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一

魯迅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地位，雖然經受了起伏變化——作為一個文學家，作品當然免不了受到批評，政治上更不免遭到攻擊，例如，舊文學家的批評，反對派的貶低，革命文學家的全盤否定，等等——但總體上說，他得到的正面贊揚遠遠多于貶低和否定。而且在一個時期，甚至達到絕對權威的程度。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他的地位漸漸受到挑戰。雖然至今，在所謂評定大師和文學家排座次的活動中魯迅總還是排在首位，但也有一些人在用這樣那樣的方式要把魯迅埋藏在歷史的塵埃中，認為他已經失去了同當代對話的可能性。在魯迅曾獲得尊敬的國家如日本，情況甚至更令人沮喪。一位日本研究者寫道：“中學課本里的魯迅作品慢慢消失了，學生們連魯迅的名字都感到陌生。過去隨時都能買到的魯迅作品的譯本，現在坊間幾乎見不到了……這反映出近十年來日本文化界對待魯迅比過去大為冷淡，魯迅的名字幾乎被忘掉了……魯迅是基本上存在于‘現代性’之中的。在這個層面上說，在二十世紀的日本，甚至中國和韓國，以社會的規模來說恐怕再也沒有接受魯迅的條件了。就是說，想讓一般青年人感興趣已經做不到。”1

日本的情況如此嚴重，自有多方面的原因。事實上，在中國，雖然出現了魯迅過時的論調，但這是一個仍然處于爭論中的問題。中國的讀者仍然在接受魯迅，其崇高地位和巨大聲譽被寫入中國文學史，成為中國文化傳統的重要組成部分；他的許多作品仍然在中學語文課堂上被當作范文講授，供青年學生揣摩學習。中國人想要忘掉魯迅的遺產并不容易，正如“五四”時代魯迅一代人想要徹底擺脫傳統一樣艱難。這和日本、韓國的情況截然不同。這些年來，的確出現了一些從各種不同角度批評魯迅的作品，指責其色調過于陰暗，文字有些費解，所記錄和評述的歷史事件距今久遠無法追躡等觀點，從而主張把有些篇什調離教科書，而隨著教科書編纂工作自由度的增加和地方獲得自主選擇權，某些地方已經發生了調整和刪除。這當然也是可以討論的問題。但在中國，還有一個事實不能忽略，不能只斤斤于強調課堂上灌輸魯迅作品的現象，更要注意到，魯迅的著作仍然是一般讀者的自愿選擇，各種版本充斥坊間，印數相當可觀，以至于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以來，中國最高出版行政機關新聞出版總署特發文件，禁止除人民文學出版社以外的任何出版社印行《魯迅全集》，除了部分政治原因外，一個重要的因素是，很多出版社把翻印已經沒有著作權的魯迅作品視為像翻印《紅樓夢》、《水滸傳》等古典文學名著一樣既有經濟效益又有社會效益的選題。2

人們不能不經常問及這樣的問題：對于魯迅的崇敬，是懾于威勢？還是慣性使然？抑或他的作品確實仍具魅力？他過時了，抑或仍對當代發揮著影響？

這里之所以提出魯迅的經典性問題，是因為當前在否定魯迅的價值以外，還有一個把魯迅經典化的熱潮。其中有正面的研究，也有負面的貶低。正面研究闡述了魯迅的作品的經典性意義，甚至提出有必要將魯迅經典化，因為經典化的過程可以使魯迅的作品獲得一種定論，使其在文學史上永葆價值。而有些貶低的觀點，則從“經典”的負面意義上立論，認為魯迅的作品已經進入歷史，缺乏現代性，已經不能再同現實對話。

魯迅的語言、思想和使用的文學體裁是在一種由傳統向現代化的轉化過程中產生的，他以高超的技巧寫出膾炙人口的作品，為中國現代新文學樹立了典范。他被公認為現代經典作家，也就是說，他不同于古代的經典作家，他使用現代人的語言，抒寫了現代中國人的思想感情，為新文學制定了一套寫作規范和準則，長期以來一直是中國青年學生學習寫作時取法的榜樣。但魯迅不是十全十美的圣人，這里所說的經典性，并不是說他的文本具有不容批評的神圣性。但我們需要注意這樣一些事實，即，魯迅的生平是確定的，經過幾十年的研究，他的事跡基本確定，已不可能出現重大的事實對他的思想和人格做實質性的改變。他的文集也是齊全的，最近幾年間或有佚文佚信發現，但為數不多，無關大局。我們完全可以通過閱讀文本來確定他的思想形態和文學成就，評估他的道德人品。魯迅的作品基本上每篇都是完整的，沒有他本人出于弄虛作假或趨炎附勢的動機所做的改動3。這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是少有的。

我們應該從他的生平和文本以及我們的閱讀體驗的角度來說明魯迅的經典性，而不是做權威定論，把魯迅的作品樹為不可侵犯的東西，一字不能改易，只能反復頌讀，發掘其微言大義，五體投地表示欽佩。同時，我們也注意到有論者從不同角度來否定魯迅的經典性，找出他的毛病，或者干脆從感情上表示不理解，豈但否定其經典性而已，甚至不乏全盤否定的論點。這些論點，如果放在整個文學史上看，都是正常的，不必大驚小怪。讓所有的人都說好的文學作品是沒有的，不讓任何人反感或厭惡的文學作品恐怕也極少。我們的態度應該是，既不神圣化魯迅，也不苛刻地要求魯迅。

經典一詞含有傳統的、優秀的、不朽的、典范的等意思。西方的canon一詞，指的是傳統的具有權威性的著作，例如宗教上的《圣經》，內容是原則性的，是必須遵守的規范。在中國，儒家傳統的原典稱“經”書，例如“六經”，宗教方面有佛經。經典是后人行為的準則，學習的模范。人們把古代的優秀作品稱為古典或者經典，后代人要創造新的經典，就必須在學習中實現超越。這是一條必經之路。很多文學家都能講出自己獨特的經驗，例如韓愈和柳宗元都介紹過這個學習和創造過程的艱辛。韓愈在《答侯繼書》中說：“仆少好學問，自‘五經’之外，百氏之書，未有聞而不求，得而不觀者。”4在《進學解》中又借太學生之口說自己“沈浸郁，含英咀華，作為文章，其書滿家”，盡力廣采博取，做到“閎其中而肆其外”。5柳宗元這樣描述他借鑒古代經典的獨特方法：“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源也。參之梁氏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公以著其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為之文也。”6

江山代有才人出，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學成就。新的文學名著的出現，因為時代較近的緣故，更能得到當代人的青睞。古代的經典，有些確如韓愈所說的“詰屈聱牙”，為人所不喜，漸次被人遺忘，經典遂成“過時”的同義語。這種現象屢見不鮮。很多被列為必讀書的經典作品，很難獲得廣大讀者，人們戲稱為“人人知其名，幾人讀終篇”。不少經典作品逃不脫只成為文學史教科書上的名字的命運，或出現在入學考試的綜合知識測試中，成了所謂“常識”，得到虛假的普及。

真正的經典作品應該有廣闊的包容性，無論以什么樣的形式出現，它都應該是豐富而又細致地表現本民族的性格和感情，而且要表現得盡可能完美。經典作品應該具有廣泛的吸引力，應該得到來自社會不同階層、處于不同境遇的人們的反響和共鳴。創造經典難，而維持其經典性更難。真正的經典作品應該超越時代。它表現的是本民族的最基本的性格和感情，表現在特定的時間和地點這種性格和感情的種種形態，為后人提供著借鑒和營養。

魯迅的作品直到今天還有相當大的影響，這不僅僅因為他的時代距離我們較近，他敘述、描寫和探索了包含著現代性的種種問題，更因為他的作品中包含著我們民族性格和感情的一些固定的東西，而且，他的卓越的表現形式，同樣具有經典性，為后世的文學寫作樹立了典范。

但魯迅的經典性，并不是一個不證自明的命題。魯迅的文化遺產必須經受檢驗，在接受細讀、精讀、贊美甚至崇拜的同時，也必須接受那些可畏的后生的質疑和否定。

二

并非每個時代都能有產生文學經典的幸運。魯迅文學創作鼎盛期的“五四”時代是一個產生經典的時代。“五四”新文學為人們留下了經典性的問題，經典性的作品，經典性的情境，為中國現代提供了經典文本。其影響直到今天還在作用于中國的知識界，推動著中國文化發展。“五四”時代的著名人物魯迅、胡適、陳獨秀等當時和后來的建樹值得而且已經引起研究者的重視。絕大多數現代文學史著作都肯定這場運動取得了巨大成功，而且把魯迅一代人譽為承前啟后、開一代新風的大師，或比其為“文起八代之衰”的韓愈，或徑稱之為孔夫子一樣的圣人。7

“五四”時代是一個風云變幻、社會動蕩的時代，換言之，是一個“王綱解紐”的時代，一個思想比較自由的時代。西方思潮大量涌入，流派紛呈，主義繁多，以至于有人大聲疾呼要“多談些問題，少談些主義”。如果拿它同古代某一個時期相比的話，它略同于“百家爭鳴”的戰國時代。后者也正是一個出現了思想繁榮和文學多樣局面的時代。章學誠曾說：“周衰文弊，六藝道息，而諸子爭鳴。蓋至戰國而文章之變盡，至戰國而著述之事專，至戰國而后世之文體備；……后世之文，其體皆備于戰國……”8而在“五四”時代，白話文興起，新文學全面開花結果，也是在各種文體上都進行了嘗試，而且很多都取得了成功。其中尤以魯迅的創作成就最為顯著，他在多種體裁(特別是短篇小說、詩歌、散文雜文)上都有開拓性的業績。

一個社會動蕩的時代并不影響經典的產生，反而可能會促使經典的出現。孔夫子這位古代經典的創造者和整理者，恰恰在動亂時代過著顛沛流離的生活；偉大的詩人杜甫也是在國破家亡的慘痛中創造出經典作品的。

我們所說的“五四”時代，本是針對一場文化運動而言的。這場文化運動后來與政治運動緊密結合在一起，才有了“五四時代文學”這個稱呼。這場文化革命運動難免偏激的態度，在新舊斗爭中，往往過于強調中國文化傳統中負面的東西，曾經吹響過全盤否定的號角。這種態度，雖然作為一種所謂策略發揮了一定作用，但同時也產生了一些負面的影響。對比古代的產生了經典的時代，“五四”時代在時間的長度和范圍的廣泛方面顯然還不夠，還不足以產生十分豐富的文學作品。

但是，就是在這樣一個非常短暫的時期，魯迅卻像一顆耀眼的明星升上文學天空，創造了令人炫目的作品。按一般的規律，一種文學主張剛剛提出，一種文體剛剛出現，還需要積累，需要借鑒，還會有很多幼稚的作品出現，在與舊文學爭奪陣地的斗爭中還會出現多次反復。魯迅卻是一個反常的例證，他的小說一開始就呈現出經典文本形態，創造了一個文學史上的奇跡。研究者常常對于這個事實感到驚奇，并努力探討其中的奧妙。實際上，他在很多方面都有著充分的準備。他所處時代的特點是，文化經典在發生著轉移和變化，舊的經典受到批判，而新的經典還沒有出現。魯迅的創作填補了空白。有論者指出：“中國現代小說在魯迅手中開始，在魯迅手中成熟。”9不但后世的研究者和作家，就是魯迅的同時代人，無論是作為同仁的陳獨秀、胡適，作為兄弟的周作人，還是作為后輩作家的茅盾，更有廣大的普通讀者，異口同聲地對魯迅一出手就顯示出成熟的形態和經典的性質表現了絕對無疑議的贊譽和欽服。如茅盾評論說：“《吶喊》里的十多篇小說，幾乎一篇有一篇新形式，而這些新形式又莫不給青年作者以極大的影響，必然有多數人上去試驗。”10魯迅并不是一個偏激的、漫無目的、急不擇路的開拓者，其作品顯示的高超技巧，非當時許多幼稚的作品可比。

二十年代，魯迅的《吶喊》剛出版不久，就有很多文化界知名人士在開列“青年必讀書”時將其列入，使其與《論語》、《孟子》、《莊子》等古典名著并列。有的在附言中特別對這部“當代經典”做了說明，例如吳曙天在介紹他的祖父的意見時說：“他是一個研究國學的人，現在每天還戴起眼鏡來看書，他也讀魯迅先生的《吶喊》，他曾說《吶喊》陳義很高，我們小孩怕看不懂。”11

對新文學的成就，在二十年代，就已經有人意識到其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地位，特別是作為新文學元典的經典價值。例如，胡適就建議在大學開設“新文學”科目，并推薦魯迅的弟弟周作人去主持其事。12值得一提的是，他所擬的國文課程閱讀材料中，首先就是魯迅和周作人在東京時期翻譯的《域外小說集》，革命前的不成功譯本尚且要受如此禮遇，更不要說他們創造的新文學經典了。13后來因為種種原因，周作人沒有能夠出任那個教職，但幾年以后，他應邀到該校作了系列演講，就是有名的《中國新文學的源流》。14他不但評價了新文學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而且還把新文學的起源定位為明末文學的繼承和發展，他要說明的是，新文學不是憑空而來，它有自己的淵源和師承。

但魯迅的作品究竟有沒有經典性，后代人似乎更有發言權。經典性是接受者賦予的，每個讀者都有自己的判斷，有的人認為這些篇是經典性的，有很高的價值，有的人認為另外一些篇章具有經典性。關于魯迅的作品，我們舉出的是正面的評價，當然還有很多否定的言論。現代人因為有了更多的實踐，文學的手段更加先進，有了更大的成績，就對他橫加指摘，是歷史虛無主義的態度。這不能作為否定魯迅文學成就的借口。魯迅的功績已經銘刻在文學史上，他的作品表現的深刻的思想，成熟的技巧，對那個時代所具有的認識價值不可磨滅。何況，他還并沒有被今人超越。

魯迅本人也在一些場合對自己曾經親歷、對自己“以創作顯示了實績”、為之做出貢獻的新文學運動也有總結性的論述，15雖然他對那個運動以那樣的方式結束感到惋惜和不滿。1927年，他應香港基督教青年會的邀請到香港做了兩次演講，一篇是《老調子已經唱完》16，一篇是《無聲的中國》17。演講中他仍然堅持著“五四”時代的思想，強調新文學的現代性和進步性；他在批判中國傳統文化和現實中的種種弊端時，態度仍然很激烈；他在為“五四”時期一些激進觀點辯護時，提醒人們注意其中含有的策略性。反傳統并不是要割斷傳統，例如錢玄同說要廢除漢字，結果并沒有廢除，但至少白話文站住腳了。后來有的研究者把魯迅描寫成激烈反傳統的所謂偶像破壞者，其實他對中國古代傳統的看法并非一味偏激，對中華文化史上的經典并非一概否定。這篇演講在表現了他對當時香港的文化現象的不滿之外，對自己舊日的功績懷有愛戀也是分明可以感知的。在與革命文學家的論爭中，他的自謙背后隱藏的自負，他對狂妄的新一代的不滿甚至蔑視，從他的文字中間或也能夠看到。他曾經說過這樣的話：“創作既因為我缺少偉大的才能，至今沒有做過一部長篇；翻譯又因為缺少外國語的學力，所以徘徊觀望，不敢譯一種世上著名的巨制。后來的青年，只要做出相反的一件，便不但打倒，而且立刻會跨過的。但僅僅宣傳些在西湖苦吟什么出奇的新詩，在外國創作著百萬言的小說之類卻不中用。因為言太夸則實難副，志極高而心不專，就永遠只能得傳揚一個可驚可喜的消息；然而靜夜一想，自覺空虛，便又不免焦躁起來，仍然看見我的黑影遮在前面，好像一塊很大的‘絆腳石’了。”18這情形和當代幾個青年作家把他稱作一塊“反動性不證自明”的“老石頭”真是一種巧合。19但直到現在，要想把魯迅一腳踢開，正如魯迅七十多年前所斷言的，還“必須有較大的腿勁”，還免不了產生焦躁的情緒。

任何一種經典的生成過程都有其獨特性和復雜性。但其中也有共同點，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繼承傳統，一是反對傳統。魯迅正好經歷了這兩個方面或者說兩個階段。而且是按照自然順序，即先繼承后反對，或者更準確地說，在繼承中反對。因為繼承和反對往往是同時進行的，并非分為兩截。二十世紀中葉以后，中國在文化建設中出了一些問題，原因之一就在于顛倒了順序，服膺反傳統思想，在文化革命的道路上勇往直前，加大了破壞的力度，甚至否定一切，在意識到偏向以后才來補課式地繼承傳統。

三

有了經典的時代，還不一定能夠產生經典作家和經典作品。必須有充分修養的人，又與時代的需要相激發。魯迅正是這樣一個應運而生，具備了必要的修養的人物。歷史因此就選擇了他創造了新文化的經典作品。

魯迅具備以下創造經典作品的條件：

首先，這里要強調的不是魯迅的作品超越了時代，而要強調其忠實于時代。他的作品是現代的，因為他本人是現代人，具有現代思想。他必須首先獲得先進的思想，才能以文學形式將這些思想表現出來。

魯迅所處的時代是一個半封建半殖民的時代，他在青年時代就敏銳地感到民族壓迫和列強欺凌的慘痛。這個時代的人們在情緒上很容易產生憤怒，性格上特別敏感，因此就很容易造成心理上的缺陷，或者自卑，或者自大，時而狂妄，時而沮喪。在這種情況下，中國人最需要一種新的品格，這就是后來毛澤東在評價魯迅時說的那種品格：“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20魯迅從青年時代就感佩他的家鄉人民引以為榮的大禹治水和越王勾踐臥薪嘗膽的故事，早年贊揚過家鄉人民“復存大禹卓苦勤勞之風，同勾踐堅確慷慨之志”，21在去世前不久還引用明末王思任的話：“會稽乃報仇雪恥之鄉，非藏垢納污之地”。22他的品格既不是麻木的，也不是瘋狂的，既充滿了義憤，又滿懷正義感和同情心，既激情澎湃又沉穩踏實。

環境對作家的影響，作家的個人經歷和性格養成，在文學創作中具有極大的作用。文學創作是一個個人從事的事業，個人經歷和時代遭遇兩方面的結合是構成杰作的條件。魯迅正是這樣一個人生遭遇極為痛苦的人，他的人生道路既是獨特的，又在現代文學史上具有典型意義。他經歷的巨大痛苦主要來自精神，是不被理解的孤獨和寂寞：“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長大起來，如大毒蛇，纏住了我的靈魂了。”23他在北京前期主要經歷的正是這種痛苦的體驗，但這個時期，也是他觀察和積累的重要時期，沒有這個時期，就沒有后期的文學業績。古代先賢，那些創造了經典作品的杰出作家大都有類似的遭遇。例如黃庭堅說“杜子美到夔州后詩，韓退之自潮州還朝后文章，皆不煩繩削而自合”24，講的正是個人經歷在文學創作中的重要作用，生活中的磨難使兩位作家的詩文達到爐火純青的地步。值得注意的是，魯迅與古代先賢相比既有相同之處，也有不同之處。例如，他與屈原和杜甫的不同之處在于，他沒有那種因不得寵而表現的不平，沒有盲目的忠君思想；他同韓愈的不同之處在于，他沒有韓愈身上那些卑下的品格。封建思想，或者說“奴性”，是處在“王綱解紐”時代的魯迅所沒有的。早在日本留學期間，魯迅就對中國文學中的“溫柔敦厚”和“不攖”的詩教進行批判，《摩羅詩力說》將外國作家、詩人同中國文人對比，呼喚中國出現“立意在反抗，指歸在動作”的“摩羅詩人”。25這是魯迅留給中國文化的寶貴遺產，一種以“民族魂”這個響亮的光榮稱號來標示的精神。這種精神品格也正是他的經典性的基礎。

不幸的個人經歷，促使魯迅對中國的前途和命運做深刻的思考。人們耳熟能詳他在日本留學時寫下的慷慨詩句：“我以我血薦軒轅”，還有他就讀弘文學院時經常思考的三個問題。26他所寫的幾篇文言論文，提出了一系列當時人們關心的問題，并試圖找到解決方案。他的思考在同時代人中顯得敏銳和深刻。他既認識到中國文化的不足，又意識到盲目模仿西方制度的弊端。所以，他提出了以建立“人國”為中心的想法，注重人的素質的提高，注重民族健全性格的養成。

他的文學理想是為人生的，他是為了中國的進步、民族性的改良而寫作的。因此他的作品，成為指引國民前進的明燈。他的品格和修養決定了他成為那個時代的代言人。一個作家的經典性表現之一就是，他是一個時代的代言人和集大成者。這個時代的顯著特點都能在他的作品中找到。在革命時代，革命性當然應該是充分的，但更重要的是對革命活動的深入的思考，對革命活動經驗教訓的總結，對中國社會腐敗和落后的更深刻原因的探索，我們從他的教育經歷和文化修養中看到，他總是走在時代的前列。一方面，他有機會接觸了革命先賢的思想，樹立救國救民的理想；另一方面，他師承前輩，這些前輩在很多方面，包括國民性改造方面都有辛勤的探索和卓越的成績，甚至有學術史方面的總結和批判。

其次要強調的是，中國傳統為他提供了創作的源泉，特別是史書——野史與正史同樣重要。他后來的一些小說，特別是《故事新編》，往往取材于青年時代閱讀和輯錄的古代典籍和筆記小說。

性格和知識使魯迅的心智達到成熟階段。而語言和文學的成熟正是心智成熟的產物。心智成熟需要歷史材料和歷史意識。而歷史意識的獲得，不但需要沉潛于本民族歷史中，還必須研究本民族歷史之外的其他歷史，從而使自己的歷史意識真正覺醒。魯迅就是在中外歷史的比較中看清楚中國的歷史和現狀的。魯迅在日本時期的廣泛學習為他提供了這方面的參照。例如，魯迅小說表現的“反禮教”思想，本身并不新奇，在中國古代一直有人反對儒家思想，出現了李贄這樣杰出的思想家，但魯迅吸取外國思想，融合了進化論、個人主義、“超人”等學說，揭露了家族制度的弊害和傳統思想吃人的殘酷性。這無疑是現代思想觀照的結果——外國的傳統為他提供了思考中國傳統的參照。這又是魯迅有條件超越其先賢的所在。

作為文學家的魯迅，一生不停地向外國文學學習，他的翻譯文字幾乎和創作文字一樣多，他的很多譯文序跋記錄了他廣采博取外國文學的過程。他緊緊跟蹤當時世界文學的狀況，直到晚年，他還有意愿而且也有條件購讀新出版的文學作品和文藝理論著作。27他在辭謝諾貝爾文學獎提名時說：“諾貝爾賞金，梁啟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這錢，還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們得不到。你看我譯的那本《小約翰》，我那里做得出來，然而這作者就沒有得到。”28雖然有謙虛的成份，但也可以視為他廣泛取法的心態的表露。

正是通過對古今中外文學的創造性學習，魯迅為中國現代文學建立了規范。

四

恰當地處理傳統和個人之間的關系，在傳統和創新性之間達到一種有意識或無意識的平衡，是創造經典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魯迅生活在一個除舊布新、反經典的時代，表面上，他是反傳統的，但他的創新并沒有離開傳統。傳統的蘊涵非常廣，其中包含一些互相排斥的成份，這些成份又能在一般的情況下相處并且融合。我們常說一個作家身上既有儒家的成份，又有佛家的成份，還可能有道家的成份，就是這個意思。

魯迅不僅僅是一個民族精神的代表——這樣說我們甚至可能是在貶低魯迅——毋寧說他是民族精神的最高標尺，他是后世人們仰攀的高峰。他表面上顯得是一個異類，然而我們正需要這樣的異類，因為他代表了社會和思想的進步。恰如外來文化這個異類對我們的固有文化產生推動作用一樣。魯迅不遺余力地批判所謂庸眾，但卻神奇地獲得了大多數人的愛戴和敬佩，這看似矛盾，但卻透露出我們民族尚有卓識，尚能認識我們之中的這個少數的價值，尚能心悅誠服地接受尖刻的批判，還不是一個徹底無可救藥的民族。魯迅的價值就在這里，這也從反面說明他并不是一個異類，他的思想普遍存在于廣大人民之中，他的心和廣大讀者的心產生了共鳴。

魯迅像古代經典作家一樣，寫出了中國人恒常的感情和思想。我們說魯迅的作品有經典性，首先就因為他深深地植根于中華文化的傳統中。沒有傳統的滋養，個人的天才難以獲得充分發展的契機。個人的革命性和杰出才能不可能完全突破傳統、切斷傳統。說一個作家平地拔起，開創了一個新時代，空前絕后，要么是夸張之言，要么是欺人之談。后代作家可能一時在傳統的重壓下感到無能為力，喪失創造力和對進步的信心。為了擺脫困境，取得進步，切斷傳統也許是某個階段的念頭。但這種壓力和痛苦正是作家進步道路上必須經受的考驗。偉大詩人如杜甫，他的成就來自“轉益多師”和“熟精文選理”，他的“下筆如有神”來自“讀書破萬卷”。恩格斯稱歐洲文學史上開創新紀元的人物但丁為“中世紀最后一個詩人，新世紀第一個詩人”，也是從他高度凝煉地總結了基督教傳統而言的；莎士比亞的戲劇吸收了前輩甚至同時代許多劇作家的成果；韓愈被譽為“文起八代之衰”的劃時代人物，但也有人指出他的“集八代之成”的一面。29

魯迅的創作，取法中國古代傳統處甚多，早有論者指出，不煩重述。他的小說學習古典小說的諷刺藝術，他的雜文學習古代文體，他的詩歌取法古代詩人如李賀、李商隱、溫庭筠等30。這個廣泛吸收、潛移默化的學習過程，我們從他的讀書生涯中，從他的文章中能夠很明顯地體會出來。

魯迅的境遇與上述幾位作家的境遇之不同點在于，但丁、莎士比亞和韓愈都在傳統中找到了契合自己的東西，但丁在宗教傳統文化的繼承中成就自己的“新生”；莎士比亞在歐洲戲劇傳統中成長，在伊麗莎白時代的文學氛圍中浸潤；韓愈倡導了復古運動，其實質正是向古文傳統的歸依。魯迅則在一個革命呼聲很高的時代登上了文壇，他接受了來自與中國傳統有巨大差異的西方文明的影響。我們說魯迅創造了中國現代文學的典范作品，其表現之一就是他的作品同世界各國文學取得共同的思想和語言，換言之，就是融入了世界文學的大潮。

不過，在衡量本國傳統和外來文化影響時，我們還要做細致的研究，必須同時注意各種因素，而不是過分強調一個方面。以往的研究者從各個角度提供了很好的思路。普實克指出，魯迅早年的文言(小說)習作中也透露出他的具有現代性的思想和杰出的創作才能，例如《懷舊》無論在思想上還是在文學精神上，都體現出淡化情節、抒情性加強等現代性，而且更進一步，他特別強調了魯迅的個人素養和中國文化傳統所起的作用：“甚至在他的早期作品中，這位中國作家就已運用歐洲散文很晚才發現的寫作手法。我想，由此可見現代文學的興起不是一個逐漸吸收各種外國成份，逐漸改變傳統結構的漸進過程，而根本上是一個突變，是在外力激發下一個新結構的突然出現。這個結構完全不必與激發它產生的那種結構相類似，因為無法估量的個性和當地傳統會起主要作用。”31這從一個側面回答了為什么新文學作品(特別是小說)在魯迅手中開始并在魯迅手中成熟的問題。

魯迅作為第三世界文學的杰出代表，在傳統文化如何應對異域文化方面，為我們樹立了典范。其實，這種創造過程在中國歷史上也曾經出現過，例如中華文化接受了佛教文學的影響，吸取了有益的營養，但我們的民族文化并沒有因此喪失，反而出現了新的面貌，產生了新的經典作品。

如前所述，魯迅有著深厚的古典文化修養，在順序上，他首先熟悉中國的文化典籍，后來涉獵西方文化。這個前后順序以往人們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魯迅較少講述自己與中國文化傳統的關系，但傳統是生長在他的血脈里的。人們經常提及他的幾種有關中國文學研究的著作，如《中國小說史略》、《漢文學史綱要》等，以及大量的古籍整理和資料匯編，顯示了他精湛的功力，表明他對優秀的古典作品是相當熟悉的，例如《詩經》中的優秀篇章，屈原的《離騷》，司馬遷的《史記》、杜甫的詩歌，《紅樓夢》等等。此外，尤其要注意的是時代離他較近的前輩作家，也就是研究者稱之為他的“前驅者”的清末作家，為他提供了很多養分32。這些前輩中有些雖然被他批判過，而批判本身就是一種學習過程。無論是用何種方式來對待傳統，接受也好，反對也好，首先必須有一個學習過程，熟悉乃至精通傳統，然后才能對其進行批判。中國歷史上有些貌似詆毀傳統的人，也只是詆毀了所謂的“正統”，即孔孟之道，并非全盤否定。

魯迅在用白話文寫作之前曾大力實踐復古主張，用很古的文言翻譯外國作品，走了一段彎路。而后來反對學習古文，以現在的眼光看來，是“五四”那個時代的偏頗。無論是駢文、古文還是白話文都可以用來表現新的和正確的思想。其實，魯迅在新文化運動之后，仍用文言文寫作，《中國小說史略》即全部用文言寫成。在與學衡派、甲寅派的論戰中，他常常顯得比對手更熟悉古典，很多例證可以說明這一點。魯迅并非不重視古典文化教育，他給友人的孩子開列的古典文學研究書目，顯示了他的視野之開闊、見識之深遠。33

不能忘記，魯迅在青年時代就提出了健全的文化理想：“明哲之士，必洞達世界之大勢，權衡較量，去其偏頗，得其神明，……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內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脈，取今復古，別立新宗。人生意義，致之深邃……”34

五

經典不是僵死和呆板的，在時間的長河中，經典要經常顯示其創造性和常新性。魯迅作品成為經典是一個動態過程。魯迅筆下的形象，至今仍然在我們中間出現，雖然時代不同了。他還有與當今社會對話的能力。經典作家在其創作過程中一定遇到了極大的有典型意義的問題，他們對應問題、解決問題的辦法或努力值得我們借鑒。如果評估一下近幾年有關魯迅的爭論，我們就會看到，雖然有些爭論有無聊炒作之嫌，但其中也不乏關乎中國文化前途的根本性問題。有些問題，因為魯迅研究本身的薄弱，還沒有進行很好的開掘和闡發。例如，魯迅改革和豐富中國語言，在翻譯過程中彌補中國語文不足的努力，等等，都將會對當前的文化建設產生啟發性作用。

魯迅的經典性作品值得我們取法處很多。魯迅寫作的出發點是為人生并要改良人生，他是一位啟蒙思想家，具有英雄主義情懷和積極進取的精神，他的藝術修養具有多元性和前衛性。他對中國所處困境有極為深刻的認識，由此上升到對中國國民劣根性的深刻認識和尖銳批判。例如在描寫中國人的生存困境的《阿Q正傳》中，阿Q在物質上一無所有，精神上十分無聊而且麻木，而這恰是中國人在二十世紀初的絕望中普遍有的狀態，雖然在口頭上還有些強硬。魯迅這部代表作，反映了那個時代的主要特點，表現出對中國社會的深刻認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魯迅通過敘事角度的變換和反諷的效果，極大地提高了作品的主體意識。正如論者指出的：“魯迅的小說不僅創造了阿Q，也創造了一個有能力分析批評阿Q的中國敘事人。由于他在敘述中注入這樣的主體意識，作品深刻地超越了斯密思的支那人氣質理論，在中國現代文學中大幅改寫了傳教士話語。”35我們今天仍需要這樣的描寫典型性情景、反映時代特點的作品。

魯迅的深刻認識能力，是一種高超的智慧，而且是一種古老的智慧，在古希臘，這種智慧凝結在“認識你自己”這句名言中，在中國古代經典中則是“吾日三省吾身”。魯迅首先是深刻地認識了自己，認識他周圍的人們，更進而認識他所在的社會，認識民族的歷史、現實和未來。他常常諷刺挖苦，顯得十分尖刻，但他同時也不斷深刻地反省自己，解剖自己比解剖別人更嚴酷。他把這種認識能力和評判智慧運用到普遍的社會層面，而不是針對個人，也就是他所說的“論時事不留面子，貶錮弊常取類型”36。這是智慧的最恰當的運用，他因此使這種被他的對手稱為具有“刀筆吏”風的論辯文章在他手中達到頂峰，大大超越了他的同鄉中比比皆是的舞文弄墨的師爺們，也超越了前輩鄉賢如徐文長等作家。周作人如此說明紹興(浙東)這種“師爺氣”道：“本來師爺與錢店官同是紹興出產的壞東西，民國以來已逐漸減少，但是他那法家的苛刻的態度，并不限于職業，卻彌漫及于鄉間，仿佛成為一種潮流……。”37解放后，仍然戴著漢奸罪名的周作人竭力向人民政府靠攏，他又以新中國流行的語言分析紹興這種風氣道：“師爺雖是為世詬病，畢竟也是從人民中來的。他本身傳受了師爺事業，其從父祖傳下的土氣息泥滋味還是存在，這也是可以注意的事。師爺筆法的成份從文的方面來的是法家的秋霜烈日的判斷，腐化成為舞文弄墨的把戲，從人民方面來的是人生苦辛的經驗，這近于道家的世故(特別是老子)，為二者中的主要分子，可以稱為人民的智慧。”38

這種來自人民的高度成熟的智慧，正是經典作家必須具備的條件之一。

有一位外國批評者，從一些外圍的材料入手，對魯迅作品的經典性提出質疑，認為中國人過于吹噓魯迅的作品，捧之為世界名著，并援引外國作家的評論甚至偽造外國名人的評論以自重，乃至虛榮心膨脹到竟想拿魯迅的作品去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其所提供的材料是否準確，容或繼續考證。這種批評的問題在于沒有抓住實質，沒有準確無誤地指出魯迅的作品本身的優長和缺點。該文有意或者無意忽略了這樣的事實，就是在外國名人發表評論之前，魯迅的作品早已獲得廣泛的好評。因此，該文所能明確說明的還有一點：外國作家沒有真正理解魯迅作品的意義，魯迅的經典價值并不需要外國名人甚或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來確定。這部作品以其對中國文化的透徹理解，對民族劣根性的絕妙諷刺，和由此對中國讀者的啟發和教育意義，對中國文化思想界產生的巨大影響，是一個外國作家難以完全欣賞和理解的，也是一個外國的批評者難以完全理解和準確評判的。39

魯迅在小說形式上進行了廣泛試驗，很多具有不可重復性。他既有吸取，又有創造。他反對林紓用意譯方法翻譯的小說，經過艱苦的試驗，完成了從古文規范向小說規范的轉化，創造了新的小說體裁和語言。在學習西方手法的基礎上，經過本土化內容和形式的創造性轉化，建立了民族準則。例如，《阿Q正傳》借鑒了波蘭作家顯克微支的兩篇小說和塞萬提斯的名著《唐吉訶德》40。《狂人日記》借鑒了俄國作家果戈理的同名小說和尼采的哲學思想及文風41。李歐梵指出，魯迅的小說十分獨特，與同時代過分浪漫主義的、形式松散的作品相比，結構上是成熟和完美的，具有古典主義風范。他認為，“魯迅的試驗雖然并非每次都成功，但他的成功作品卻深深證明了他的創造力，他能極具才華地把他的獨創性的想法表現出來，能夠極為巧妙地把他的思想或經驗轉化為創造性的藝術”：

僅僅把魯迅各篇小說的試驗開列出來，就給人以十分深刻的印象。在《狂人日記》中，他將日記形式轉變為幾乎是超現實主義的文本，后來的各篇又進行了各不相同的試驗，如人物描寫(《孔乙己》)、象征主義(《藥》)、簡短敘述(《一件小事》)、持續獨白(《頭發的故事》)、集體的諷刺(《風波》)、自傳說明(《故鄉》)、諧謔史詩(《阿Q正傳》)。在后期更成熟的《彷徨》諸篇中，他又擴展了諷刺人物描寫的反諷范圍(《幸福的家庭》、《肥皂》、《高老夫子》、《離婚》)，也擴展了在那些較抒情的篇章中感情和心理撞擊的分量(《祝福》、《在酒樓上》、《孤獨者》)。此外，他還試驗了對日記形式的更具反諷意味的處理(《傷逝》)和一種完全沒有情節的群眾場面的電影鏡頭式的描繪(《示眾》)，還有對某種非正常心理的表現(《長明燈》、《弟兄》)。42

魯迅的語言也具有成熟的品質，有豐富的包容性。我們說魯迅的語言成熟，并不是說它完美無缺，而是要指明，魯迅充分意識到中國語言的不嚴密和缺乏表達力，并一生致力于改造和豐富他的母語。他認為語法不精密，因此也連帶思路不精密，他想通過學習古典文學，并通過翻譯，甚至所謂“硬譯”，“裝進異樣的句法去，古的，外國的，后來便可以據為己有。”43可以說在探索語言方面，沒有哪個現代作家像魯迅這樣用心盡力。

當然，衡量語言的是否成熟，語言的復雜、句式的繁復并不是唯一的標準，語言的目的首先是精確地表達思想感情的細微層次，其次才是更精細、更多樣和更具有音樂性。魯迅語言可以表達深刻的思想，而且表達法的多樣和繁復，使文本顯出豐富的意義。例如，他善于用否定句式，文章中常出現“然而”、“但”、“雖然”、“卻”等轉折詞，往往在連續否定中使文章充滿張力并達到意義的完足。他善于用簡練的文字表達思想，說明語言的成熟同思想的成熟和深刻有密切的關系。沒有思想，多好的語言也是空談，所謂流利也只不過是空洞的饒舌而已。

魯迅的很多名篇佳作成為典范作品供青年學生學習，他的很多精彩的論斷都成為人們不斷引用的警句，乃至成為人們行為舉止的座右銘。他以新的創造融入傳統，為傳統注入新的血液，使傳統增加了豐富性和抵抗力。中國文學的傳統完全接納了魯迅的作品。作為經典的魯迅并不意味著成為歷史，他與現實有對話的能力，他不但在中國讀者中仍有號召力，而且在世界文化中也有認識價值。他的革命精神，他的思想家的品格所具有的典范性，還在亞洲一些國家產生了影響，例如韓國的思想界，就不乏民主革命的領袖把他當作精神的導師。44

六

如前所說，魯迅的作品從一開始就顯示了成熟的品質，獲得了經典的地位。這種地位在相當長的時期里沒有被真正動搖過，許多貶低魯迅的批評家也不能否定他的價值。

但應該注意的是，經典的確立是一個動態過程。文學作品是不是經典是由后世的讀者決定的。魯迅的經典性必須由后代人來詮釋、補充，或者說重寫。六經是中華文化的經典，但它并不是一個當時就有的名目。如章學誠所說：“六經不言經，三傳不言傳，猶人各有我而不容我其我也，依經而有傳，對人而有我，是經傳人我之名，起于勢之不得已，而非其質本爾也。……古之所謂經，……非圣人有意作為文字以傳后世也。”45確定經典雖然有時是、但并不主要是國家行為和政治行為，而主要建立在閱讀體驗的基礎上，是民族大多數的閱讀體驗的集合形成的意見。借用西方學者的話說，魯迅是我們民族“想象的共同體”的一個典范文本。

經典性也必須接受當代社會的考驗。我們必須說明當代中國人從魯迅遺產中吸取精神營養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說明他的哪些主張至今仍然有號召力。只有這樣，經典才能保持常新。

已經有汗牛充棟的論著探討了魯迅的思想意義和藝術成就，有很多中國現當代作家談論過魯迅對他們巨大影響，也有很多論文討論過當代文學中的魯迅傳統。經典作家及其作品也只有在當代文學傳統中延續才能保持其生命力。魯迅的思想已深入到中國人的思想中，中國現當代文學的一些文學原型形象，乃至很多創作技巧是對他的繼承、模仿、闡釋或者改寫——有時還不免以戲擬方法出之。這在文學發展史上是正常的。魯迅本人對奉為經典的儒家和道家的文本進行過諷刺性重寫，將古老的神話傳說故事變成對當代社會實施批評的素材。西方偉大的經典《奧德賽》后來經過非常成功的闡釋和模仿，出現了像《尤利西斯》這樣的現代名著。

文本能否經得住“重寫”，也是衡量經典文學的標準。所謂“重寫”，就是復述早期某個傳統典型或者主題，進行刪削、添加、變更，并在主題上顯示創造性。文學家正是通過這種方式，強調傳統的連續性和常新性。魯迅的經典被反復重寫，一方面表現歷史循環重復的悲哀，另一方面也正透露出魯迅的經典地位，說明他確實寫出了“國人的靈魂”。例如，阿Q這個小人物的可憐相及其命運已經成為中國文學傳統中的一個典型形象和母題，魯迅以后有很多作家或者嘗試用各種藝術形式對這個形象進行改造和豐富，或者對社會中與此類似的人物進行細致的刻畫。魯迅經典已經融化在他的后繼者的作品中，其精神通過解釋者、改寫者的筆延續下去，其文本通過新的文本繼續與讀者對話。

魯迅一生致力于在跨文化的重寫中創造經典。他早期的翻譯，吸收外國思想，在翻譯文本和評論中使用對比、諷刺等手法，對中國文化進行批判。通過翻譯向別的文化學習，并且發展著本人所屬的文學傳統。魯迅給我們的啟示是：在傳統中創造經典，也包括在批判傳統中創造經典。正確地認識傳統和現代的關系，認識中外文化的關系，認識傳統與個人的關系，他的經典作品正是在處理這些關系的過程中產生的。魯迅遺產已經成為一個跨文化的經典文本，在今后相當長的時期里，作家和文化批評者們將從他的作品中解讀中國現代人面臨的種種問題，從他走過的道路中吸取經驗。

魯迅是永遠說不盡的，他的遺產是中國文化發展的動力和源泉。探討魯迅的經典意義是一項復雜的工作，要求廣博的知識和獨特的感悟，不但需要有多方面的知識儲備，而且必須注意文化發展的動態，回答當前社會和文化中種種新問題。這里只能就本人目前的認識水平嘗試論之，自知不能闡發魯迅思想深義于萬一，權當引玉之磚而已。

2004年11月于北京

注釋：

1尾崎文昭：《二十一世紀里魯迅是否還值得繼續讀？》，見韓國中語中文學第一次國際學術發表會論文集《兩岸中國語文學五十年研究之成就與方向》。

2這個決定引起其他出版社的不滿，也在學界引發爭議。《魯迅研究月刊》1995年第10期做了綜合報道并刊發多篇批評該決定的文章。

3有兩種例外，一是他本人編輯時出于種種原因對私人信件的刪改，如《兩地書》；另一種是后人在編輯過程中的刪改，如文化大革命時期的一些版本，但責任并不在他。

4韓愈：《答侯繼書》，《韓昌黎全集》卷十六。

5韓愈：《進學解》，《韓昌黎全集》卷十二。

6柳宗元：《答韋中立論師道書》，《柳河東集》卷三十四。

7胡適曾被譽為韓愈一樣的人物，魯迅亦然。參閱拙文《魯迅、周作人與韓愈——兼及韓愈在中國文化史上的評價》，《魯迅研究月刊》2004年第10期；毛澤東把魯迅比做中國古代的圣人孔夫子更廣為人知，參見毛澤東：《論魯迅》(在陜北公學魯迅逝世周年紀念大會上的講話)，載1981年9月22日《人民日報》，收入《毛澤東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8章學誠：《文史通義.詩教上》，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版，第60頁。但包世臣說：“周秦文體未備，是矣，魏晉以后漸備，至唐宋乃全。”(《復李邁堂書》，《藝舟雙楫.論文》卷三)文體變化永無止境。實際上，唐宋以后各代，仍不斷有創新，至魯迅一代又有了從文言到白話的劇烈變化。

9嚴家炎：《魯迅小說的歷史地位——論〈吶喊〉、〈彷徨〉對中國文學現代化的貢獻》，《求實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3年版，第95頁。

10茅盾：《讀〈吶喊〉》，載1923年10月《文學周報》第91期。

11《青年必讀書十部》為《京報副刊》征答活動的題目，即魯迅交了白卷并且主張青年“不讀或少讀中國書”的那次活動，持續時間為1925年1月至4月。《魯迅研究月刊》2002年第1期以后陸續重刊。吳曙天祖父吳鏡■所選編號為第51，原載1925年3月11日《京報副刊》，《魯迅研究月刊》2004年第9期重刊。

12胡適1921年2月14日致周作人信，《胡適來往書信選》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版。

13胡適1921年7月30日日記，《胡適全集》第29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92頁。

14演講發表于1932年2月至4月，該書出版于1932年9月(北平，人文書店)。

15例如魯迅本人編選的《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他在編選序言中說：“從一九一八年五月起，《狂人日記》，《孔乙己》，《藥》等，陸續的出現了，算是顯示了‘文學革命’的實績，又因為那時的認為‘表現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別’，頗激動了一部分青年讀者的心。”《且介亭雜文二集》，《魯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238頁。

16《集外集拾遺》，見《魯迅全集》第7卷。

17《三閑集》，見《魯迅全集》第4卷。

18魯迅：《魯迅譯著書目》，《魯迅全集》第4卷第184頁。

19《斷裂：一份問卷和五十六份答卷》，載《北京文學》1998年10月號。

20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691頁。

21魯迅：《〈越鐸〉出世辭》，《魯迅全集》第8卷第39頁。

22魯迅：《女吊》，《魯迅全集》第6卷第614頁。

23魯迅：《〈吶喊〉.自序》，《魯迅全集》第1卷第417頁。

24黃庭堅：《與王觀復書》，《豫章黃先生文集》卷十九。

25“蓋詩人者，攖人心者也。”《摩羅詩力說》，《魯迅全集》第1卷第68頁。該文還批評屈原道：“然(《離騷》)中亦多芳菲凄惻之音，而反抗挑戰，則終其篇未能見，感動后世，為力非強。”同卷第69頁。

26許壽裳：《亡友魯迅印象記》，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3年版，第20頁。

27參看拙作《中國新文藝的普羅米修斯——魯迅的外國文學藏書和譯介概述》，收入《世紀之交的文化選擇——魯迅藏書研究》，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95年版，第200頁。

28魯迅1927年9月25日致臺靜農信，《魯迅全集》第11卷第580頁。

29劉熙載：《藝概.文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20頁。

30周作人：《〈唐宋詩醇〉和魯迅舊詩》，原載1963年3月20日香港《文匯報》，收入魯迅研究室編《魯迅研究資料》第3輯，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第292-295頁。

31普實克：《魯迅的〈懷舊〉——中國現代文學的先聲》，見樂黛云編《國外魯迅研究論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470頁。

32謝曼諾夫：《魯迅和他的前驅》，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95年版。

33魯迅：《開給許世瑛的書單》，《魯迅全集》第8卷第441頁。

34魯迅：《文化偏至論》，《魯迅全集》第1卷，第56頁。

35劉禾：《跨語際實踐——文學、民族文化與被譯介的現代性(中國：1900—1937)》，北京，三聯書店2002年版，第103頁。

36魯迅：《〈偽自由書〉前記》，《魯迅全集》第5卷第4頁。

37周作人：《〈雨天的書〉自序二》，北京，新潮社1925年版，第5頁。

38周作人：《目連戲的情景》，載1950年9月13日《亦報》，收入陳子善編《知堂集外文?〈亦報〉隨筆》，長沙，岳麓書社1988年版。

39PaulB.Foster，TheIronicInflationofChineseNationalCharacter：LuXun'sInternationalReputation，RomainRolland'sCritiqueof"TheTrueStoryofAhQ"，andtheNobelPrize，ModernChineseLiteratureandCulture，Springissue，2001.中譯文《中國國民性的諷刺性暴露——魯迅的國際聲譽、羅曼.羅蘭對〈阿Q正傳〉的評論及諾貝爾文學獎》，載《魯迅研究月刊》2004年第8期。Inflation一詞或可譯作“膨脹”，比“暴露”一詞更形象因此也更具諷刺性。作者的原意是，魯迅周圍一些文人像吹氣球一樣使其名聲脹大，作者慧眼將其識破并妙手將其點破。

40帕特里克.哈南：《魯迅小說的技巧》，見樂黛云編《國外魯迅研究論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298-308頁。

41魯迅：《〈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序〉》，《魯迅全集》第6卷第238-239頁。

42李歐梵：《鐵屋里的吶喊》，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52-53頁。

43魯迅：《關于翻譯的通信》，《魯迅全集》第4卷第382頁。

44樸宰雨：《七八十年代韓國的變革運動與魯迅——以李泳禧、任軒永兩位運動家為中心》，《魯迅研究月刊》2001年第1期。

45章學誠：《文史通義.經解上》，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版，第93頁。

（原載《魯迅研究月刊》2004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