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莫愁前路無知己，天下誰人不識君”，這是唐代詩人高適《別董大》一詩中的名句。在中國現代小說的眾多形象中，阿Q實可謂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獨一無二的人物。魯迅的《阿Q正傳》于一九二一年十二月至一九二二年二月連載于北京《晨報副刊》，因此二〇二一年恰逢這位“大咖”的百年冥誕。讀者常問：作為文學家的魯迅對世界文學究竟做出了什么主要貢獻？我的回答是兩點：一、創造了雜文這種現代散文的戰斗文體；二、創造了阿Q這樣一位超越時空的精神典型。

《阿Q正傳》最早刊登于《晨報副刊》（當時題為《晨報副鐫》，1925年改為《晨報副刊》）

但是，小說發表的時間并不等于作品中阿Q的真實年齡。如果要議論作品中這位大名鼎鼎的阿Q，不妨先為他草擬一份履歷表。

一、 年齡。經我考證，他大約生于一八八一年，是魯迅的同齡人；卒年為一九一一年。這卒年確鑿無誤，因為《阿Q正傳》第七章已注明阿Q于宣統三年（一九一一年）九月十四日宣布“造反”，而那位“把總”剛做革命黨不上二十天就把阿Q槍斃了。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八日，魯迅在《答〈戲〉周刊編者信》中說：“我的意見，以為阿Q該是三十歲左右。”如果整三十歲，那生年恰巧是一八八一年。“左”一點，可能是一八八〇年；“右一點”，可能是一八八二年。

二、 籍貫。一般人多會填作浙江紹興，因為魯迅小說的風土人情大多取自他的故鄉。有些《阿Q正傳》的改編者還試圖將阿Q的臺詞一般改為紹興土語。但魯迅在《答〈戲〉周刊編者信》中卻鄭重聲明：“我的一切小說中，指明著某處的卻少的很。”“假如寫一篇暴露小說，指定事情是出于在某處的罷，那么，某處人恨得不共戴天，非某處人卻無異隔岸觀火，彼此都不反省，一班人咬牙切齒，一班人卻飄飄然，不但作品的意義和作用完全失掉了，還要由此生出無聊的枝節來，大家爭一通閑氣。”所以，還是填寫為“中國宗法社會”為妥。

三、 職業。流浪短工，兼小偷小摸。因為“能做”，“肯干”，所以阿Q主要靠勞動糊口；但又沾染了游手之徒的惡習，他也會偶爾替盜竊犯望望風，接接貨。阿Q這一典型當然是雜取種種人物合成提煉而成的，人物原型之一應該是謝阿桂。所以原作已告訴讀者：“他活著的時候，人們都叫他‘阿Quei’。”按漢字發音，“阿Q”應該讀為“阿貴”或“阿桂”。盡管此人既不富貴，又不是丹桂飄香時降臨人間，但如今一般讀者都據英文發音來讀“Q”字，這就是“約定俗成”的巨大力量。這位謝阿桂就寄居在周氏家族宅院大門西邊的門房里，曾把他偷來的古磚賣給魯迅之弟周作人；向女仆求愛之事則是阿桂之兄阿有的事跡，相當于阿Q追求吳媽。

四、 政治面貌。這一欄最難填寫。因為阿Q想“革這伙媽媽的命”，但假洋鬼子卻不準他革命，所以他并沒有成為“革命黨”的成員，沒有黨籍。填寫為“群眾”也有問題：“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阿Q絕對不是英雄。可見一個人真實的政治立場和態度，是很難用一個標簽或一個臉譜簡單勾勒的。不過，魯迅在《〈阿Q正傳〉的成因》一文中說得很明白：“據我的意思，中國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會做的。我的阿Q的命運，也只能如此，人格也恐怕并不是兩個。”因此，應把阿Q視為革命的啟蒙對象。

《阿Q正傳》連載后，收入小說集《吶喊》出版。圖為《吶喊》封面，新潮社1923年版

五、 健康狀況。經皮膚科醫生診斷，阿Q患有“癩瘡疤”。經精神科醫生診斷，他患有“人格障礙”。這種心理疾病是在神經系統并未發生真正病變的情況下出現的，表現為妄自尊大，諱疾忌醫，自輕自賤，畏強凌弱，愚昧健忘，以丑驕人。總體特征是用幻想中的虛幻勝利掩蓋現實中的真實失敗，故可以概括為“精神勝利法”。魯迅剖析的國民性痼疾中，還有“圍觀”“官癮”“國罵”“瞞和騙”，這些病態在阿Q身上也有表現。

六、 海外關系。阿Q雖然是一百年前中國偏僻地區一個默默生長、任人宰割的泥腿子，但卻又有錯綜復雜的海外關系。自從魯迅為他立傳以來，他的傳記就被譯成了英、俄、日、德、世界語、捷克等多種文字，從各國出版的百科全書和辭書中也可查到有關阿Q的評語。特別有趣的是，阿Q不僅登上過國內的各種舞臺，還登上過外國的話劇舞臺，更難以設想地登上過芭蕾舞舞臺。法國文學家羅曼·羅蘭說，法國大革命時期也出現過阿Q一類人物。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說，《阿Q正傳》跟捷克古典作品《好兵帥克》庶幾近之。日本記者山上正義說，阿Q跟張三、李四一起，已成為日本的太郎、長松相類似的普通名字。埃及、印度的作家也說他們的國家也有阿Q式的人物。無怪乎阿Q成了世界文學的著名典型，幾近“國際公民”。馬克思主義認為，人有三種基本存在形態：一是個體形態，二是群體形態，三是類存在形態。這三種形態合成了一個人的完整統一體。（《馬克思的人學思想》，見《世界人學史第四卷，第278頁，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11月出版，孫鼎國主編》）流浪短工是阿Q的個別形態，中國國民劣根性是阿Q的特殊形態，“阿Q相”是阿Q的一般形態。實際上，讓《阿Q正傳》贏得國際聲譽的，正是阿Q精神具有的“一般形態”。這種“一般形態”賦予了阿Q這個人物以社會普遍性和藝術永恒性。馬克思又指出，像堂吉訶德這一人物，在十六世紀有，在十九世紀也有；在西班牙可以找到，在德國同樣可以找到。阿Q同樣是堂吉訶德這類的精神典型。

替阿Q填完履歷表，還想自問自答幾個問題。

首要要回答魯迅的創作動機。魯迅執筆的導因當然是《晨報副刊》編輯孫伏園的約稿。該刊新開辟一個“開心話”的專欄，想連續刊登一些能讓讀者看了開心的文字。魯迅在開篇的“序”中之所以加了一些跟全篇并不相稱的話，就是為了適合編輯的要求。不過作者接著寫下去，就讓讀者臉越來越沉，心也越來越沉。到了小說結尾，阿Q在中彈后靈魂微塵似的迸散。舉人老爺和趙府也都舉家號啕。未莊的圍觀者都覺得掃興。作品開頭像喜劇，結尾又像悲劇，綜觀其內容其實是一部具有道德目的的正劇。可見，魯迅寫《阿Q正傳》并不是為了尋開心。他為此醞釀了好幾年，其目的“是想暴露國民的弱點”（《偽自由書·再談保留》）。也就是說，魯迅是想把《阿Q正傳》當成一面鏡子，讓國人照出自己靈魂的污垢；是想把《阿Q正傳》當成一口警鐘，讓沉默的國民發出反抗和叫喊的聲音，把一個萬馬齊喑的中國變成一個有聲的中國。

“想暴露國民的弱點”，也就是“改造國民性”的同義語。這是魯迅留學日本時期即已形成的思想和主張。創作《阿Q正傳》就是這一思想和主張在文學創作方面的一次成功實踐。眾所周知，古希臘和古埃及有一個著名的“斯芬達克斯謎語”，猜不著就會有危險，于是人們只好繞開這位神怪走。探討魯迅改造國民性的思想曾經在某種意義也有類似之處，因為一不留神就會掉進“人性論”的理論泥沼，使一個原本學術性的問題變成帶政治性的問題。比如，有人會質問，難道有統一的國民性嗎？阿Q是勞動者，但魯迅把“阿Q精神”寄植在一位農民身上，這豈不是低估或抹殺了農民的革命性？說不少中國人身上都附著了阿Q精神，外國人也承認他們國度有阿Q式的人物，這豈不是抹殺了特殊的階級性而宣揚了超時空、超國度的“普遍人性”？感謝改革開放給中國學術界帶來的寬松環境，這些問題如今盡可以大膽進行探討了；即使觀點有偏頗之處，也不至于被扣上嚇人的政治帽子。

要合理回答以上問題，必須牢記魯迅所說的“知人論世”這四個字。這是一把打開魯迅思想寶庫的鑰匙。

魯迅出生在鴉片戰爭四十年之后。十八歲赴南京求學又趕上了曇花一現的“戊戌變法”。中國被列強豆剖瓜分，“中國人”可能被“世界人”從世界民族之林擠出。這種國家和民族的深刻危機，迫使先進的中國人尋求救國救民的道路。許壽裳在憶述跟魯迅討論“中國民族性的缺點”時，用了“身在異國，刺激多端”這八個字，就表明了魯迅的文學活動跟他救國活動的有機聯系。

魯迅是一位赤誠的愛國主義者，而不是一位民族主義虛無者。他曾聲明他筆下的“中國人”這三個字并不代表所有的中國人。如果引用魯迅歌頌“中國人的脊梁”的那些詩一般的語言，也許有人會認為他的后期作品并不能說明他的早期思想。但在創作《阿Q正傳》的十八年前，亦即一九〇三年，魯迅在《中國地質略論》中就寫到：“吾廣漠美麗最可愛之中國兮！而實世界之天府，文明之鼻祖也。”“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可容外族之研究，不容外族之探險；可容外族之贊嘆，不容外族之覬覦者也。”也就在開始探討中國國民性的同時，魯迅在七律《自題小像》中還發出了“我以我血薦軒轅”的豪邁誓言。“軒轅”，即指中華民族。如果魯迅認為中華民族無藥可治，那他就完全不必作出改造國民性的努力了。

在魯迅作品中，國民性的概念跟民族性的概念是混用的。“國民”中既包括“民眾”“群眾”，也包括“闊人”“市儈”“圣賢之徒”。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原理，一個國家或民族由于地域狀況、文化環境、經濟生活、語言文字大體相同，可以形成相同或相似的心理素質和性格特征，即所謂“共相”。國民性的概念比階級性的概念寬泛，但并不排斥階級性。正如同魯迅在《三閑集·文學的階級性》中所說，在階級社會，人就一定帶著階級性。但是“都帶”而非“只有”。只是因為語言環境不同，強調的側面有所不同而已。中華民族勤勞勇敢，酷愛自由，但中華民族在歷史上也沾染了不同程度的阿Q氣。說“六億神州盡舜堯”，并非中國人一個個真都成了圣人；同理，說阿Q陰魂不散，也并非中國人一個個都有阿Q那種程度的精神痼疾。

說阿Q精神在中國社會具有普遍性，并沒有抹殺《阿Q正傳》中出場人物的階級性。“人性”的概念，是區分“人”與“動物”的概念。“階級性”的概念，是區分階級社會不同社會利益集團的概念。“精神勝利法”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滋生的失敗主義的產物，但作為專制者的失敗主義跟作為被專制者的失敗主義表象相似，實質不同。魯迅深刻指出：“專制者的反面就是奴才，有權時無所不為，失勢時即奴性十足。”（《南腔北調集·諺語》）對于上層統治階級的“精神勝利法”，魯迅在《且介亭雜文·說面子》中有一段生動描寫：“相傳前清時候，洋人到總理衙門去要求利益，一通威嚇，嚇得大官們滿口答應，但臨走時，卻被迫從邊門送出去。不讓他走正門，就是他沒有面子了；他既然沒有面子了，自然就是中國有了面子，也就是占了上風了。”這種轉敗為勝的方式，相當于阿Q贏的一堆洋錢都被鄰村賭徒搶走了，自己擎起右手在左臉上打了兩個嘴巴，就仿佛是自己打了別個一樣。

在《阿Q正傳》中，作者惟妙惟肖地刻畫了在趙太爺們身上表現的精神勝利法。比如，阿Q最初宣布自己姓趙時，趙太爺立即跳過去，給了他一個嘴巴：“你怎么會姓趙！——你那里配姓趙！”但阿Q宣布“造反了！造反了！”趙太爺就被他嚇得怯怯地低聲叫著“老Q”。趙白眼也嚇得惴惴地叫“Q哥”，想跟他探革命黨的口風。這就正好印證了魯迅所說的“專制者的反面就是奴才”。

豐子愷筆下的阿Q

作為流浪短工，阿Q身上的“精神勝利法”來自何處？首先，這種精神痼疾是專制政體、皇權文化的產物。馬克思說，專制制度需要愚民，正如尸體充滿了蛆蟲一樣。（《摘自〈德法年鑒〉的書信》，一八三四年九月）曾經有人嘲諷中國人不團結，像一盤散沙。魯迅指出：“小民雖然不學，見事也許不明，但知道關于本身利害時，何嘗不會團結。先前有跪香，民變，造反；現在也還有請愿之類。他們的像沙，是被統治者‘治’成功的，用文言文來說，就是‘治績’。”（《南腔北調集·沙》）被壓迫者身上的“奴性”并不是從娘胎里帶來的，而是壓迫者的“治績”。離開奴才的奴性，哪來奴隸主的“長治久安”？奴性的發展有兩個階段：開始是只愿暴政“暴”在他人的頭上，自己拿“他人的苦”做賞玩，做慰安。比如阿Q進城看到殺革命黨，覺得“咳，好看，殺革命黨。唉，好看好看……”待自己也被押上囚車赴刑場時，才感到像遇到惡狼似的被嚇得要死，但至死也不明白他之所以被槍斃的緣由，更沒有一絲一毫反抗的意念。這正是魯迅“哀其不幸”之處。

在階級社會，不同階級的思想是可以互相滲透的，這就是馬克思主義所說的“任何時代的統治思想都是統治階級的思想”。比如，阿Q的“男女之大防”觀念，就是皇權社會“三綱”思想灌輸與熏染的結果：“凡尼姑，一定與和尚相通；一個女人在外面走，一定是想引誘野男人；一男一女在那里講話，一定要有勾當了。”阿Q身上最令人痛心之處是“以丑驕人”，連“癩頭瘡”都可以視為光榮的象征，驕傲的資本，這正是“昏亂思想遺傳的禍害”。這種昏亂思想不僅鼓吹中國精神文明世界第一，“古人所做所說的事，沒一件不好”，而且“中國便是野蠻的好”。（《熱風·隨感錄三十八》）魯迅還指出，群體思想往往受無數代祖先長期形成的思想慣性影響，以致造成“死人拖住活人”的悲劇。這種“民族根性造成之后，無論好壞，改變都不容易的”。不過，雖然“專利生長，昭蘇非易”（《 〈越鐸〉出世辭》），但魯迅仍然強調：“幸而誰也不敢十分決定地說：國民性是決不會改變的。”（《華蓋集·忽然想到四》）

作為流浪短工，小生產者的個體勞動形式也決定了阿Q的經濟地位和思想意識，如保守封閉，自欺欺人，安于現狀……《阿Q正傳》中寫到阿Q“很鄙薄城里人”，認為他們把“長凳”叫“條凳”可笑，在油煎大魚頭上加上切細的蔥絲而不是半寸長的蔥葉也可笑，反映的正是農民階級的狹隘性。然而魯迅畢竟是為“阿Q”立傳，而不寫《趙太爺正傳》，就是因為“阿Q”的精神創傷顯然嚴重，但最終是可以療治的，而對于作品中趙太爺、舉人老爺為象征的等級制度，則應該掀翻，顛覆，滌蕩，“全都踏倒他”。據魯迅夫人許廣平回憶，《阿Q正傳》中的小D是阿Q的縮影，也是魯迅特意留下的一條伏線。作為被壓迫者的小D終究會有抬頭的一天，可惜魯迅一直沒有寫。（《〈阿Q正傳〉上演》，《現實》半月刊創刊號，一九三九年七月二十五日出版）我認為，如果把《阿Q正傳》視為一部中國人的心靈史，那這部中篇小說僅僅是一部“啟蒙史”，待寫的還有“覺醒史”，“解放史”，只不過歷史還未能為魯迅提供應有的條件和機遇。所以這首“心靈三部曲”只完成了一部。

有論者認為，魯迅對中國國民性的解剖固然深刻，但僅僅是一種關于人的抽象思考，并沒有把這種批判跟制度批判結合起來，結果反把批判矛頭由體制轉向了民眾。我認為，這是不了解魯迅生平而導致的誤解。魯迅是反清革命團體光復會的成員，在紹興又親身參加了迎接光復的活動，本身就是一位民族民主革命者。在《越鐸日報》的創刊號上，他還發出了“促共和之進行，尺政治之得失”的政治宣言。在《阿Q正傳》中，魯迅再現了辛亥革命這場政治變革的歷史局限：“知縣大老爺還是原官，不過改稱了什么，而且舉人也做了什么——這些名目，未莊人都說不明白——官，帶兵的也還是先前的老把總。”結果，能看到的僅僅是砸掉了靜修庵里一塊“皇帝萬歲萬萬歲的龍牌”，以及老百姓紛紛將辮子盤到頭頂上。俄國十月革命爆發后，魯迅歌頌這場摧枯拉朽的大風暴。北伐戰爭進行時，魯迅又歌頌過這場“一炮轟走孫傳芳”的實地的革命戰爭。至于那批投槍匕首般的魯迅雜文，進行的更是體制性批判。革命從來都有文武兩條戰線。當實地的革命者獻身于武裝斗爭時，作為“精神界之戰士”的魯迅則巍然屹立，將畢生精力致力于思想革命，宗旨在于發揚“民魂”。這跟當時的政治革命是相向而行，絕非轉移斗爭的大方向。魯迅深知，如不改造國民性，“無論是專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雖換，貨色照舊，全不行的”。（《兩地書·八》）

還有論者認為，魯迅剖析中國國民性只相當于中醫號脈，并沒有開出確有療效的處方。其實這也是一種誤解。魯迅為“阿Q精神”開出的處方是“摩羅精神”。“摩羅精神”出自魯迅一九〇八年二月、三月在《河南》月刊第二、三號連載的文言論文《摩羅詩力說》。魯迅說，“摩羅”一詞是從印度文翻譯而來，本義是指天上的魔鬼，歐洲人把他叫作撒旦。后來人們把拜倫一類詩人稱之為“摩羅詩派”，就是因為這一派的詩歌“立意在反抗，指歸在動作”。他們引吭高歌，爭天拒俗，這種雄奇美德聲音，最能振奮一個民族的精神。簡而言之，“摩羅精神”就是對一切阻礙社會發展的舊勢力的懷疑精神，反叛精神，斗爭精神。與此同時，魯迅又指出：“中國之治，理想在不攖，而意異于前說。”大意是：中國人的政治思想，是在謀求不反抗不斗爭，這和前面講的摩羅詩人的觀點，完全相反。在《阿Q正傳》早期的研究者中，周作人是頗為出色的一位，曾經指出“阿Q這人是中國一切的‘譜’——新名詞成為‘傳統’——的結晶”。最終，他卻“以儒家的入世哲學為根據，以老莊的游世態度為依托，以禪宗的出世思想為歸宿”（野夫：《周作人后期思想管窺》），墮落成為日本侵略者膝下的一個臣仆，直白地說，就是奴才。

在魯迅作品中，斗爭性還有一個形象的比喻性提法，就叫“獸性”——這是跟馴良的“家畜性”相對立的性格，也即是療治“奴隸性”的一劑猛方。作為“萬物之靈”的人類在動物面前經常表現出一種優越感，但人若失去了“靈魂”（即精神）即無異于動物。更何況在感官功能方面，人本來就有諸多不及動物的地方，比如嗅覺不如獵犬，認路不如信鴿，所以魯迅在《華蓋集·夏三蟲》中寫道：“古今君子，每以禽獸斥人，殊不知便是昆蟲，值得師法的地方也多著哪。”

趙延年為《阿Q正傳》創作的版畫插圖

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陳獨秀根據進化論的人性論，認為一個強大的民族應該同時發展人性和獸性，如果獸性全失，就會成為一個墮落衰亡民族（《陳獨秀文章選編》上，第91頁，三聯書店1984年出版）陳獨秀這里所說的獸性，指的也就是在強權面前的“抵抗力”，表現為意志頑強，能爭善斗；而不能畏寒怯熱，柔弱有病（同書，第89頁）魯迅在《而已集·略論中國人的臉》一文中，也明確贊揚“獸性”而反對“家畜性”，因為“野牛成為家牛，野豬成為豬，狼成為狗，野性是消失了，但只足使牧人喜歡，于本身并無好處”。在《且介亭雜文·從孩子的照相說起》一文中，魯迅又強調說：“馴良之類并不是惡德，但發展開去，對一切時無不馴良，卻決不是美德，也許簡直倒是沒出息。”阿Q在強權和惡勢力面前的“馴良”和“家畜性”，正是一種萬劫不復的奴性。

在構建和諧社會的當下，在向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奮進的征途中，我們重讀《阿Q正傳》這篇經典作品具有什么當代意義呢？對于這個問題，自然各有各的理解，可以彼此兼容，不必相互排斥。當前中國人的精神面貌，當然跟一百年前的中國有了很大不同，但魯迅筆下的阿Q精神也不能說已經根除。街頭的圍觀，校園的欺凌，在強者面前忍氣吞聲，在弱者面前耀武揚威，這些都是我們在日常生活中能夠切身感受到的不良現象。中國由弱國變成世界大國，這同樣是舉世矚目的事實。不過我們更要保持謙虛謹慎，反對魯迅筆下那種“愛國的自大”。面對大國間的競爭，中國人在霸凌主義面前更需要一種自強不息的底氣和勇氣。中國人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還是需要魯迅那種“硬骨頭”精神。毛澤東說“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新民主主義論》），這句話仍然值得國人深思。

記得一九三八年初，中旅劇團在武漢公演了田漢改編的話劇《阿Q正傳》。當時正值中華民族最危險的時刻。在武漢主持抗日工作的周恩來特意為扮演阿Q的演員題詞：“堅持長期抗戰，求得中華民族的徹底解放，以打倒中國的阿Q精神。”馬克思認為，人的解放有兩個層面：一是物質的解放，二是精神的解放。政治解放的最后形式就是人的解放，而人的解放的最后形式就是精神解放，也就是《國際歌》所唱的“讓思想沖破牢籠”。我想，這一天的到來，也就是“死去的阿Q時代”真正來臨之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