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讀完詩人費新乾詩集《野孩子》（團結出版社2020年11月版），我不由得生發出一些追問：野孩子是誰？他們生活在哪里？我們還需要野孩子嗎？回答這些問題，首先要對“野孩子”進行一次確認，找到“野孩子”生活過的村莊，進而對正在進行的鄉村振興進行一番由物及人的重新打量。

顯然，詩人眼中的“野孩子”，首先是記憶中那個已成為過去卻難以忘懷的時光少年。當這個“野孩子”從鄉村長大逐漸進入城市，“野孩子”們在鄉村進入巔峰狀態后，就漸漸從留守兒童轉換為進城少年，“野孩子”因此成為詩人對鄉村時光的懷想與絕唱。“野孩子”在時間選擇上是多維的，如《煙花》的兒童視角，《傷疤》的此時視角，《螢火蟲》《野孩子》的彼時視角等，都提供了不同的意象體驗。由此，《野孩子》所提供的意象和情感結晶，具有強烈而鮮明的過去性，而這種過去性又指向過去與現在的邊界、過去進行時與現在進行時的融合，開闊的空間充滿“野孩子”的人證與物證。《野孩子》的明顯特征，則是對仍在進行的、甚或延續至今的過去進行時予以觀照抒寫，無論是抒寫行為本身還是抒寫對象，都因和現在與未來緊密聯系而別具意味。

當我們在情感上把“野孩子”與一批具有鄉村經驗的城市生活者聯系起來，“野孩子”就逐漸脫離了作者所指，而成為具有鄉村經驗和鄉村記憶的一代人的記憶和情感凝結，成為某個群體的個性經驗的公共表達。“野孩子”正是通過對過去時的喚醒，通過營造詩意人生來抵達情感的共鳴。對于詩人或者野孩子而言，村莊之美好是在成為記憶之后，甚至很大程度上在于逝去的不可追回，這其間既包括童年生活的須臾而去，也包括村莊在時代巨變中的凋零嬗變。然而，與過去近20年文學對鄉村的很多抒寫不同的是，《野孩子》關于鄉村、鄉村人物的言說正試圖從空巢、留守等舊話語體系中跳脫出來，使我們看到的“野孩子”時常充滿陽光、值得期待。這個野孩子的精神世界，既是各種少年行為方式的疊加，也是一種天性的內在使然，這樣的野孩子，即便確乎少了些野氣，也總讓人感覺到熟悉親切。

詩人筆下具有鄉村氣息和詩意生活的野孩子，不僅在現實生活中有其獨特的生活環境，在文化意蘊上也有其自在的空間。野孩子生活的村莊，一切都是他們的背景和舞臺，囊括村莊的全部人物關系、活動場所。詩人在極為密集的意象傳達中，勾勒出傳統的生產關系，承接那些曾也身為“野孩子”的共同記憶。這樣的村莊，在某種意義上正可以由“我的村莊”進入到“我們的村莊”。在“我們的村莊”中，“野孩子”實際上有兩個向度，一個是其所在的自然環境，一個是其自有的天然稟性，二者在城市文明的擠壓中，正在孕育為“野孩子”在當下被確認的優點。因此，“野孩子”的根本性特點既不在于性格的“野”也不在于場所的“野”，而在于展現和釋放人的天性，展現出人與人、人與自然以及人與世界的原初關系，“野孩子”實際上突破了時空而無時無處不在。

在城市化和城鎮化同步推進的歷史進程中，我國鄉村建設取得了巨大成就，農村的生產資料和生產關系發生了深刻變化，貧困不能再簡單地與鄉村畫等號，在農業合作社、現代觀光農業、退耕還林、鄉村振興等新時代背景中，鄉村的人際關系和元素構成也發生著巨大變化。當鄉村不再貧困、公共服務普遍抵達時，有關鄉村的逃離將成為歷史話語，興起某種程度上的由都市向鄉村的逆向抵達新潮流也未可知。因此，“野孩子”曾經居住的村莊，它不是一個終結的過去式，而是一種過去已經開始的充滿變化、延續至今、未來可期的持續進行時。正如作家邱華棟在《野孩子》序言中所說：中國的歷史意識和民族傳統一直沉潛在文學之中，擁抱文學就是在打撈鮮活的當下中國，一旦我們嘗到借助文學重返歷史的趣味，我們也會找到通過文學想象未來的鑰匙。正是通過這些“野孩子”，我們可以找到鄉村中國的未來與希望。

今天，中國農村伴隨著城市化推進，催生出新的城鄉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它們正在重新定義人與自然的關系，這其中包括城市人開始重新認識人與自然的關系，進而重新認識人與人的關系。隨著鄉村振興的推進，這種新的人與自然及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借助對“野孩子”的回望與想象，賦予鄉村以亮色和希望。在這個意義上，詩人通過找到“野孩子”對過去時光的喚醒，將過去與現在乃至未來加以鏈接，為今天如何重建都市與鄉村的關系提供了思考的空間。這其間一個重大命題就是，鄉村的振興需要 “野孩子”。因為，那個由實到虛又將從虛到實的鄉村，不僅是已經長大了的野孩子的舞臺，也將是正在成長中的野孩子的世界。這個世界，將從城與鄉的對立中解構，逐漸回歸到守望相助和城鄉一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