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熟悉法國文學的讀者，對十九世紀經典文學的翻譯名家一定不會陌生，林紓、傅雷、李健吾、李青崖、聞家駟等等，這些耳熟能詳的名字背后，是一種期望用文學啟迪民智、用文學陶冶民心，甚至用文字的力量拯救民族的期盼。但在經典作品不斷復譯、現當代作品持續呈現的今天，更多的、曾經將法國文學大家帶入我們視野的翻譯家已經漸漸被淡忘，羅玉君也是其中的一位。

提起羅玉君，我們首先想到的便是她翻譯的《紅與黑》了。的確，自巴黎大學著名心理學專家喬治·杜馬教授向羅玉君推薦了《紅與黑》，她與這本書、與法語文學翻譯、與文學研究便結下了一生的情緣。從閱讀到翻譯，從首譯到重譯，從翻譯到出版，這部“撞進了心扉”的作品伴隨了她整整三十多個年頭，也因此，羅玉君將重譯的《紅與黑》視作她“生活史上的一個里程碑”。

當然，一次次的復譯，迄今的二十多個譯本，《紅與黑》的漢譯已然超越了對個體的意義，而被視作文學翻譯的一個典型、一個事件，被關注、被討論。上世紀九十年代末許鈞先生組織的關于《紅與黑》大討論，對羅玉君、郝運、郭宏安、許淵沖、羅新璋等五個譯本進行過重點比較研究。相較于其它幾個譯本，羅譯本存在著諸如過度闡釋偏多、主觀隨意性偏大，甚至不妥、錯譯等問題，也不在讀者最喜愛的譯本之列。但是，作為新中國成立后第一個中譯本，羅譯本于1954年在上海平明出版社一經出版，便廣受歡迎，短短幾年累計的印刷數量超過100萬冊。直至1986年郝運譯本問世，長達三十年間，羅譯本幾乎是讀者的首選，換句話說，中國讀者對這部經典著作的認識大多是從羅譯本開始的。

而另一方面，羅譯本中流露出的“主觀隨意性”，既是個人的，也是歷史的。羅玉君在回憶《紅與黑》的翻譯經過時，表達了對翻譯的看法：“翻譯是憑借了原作家的符號去尋找原作家的意象，使這意象重現在眼前，燦爛在眼前。”“意象”與“燦爛”二詞或許能為她的翻譯選擇提供某種佐證。《紅與黑》中譯者有意無意構建起的追求進步、民主的于連的形象，又何嘗不是當時經歷過戰火硝煙、國家初建、百廢待興的中國讀者的一種情感需求，以及羅先生所認為的“藝術的社會性”的體現呢。而就羅先生而言，更不能忽視的是她對翻譯的熱愛、執著，以及排除萬難的堅持。翻譯《紅與黑》，羅玉君前后耗費十多年之久。在戰亂的遷徙流離、漂泊不定中，先生“一直把《紅與黑》的原文同譯稿帶在身旁”，這個“患難中養育的孩子”終于在1947年夏天具備了雛形，而后，她又花費一年時間，進行校對和部分的抄寫，“每天寫得腰酸，每天寫得手軟，寫得朵朵黑云，從我眼前飛來飛去”，才將這個難產的孩子最終“哺育成人”，而翻譯也如是成了羅玉君人生中最親密的朋友。

如果說《紅與黑》的漢譯更多的是源于一種機緣，那么翻譯喬治·桑則是氣質契合的選擇。上世紀五十年代，羅玉君先后翻譯出版了喬治·桑的六部長篇小說，包括已有前譯的《魔沼》《棄兒弗朗沙》，首譯的《小法岱特》，兩部童話故事《祖母的故事》和《說話的橡樹》以及社會小說《安吉堡的磨工》。她還撰文《喬治·桑和她的作品》，介紹其人其作。一系列中譯本的問世以及相關介紹文字的發表，掀起了喬治·桑在中國譯介的小高潮。

改革開放之后，羅玉君重拾翻譯喬治·桑的熱情，又出版了《比克多爾堡》和《印典娜》兩部譯作，而當時，先生已因身體原因退休多年，她頑強地與疾病抗爭，爭取一切可能多譯介作品。她曾有意翻譯30部左右喬治·桑的作品，形成《喬治·桑全集》，并打算撰寫《喬治·桑傳》，盡管這些愿望最終未能實現，但羅玉君常年醉心于喬治·桑作品的翻譯，她對這位法國女作家的喜愛體現在每一部譯作的字里行間，充盈著悠長的譯介旅途。這種喜愛，既有基于性別的，也有基于經歷的，但更重要的是基于觀念的——她們惺惺相惜，通過作品、文字的“神交”，跨越了語言本身的障礙，達到了氣質與精神的契合。更值得一提的是，在語言風格上，喬治·桑以其細膩的筆觸、樸素簡潔的用詞、自然流暢的行文在十九世紀的法國小說中獨樹一幟，這一點與羅玉君本身自然流暢的行文風格頗為貼合。在既忠于原作，又兼顧民族的欣賞和表達習慣的翻譯主張之下，羅譯的喬治·桑版本不僅廣受讀者的青睞，也被收入到學校的課本中。

早年的翻譯家，常常有兩類，作家型的和學者型的，羅玉君應該更偏向后者。1933年，她以優異的成績榮獲法國國家文學博士學位。之后不久，便決定與從事天文學研究的丈夫李珩一起歸來，報效國家。她先后任教于多所高校，也曾是文學院最年輕的女教授。1951年，羅玉君選擇隨丈夫回到上海，并應聘成為才成立的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教授，專門教授外國文學。她輾轉多個城市、多所學校，重又回到文學夢、翻譯夢萌芽的地方，她的母校，而這所兼容并蓄的學府，它的“前世今生”已然擁抱和滋養了周煦良、孫大雨、葉治等一批知名的翻譯家，誰又能說這不是一種另類的心心相印呢。

進入華師大之后，羅玉君傾注了極大的精力與心血在教書上。她操著一口略帶四川口音的普通話，引領學生走進外國文學的世界，熱心指導他們的寫作和翻譯。同時，她繼續潛心譯書、研究文學，她的譯作與評論總是相伴而生，她的文字既不失女性翻譯家的敏銳與細膩，又不乏學者的冷靜與理性。作為那個時代少有的女性翻譯家、學者，羅玉君以刻苦的態度、出眾的能力打破了時代的規約和性別的藩籬。

“教書、譯書，這是我的兩大事業，愿意為此貢獻出自己的一切。”羅玉君這樣說過。曾經，她的足跡留在了國內外的多所高等學府，她的翻譯文字走進了無數中國讀者的心里，而今，斯人已逝，文字之外，留給我們后輩的，是對翻譯這項事業的堅守，對自身所熱愛之事物的追求。或許，這種精神力量比文字本身更為珍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