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我大約在十歲的時候學會了理發，對象是我自己。那時不叫理發，叫剃頭。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期，在我的老家流傳著一首歌謠，至今我還記得這么幾句：“剃分頭，不戴帽；鑲金牙，一臉笑；穿皮鞋，嘎吱叫；戴手表，捋胳膊。”這個“膊”字，我的老家念“抱”，如果念“博”就不押韻了。歌謠的首句把剃分頭看作是一件光榮的事，因此不主張用帽子把它蓋住。所謂分頭，就是把頭上的頭發瓜分成兩個部分，瓜分的原則不等，從正中間一分為二，像電影里的漢奸；從左側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地方分成兩份，就像干部了。我的父親由干部變成農民以后，在頭發上仍然保持著干部的待遇，從四分之一的地方進行瓜分，那個分水嶺在左眉的上方。

一年后，我從我的母親身邊被分配到我的父親身邊，我也是剃分頭的，而且也是從左側四分之一的地方分的。其實既然是分頭，就不應該叫剃，因為分頭不用剃刀，而用推子、剪子和梳子，應該叫推分頭、剪分頭和梳分頭，或者叫理分頭、留分頭和蓄分頭，其中任何一個說法都比剃分頭要合乎語法的邏輯。在我的記憶中，我的老家除了婦女，廣大貧下中農和革命群眾清一色全都是光頭。勞動的時候站成一排，在太陽的照耀下閃閃發亮。我的大伯還曾經是我父親的啟蒙老師，還是書法家、數學家、教育家，家鄉著名的知識分子呢，但他變成農民以后，就沒有我父親那么執著，連一根頭發都不要了。

我記得那時候剃一個光頭是一角錢，剃一個分頭是兩角錢，因為剃光頭只要一把剃刀，先用肥皂水把發根燜軟，雪亮的剃刀在烏黑的蕩刀布上蕩幾蕩，再來到頭皮上，“哧”，“哧”，很快就結束了。以殺豬刨毛打比方有點不妥，那就打比方刮土豆皮吧，刮完一個往旁邊一撥，換下一個。而剃分頭，除了用剃刀刮頭發的周邊，刮臉上的汗毛，還要用推子、剪子、梳子、鏡子——剃罷讓你自己拿在手里，左右照了，又照前后，看有沒有偏頗，是不是對稱，成不成比例。人說是后腦勺的頭發摸得到，看不到，可在剃頭時就能看到！這樣想來，剃一個分頭價錢是剃一個光頭的兩倍，不多。

回想我們父子二人之所以如此頑固，寧可多花一角錢也不剃光頭，潛意識里是否有一種士可殺而不可辱的心理亦未可知。我們多半是每個月剃一次頭，算起來每年花在剃頭上的錢再加兩角，五塊錢就可以捉一只小豬喂著了。然而我們義無反顧，我們不計得失，我們不喂豬也要剃分頭，其行為第一像蘇東坡，寧可食無肉，不可頭無毛；第二像殉節朱明王朝的漢臣，寧留發，不留頭。

話說在我將滿十歲的時候，我的父親給了我兩角錢，讓我到離家五里一個名叫蔣家堰的小鎮，去請一個名叫李德仁的剃頭師傅給我剃一個分頭，慶祝我誕生的十周年。我持錢而往，走到鎮頭，發現剃頭鋪的旁邊還有一個書鋪，書鋪里有很多書，其中有一本的封面寫著《海瑞》，我知道這是一個清官，一喜歡就把它給買了。那本書的定價是一角七分，買完才想起剃頭的事，但剩下三分錢已經不夠給李師傅的，就只好回家對著鏡子自己剃了一個。說是剃，實際工具是一把剪子，我的父親拿它剪過煙絲。

我的父親黃昏收工回家，由于饑餓，先忙著做飯，并未發現我頭上的破綻。倒是到了晚上，我的大媽到我家來看出蹊蹺，但她對我絕不懷疑，卻大罵無辜的剃頭匠：“挨刀死的李德仁，把娃子的頭剃得像狗啃的！”

李德仁是蔣家堰鎮剃頭界的名流，技藝精湛，威望甚高，如今無端挨罵，讓我頗覺對他不起。再想他也的確有該罵的地方，比方說我上一次請他剃頭，洗頭時把他接熱水的皮管子碰了，那時候剃頭鋪里的水管還沒有金屬的，他就當眾污辱我道：“你把我的雀雀兒碰歪了，你得多給我一角錢！”眾剃頭者聞聲大笑。“雀雀兒”一詞出于我們老家的民間，是對少年男性生殖器的昵稱，因它形似一只可愛的小鳥，而據我后來回憶，李德仁師傅當年都四十多了，他可不是“雀雀兒”，它可沒有那么可愛。

從此我開始藏書——小學畢業前我已經有了令人望塵莫及的幾百冊圖書，購買它們的財源，主要來自長輩過年發的壓歲錢，看望保姆她給我買鍋盔饃吃的錢，冬天上學從烘籠里省下木炭賣給同學的錢，等等。后來我的母親知道我愛讀書，就寄錢支持我了——而且，我還開始了自己“狗啃”式的理發，僅這一項就可以每月買書一本。

現在我正式改稱剃頭為理發。留在我記憶中的一抹永恒的陽光，是我給我的母親理過發后浮現在她臉上的燦爛笑容，不光是眼尾，也不光是嘴角，而是臉上很大的一片面積，從天庭到下顎，從耳郭到另一個耳郭，全部臉頰的每個區域，甚至她整個身子都因為大規模的笑容而微微地振動了，連身子里面的五臟六腑也都在笑著。后來我一有空就想，當一個人全身心都這么笑著的時候她該是多么的幸福！而這個人是我的媽媽！我的媽媽因為她的兒子給她理發而幸福成了這個樣子！

那是1989年，我已到了很好的城市，有了很好的工作，作出了很好的成績，其中最好的成績是我也有兒子了！她就是沖著這個才來和我們一起住的，那些日子她每天每夜、每時每刻都幸福著，而她這時的這種幸福，一定不是覺得她的兒子學會了一門養家糊口的手藝，一定是這名彎曲著身子站在她面前的理發師，在全世界的范圍內只為她一個人理發！

我的母親想錯了，我的母親低看了自己的兒子，也高看了自己的兒媳。我的妻子小氣著呢，她固然愛美如天下每一個女人，卻絕不認為被我理發就把她理丑了。在自始至終看過我為我的母親理發之后，她到底忍不住向我提出了這個要求。她其實已經對我的水平佩服得五體都快要投地了，卻偏要用北京女人善于偽裝的沒心沒肺、大大咧咧，虛稱她定點的美發店最近搬遷，改去遠處的新店路上又堵車，她也只想把翹起來的頭發梢稍剪短一點，拿這些原因作幌子，輕描淡寫地讓我給她隨便弄一下就行。我知道她的鬼心眼子，明明是想省錢，但我必須裝不知道，萬般小心給她“隨便弄一下”。我聽她嘴上說著這兒也沒弄好，那兒也沒弄好，再看鏡子里的人，雙唇張開已笑得合不上了。

如同我的母親未曾想到，我會有實力為我的妻子剪短長發。我的妻子也不敢相信，我還有膽量為我的兒子剃去胎毛。三十年后，這件事回憶起來驚心動魄。那時候我們舉家三代，我的父親、我的母親、我的妻子、我的兒子，還有我向我的姐姐借來的老家的小保姆，連我一起共計六人，住在北京豐臺區鄭王墳小區的一套小房子里，方圓數站很難找到一家理發店。那段日子，一些區段道路毀壞，交通中斷，上班族多以自行車為往返的輕騎，外地旅客銳減，偶有一些也是輾轉乘車，曲線抵達要去的地方。新生的兒子被我從北京第四醫院接回家后，余下的護理工作全在家里進行，包括按照老家或全國的民間規定，滿了月要剃去紅色小腦袋上的黃色胎毛。

……

（全文載《北京文學》（精彩閱讀）2021年第7期）

創作談

《理發記》背后的故事

野 莽

在這個世界上有很多教都教不會的笨人，他們永遠也不知道為一個親人和愛人做一件一分錢都不花的小事而感到無限幸福的秘密，因此這樣的好處一生也不得享有一次。我說的無限幸福是一種沒有夸張和變形的現實主義描繪，沒有時間之限，任何時候回憶起來都溫馨如昨，沒有疆域之界，走到哪里就能把快樂帶到哪里。

這件小事包括理發，給親愛的人理發。

疫情前的那個冬天，我的虛歲92歲的父親被我的姐姐接到她家過年，我也從北京趕去團聚。她家的新居設立在一個半山坡上，方圓數百米見不到那兩根藍色彩帶螺旋形轉動的光柱，這為他年前理一個發的理想瀕于破滅。當然，下定決心實現也行，開車把他運到理發店去便是。然而，沒有必要。

此時我想起我的這篇散文的開頭，一個10歲的少年省下理發的錢買書回家不好交代自己給自己理發的故事，于是我重操舊業，從廚房找到一把王麻子剪刀，大概是剖魚用的，我用它剪短了我的父親稀薄的白發，繼而鼻毛、胡子、指甲……后面的項目我不敢了，比方說老剃頭匠的一系列屬于非物質文化的絕活兒。但我看見他急著去照鏡子的面部由緊張到松弛再到菊花一般綻開的時候，我就知道他的幸福已來臨了。

正月十五過罷我返回北京，在站滿了人的列車上閑得無聊，就用手機在我的朋友圈里發表理發的圖片并配以文字，順便把我小時自剪頭發的隱私也爆料出去。朋友們看了都要我接著寫，其中一個網名“鋼琴戀人”的叫聲最切：野莽老師，我特別想看到完整的故事！我也想讓她看到，可是我的手機不讓，它沒電了，微文也就到此結束。

翌年秋天我再次還鄉，一場疫情把我困在父親的舊居，我們父子二人相依為命了半年時光，這使我有充分的時間操練更多的技藝，再次為父親理發的水平有所提高，那天恰好被一位年輕的英語老師見到，頗覺新奇，寫了一篇散文發表在北方的一家刊物上。由此我想起自己寫在手機里的半篇，不妨把她沒見到的也補寫進去，于是在又一次回京的列車上，我索性寫了曾經還給我的母親剪短發，給我的妻子剪長發，甚至膽大包天地給我剛降生的兒子剃去蒲公英一樣的胎毛的壯舉都寫了出來，取名就叫《理發記》。

但我還是不想把文章寫完，我在暗暗等待一個最好的結尾，這件事藏在我的心里對誰也沒有說。2019年的夏天我第二次去美國，我計劃在我曾剃過胎毛的兒子最重要的日子里，給他再理一次發，我讓他備好理發的刀剪，這些東西不能帶上出國的飛機。見面以后，我們一家從馬里蘭州駕車開往美國西部，不料在拉斯維加斯發生了一件意外的事，逼得我們改變行程，取道從費城返回，兒子的頭發沒有理成。我仍賊心不死地把希望寄托在下一次，但這場遲遲不去的疫情卻堅決要與我作對，讓我留下遺憾，看來在短的時間內我已不能實現這個愿望，文章的最好結尾沒了。

人們都讀過賈島的創作談，“兩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卻不知繼他之后還有一篇短文寫了三年零三個月。有道是十年磨一劍，三年磨一把剃頭刀的事居然也有。不過魯迅也有一個創作談，極其不主張彎道超車。他說：寫好了，放一放。我認為這個辦法是對的，不就是寫文章么，急什么呢？

野莽，自由作家，武漢大學畢業。20世紀80年代開始發表作品，迄今已出版長篇小說《紙廈》等十二部，中短篇小說集《公元1985年的逃跑事件》等二十四部，散文隨筆集《記得》等七部，系列方志小說《庸國》五卷，長篇傳記《劉道玉傳》兩卷，學術著作《詩說新語》等五部，外文版小說集《開電梯的女人》等三部，以及電影電視《祝你好運》等，共計七十余部，一千多萬字。部分作品被翻譯成英、法、日、俄等多種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