語中的alienado都是較古老的稱呼患有精神病的、完全異化了的人的詞匯”。在他看來，“異化了的人同自己失去了聯系，就像他同他人失去聯系一樣。他感受自己及其他人的方式就像感受物一樣，他有感覺，也有常識，可是他同自己以及同外界之間并不存在創造性的關系”。弗洛姆所說的異化其實就是人的安全感以及身份感的喪失，其根源是現代資本主義社會要求人把自己的技能、知識甚至生命轉化成商品來創造利潤，這導致人與自己以及同胞相互疏離。正因如此，人只能依附于身外之物來獲取暫時的安全感或身份感，如弗洛姆所說，“每個人都把他的安全建立在附和群體的基礎上，而在思想、感情或行為上沒有什么區別。盡管每個人都盡可能靠近其他人，但仍然感到十分孤獨，充滿深重的不安全感、焦慮感和內疚感，這些感覺源于不可克服的分離”?？梢?，人與人之間精神上的疏離所引發的孤獨感是人的異化危機的主要表征。

《吉訶德》，圖片源自拉什迪官網

在《吉訶德》中，拉什迪以美國的阿片類藥物濫用問題為切入點表現了現代人的孤獨。在小說中，印裔美國制藥業億萬富翁斯米萊醫生的醫藥公司非法售賣一款名為“InSmileTM”的芬太尼舌下噴劑，這款鎮痛劑原本用于緩解癌癥患者的疼痛，卻因能夠讓人產生興奮快感而成為一種新型毒品。薩爾瑪濫用芬太尼成癮，還險些因此喪命，她服藥的原因看似是為了緩解躁郁癥引發的痛苦，實則是為了排遣內心的孤獨。這款產品并非拉什迪虛構，斯米萊醫生的原型是美國知名止痛藥制造商INSY的前董事長約翰·卡普爾（John Kapoor），他通過賄賂醫師大量向患者開處方，推廣一款名為“Subsys”的可以讓人上癮的芬太尼舌下噴劑，導致服用者濫用藥物致死。拉什迪的一個妹妹和幾位親友正是阿片類藥物濫用的受害者。

吉訶德踽踽獨行，沉迷電視節目讓他獲得暫時的安全感與身份感，卻無法根除他的孤獨。毋庸諱言，我們生活在一個不斷縮小了的世界中，麥克盧漢所謂的“全新的、電子的相互依存關系將整個世界重新構建成一個‘地球村’”的預言逐步得到了印證，然而，電子媒介帶來便捷的同時，也讓我們因為缺少深度的情感交流而比以往更加孤獨。小說中人物的精神孤獨，影射了擁有便利的通訊設施但中斷了與他人情感交流的現代人的孤獨。正因如此，弗洛姆才說，“人需要與自身之外的世界相聯系，以避免孤獨。感到完全孤獨與孤立會導致精神崩潰，恰如肉體饑餓會導致死亡”。

拉什迪通過魔幻現實主義的創作手法表現了人性的異化。他將以斯米萊醫生為代表的利益至上且喪失人性的這類人魔幻化為一群史前時代的“乳齒象”（mastodon）。小說中有這樣一處細節：吉訶德和桑丘在新澤西州的一個小鎮上發現，鎮上的居民會莫名其妙地變成一種巨大的早已滅絕的乳齒象。關于魔幻現實主義，拉什迪在2014年悼念加西亞·馬爾克斯的文章《為真理服務的魔幻》中寫道：

“魔幻現實主義”這個詞的問題在于，當人們說到或聽到它時，他們實際上只聽到或說到它的一半，即“魔幻”，而沒有注意到另一半，即“現實主義”。如果魔幻現實主義僅僅是魔幻，就沒那么重要了。那只不過是異想天開，因為任何事都可能發生，所以沒有什么效果。魔幻現實主義中的魔幻深深扎根于現實，它從現實中產生，以一種美麗而意想不到的方式照亮現實，所以它才有效。

可以說，魔幻現實主義通過獨特新奇的方式刺激人的感官與情感，使程式化的現實陌生化，以此來恢復人們對生活的感知。拉什迪將一群為牟取私利不惜犧牲人性的人魔幻化為一種粗野蠻橫的龐然大物，通過這種陌生化的藝術表達效果警示我們這股野蠻力量給當下文明造成的破壞。正如故事中的小說家布拉澤所解釋的，這些乳齒象象征著“我們日益失去人性”，即“我們作為一個物種，或者我們中的一些人，可能正在失去我們的道德指南針，同時變異成一種野蠻的、史前的、長牙的、過去的生物，這也是正折磨著世人的一種怪物”。

同時，拉什迪還用科幻表現手法呈現了破碎的世界。在吉訶德的故事中，人們的視野中不斷出現黑影，這起初被認為是眼睛中的黃斑病變所致，后來才發現原來是物質自身出現了黑洞。這一現象導致的物質分裂引發了眾多交通事故，并最終衍變成一場“黑洞危機”（Quichotte：314），布拉澤認為這場“黑洞危機”反映了“他生活的現實世界中環境、政治、社會以及道德方面的衰敗”（Quichotte：356）。

從拉什迪揭示的現代人面臨的異化危機中，我們不難感受到一種悲觀的情緒，但拉什迪并不是一個悲觀主義者，他說：

我天生是樂觀主義者，但我并不是一個樂觀主義作家。我認為生活在世界歷史的這一刻是如此艱難，以至于很難不對生活產生悲劇感。作為一名作家，我觀察這個世界，我發現我的悲劇意識與之相呼應。但我也知道，生活從來都不是一件事。雙面性總是同時存在的。對我來說，作為一名作家，我總是有一種本能，那就是不按事情發展的規律來寫作，把可怕的事情當作喜劇來談論，從有趣的事情中尋找悲哀。

可以說，身為作家的本能促使拉什迪捕捉生活的復雜性：生活并不是一部純粹的悲劇或喜劇，而是一場混雜了世間百態的悲喜劇。正因如此，拉什迪在揭示當下人們面臨的諸多苦難時總會留出一絲“愛”的希望，這在《撒旦詩篇》以及《戈爾登一家》等小說的結尾處可見一斑。在《撒旦詩篇》結尾，是愛讓吉百列拋下和查姆恰之間的恩怨，甘愿冒著生命危險將查姆恰從火海中救出來，也是愛讓查姆恰放下對父親多年的怨憤，在父親處于彌留之際重新愛上了他。在《戈爾登一家》的結尾，是愛讓尼祿諒解了辜負了自己信任的勒內，也是愛讓蘇希特拉原諒了背叛了她的勒內。小說敘述者勒內說，“拯救地球的力量是愛”，這正呼應了吉訶德關于愛的信念，即“人類的生活大多是不快樂的”，“人類痛苦的唯一解藥便是愛”（Quichotte：150）。不過，之前的小說只是偶爾出現對愛的思考，在《吉訶德》中，愛是核心主題——愛能夠讓個體與自己以及同胞相互聯結，消除精神孤獨，創造完整生活。

二、愛的追尋：時代之殤與罕見之愛

正如騎士文學讓《堂吉訶德》中的阿隆索·吉哈諾混淆虛實，他自封為“堂吉訶德”，領著侍從桑丘·潘沙，騎著瘦馬“駑骍難得”踏上懲惡揚善、匡扶正義之旅，電視節目也使伊斯梅爾·斯米萊難辨真假，他自封“吉訶德”，領著許愿求得的兒子桑丘，駕駛著一輛雪佛蘭科魯茲開啟了自己的尋愛之旅。吉訶德對桑丘坦言，自己向來都是一個分裂的人，是愛讓他與眾生聯結，如他所說，是愛讓“我重新與生活中的蕓蕓眾生建立聯結，接觸生活的多樣性，超越它的許多不和諧，觸及它更深層的和諧”（Quichotte：195）。

吉訶德認為愛能夠聯結眾生的看法，與弗洛姆所說的只有愛才能滿足人與世界有效結合的觀點頗為相近。弗洛姆說，“人身上只有一種感情能滿足人與世界結合的需要，同時還能使人保持完整性和個性，這種感情就是愛。愛就是在保持自我的獨立與完整的情況下與自身之外的他人或他物結合在一起”。弗洛姆說的是一種成熟的愛，即愛的雙方在彼此結合的同時依舊保存各自的完整性和獨立性，沒有精神獨立的彼此依賴只是一種“共生性關系”。弗洛姆認為愛是一種積極的活動，一種根植于人的本性中的能力和性格傾向，“愛主要不是一種對某個特殊人的關系；它是一種態度，一種決定一個人對整個世界而不是對某個愛的‘對象’的關系的性格傾向”，也就是說，“如果我真正愛一個人，我就會愛所有人，愛這個世界，愛生活”。愛是弗洛姆為現代人開出的醫治精神孤獨的良方，愛也是拉什迪在《吉訶德》中為異化了的現代人指出的希望。

吉訶德用愛聯結人類同胞的希冀呼應了《堂吉訶德》中以愛為基調的人文主義關懷，在《堂吉訶德》中，堂吉訶德與桑丘在旅途中同甘共苦，他們在爭吵與拌嘴中學會聆聽彼此的心聲、采納對方的建議，二人的主仆關系也逐漸升華為志同道合的摯友關系，布魯姆認為他們之間的“友誼勝過任何其他文學著作中的友誼”。拉什迪在《吉訶德》中續寫了這種誠摯之愛。想與同胞聯結的迫切希冀讓吉訶德通過向流星雨許愿求得兒子桑丘，他對桑丘關懷備至、呵護有加，這份父愛讓他懂得了愛護、尊重和責任的重要性，也幫助他獲得了愛的能力。愛的能力把他對薩爾瑪的迷戀升華為一種精神之愛。他向薩爾瑪坦言，“我對你的追尋并不僅僅是為了你，也是為了獲得自己的善良和美德。我現在明白了。通過追尋你——一個不可能實現的目標——我想我也許會實現自己生命的價值。當我配得上你，我可能就會覺得配得上做我自己”（Quichotte：318）。吉訶德的尋愛之旅實質上是一次自我完善的修煉，而堂吉訶德對意中人杜爾西內亞的愛亦是如此。堂吉訶德與杜爾西內亞素未謀面，當公爵夫人質疑杜爾西內亞的真實性時，他這樣解釋道，“上帝知道世界上到底有沒有杜爾西內亞，她到底是不是虛構的人物，這種事沒有必要去追根尋底。并非我無中生有，我確實把她當作一位具有各種美德、足以揚名于世的貴夫人，非常崇拜”。因此，杜爾西內亞存在與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是堂吉訶德心中真善美的化身，是激勵他崇善棄惡的動力源泉。

吉訶德在尋愛之旅中獲得了自愛，一個關鍵佐證是，吉訶德抵達紐約之后不是立即去找薩爾瑪，而是去向同父異母的妹妹塔姆潘琳低頭認錯，這其實是他與自我和解的自愛舉動。吉訶德早年與妹妹爭吵之后，二人一別十余載，步入垂暮之年的他對妹妹心懷愧疚，內心重燃的愛讓他敢于直面曾經不負責的自我，并鼓足勇氣向妹妹認錯，得到諒解的吉訶德感到一種新的“和諧”（Quichotte：276）。

然而，吉訶德和桑丘在旅途中遭遇的一系列種族歧視事件讓他的尋愛之旅受到重創。長著一副印度裔面孔的吉訶德和桑丘遭到一位白人女性的無端指責；他們的印度同胞被稱作“該死的伊朗人”“恐怖分子”（Quichotte：144）；桑丘因盯著三位白人中年男子看了幾眼而遭到毆打。吉訶德和桑丘遭遇的歧視要歸因于“9·11事件”之后美國社會普遍彌漫的對伊斯蘭恐怖分子的恐懼，以及由此引發的對印度裔群體的仇視，這與《堂吉訶德》中人與人之間濃厚的“人情味”形成鮮明對照。堂吉訶德雖然時常處于半瘋癲狀態，但他的身邊有忠誠的侍從桑丘、有悉心關懷他的家仆和外甥女，更有為了治好他的瘋癲病不辭辛勞通過“坑蒙拐騙”接他回家的同村好友以及旅途中的好心人。生活在21世紀的吉訶德卻沒有堂吉訶德那樣幸運。盡管吉訶德嘗試用愛聯結同胞、化解沖突，但是這個缺愛的時代對他的尋愛之旅極為漠然。正如弗洛姆所言，“在當代的西方社會，愛是一種罕見的現象。這并不是因為許多職業不容博愛的態度，而是因為以生產為中心的貪婪的商品社會的精神就是如此，以至于只有個別人能夠抵抗”。拉什迪借吉訶德的尋愛之旅重申了愛的重要性，雖然愛已成為一種罕見現象，但它仍舊是化解人與人之間沖突的一劑良方。更重要的是，拉什迪還指出文學是激發當下人們心中之愛的有效方式。

三、文學之用：文學的“逾規越矩”與動力“引擎”

在小說中，布拉澤對妹妹和兒子心懷愧疚，但一直缺乏認錯的勇氣，所以他借吉訶德尋愛這個故事表達了他未在現實生活中吐露的愛，與此同時，吉訶德尋愛的故事又改善了布拉澤的現實生活。拉什迪通過這一情節表明，文學是化解當前我們面臨的諸多沖突、喚醒人們心中之愛的有效策略。

在“9·11事件”之后，拉什迪曾經表達過對文學能夠消除彌漫在美國人心中的恐懼的信念。如前所述，美國社會對伊斯蘭恐怖分子的恐懼使以往針對非裔美國人的種族歧視轉變為對印度人、阿拉伯人以及巴基斯坦人的歧視。美國應對恐懼的措施包括頒布針對伊朗、朝鮮等所謂敵對國的書籍禁令等等，這非但不能緩解民眾的恐懼，反而因保守排外而加劇種族仇恨。拉什迪認為，美國應該克服國內“故意保持的那種恐懼氣氛”并加強與其他國家之間的對話，美國“需要知道、傾聽和理解世界上其他人在說什么”。文學在這方面很有幫助，因為“它可以消除基于無知的恐懼”。

拉什迪強調，當人們局限于狹隘的文化邊界論時，文學家作為時代的“逆行者”應反其道而行之，不斷拓寬人們認知和理解的邊界：

文學試圖打開世界，增加人類感知、理解以及存在的所有可能性，即使只是一點點。偉大的文學跨越已知的邊界，挑戰語言、形式和可能性的邊界，讓世界感覺比以前更大、更寬?！膶W的人性觀鼓勵人們理解、同情和認同不像自己的人，但這個世界卻正在將每個人推向狹隘、偏執、部落主義、激進主義和戰爭。有很多人不希望世界開放一些，他們其實更希望世界封閉一點，所以當藝術家們走向邊界并推動邊界的時候，他們通常發現有強大的力量正在把自己往回推。然而，他們還是做了自己必須要做的事，即使犧牲自己的安逸，有時甚至犧牲自己的生命。

可見，在一個不斷縮小了的世界中，文學家應該努力跨越諸多人為界限，擴大人們認知和理解的可能性，幫助人們消除因無知而形成的偏見。在小說中，吉訶德的尋愛故事實質上是布拉澤的自我反思過程。故事中吉訶德和桑丘的內心獨白為布拉澤提供了一個較為客觀和全面的視角，這讓他反觀自己以往僅憑一己之見對妹妹產生的誤解以及對兒子的疏忽，從而幫助他理解妹妹反叛的個中緣由以及感知兒子逆反的心路歷程。因此，布拉澤鼓起勇氣化解了與妹妹的恩怨，并與兒子重歸于好。父子倆團聚之后也開啟了一段公路旅行，旅途中相似的見聞讓布拉澤意識到“想象優先于現實……他真的覺得好像進入了他的小說世界”（Quichotte：363）。這似乎也印證了拉什迪的文學信念：“具有創造力的人的想象可以超越作品本身的界限，它們擁有進入和改變、甚至改善現實世界的能力。”（Quichotte：32）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文學通過講故事的方式幫助我們察看人性、洞悉事理。

故事的優勢在于它自身的連續性與包容性能夠囊括繁雜的生活與復雜的人性，從而有助于消除人們因為視野局限而形成的暫時性的認知偏見。正因如此，亨利·詹姆斯說，那些寫得活龍活現的故事能夠給人們“以豐富的、然而得自別人的經驗的知識”；同時，“作為一個醉心于思考并且喜歡思想的社會群體，人類會試著用‘故事’作為試驗”。然而，當今的作家似乎不屑于講故事，而只顧著觀念和技巧。談到故事在當今文學中受到輕視這一現象時，拉什迪說道：

在文學中還有另一件事，那就是廣為流傳的故事。我認為文學中的這一元素在當下可能有點被低估了，人們不再把故事作為推動藝術作品的動力。但我一直認為這就是引擎，特別是如果你想嘗試并寫出一些大部頭、有野心的東西，如果你想造一輛大汽車，你最好裝一個大引擎。如果你有一輛動力不足的大車，駕駛起來會很不愉快，而且在我看來，故事是一部巨著運轉的大引擎。作為人類，我們有一個真實的敘事程序，我們喜歡通過講故事來理解自己。所以一本書如果把故事和敘述放在書的核心，我們就更容易記住它，因為我們記得一個人物，以及發生在他或她身上的事情，我們會在意它。

布拉澤通過講故事重新獲得愛的能力，又讓愛通過文學接連延續，他在與兒子的公路之旅結束之后創作了《吉訶德》的結尾，在那場黑洞危機席卷全球之際，吉訶德牽著薩爾瑪穿過一扇通向另一個世界的大門，“誰知道門的那一邊是什么呢？但在門的那一邊，還有希望。畢竟，死后可能會有生命”（Quichotte：389）。這段以愛為基調的新旅程暗示著拉什迪對愛能夠化解人類苦難懷有的信心，也是他對文學能夠傳遞愛所寄予的希冀。

（原文載《外國文學動態研究》2021年第5期，“新作評論”專題，由于篇幅有限，省略了原文中的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