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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智與悲智——楊絳的文學世界》 呂約 著

獻給楊絳先生誕辰110周年的微小禮物

與辛亥革命同齡的楊絳先生（1911-2016），是成就豐富、影響深遠、獨具魅力的現代中國文學家。今年是楊絳先生誕辰110周年，也是她離世（“我們仨團聚”）5周年。作為一種文字紀念方式，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了我的研究專著《喜智與悲智——楊絳的文學世界》。作為第一部系統梳理研究、深入解讀楊絳畢生文學創作的專著，這本探索性的小書在熱愛楊絳的眾多讀者中引起真誠回響，讓我再次深切感受到楊絳的獨特精神魅力，也讓我有更多機會與讀者交流關于楊絳畢生文學創作及其人格精神的思考。

《喜智與悲智——楊絳的文學世界》脫胎于我在北師大完成的博士論文，從開始研究到寫作、修訂、出版，歷時整整8年。在一個充滿喧囂和誘惑的時代，身處楊絳所說的“軟紅塵里”，潛心一志“坐冷板凳”從事學術研究，需要有充沛不衰的動力。我的研究動力，源于對楊絳其人其文的理解和認同。我面對的研究對象，是八卷本的《楊絳文集》，是文學家楊絳長達80余年、跨越“現代文學”和“當代文學”邊界的創作歷程和豐富作品，包括她的戲劇、小說、散文創作及主要作品。我試圖透過文字深入楊絳的文學世界和精神世界，在20世紀中國文化變遷和知識分子精神演變的歷史背景中，重新思考楊絳的人格與風格，及其對于當代中國文學和文化的意義。

有一位出版家對我說：楊絳很神秘，總是感覺難以窮盡。這句話也代表了公眾眼中的“楊絳形象”。正如文學評論家胡河清所說：“錢鍾書、楊絳伉儷，是中國當代文學中的一雙名劍。錢鐘書如英氣流動之雄劍，常常出匣自鳴，語驚天下；楊絳則如青光含藏之雌劍，大智若愚，不顯鋒刃。”在熱鬧喧囂的當代文壇，楊絳自謙“我只是一個業余作者”，“我是一個零”。她披上仙家法寶——“以卑微為衣料的隱身衣”，將自己隱藏在一種精純蘊藉的語言文字背后。在文學史上，這一類與“主流”保持距離、不為一時喧囂所左右的作家作品，雖然難以成為一時之熱點，競逐之顯學，卻可超越時代而傳諸久遠。

“我們能夠猜出的謎，我們很快就瞧不起”（狄金森詩句），無法猜出的謎最迷人。對于我來說，研究楊絳這樣一位具有獨特詩意與文心的女性作家，是發乎性情的選擇。楊絳其文其思其人，深厚蘊藉而氣韻生動，是一個我希望潛心探究的語言之謎、精神之謎和文化之謎。在我看來，探究這樣一位作家的畢生創作，讀解其中隱藏的精神信息，就像試圖揭開她所珍視的隱身衣，窺見其真身與靈魂，進而探查其精神文化淵源。解謎的過程，就是從各種可能的角度，與研究對象展開深入持久的對話。專著的寫作和增刪修訂，即對話的結果。言有盡時，詩無達詁，而真正的對話不會終結。

持久堅韌的百年人生與80年文學生命

楊絳出身江南名門，祖籍無錫，生于北京，成長于一個雖飽經憂患卻始終充滿溫暖歡樂的開明知識分子家庭，父親楊蔭杭是“辛亥革命后做了民國的官的”法官兼學者，姑母楊蔭榆是教育家。在楊絳心中，父親是一位堅持民主法治理想的堂吉訶德般的“瘋騎士”，對她影響至深。楊絳幼承家學，又受過良好的現代教育。她童年和少年時代在北京、上海和蘇州受教育，南北文化的交融，在她身上注入了江南之靈秀與北國之深厚，塑造了外柔內剛的性格氣質。

楊絳曾就讀于東吳大學政治學系和清華大學研究院外文系，20世紀30年代中期隨丈夫錢鍾書在牛津大學和巴黎大學留學，1949年后任清華大學教師和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她的一生與丈夫錢鍾書密不可分，世稱“錢楊”。1932年冬，21歲的楊絳從鬧學潮的東吳大學北上“借讀”，在清華大學古月堂前與錢鍾書相遇，如同姻緣前定，“腳上系著月老絲線”，從此相伴一生，成為動蕩世界中罕見的靈魂伴侶、文章知己。

楊絳于20世紀30年代前期開始散文和小說創作；40年代上海“淪陷”時期，她以喜劇作家身份登上文壇，據同時代作家柯靈回憶，在上海“淪陷”時期轉向戲劇創作的文藝家群體中，“一枝獨秀，引起廣泛注意的是楊絳”。50年代至70年代的特殊歷史時期，她中斷文學創作，隱身而不擱筆，轉向外國文學翻譯和研究，同時在為日后的創作做準備。從80年代開始，楊絳重新進入創作高峰期，持續不衰，影響日增，“暮年詩賦動江關”，不但文學生命堅韌持久，而且前后期創作的價值理念和美學風格一以貫之，沒有像很多同時代作家那樣前后期出現明顯的“斷裂”，成為現代中國文學史中的獨特創作現象。

從1933年在清華讀書時發表散文《收腳印》開始，到2014年出版長篇小說《洗澡》的續篇《洗澡之后》為止，在長達80余年的創作歷程中，楊絳創作了戲劇、小說、散文等多種文體的作品，還有翻譯作品和研究論著，其涉及文類之廣，在20世紀中國作家中并不多見。她的主要作品有喜劇《稱心如意》《弄真成假》，悲劇《風絮》，長篇小說《洗澡》，散文集《干校六記》《將飲茶》《雜憶與雜寫》，長篇記傳散文《我們仨》，長篇思想隨筆《走到人生邊上——自問自答》等。作為翻譯家，她翻譯的《堂吉訶德》《小癩子》《吉爾·布拉斯》《斐多》等西方經典名著，產生了深遠影響。作為學者，楊絳《菲爾丁關于小說的理論》《論薩克雷〈名利場〉》《李漁論戲劇結構》《藝術與克服困難——讀〈紅樓夢〉偶記》等論文，也是學術精品。這些作品均收入《楊絳文集》和《楊絳全集》。

作為融貫中西文化的民國一代作家所剩無多的代表之一，楊絳是一位具有20世紀文學或文化標本意義的作家。誠如當代文學史家洪子誠在談到楊絳創作時所說的：“無論是翻譯，還是小說、散文創作，楊絳都有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和貢獻。比起有的多產作家來，可以說是以少許勝多多了。不過，楊絳的魅力不是色調斑斕，一眼可以看出的那種。作品透露的人生體驗，看似無意其實用心的謀篇布局、遣詞造句，委實需要用心琢磨才能深味。”楊絳屬于以少勝多、精通詞語煉金術的作家，其作品及表達形式中所濃縮的美學價值，的確需要“用心琢磨”，察微知著，才能體味。

“隱身衣”下的知識分子風骨與智慧境界

楊絳身上既有古典中國的隱士風流，也有現代知識分子的價值理性、歷史智慧與獨立人格。她一生淡泊名利，潔身自尊、知命達理，并將一身隱藏在自己家庭和文學創作、翻譯研究的“小世界”之中，尤其不喜歡拋頭露面。在柯靈眼里，楊絳與錢鍾書“同負重名，索落自甘，如出一轍。她兼擅著譯，珠玉紛陳，而自謙為‘壇下人’，意謂她游移于文壇之下，和《紅樓夢》中妙玉自稱‘檻外人’相似”。從《楊絳文集》公布的三封私人信函看，都是在拒絕社會層面的“顯”而主張“隱”。“隱”的姿態是多種多樣的。“隱于朝市”比“隱于山林”要困難得多。楊絳身處鬧市，卻偏偏選擇了“隱”。她自知“隱”之難。神仙的“隱身衣”也是一時笑談而已。但她的確有其特殊的隱身法門，那就是自甘卑微地位的“凡間的隱身衣”，讓人“視而不見，見而無睹”。

在《將飲茶》“代后記”《隱身衣》一文中，有這樣一段顯露心跡的文字：“我愛讀東坡‘萬人如海一身藏’之句，也企慕莊子所謂‘陸沉’。社會可以比作‘蛇阱’，但‘蛇阱’之上，天空還有飛鳥；‘蛇阱’之旁，池沼里也有游魚。古往今來，自有人避開‘蛇阱’而‘藏身’或‘陸沉’。消失于眾人之中，如水珠包孕于海水之內，如細小的野花隱藏在草叢里”，“一個人不想攀高就不怕下跌，也不用傾軋排擠，可以保其天真，成其自然，潛心一志完成自己能做的事。”楊絳一方面希望自己能成為一個“保其天真，成其自然”的“真人”；另一方面，她又在多個場合說自己是“蕓蕓眾生中的平常之人”，是“身處卑微的人”，是“無足輕重”的人。將這兩種說法綜合在一起，就是“隱身于蕓蕓眾生中的真人”。

楊絳這樣一位精于中西文化和語言，集創作、翻譯和研究于一身的標準“精英知識分子”，卻對這個身份棄之如敝屣，而且常以“卑微者”或“蕓蕓眾生之一”自居。這與其說是“謙虛”，不如說是“羞與為伍”。錢鍾書這樣描摹楊絳的文體和風格：“世情搬演栩如生，空際傳神著墨輕。自笑爭名文士習，厭聞清照與明誠。”在楊絳眼中，學界文壇與“蛇阱”般的社會實為一體，也“是爭權奪利、爭名奪位的‘名利場’”，要躲開它并非易事，因此發出“人生實苦”的感嘆。更“苦”的是，成不了“逍遙游”的神人，甚至連保全本真也不容易，“上天無路入地無門”，于是只能“陸沉”。“陸沉”不能簡單地理解為消極避世，它是“隱”與“顯”的方便法門，其中包含接受“修身鍛煉”的勇氣和“立地成佛”的宏愿。可以推論，1949年年初，錢鍾書楊絳夫婦拒絕出國之時，就有了此種“勇氣”和“宏愿”。憑錢楊的智慧，他們不會做糊涂選擇。楊絳后來解釋為“不愿去父母之邦，撇不開自家人。”

自1949年開始，此后30年的“修身鍛煉”和“沉思默想”，可以看作是楊絳“求道”與“證果”的過程。楊絳說：“修身——鍛煉自身，是做人的最根本要求。”修身鍛煉的目標是“‘致中和’，從和諧中求‘止于至善’”。這種修身的成果，也可以通過言行和文字顯現出來。文學創作的過程，正是與“修身磨煉”相配套的“修辭立誠”過程。直到1977年，年近70的楊絳又重新拿起文學創作之筆，短短10年之中，寫出了包括《干校六記》《丙午丁未年紀事》《洗澡》等一批優秀的散文和小說。假設楊絳沒有毀掉已經完成了20個章節的小說手稿，將《軟紅塵里》這個長篇寫完的話，我們可能會看到一部濃縮她全部人生智慧和藝術才華的鴻篇巨制。盡管楊絳毀掉書稿一事是一個謎團，但已經寫成的作品中，同樣包含了她全部的人生體悟和藝術風格。

陳曉明先生在為我的專著所撰寫的序言《重繪楊絳的文化肖像》中提出：“文學家楊絳的一生可以被僅僅限定為‘賢妻良母’嗎？這顯然是對消費者的某種迎合。我真正關心的議題是，我們如何才能撥開媒介意識形態的種種霧障，把楊絳還給文學？我們如何從中國知識分子心靈史的角度去重繪楊絳的文化肖像？我們如何從楊絳這一個體出發，得以管窺二十世紀中國的思想史脈動？”我寫作《喜智與悲智——楊絳的文學世界》，旨在“把楊絳還給文學”，希望它能夠幫助讀者深入楊絳的文學和心靈世界，拓展楊絳閱讀和研究的新視野。

（作者系十月文學院執行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