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中國文論在100多年間的每一個重要時間節點上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比如獨立學科的正式形成、文論文獻的整理出版、文論研究的逐步深入、學科發展的集中探討、中外文論的相互交流以及理論人才的大量培養等。這些方面很多學者都有過論述，這里不再一一贅列。而對于上世紀90年代以來，關于文論建設中古今中外關系的討論、中國文論的“失語癥”以及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等議題，我想首先表達一下我的基本觀點，然后再提出一些解決的思路。

第一，中國現當代文論與西方文論關系的密切程度明顯要高于其與中國古代文論的關系，在這一事實前提下解決現當代文論“失語”的問題，首先要厘清現當代文論的產生背景，客觀審視其與西方文論的關系。盡管多數學者都認同中國現代文論的產生一方面源于整理國故的內在驅動，一方面來自于西方文學經驗的異域激蕩。但平心而論，在近現代文學變革之際，西方文學和文化對于中國文學及文論的影響是壓倒性的。當然，這種情形在時代和文化大變革的特殊時期是可以理解的。而其后的半個世紀里，蘇聯的文學理論又對于中國現代文學理論的發展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不論是20世紀30年代前后引進的革命文學理論，還是20世紀50年代引進的文學基本理論教科書，都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了中國現代文論過分依賴外國的形象。蘇式的文論體系，包括體例、框架、理論概念和范疇等，對中國現代文論學界的廣泛影響，一直持續到上世紀80年代。進入20世紀80年代中期，西方世界的諸種文學理論和美學理論，如英美新批評、形式主義、精神分析理論、原型批評、結構主義符號學、敘事學和接受美學等，紛至沓來，你方唱罷我登場，不僅運用到現當代文學批評領域，還積極參與到中國古代文學作品的闡釋解讀上。一時間，中國文學批評領域儼然成為這些理論的試驗場。實際上，上述每種理論都有其產生的背景、適用的范圍以及存在的局限，不可能直接采取“拿來主義”，包打一切。因此，這期間的新潮迭起雖然聲勢浩大，但是對于中國現當代文論的建設而言，卻是喪失了一段自主發展和民族化轉型的寶貴時間。于是，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前后，學界開始反思中國文論的發展之路。曹順慶曾尖銳地指出：“長期以來，中國現當代文藝理論基本上是借用西方的一整套話語，長期處于文論表達、溝通和解讀的‘失語’狀態。”（《文論失語癥與文化病態》，《文藝爭鳴》1996年第2期）至此，我們也會發現，中國現代文學理論作為新的知識形態，顯然不是源自古典文學理論形態的創造性傳承，而主要是在對國外現代文論的借鑒接收中逐漸發展而來的。換言之，學界常言的中國文論“失語癥”，原意是指中國現當代文論至今沒有一套自主自足的理論體系，并非指稱古代文論在當下的失語狀態。畢竟，古代文論的批評對象終究是古典文學作品和文學現象，不可能完全適用于五四以來的現代白話文作品，其中具有生命力的概念、范疇或命題自然會存活在當下的文論話語之中，而那些伴隨時代變遷已經走入歷史的理論命題和概念也沒有激活的必要。從這個立足點出發，學界欲通過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來徹底解決現當代文論失語的狀態，既有悖于中國現當代文論產生的客觀背景，也不符合古代文論發展的實際情況。

為此，我個人認為中國現當代文論應該重新審視和調整其與西方文論和古代文論的關系，一方面不要過分依賴西方文論，一方面需要創造性地傳承中華古代文論的精華，即對于前者用減法，對于后者用加法。這個立論并非要否定西方文學理論、美學理論或哲學思想對于中國文論的影響和作用，而是用合理借鑒和有效吸收的方式替代之前那種全盤接受的做法。不過，由于積弊過深，這部分的變革短期內難以改變，需要長時間的努力，尤其是面對那些本來就在西方理論影響下創作的文學作品，但是這個減法必須做。近年來，西方文論的“強制闡釋”和“場外征用”等批評策略均受到國內學術界的質疑和批判，大家意識到西方文論并不盡然適用于中國文學批評的土壤，但是其中跨學科研究的理念、數理思維的運用等還是非常具有參考價值的。與此同時，激發和再生古代文論的批評話語，補強古代文論的現代詮釋，甚至創造符合當下時代情境的新話語體系才是中國文論的當務之急。

第二，中國文論和西方文論分屬不同的異質文化，在全球化背景下理應是跨文化對話與平等互鑒的關系，任何一邊倒的做法都不合適。可以說，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能否正確處理中國文論與西方文論的關系成為中國文論發展成敗的關鍵。其中，有兩點認識需要特別明確。首先，西方文論是建立在西方文學創作、思維模式和學術語境下的產物，其全部理論適用的對象是表音語言系統及其文學現象，沒有辦法完全覆蓋到形式特征和思維特征迥異的漢語文學領域。關于這點，我同意張江的表述：“語言的民族性、漢語言的特殊性，是我們研究漢語、使用漢語的根本出發點，也是我們研究文學、建構中國文論的出發點。”（《當代西方文論若干問題辨識——兼及中國文論重建》，《中國社會科學》2014年第5期）即便是研究中國古代文史哲的西方漢學和研究當代中國的海外中國學，其本質仍屬西方學術的范疇。其次，盡管西方文論在思維模式、形式特征、哲學內涵等方面與中國文論，尤其是古代文論有較大差異，但并非不可通約，畢竟雙方都在致力于解讀文學現象、理解作家作品以及總結創作規律，尤其是那些基本的文學理論命題如情、意、境等的闡釋。中外文論在上述命題的解讀中存在差異，這完全可以理解。即使是置于中國不同的歷史朝代，這些命題的具體意涵也在演進變化，更何況是異質文化之間的交流。而在某些文學規律方面，東西方卻可以穿越時空，達成“英雄所見略同”的共識。如當代西方的讀者反映批評理論與1000多年前的東方“知音說”就存在頗多相通之處；中國古代“詩無達詁”的觀念與西方的解釋學、接受美學亦有相通之處。當然，在具體對話和互鑒過程中，我們在積極尋找二者契合點的同時，也應該注意分辨被“文學共性”所遮蔽的差異性。

第三，學界在探討古代文論的當代意義或現代轉換等議題之前，需要理性反思當下古代文論的研究現狀。唯有將作為研究本體的古代文論研究透徹了，才能談及古代文論的當下價值和現代轉換。比如學術界對于古代文論特征的認識，并沒有因為近年來大量的文獻整理和學術著作出版而達成一致。大部分學者認為古代文論的總體特征是感悟式和零散性，難成系統；而另外一派學者則并不認同上述觀點，如蔣寅以清代詩學為例，舉證“在清代嚴謹的實證學風熏陶下，文學研究也顯示出學術性、專門性、細致性的特點，成為一門真正意義上的學問”。這種觀點延續了程千帆先生的看法：“古典文學批評的特征”是“體系自有，而不用體系的架構來體現，系統性的意見潛在于個別論述之中，有待讀者之發現與理解”。我個人認為，這兩類觀點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國古代文論的事實，每種觀點都可以找到足以支撐的論據。換言之，中國古代文論本就是感性和理性兼具、知識經驗與理論范疇并存的復合體，只是體現在不同朝代、不同的文本形式上有所側重而已。即便如劉勰的《文心雕龍》、葉燮的《原詩》等極具理論性和系統性的著作，其中亦不乏散金碎玉式的作品點評。另外，古代文論的自身研究還存在著“史”“論”不均的現象。前者側重于批評史的縱向梳理，從陳中凡的《中國文學批評史》開始，國內致力于中國文學批評史或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的寫作者，主要有郭紹虞、羅根澤、朱東潤、劉大杰、敏澤、蔡鍾翔、成復旺、黃保真、張少康、王運熙、顧易生等。后者側重于古代文論體系建構的專題研究，如張海明、周振甫對“風骨”的論述，汪春泓對鐘嶸詩歌審美理想的探討，蔣寅對清代詩學中“清”的梳理等。總體而言，學術界對于明清以前的文論資源整理得較為充分，而對于汗牛充棟的明清文論資源來說，目前整理出來的只是一小部分而已。同時，在古代文論諸種范疇、命題的體系化研究方面，學界同仁尚有很大的研究空間。因此，充分挖掘豐富的古代文論資源，客觀定性中國古代文論的文本特征，并在現代詮釋過程中建構有中國特色的古代文論話語體系，是當下古代文論研究者的重要使命。

第四，除了借鑒西方文論之外，建設民族特色鮮明的中國文論，其落腳點還是在于古代文論與傳統文化的當代詮釋與建構，也就是前文中提及的創造性傳承。換言之，中華悠久的歷史文化、歷代豐富的文論資源和形意結合的方塊漢字才是建構當代文論話語體系的深厚土壤和不竭源泉。近年來，學者古風在提出古代文論“存活論”主張時，曾經統計了一組數據：“在整個20世紀，共引進外國文論話語533個，其中常用文論話語大約為162個；傳統文論話語大約有134個依然存活在現代文論與批評中，其中本體論話語有26個，創作論話語有26個，文體論話語有9個，修辭論話語有16個，風格論話語有22個，鑒賞論話語有35個。”（《“存活論”的新理論和方法論的啟示——以“中國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為中心》，《延安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3期）由此可以看出，傳統文論中仍有不少概念、術語和范疇憑借其旺盛的生命力存續在現當代文論話語之中，并在不同時代背景的轉換中衍生出新意。如當下學界方興未艾的中國文學地理學研究，就是創造性傳承古代文論資源的典型個案。自《詩經·國風》開始，中國古典文學的地域性特征就非常顯著，而《左傳·襄公二十九年》所載吳公子札對“國風”的評價則是最早的文學地理學批評。其后，歷代論者都十分關注地理環境對于文學創作及其風格的影響，如曹丕《典論·論文》之“徐干時有齊氣”提及地域氣質論；六朝時，《世說新語·文學篇》和《顏氏家訓·風操篇》觸及南北方學風與民俗之差異；至王鳴盛的《蛾術篇》卷二“南北學尚不同”和劉師培的《南北文學不同論》、汪辟疆的《近代詩派與地域》等，則全面論述了區域特征對于地域文學傳統的影響。上述思想、觀念的內涵和外延，自20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被梅新林、曾大興、楊義、鄒建軍等一批學人的研究不斷拓展，漸成體系。雖說中國文學地理學的興起也曾受到西方學術“空間轉向”的影響，但更多的是對2000多年來本土地域文學研究的創造性傳承。目前，文學地理學研究已拓展至少數民族文學、現當代文學和中外比較文學，不僅僅局限在古代文學研究領域。

中國文論的重建不僅要尋求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還需要向更深層次的中華傳統文化尋求養分。如2013年國務院批準設立的“中華思想文化術語傳播工程”，旨在用術語概念的形式體現中國傳統的哲學思想、人文精神、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這些術語所蘊含的“文化基因”深深融于中華子孫的血液，內化為中華民族的共同的性格和信仰，并由此支撐起中華數千年的學術傳統、思想文化和精神世界，同時也是包括中國文論在內的當代中國話語體系建構的精神源泉。另外，武漢大學李建中主持的國家重大項目“中國文化元典關鍵詞研究”，通過對元典關鍵詞之詞根性、坐標性、轉義性的理論考察，以及對漢字批評之追根、問境、致用的批評實踐，積極探索傳統文化的“新釋”與“激活”。此項研究將漢字表意的獨特性與中華文化元典的闡釋進行了完美的結合，對于未來中國文論的建設亦具借鑒意義。

最后，我想談一談海外漢學家的中國古代文論研究。首先，海外漢學家對于中國古代文論的洞見可以讓國內學界在“他者的眼光”中感受到古代文論強大的生命力和多重闡釋的可能性。我們經常有這樣的閱讀體驗，有些國內學界早已司空見慣的文學觀念或文論文獻，經過海外漢學家的重新詮釋，中國讀者會獲得完全不一樣的解讀體驗；有些國內學界沒有重點關注的文學理論命題或范疇，在海外漢學家那里得到了充分挖掘和高度評價。這些體驗在劉若愚、葉維廉、余寶琳、浦安迪等學者的著作中都有反映，而在宇文所安的《中國文論：英譯與評論》一書中體現得尤為明顯。其實原因很簡單，異質化的理論形態和批評話語必然會帶來不一樣的研究發現。盡管這些漢學家的研究對象也是中國古代的文學理論、文學批評，但是他們的知識譜系、學術訓練、研究方法以及批評語境都與中國研究者不同，因此，這些新的觀念、看法、視角必然會沖擊本土文論固有的研究觀念，進一步拓展古代文論的研究維度。

其次，海外漢學家對于中國古代文論的“不見”或“偏見”也可以讓中國學界在跨文化背景下反觀中國古代文論的獨特性和復雜性。平心而論，我對海外漢學家運用西方批評理論解讀中國古代文學或文論，即便有“削足適履”或“水土不服”之感，也持“同情之理解”的態度。但是，對于那些脫離中國文論歷史語境之“不見”或進行過度闡釋之“偏見”，卻時刻保持警惕。以費諾羅薩的漢字詩學為例，他在1908年創作的《漢字作為詩歌媒介》論稿，極力稱贊漢字的形象性、動態感、隱喻性和字與字之間關聯烘托的性質，并以此建構出運動說、隱喻說和弦外之音說為基點的漢字詩學理論。后來，詩人龐德大力推闡其手稿的理論價值，并應用于自身的詩歌翻譯與創作實踐。不過，國內學者周發祥就曾指出該理論在學界產生的消極作用：“他不講六書造字的規律，憑空想象漢字偏旁部首或基本筆畫的意義，再加上龐德從實踐上推波助瀾，終于鑄成了西方漢學界解說和西譯中詩的‘拆字法’。”（《西方文論與中國文學》，江蘇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這種拆字法在很多情況下被視為一種對漢字生吞活剝式的理解，往往會扭曲中國古詩的原意。顯然，費氏漢字詩學的積極貢獻在于他注意到了中國漢字的表意性，但同時卻忽視了漢字構成以及漢語詩歌意象的復雜性。因此，中國文論學界在借鑒他山之石的同時，也要避免片面的誤讀。

（本文作者系福建師范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