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研究范式的中國古代美學命題研究
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深刻指出:“以史為鑒,開創未來,必須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走自己的路,是黨的全部理論和實踐立足點,更是黨百年奮斗得出的歷史結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黨和人民歷經千辛萬苦、付出巨大代價取得的根本成就,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正確道路。我們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推動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態文明協調發展,創造了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如何加快構建中國特色的哲學社會科學,是我們這一代理論工作者的歷史責任;同樣,作為研究中國美學的學者,如何以系統、深入的研究,介入到中國特色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之中,也是筆者思考的路向與踐行的軌跡。
美學是哲學社會科學中的重要分支學科,中國美學研究通過多年的積累,已經形成了系統的、不同于美學原理和西方美學研究的獨特體系。這一點,已有葉朗的《中國美學史大綱》、朱志榮主編的《中國審美意識通史》、蔡鍾翔主編的《中國美學范疇叢書》(兩輯,20種)、祁志祥的《中國美學全史》等,使中國美學研究蔚為大觀。大量以中國美學范疇的評述與闡釋為內容的論著和文章,也使中國美學研究處在一個自覺的狀態。從加快構建中國特色的哲學社會科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的要求來看,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還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以中國美學研究來說,超越范疇研究的范式,提升命題研究的自覺意識,將現在的命題研究進一步學理化、系統化,是一條可行的路徑。范疇與命題本來是屬于邏輯學的形態,作為學科體系,必然要有眾多的范疇和命題作為基本元素。張岱年先生指出:“我們現在講范疇,認為范疇是反映客觀事物的統一性和普遍聯系的思維方式,也就是具有一定普遍性的基本概念。”(《中國古典哲學概念范疇要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版)中國美學中有很多范疇,如感興、含蓄、意象、意境、中和、風骨、法度、意、逸、妙、味、韻、簡、化境、天機、雅正、機神等等。而較之范疇來說結構更為復雜、意蘊更為豐富、指向更為明確的則是命題,命題研究之前略有成果,但多是個案的,缺少本體性的研究意識。
命題是具有明顯的判斷性的短語,其語法結構較范疇更為復雜多樣;命題帶有鮮明的價值取向,在客觀性的基礎上,有著主體的意向。中國美學命題如滌除玄鑒、充實之謂美、“神用象通,情變所孕”、“綴文者情動而辭發,觀文者披文以入情”、觀物取象、山水質有而趣靈、繪事后素、氣韻生動、骨法用筆、隨類賦彩、以形寫神、傳神寫照、神與物游、“外師造化,中得心源”、境生于象外、文以載道、無畫處皆成妙境、“詩中有畫,畫中有詩”、度物象而取其真、“詩人感物,聯類不窮”、“欲令詩語妙,無厭空且靜”、“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感于物而動,故形于聲”等。顯然,命題比之范疇更為復雜,在構建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的工程中,其功能更為強大,更具有結構意義。韓林德先生曾這樣揭示范疇和命題的作用:“這些范疇和命題,既互相區別,又相互聯系和相互轉化,彼此形成一種關系結構,共同建構起中國古典美學的宏大理論體系。一定意義上講,中國古典美學史,也就是上述一系列范疇、命題的形成、發展和轉化的歷史。可以說,如果我們把握了這些范疇、命題的主旨,也就大體了解中國古典美學的基本面貌了。”(《境生象外》,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5年版)這段論述從宏觀的角度說明了范疇與命題在中國美學的體系化建構中的重要地位。
目前的問題在于,學術界對于范疇研究已有非常豐富的成果,形成了普遍化的研究范式。對于命題研究則缺少自覺的意識,在成果體現上也遠遠少于范疇研究。在有些美學研究著述中,命題是與范疇混同起來的。如中國美學范疇叢書第二輯中的《心物感應與情景交融》,應該是命題而非范疇。成復旺先生主編的《中國美學范疇辭典》中,也將許多美學命題(諸如:“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大象無形、目擊道存、澄懷味象、“超以象外,得其環中”等等)作為范疇收入其中了。而從自覺的學理層面對命題進行研究者,如成復旺先生的《神與物游》就是典型的命題研究的名著;王元化先生的《文心雕龍創作論》其中的重要部分多是命題研究,如《釋物色篇的心物交融說》《釋神思篇的杼軸獻功說》《釋比興篇擬容取心說》等,都是對《文心雕龍》中的若干重要命題進行系統的研究;湯一介先生的論文《命題的意義——淺說中國文學藝術理論的某些命題》及童慶炳先生為《文史知識》所寫的中國古代心理詩學與美學系列文章,都是從命題角度進行切入的,后收入《中國古代心理詩學與美學》(中華書局2013年版)一書。筆者的《入興貴閑——關于審美創造心態的一個重要命題》等,也屬較早進行美學命題研究的論著。最具學理價值和建構意義的命題本體研究的著作,要屬吳建民教授的《中國古代文論命題研究》(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該書對于中國古代文論的命題研究的內涵、時代意義、命題本身的形態特征、古代文論的重要命題的梳理與闡釋,做出了非常系統的建構。說到命題研究,這部《中國古代文論命題研究》當是嚆矢之作。由筆者發起,在《社會科學輯刊》2020年1期推出的“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知識體系·中華美學命題研究”的專欄文章,由三篇文章組成,包括:《中國古代美學命題研究的意義何在》(張晶)、《命題與古代美學理論之建構》(吳建民)、《論中國文論的“著文自娛”》(李昌舒)。這組命題研究的文章一經推出,隨即引發了學術界的廣泛關注。可以認為,以前述這些論著為標志,中國古代美學命題研究已從自發狀態進入到了自覺狀態,并在學理建構方面取得了明顯的進展。
如果將從范疇到命題的研究路徑作為一種研究范式的轉換,通過對命題本體和形態的進一步分析構建,可以使中國特色的美學的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充填進結構性元素而不流于空洞和抽象。那么,我們又應該從哪些方面入手來推進中國古代美學命題研究呢?筆者主張,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提升其研究層次:
一是著力進行古代美學命題的形態與本體研究。與范疇研究相比,命題研究明顯處于自在而非自為的層面。目前已有的有關命題的論著,在個案分析方面已相當深入,但對命題這種美學理論形態還缺少自覺的、權威性的建構。在這方面,吳建民教授《中國古代文論命題研究》一書及其若干代表性論文,都是以充分的自覺意識和高度的歷史責任感來正面論述命題問題。然而需要進一步推進的在于,文論命題有很多美學含量,但又不能等同于美學命題,其他藝術門類的命題亦是如此。中國古代并無純粹的美學理論,所謂美學命題,乃是從文論命題和其他藝術門類如畫論、樂論和書論的命題中提取其美學意義的內涵,并從美學學理層面加以涵化和提升。中國古代美學命題與西方美學命題有何不同的特征,也是要從漢語的特征來加以突顯的。中國古代美學命題究竟有哪些,有多少,也是要通過研究來確定結果的。我們目前的美學命題研究,基本是個案和例證性研究,缺少整體的、量化的統計性的研究,這是美學命題研究下一步要做的事情。
二是關于美學命題的體系性及歷史脈絡研究。中國古代美學命題的發生,基本上都是來自于歷代的文論、詩論、畫論、書論等批評文獻,如《文心雕龍》《詩品》《滄浪詩話》《畫山水序》《古畫品錄》《歷代名畫記》《原詩》《人間詞話》這樣一些系統的藝術理論體系之作,更多的是產生于具體的批評語境中。這些命題往往具有明顯的價值判斷,明確地表達出主體的傾向,如宗炳提出的“澄懷味象”“山水質有而趣靈”、劉勰提出的“神用象通,情變所孕”、杜甫提出的“咫尺應須論萬里”、韓愈提出的“不平則鳴”、蘇軾提出的“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郭若虛提出的“氣韻非師”等等,這些命題是可以代表某位文論家或藝術批評家的主要觀點、核心立場的,但它們之所以能夠成為中國美學史上的著名命題,都經歷了一個經典化的過程。要建構中國特色的美學話語體系,這些命題是基本的“骨架”。盤點不同時代、不同理論家提出的代表性命題,研究它們的發生及經典化過程,并從美學角度闡發和提升其理論內涵,這是命題研究的題中應有之義。
三是關于美學命題的功能與價值研究。在中國特色的美學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的建構過程中,美學命題研究的意義無疑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最具推動力的研究范式。那么,美學命題的基本功能都有哪些,對于傳承和弘揚“中華美學精神”的價值何在?這些問題都是美學命題研究所應提供的答案。這種答案當然可以從不同的向度加以思考。當下提出美學命題研究,其初衷并不在于純然的古典學意義,更有學理力度支持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文化建設。美學命題所蘊含的中華思想及文學藝術的精華是需要我們加以發現、熔煉和系統化的。以美學命題研究作為新的研究范式,可以在中國特色的哲學社會科學學術體系、話語體系方面獲得實效,這是我們的歷史責任。
(本文作者系中國傳媒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