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新世紀以來，武漢文學取得了長足進展，為了總結發展經驗，2021年6月26日，由武漢市文聯主辦，武漢市文藝評論家協會、江漢大學語言文化研究中心、江漢大學人文學院承辦的“新世紀武漢文藝研討會”，在江漢大學學術交流中心隆重召開，來自武漢各大高校和研究機構的近30位專家學者參加了本次會議。與會學者圍繞著新世紀以來武漢文學發展的狀況、涌現出的新現象以及未來發展的方向展開深入的思想交流，專家們一致認為文學要與時代生活緊密相連，為人民發聲為人民服務。現場學術爭鳴氣氛熱烈融洽。

一、新世紀武漢文學發展歷程的回顧

武漢大學文學院教授、武漢市文藝評論家協會主席樊星就會議主旨做了發言。他在梳理當代武漢作家群發展脈絡的基礎上指出，21世紀以來，武漢地區的作家不斷探索，創作出了許多優秀的作品，積累了寶貴的經驗。為進一步促進武漢文學的繁榮，樊星教授認為我們有必要對新世紀武漢文學的發展狀況與創作經驗進行總結和反思。

江漢大學人文學院教授莊桂成認為，當代武漢文學在不同的體裁、不同的領域中取得了優秀的成果，在歷史小說、市民小說、鄉土小說、詩歌、散文、報告文學和影視文學中都產生了極具影響力的作品。這些作品體現出四個特點。第一，書寫歷史，但不拘泥于歷史。歷史小說雖然是歷史題材的創作，但并沒有迷失在歷史的長河中不能自拔，相反，這些作品具有強烈的當代意義；第二，關注現實，但不遷就現實。武漢文學一直有著關注現實的傳統，注重對現實生活的書寫，但在敘述的過程中并不拘泥于現實的表面，而是意在揭示生活背后的本質，實現對現實生活的反思、提煉和批判；第三，關心底層，但不俯視底層。武漢文學關注底層生活，希望為時代立心、為人民立言、為社會立鑒；第四，尊重傳統，但不迷信傳統。這一特點在網絡文學中體現得尤為明顯。

《長江叢刊》雜志社社長劉詩偉談到，會議前，有青年評論家問及武漢新世紀10部長篇小說，他以武漢文學在場者的身份，按照小說創作、發表的時間順序，為讀者挑選了以下長篇小說：曉蘇的《苦笑記》（2001年出版）、熊召政的《張居正》（2002年出版）、李修文的《捆綁上天堂》（2003年出版）、林白的《婦女閑聊錄》（2005年出版）、方方的《水在時間之下》（2008年出版）、鄧一光《我是我的神》（2008年出版）、劉醒龍的《天行者》（2009年出版）、池莉的《大樹小蟲》（2019年出版）、陳應松的《森林沉默》（2020年出版）以及劉詩偉的《南方的秘密》（2016年出版）。這10部作品有四個相同特征：首先，都是沿著嚴肅文學的創作路徑進行創作的，與同期方興未艾的網絡小說相比，到目前依然處于文學主流地位；其次，10部小說的作者長期致力于文學創作與研究，大多擅長把人物置放于典型復雜的生活環境加以還原和塑造，敘事老練精到，各有藝術創新和美學品格；再次，10部作品以當代較為前沿、先進的思想燭照時代生活，每部作品都帶來了極具辨識度的藝術形象，意蘊深厚；最后，這些作品在文學領域和社會領域均有反響，其中多數作品可以和同時期全國優秀長篇小說比論和媲美，能夠體現新世紀武漢文學的力量和高度。

傳統嚴肅文學已經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高度，武漢的網絡文學也不甘示弱，在新媒體的滋潤下日新月異，飛速前進。江漢大學中文系教授肖敏指出，網絡文學誕生了20多年，目前已經成為了一個高度類型化的文學形態，而且從近幾年中國作協網絡文學研究中心發布的藍皮書中有關內容來看，網絡文學已經發生了一定的轉向，即網絡文學的現實主義轉向。但關于網絡文學能不能被視為市民類小說或者通俗小說的一個延伸，還需要更進一步的研究。她認為目前網絡文學雖然發展態勢良好，但要進入更多讀者的視野中，可能不可避免地還要走上傳統出版的道路，安妮寶貝的成功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

兒童文學是武漢文學的一塊重鎮。江漢大學人文學院陳瀾博士對武漢兒童文學作家做了較為全面的述評：早在上世紀80年代，董宏猷、徐魯等人在全國范圍內已享有聲譽；新世紀以來，全國兒童文學都在繁榮發展，武漢的兒童文學也一直穩步向前邁進，現在已經形成了一支實力非常雄厚的創作隊伍，作家群體呈現出了從50代到90代多代同堂的格局，董宏猷、徐魯等50后、60后作家仍在持續的產出，蕭袤、舒輝波、彭緒絡、黃春華等70后、80后作家還在持續發力，黃艾艾、鄒超穎等新人在不斷的涌現。無論是在新世紀的第一個十年，還是在新世紀的第二個十年，武漢兒童文學作家獲得許多優質的獎項，出版了一系列的兒童讀物。在此基礎上，陳瀾指出武漢的這一批兒童文學作家有一種群體性的風格。她認為不管是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全國熱熱鬧鬧的童話時代還是現在幻想類作品大行其道的時候，武漢的兒童文學作家始終堅持啟蒙和教育的立場，注重反映現實，強調作品思想內涵，創作者的社會責任感格外突出。

從作家性別群體的區分上看，新世紀武漢女性作家創作特色鮮明。中南民族大學新聞與文化傳播學院的楊彬教授在會上做了題為《立足女性世界，關注廣闊世界——新世紀女性作家群的創作特色研究》的發言。楊彬主要圍繞傳統寫作與網絡寫作兩個主題展開論述：與上世紀80年代的張潔以及90年代的林白以激進的狀態來表現女性主義所不同的是，新世紀武漢的女性作家沒有陷入男權，她們立足于女性的主體性、自尊自立自強，在此基礎上又沒有陷入女性主義偏激的陷阱；但這種情況在網絡文學領域有所不同，以匪我思存為例，在她的作品中，女性看似具有主體性的情感觀念和不懼男權特性，但她的小說最后往往都落入到了男權的陷阱，弱化了女性主義的特色。盡管如此，新世紀的武漢女性作家在傳統文學和網絡文學寫作過程中還是有著共同點的，以喻之之為代表的傳統寫作和以匪我思存為代表的網絡寫作在全國產生了較大影響，這兩類文學創作均立足于女性自立自強的主體性，關照廣闊世界。武漢女作家已經形成了人數眾多的群體，她們堅守女性立場，從女性視角去描寫反映生活，寫作內容涉及到歷史與現實，寫作方法兼具傳統和先鋒。同時，楊彬也希望武漢女作家能更加開闊視野、豐富生活。

二、新世紀武漢文學中的新現象

武漢文學進入新世紀以來，涌現出了許多新的現象，這些現象引起與會專家們的熱烈討論。湖北省文聯文學藝術學院院長蔡家園在會上對武漢文學中的幾個新現象進行了歸納和闡釋：其一是李修文散文現象，李修文在出版了《山河袈裟》《詩來見我》和《致江東父老》之后已經形成了一個散文現象，李修文的創作突破散文文體的束縛，為性靈書寫創造了一種堅實絢爛、沉郁頓挫的美學風格。李修文的創作可以帶來一些啟示：怎樣避免庸俗化地理解人民性；怎樣避免高高在上的精英啟蒙姿態；怎樣審美化地而非道德化地處理生活素材；怎樣從傳統中建構現代性；怎樣突破既有的文體和觀念的束縛。其二，是網絡文學中的匪我思存現象。匪我思存在模式化創作中加入了個性化的書寫，她的作品是古典和現代的融合。作為一個優質IP，它涉及到創作主體、網站、后期宣傳、包裝以及推廣等多個要素，這些要素正是文藝工作者研究的對象。其三，是武漢曲藝團現象。從藝術本體上講，武漢曲藝團打造了一種新的曲藝樣式——曲藝劇，但這些作品經過十幾年的發展也面臨著危機，需要理論和批評介入，從而尋找到新的出路。

江漢大學人文學院副院長張貞教授談到了音樂小說。張貞指出依托于新媒體網絡平臺和讀者碎片化的接受方式，音樂小說的發展具備了一個良好的時代語境。在音樂小說形成的過程中，存在著三種形式：第一，音樂元素和文學元素在音樂小說文體中完全深度融合；第二，兩個不同的話語體系在融合成一個文本的過程中可能會產生一種分裂感，這種分裂感能產生新的藝術的審美張力；第三，兩種藝術體裁互為鏡像，在交叉融合的過程中增強自身的主體性。張貞表示自己還只是初步形成構思，后續還需更長時間的投入才能形成新的發現。

在關注武漢文學發展的新現象的同時，也有部分專家學者注重從個體出發，對個別作家進行批評研究。中南民族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教師雷登輝博士對劉詩偉創作進行了研究。雷登輝認為劉詩偉是當代文壇中一個獨具個性的思想者，他的作品有一種哲理化的傾向，但這也導致部分讀者很難進入到作品世界并與之產生情感共鳴。他認為要解決這一問題，可能需要借助影視藝術的力量，將劉詩偉的作品以電視電影的形式呈現在讀者面前，給讀者帶去一種更直觀、更可感的審美體驗。另外，雷登輝認為劉詩偉的新近作品《每個人的荒島》大俗大雅、思考前衛，在現實的基礎上有著更為深入的批判，在文體形式上有著一定創新，他認為這部作品也應該作為接下來的研究方向。

武漢市文藝評論家協會理事吳曉君以《劉醒龍的鄉土書寫》為題發言，她認為劉醒龍的作品是山水皆有靈的詩意建構，表達了一種權利失落下的寂寞鄉愁，傳遞出了作者在眾生喧嘩間的價值堅守。湖北省警官學院教授彭宏對網絡文學作家貓膩進行了較為深入的研究。彭宏從武俠小說終結論開始，認為進入新世紀以來，武俠小說已經終結，金庸代表了武俠小說的巔峰，巔峰即終結。武俠小說雖已經消亡，但它的傳統已經全面地融入到了各個網絡文學的樣式當中，貓膩在很大程度上就受到了金庸的影響。但貓膩畢竟不是金庸，彭宏認為金庸的小說創作有著很復雜的歷史文化政治背景，呈現出了一種“身份焦慮”。他認為金庸生活在香港的“飛地”之中，有一種被拋棄感，因而在小說創作過程中常常表現為一個“尋父者”的形象，他的作品以國族認同和文化認同反對個人主義者。而貓膩要傳達的是一種“生活焦慮”，他要表現的是“弒父者”形象，他筆下的主人公都是不折不扣的個人主義英雄。在此基礎上，彭宏進一步指出，貓膩尚未成為金庸。雖然貓膩影響極大，但他的作品少見大格局、大情懷。因此，與歷史悠久的武俠小說相比，網絡文學還需要時間的積淀。

三、新世紀武漢文學的反思與展望

新世紀以來，武漢文學進入到了一個新的階段，在取到了豐碩成果的同時也面臨一定的挑戰。江漢大學人文學院莊桂成教授在會上指出了武漢文藝在發展過程中的三點不足：其一，文學的超越性不夠。莊桂成認為文學應超越時代的發展，在書寫時代的同時更應高瞻遠矚，書寫出未來的發展，從而實現對時代的先知和預判；其二，文學批評性不夠。莊桂成指出文學活動是在人與現實的審美關系中展開的，文學從現實生活中尋找、發現、展示著人生的意義和價值，文學對社會不僅是一種贊同和歌頌，更多是一種批判。其三，文學先鋒性不夠。莊桂成認為新世紀以來，武漢文學在尊重現實的基礎上書寫現實，但過于循規蹈矩，缺少一定的反叛性和先鋒性，他希望武漢文學可以打破公認的規范與傳統，不斷創造新的藝術形式和風格。

湖北大學文學院劉繼林教授從歷時、共時兩個角度對武漢文學進行了反思。他認為新世紀的武漢文學與上世紀相比，在全國的文藝中缺乏一種引領，無法引起全國的關注，無法再現歷史上的高光時刻。若將武漢文學發展的20年放置到全國視野中來看，武漢的標志性、地方性書寫進入到了困境，能體現武漢特色、漢味的作品越來越少。在此基礎上，劉繼林進一步指出：在泛文化時代背景下，武漢文藝中的想象性、虛構性、體驗性、審美性越來越淡化。因此，如何書寫武漢、如何體現文學，還需進一步的思考和研究。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新聞與文化傳播學院教授陳國和認為，新世紀武漢文學是有賡續的，它連接著90年代底層寫作的思潮，而在新世紀，底層寫作逐漸轉向了地方志寫作。地方志寫作在全球話語中更強調地方性的特點。

武漢大學文學院副教授葉李以《從漢味小說到地方感到中國視野下的中國故事》為題發言。葉李認為在全球化的進程中寫出地方感十分重要，而這種地方感不再是上世紀武漢文學作品中呈現出來的那樣，因為上世紀文學作品中的武漢形象已經固化，在某種意義上那一時期的漢味在本世紀已經成為了一種文化符號。今天的武漢文學想要真正做到書寫武漢、展現武漢地方特色必須撇除符號化，這就要求作家在地方和全球的互動中重新生成一種實在的生活經驗。不僅如此，葉李還指出今天的文學書寫需要一種最大膽的文化想象，即利用地方感的文化想象去重新塑造武漢的形象，在地方感的書寫中使得武漢的形象被極為豐富、復雜地建構起來，使它成為一種世界性的語境下的武漢或中國故事。葉李最后指出，作家在書寫地方感的時候應該更具突破性，要努力尋找自己特殊的音調，從而形成自己特殊的語言和特殊的敘事結構。

江漢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但紅光表示新世紀武漢文學面目比較模糊，以往的文學作品漢味較濃，而現在作品特征不夠明顯。但紅光希望武漢文藝能夠在注重市場性原則的條件下兼顧作家主體性原則，在作品當中多一些文人的自律性和理想主義情懷。江漢大學人文學院教師徐迅博士表示，目前湖北文學創作的主體仍是老一輩作家，雖然近年來有新生力量產生，例如喻之之、丁東亞、黍不語等八〇后人，但和全國相比，力量還偏弱，且沒有形成群體，湖北文學創作呈現出一種中心旁落的態勢。如何找回中心，如何去創造一個新的中心，這是武漢文學界需要思考和深入研究的。同時希望當下的武漢青年作家也能像新東北作家群一樣出圈，與影視藝術交叉融合，借助影視改編來增加作家和地域的影響力。湖北省社科院研究員劉保昌表示，在文藝創作以及文藝研究的過程中，所有的文藝工作者首先要有預留意識，要抓住時代的共鳴；其次，要注意中西國民性的差異；最后，應注重創作的兼容性。

武漢市作家協會副主席、青年作家喻之之在本次大會上就小說的意義和作家的存在感兩個問題發言。她認為作為文學創作者，應該在歷史長河中實現對武漢的新發現，應站在全國甚至世界的版圖中重新審視武漢這座城市，應走進武漢人去了解他們的生活方式、生活格局，只有在此基礎上才能寫好武漢故事，小說的意義也在此處得到升華。但遺憾的是，在當下的社會中，作家既是生產者也是營銷者，而一個優秀的、致力于寫作的作家天然地缺乏自我推薦能力，因此特別希望評論家們能夠更加關注作家的創作，給予作家春雨和陽光，對作家提出批判和建議，從而幫助作家成長。《長江日報》“江花”版主編周璐在此基礎上，希望廣大的文藝研究者要明確文藝為了誰、文藝評論對象是誰這兩個問題，注重文學評論的大眾性和在場性。

武漢市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秘書長鄧鼐在發言中指出，在20多年的發展歷程中，新技術條件下社會主義文學歷經了四個技術世代的演進更替，已經由網帖、博客、微博轉向時下最為火熱的短視頻模式，并迅速形成全民參與、全民創作、全民消費的新趨勢，其生產傳播速度之快、積聚發散效果之巨、社會文化影響之大遠超以往任何文學樣式與傳播。新的文學樣式需要新的評論手段，面對新技術條件下文學評論的缺席，應當加快步伐、跟上節奏、調整思路、創新方法，及時組建隊伍、開辟陣地，開展專業權威的文藝評論，凈化新技術條件下文藝生態，推動新技術條件下文藝健康發展，履行好文藝評論的時代責任。

新世紀武漢文學走過了20多年的風雨歷程，涌現出了一大批優秀作家和獨具特色的文學作品。在這個發展過程中，武漢文學在繼承的基礎上創新，在創新中探求新發展，無論是傳統的嚴肅文學還是新興的網絡文學，都呈現出了欣欣向榮的面貌，這是武漢所有文學工作者共同努力的成果。同時，正如本次大會中各位專家學者所討論的，武漢文學在新的時代語境中遇到了新的挑戰，如何創作出體現武漢精神、獨具武漢特色的作品、建構起新武漢形象成為了文學創作者和文學研究者需要共同探討的話題。廣大文學工作者在文學研究的過程中也應該加強藝術研究，以批評和理論促進創作繁榮，讓武漢文學在全國乃至全球的天空展翅高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