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不管是現實主義，還是現代主義、浪漫主義，亦或現代現實主義，都擁有自己的典型人物，都有自己的內在機制和規律。典型人物必須用更高的尺度去衡量、去精選，它是眾多人物中的極個別人物。重啟典型人物的探索、研究，就會帶動整個人物理論的復興，自然也會推動文學創作的強勁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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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方法與典型人物，在今天是被淡化的兩個文學理論問題。但不關注、不談論，并不等于不存在。創作方法作為文學思潮中的一種形態以及作家創作的基本原則，典型人物作為敘事文學的核心內容及作家創作的高遠追求，它們像“看不見的手”，支配、制約著文學的發展和作家的實踐。而創作方法與典型人物，又有著緊密的因果關系，什么樣的創作方法，就會“產生”出什么樣的人物形象。

當下的文學，呈現出一種多元、混雜、繁盛的景象。但它的深層，卻依然是各種各樣的文學思潮和創作方法在主導著、驅動著。文學思潮是一定的時代流行的文學觀念與創作潮流，不同的文學流派與創作方法，組成了一個時代的文學思潮，同時又規范和影響著相當一部分作家的創作實踐。仔細辨析，當下的文學思潮中，有現實主義、現代主義以及浪漫主義等多種思潮和方法，而現實主義無疑是其中的主流。但這主流同樣是由不同的支流構成的，有主旋律現實主義文學，有啟蒙、批判現實主義文學，有寫實現實主義文學，還有是現代現實主義文學等等。中國百年來的現當代文學，始終是以現實主義為主潮的，當下文學正是對既往文學的賡續、弘揚。

新時期以來四十余年的現實主義文學發展中，始終有一種新的現實主義在探索、涌動，那就是現代現實主義。這并不是一個新的概念，早在1986年，作家柯云路在一次演講中就宣稱：“我的藝術宣言：現代現實主義”，并闡釋了他在長篇小說《夜與晝》中，對現代現實主義的運用。2000年，蔣子龍在一次記者訪談中，認為當時的小說創作，有三種創作類型，除歷史題材創作、現實情感創作之外，還有一種就是現代現實主義創作。他的長篇小說《人氣》就屬于現代現實主義小說。柯云路、蔣子龍的觀點，強調的是在現實主義的基礎上，對現代思想觀念和現代創作方法的借鑒。近年來，山東頗為活躍的作家王方晨在一次創作談中說：“如果你一定要講現實主義，在規避浮艷瑣碎的表面化、表現生活豐富性、獲得本質性的真實等方面，我認為這種現代現實主義就是我們當前小說創作的一種必須的創作手法，它不但具有小說美學的意義，也具有實際操作的可行性的考量。”我認為現代現實主義，并不是現實主義與現代主義簡單的相加、胡亂的拼湊，而是更高層面的融合、升華。它將堅持現實主義的某些基本特征、元素，同時取法現代主義的藝術品格、要素，變革取舍、打碎重建，形成一種新的審美原則和創作方法。近年來，一些出色的長篇小說，如畢飛宇的《推拿》、金宇澄的《繁花》、李洱的《應物兄》等，已打破了現實主義和現代主義之間的壁障，成為現代現實主義的代表作品。現代現實主義概念，應當名正言順地提出，成為一種創作方法與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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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時代有一時代的主要創作方法，一時代有一時代的典型形象，一定的創作方法創造著一定的人物形象乃至典型形象。譬如革命現實主義，創造了《紅旗譜》中的朱老忠，《青春之歌》里的林道靜，《李雙雙小傳》中的李雙雙，《“鍛煉鍛煉”》里的“小腿疼”“吃不飽”，《創業史》中的梁生寶、梁三老漢，《艷陽天》里的蕭長春等典型形象。譬如新時期文學，接續“五四”文學傳統的啟蒙、批判現實主義，涌現了《喬廠長上任記》中的喬光樸，《陳奐生上城》里的陳奐生，《人到中年》中的陸文婷，《綠化樹》里的章永璘，《古船》中的隋抱樸，《鄉場上》里的馮幺爸等典型形象。上世紀90年代之后，隨著市場經濟社會的確立和展開，隨著文學多元化時代的到來，人物乃至典型形象，在文學作品中逐漸淡化、退隱。這種文學現象背后的原因十分復雜，有現實的、歷史的原因，有思想、文化的原因；但更直接的原因，是作家、評論家深受現代思想理論的影響，“人”的觀念發生改變，“人”以及“人”的刻畫產生了變化。

21世紀以來的文學呈現出繁盛景象。就拿小說來說，據統計長篇小說每年的產量逼近萬部，中篇、短篇小說肯定在這一數字之上。但海量的小說作品，刻畫出多少能讓人們感動、深思、記住的人物乃至典型形象呢？事實上，作家們都在努力地寫人物，沒有一個作家會輕視人物。但寫出來的人物卻很難走進廣大社會和廣大民眾中，更遑論塑造典型人物。當前的人物塑造，竊以為存在著三種傾向。一種是理念化、程式化現象。在一些文學作品中，人物形象依然存在著較多的概念化、說教化問題，也許閱讀時會感動、鼓舞人，但時過境遷，人物形象就被遺忘。另一種是世俗化、自省化現象。表現在知識分子的一些小說里，過去知識分子小說充滿了啟蒙、批判鋒芒，現在轉向了對知識分子生存環境、人性幽暗的解剖、反思上。還有一種是個人化、平面化現象，反映在年輕作家那種寫實的、自然主義的小說中，當下一部分年輕作家，沉湎在“自我”的世界中，他們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更帶有小我、平面、瑣碎等特征。

人物形象、典型形象，是過去文學理論中的核心課題。但近一二十年來不斷降溫，成為“被遺忘的角落”。現實主義人物的個性、共性應當如何理解，人物怎樣才能樹立起來？典型人物有什么樣的社會、文學價值，典型理論應當如何變革、重建？這些問題都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討論。其實，在當下的文學特別是小說中，也寫出了一些出色的人物、典型形象，但由于人物理論的滯后，不能給予充分而有力的闡述，使有價值的人物形象，淹沒在文學洪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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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理論在百年的發展中，美學家、理論家們都做出過精辟的闡述、高深的論斷。這些論述在今天依然有著寶貴的啟迪和借鑒意義。但既往的論述有一個“盲點”，即都局限在現實主義文學范疇，對其他文學，或者語焉不詳、或者不去涉獵。匈牙利文學理論家盧卡契說：“現實主義文學的主要范疇和標準乃是典型，這是將人物和環境兩者中間的一般和特殊加以有機結合的一種特別的綜合。”中國有文論家說：“如果更嚴格一些來說的話，典型的適用范圍實際上還要小一些，它主要是指現實主義形態敘事文學中的某種人物形象。”（劉安海、孫文憲主編《文學理論》）而這一觀點的理論源頭，來自恩格斯的經典論斷：“據我看來，現實主義的意思是，除細節的真實外，還要真實地再現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這些論述，在現實主義文學時代，是完全正確的。但在社會、文學進入現代、后現代的今天，其局限性就顯示出來了。新時期文學初期，有評論家就提出典型的范疇問題，建議擴大人物的類型。現實主義文學有典型，現代主義、浪漫主義文學，現代、現實相融合的現代現實主義，也都具有典型。

當代的一些優秀作家，一直在探索著人物、典型的實踐與理論問題。王安憶在上世紀90年代，就提出了她的“四不要”小說觀，其中的“不要特殊環境和特殊人物”，指的就是現實主義的人物形象和典型形象。她并沒有輕視或者否定人物塑造，只是認為個性化、特殊化的人物是不大真實的，應當突出人物的普遍性與必然性。她逐漸放棄了對人物個性、特性的發掘，轉向了人物的心理、精神、人性、命運等層面，塑造出一些更為豐富、深刻、闊大的人物形象。譬如《長恨歌》中的王琦瑤，作家沒有著力描寫她的個體的、獨特的性格，而是透過這個普通都市女性的人生命運，表現了上海人的精神性格，濃縮了城市的歷史變遷，折射了都市市民的普遍生存，成為一個富有象征性的形象。譬如余華的《活著》，描述了一個歷經世事滄桑與人生磨難，依然堅韌地“活著”的底層人物形象，作家同樣沒有把筆墨粘滯在人物的性格與社會的關系上，而是寫了這一人物曲折多難的命運和他樸素堅執的人生信念。正如耿傳明所說，福貴“是一位順命者的典型。余華不再是站在人的立場上表現人的失敗和毀滅，譴責社會的不義、命運的不公，而是著意揭示世界自身的規律，人的不可被抗拒的宿命。他不再執著于某個具體的生活目標，它強調的是對人生目標的超越”。王琦瑤、福貴都打破了現實主義人物塑造的觀念與寫法，成為一種富有新質的人物典型。這樣的人物似可稱為現代現實主義典型人物。上述幾位作家，對人物、典型的思考和實踐，是值得文學理論家們深思、研究的。但弱化人物的個性、行為，直接深入人物的心理、精神、人性乃至社會性，會不會又造成別一種意象化、理念化傾向，削弱了人物的審美感染力以至震撼力呢？

對典型人物的論述，可謂汗牛充棟，在個性與共性、現象與本質，以及二者的關系上，眾說紛紜。李澤厚在1963年發表的《典型初探》中，闡述了藝術典型的基本特點：“它是一定本質必然的規律性獲得充分發展或突出暴露的事物或現象。它確立本質必然這一方面為其矛盾的主導方面，規定為它的基本特點，從而它才可能比一般事物具有更大的普遍性和代表性。”這一論述在今天依然有重要啟迪意義，它突出強調了典型的主導方面是本質、規律、更大的普遍性、代表性。應該說，王安憶、余華的觀點，與其是相通的，他們筆下的人物形象，已然超越了過去的人物、典型理論，對文學理論家們提出了新的問題和課題。

人物形象有意象型人物、理念型人物、心理型人物，有寫實型人物、類型型人物、性格型人物等等。不同的分類有不同的人物，不一而足。而典型人物，無疑是所有人物中的高級形態、理想形態。不管是現實主義，還是現代主義、浪漫主義，亦或現代現實主義，都可以擁有自己的典型人物，都有自己的內在機制和規律。當然典型人物，必須用更高的尺度去衡量、去精選，它是眾多人物中的極個別人物。重啟典型人物的探索、研究，就會帶動整個人物理論的復興，自然也會推動文學創作的強勁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