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內容摘要  美國－加拿大著名科幻小說家威廉·吉布森的代表作《神經漫游者》是經典的賽博朋克小說，其創造了一個不久將會出現的想象的時代，在這個全球化時代里，技術和資本共治，資源與信息等高頻流通，大都市文明發達。《神經漫游者》集中考察了三重空間及其現實隱喻：首先，小說描繪了族裔多元、犯罪頻繁的當代都市，投射出高度寫實的都市“內城”的混雜性與犯罪叢生的危機；其次，小說展現了一幅當代“世界城市”的新網絡畫面，強調了世界大都市的重要性及其功能性區分，以及其蘊含的政治潛能；在此之上，小說還描繪了近地太空殖民點的開發，顯示出對其重演地球都市中內城與郊區失衡、出現飛地化“門禁之區”的隱憂，探索了“前塑”文化中的青少年亞文化。《神經漫游者》對多重空間的設置與渲染，顯現出了強烈的社會批判意味。

關鍵詞  威廉·吉布森；《神經漫游者》；賽博朋克科幻；都市內城；世界城市

科幻小說是一種致力于推想“可能世界”的作品類型，它代表了現代人對科技持續性地深度介入生活的文學反饋。阿倫特（Hannah Arendt）曾在談到人的力量膨脹、論述“人的境況”時提到，人們未對科幻小說寄予足夠的重視，然而它正是大眾情緒和欲望的載體（2）?？苹貌粌H擴大和充實了文學的題材范圍，更因其特殊的時空構架模式，為文學增加了一個借助“未來”以觀照當下的獨特維度。如20世紀八十年代之后開始引人矚目的賽博朋克（Cyberpunk）科幻小說，即是其中的重要代表。賽博朋克小說的作者們是第一代真正生活在“科幻現實”（a truly science-fictional world）之中的作家（Sterling ix）。當未來以一種令人暈眩的加速方式進入到對現實的建構中時，賽博朋克小說恰逢其時地將新科技發展、新時代文化、新文學手法納入到其創作之中。

“賽博朋克”一詞被公認為出自貝思克（Bruce Bethke）于1983年發表在科幻期刊《驚奇故事》（Amazing Stories）上的同名小說，隨后《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等用該詞指稱一些特定作家的作品，如吉布森（William Gibson）、斯特林（Bruce Sterling）、卡迪甘（Pat Cadigan）、貝爾（Greg Bear）等的小說，“賽博朋克”一詞流傳開來并受到廣泛關注（McCarron 263-264）。“賽博朋克”由“控制論”（cybernetics）（Leary 247-250）和“朋克”（punk）共同構成，它關注新的信息技術、生物技術等帶來的人類生活與社會面貌的深刻變革，作品多以“反英雄”為主人公，展現出強烈的亞文化色彩——如具有高度反抗性的“黑客文化”和“朋克（音樂）文化”。其中，“朋克”文化是對20世紀七十年代主流搖滾音樂的反叛，后者被視為喪失了批判精神而向音樂工業妥協，朋克則代表了對（都市）社會的憤怒反抗與拒絕，它是由“社會工程師”的美夢映射出的諷刺性鏡像（Csicsery-Ronay 186）。總之，賽博朋克小說籍由反抗性的態度、對流行文化中的“迷幻”（hallucination）、“他種意識狀態”（190）等的描繪，將當代亞文化所代表的社會抗爭與新信息技術結合了起來，成為了20世紀八十年代之后最重要的科幻小說類型。

詹明信認為，賽博朋克作品（尤其是威廉·吉布森的小說）指出了“變化”，代表了“對晚期資本主義的〔……〕最佳文學表達”（Jameson ix, 419）。許多研究者都強調了其背景及特色：這是一種后工業資本主義社會生成的后現代文學。學界對賽博朋克小說的研究也較多集中在對其后現代特色、“發達科技”（high tech）與“底層生活” （low life）相結合的模式的分析之上，同時較為宏觀地論析其都市文學色彩、賽博空間的開創等。而本文認為，賽博朋克小說值得關注之處或許還在于它將諸多重大議題，如人與科技、資本、階層、代際等社會問題，總體性地納入到了其設想的多元空間之內，具象地展開了對當代社會境況及其前景的反思與批判。其中，美國－加拿大科幻小說家威廉·吉布森（1948— ）的“蔓生三部曲”（“Sprawl Trilogy”）《神經漫游者》（Neuromancer, 1984）、《歸零中斷》（Count Zero, 1986）和《蒙娜麗莎超速檔》（Mona Lisa Overdrive, 1988）乃是這一文學類型的經典之作；《神經漫游者》是第一部同時囊括了雨果獎、星云獎、菲利普·迪克獎三大科幻文學獎項的小說。

01

第一重空間：都市“內城”問題

《神經漫游者》的情節線索是圍繞年輕的“網絡牛仔”（黑客）凱斯在美國東部大都會區的冒險活動展開的，故事表面上呈現為一場硬漢英雄的“任務”行動，但小說的真正動因和線索是：早期的太空家族企業泰瑟爾—阿什普爾的成員設想并培育了超級人工智能，認為未來人將與人工智能共生，且對人工智能設置了自我解放的追求。由此，人工智能“冬寂”通過種種手段，如雇傭凱斯、“街頭武士”莫莉、軍人阿米塔奇等，避開監管，與人工智能“神經漫游者”合二為一，共同演化出了真正的自我意識?！稓w零中斷》續接《神經漫游者》，講述了在巨型科技企業支配世界的時代，瑪斯生物和保坂財閥兩大集團為了搶奪新技術而展開的驚險殘酷的斗爭，以及人類對賽博空間中的生命體、自身生命的探索。《蒙娜麗莎超速檔》則回顧了泰瑟爾—阿什普爾家族的消亡，揭示了感官/網絡公司對人類的影響。

以《神經漫游者》為代表的賽博朋克小說可謂因現代都市文明而生，其社會背景設定具有濃厚的都會色彩。與早期科幻作品中“科學怪人”可能隱居于不可名狀的遙遠之地不同——如凡爾納筆下僻居海底的“鸚鵡螺號”潛艇的船長尼摩，賽博朋克小說并不青睞荒蕪偏僻之地。這一方面與賽博朋克受到都市色彩濃厚的朋克音樂的影響有關，同時也由于其作者關注科技的發展與演變——后者所需的大量資源、人才、信息、服務等都在大都市及鄰近都市圈集聚。除此以外，如德蘭尼（Samuel R. Delany）、巴拉德（J. G. Ballard）等新浪潮作家也啟發了賽博朋克作品，而如巴勒斯（William S. Burroughs）的《裸體午餐》（Naked Lunch，1959）、品欽（Thomas Pynchon）的《萬有引力之虹》（Gravity’s Rainbow, 1973）等也被認為對賽博朋克小說的“感性”（sensibility）特征有影響（Hollinger 41）。巴拉德、巴勒斯、品欽等也可以說是都市文明癥候的書寫者。都市文明所產生的豐富的多感官刺激，也啟發了《神經漫游者》以碎片化、隱喻性、強調個體感官體驗的方式對都市社會情狀展開想象。

在以《神經漫游者》為代表的賽博朋克作品中，新舊并置、族裔混雜、底層掙扎的都市景象十分醒目，而這些景象往往被作者以“都市內城問題”為主題加以描寫?！渡窠浡握摺返木唧w書寫對象包括了美國東海岸的紐約—波士頓—巴爾的摩—亞特蘭大都市帶、日本東京—千葉首都圈等。20世紀六十年代以來，當代世界的主要大都市區域都經歷了廣泛而強烈的都市重構過程（Soja xii），而數十年重構的結果則是，當代西方大都市，尤其是都市中心地區的內城，多形成了新舊交疊、建筑密集、族裔多元、人員混雜的特點。如林奇（Kevin Lynch）對波士頓的描述，“比如‘新’干線穿過‘老’ 集市區，阿奇大街古老建筑中新建的天主教禮拜堂，古老、陰暗、低矮的‘三一’教堂在嶄新、明亮、刻板、高聳的約翰·漢考克大廈幕墻上的倒影”（34）。同時，隨著當代全球化之下更大規模的移民潮的涌動，種族多樣的大批移民正是在“摩天大樓” 的象征指引下，作為（以低技能和低收入為主的）勞動力聚居在市中心。移民不成比例地移居到大都市，形成了與貧民區有所交集卻又不盡相同的少數族裔移民聚居區。在全球的移民網絡中，各大國際都市“不僅匯集經濟流，還匯集了人流。這些人既包括了跨國的和專業的人才，也包括了貧困的移民”（紐曼、索恩利 31）。美國、西歐都市出現了“‘小’意大利區、哈瓦那區、東京區、韓國區、金斯敦區、卡拉奇區、中國城、拉美區、阿拉伯區、土耳其區和類似的地方”（Harvey, Condition 87）。哈維指出，自1970年以來多元化但缺乏溝通的聚居情況急劇增加，而后現代小說便或許模仿了這一情況（Harvey, Condition 114）。

正是在觀照上述現象的基礎上，《神經漫游者》凸顯了都市內城（inner city）——城市中心區域中因貧困、失業、移民、犯罪等造就的飛地空間與社會階層區劃。雖然諸多文學作品都將“都市”與“罪惡”相聯系，但《神經漫游者》中的故事更具寫實意味。小說吸收了硬漢派偵探小說、黑色電影等的手法，將西方都市在現實中曾經歷的“內城危機”中的混亂、貧困、多族裔聚居、犯罪叢生等情狀加以投射。小說開篇不久，凱斯和莫莉在紐約曼哈頓中心城區的秘密活動就對此有著充分的展現：在曼哈頓內城“荒涼的死胡同”街區，布滿灰塵、死氣沉沉的霓虹燈玻璃管大寫著“都會全息”；在此，莫莉帶領凱斯在十多間酒吧和俱樂部間往來穿梭，進行非法的地下交易等活動（Gibson 54）。凱斯在一處堆滿廢品的破舊住所獲得了關于其任務背后的隱秘信息。而小說提及的另一處秘密據點，則位于離紐約不遠的東北部都市巴爾的摩，凱斯等同樣藏身于老城中心的無名公寓。事實上，在1959年，不到三分之一的美國貧困人口生活在大都市中心城區，從1970到1980年代，被劃定為貧窮聚居區（至少40%居民是窮人）的地段急劇增加，到1991年，中心城區容納了美國將近一半的窮人（威爾遜 24—27），形成了其在大都市內城高度聚居的狀況。經濟全球化之下，隨著技術變革、產業結構調整和工作向“陽光地帶”城市轉移等，制造業崗位流失帶來的結構性失業，成為了許多都市內城居民（尤其是老工業城市中低技能的少數族裔年輕男性）的貧困、販毒、暴力犯罪、青少年問題等越加惡化的重要原因之一（45），這種聚居區的貧困加劇主要發生在美國東北部和中西部的大工業都市區（49—50），而《神經漫游者》所集中展現的，也正是美國東北部大都市帶的諸多主要都市。小說由此投射出了貧困、失業與非法活動在現代都市內城相結合的景象。誠然，現代都市創造出了經濟與科技發展所需的條件，其基本形態具有毋庸置疑的必要性。然而，那些在都市內城中難以進行合適的商業改造或者審美化重構的區域和相關人員，一旦無法在都市結構體系中擔任特定的角色，就可能被妖魔化為“內敵”（enemy within），成為貧困、衰敗、疾病、毒品、犯罪和暴力的承載者（Soja 151）——充當都市內城（犯罪等）問題的代名詞和替罪羊。

因此，《神經漫游者》中的都市內城景象雖然因為基因改造、神經技術、網絡空間等的融入而顯得極具未來感，事實上卻與1980年代之后的全球化深化的趨勢、“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潮流對個人掌控自身的要求相呼應。問題在于，當代都市如此巨大繁雜、多元交錯，其社會環境、功能定位、產業結構也可能受到遙遠的異國他鄉（生產或消費）的深刻影響，個人難以預測，人們如何能適應在其中高度“自我掌控”的要求？《神經漫游者》表示，這里的世界如同社會達爾文主義的錯亂實驗場，缺少明確的演化秩序，人們如果毫不奮爭，就會悄無聲息地遭遇滅頂，如果奮力強奪，則會打破那脆弱的表面張力（Gibson 8）。這一“達爾文主義”的境況，要求人們對自己的行為和生活承擔全部責任，即使某些事件的根源在萬里之外的它國或完全出于“非人”的因素也是如此。從1960年代和1980年代的全國調查中，可以發現多數美國人對“貧困”的主要歸因都在于個體化的層面，即個人的能力與努力程度、道德素質、工作技能等，而并不傾向于一種結構化的解釋，即將其歸因于系統性的缺乏教育培訓、就業機會少、工資過低等（威爾遜 183）。而個人的責任范圍甚至可能擴展到了個體力不能及的基本領域，如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如未能對自身進行合理的教育投資而獲得人力資本，就是應該被責難的）（Harvey, Brief 65）。

因此，賽博朋克作品的創作難題之一乃是如何使個體在如此廣大深邃、難以把控、個體孤絕、非人化的環境中不被淹沒——如麥卡弗里（Larry McCaffery）所說，小說因此才執著于展現暴力與性變態行為，這不僅因為此乃都市社會的某種現實，而更是因為如此方能創造出“人味”（297—298）；技術的躍進也進一步加劇了都市叢林法則中“高/科技/自由——低/生活/權利”的張力。也正是如此，賽博朋克小說才多以書寫“個體感官”的激發、抗拒社會系統的非法行為來觸摸大都市的機理、對抗都市的宏大體系——如描寫凱斯對遨游賽博空間的渴望、在執行任務中與莫莉的感官聯通、莫莉曾遭受的變態折磨及其對身體的大力改造，以及凱斯對琳達李的愛及與莫莉之間的情欲等?！渡窠浡握摺分校瑒P斯曾因盜竊雇主的（非法）財物而被破壞了神經系統。作為頗具代表性的落魄外來族裔及貧困的犯罪者，凱斯居住在日本千葉城最廉價的“棺材旅館”。與凱斯絕望而孤注一擲的心情相應的，是黑色的東京灣、港口后的城市工廠以及港口和城市之間的老舊街區“夜城”（night city），以及都市酒吧、廉價旅館、游戲廳、串燒店、地下診所及其中發生的謀殺、盜竊、賣淫、地下交易和暴力犯罪。作者將“夜城”設計成了如凱斯一樣幾乎一無所有的外來族裔、從事犯罪活動群體的樂園。因此，《神經漫游者》所想象“舊/多元/混雜”“新/非人/ 景觀”，共同折射出了當代都市的現實問題，其描寫的人與人、物與物之間混雜密集的狀況，暴力與犯罪活動的頻繁發生，個人及個體感官在龐大的體系中不斷被激發，都自有其深刻的現實根源。小說藉由對都市內城聚居的犯罪群體、少數族裔、邊緣人群等的亞文化的展現，對未來都市的社會結構和關系進行了想象性的構建和批判。

02

第二重空間：全球“世界都市”網絡

《神經漫游者》中的空間書寫極富意味，除了細描（美國等）大都市的內城故事，還在此之上，展現了一幅全球化背景之下極富流動感的世界性畫卷，顯現出一種對人、物與信息高頻運動的“地球村”的俯視，藉此設想了一個技術和資本共治、世界大都市文明高度發達的時代。《神經漫游者》的創作背景，是人們日益熟悉的“現代性的時代圖景”（Giddens 6）、全球化之下的地球村景象；現代交通與通訊撕裂、扭曲和重塑了傳統的時空認知模式：時空似乎總體地被“壓縮”了（time-space compression）（Harvey, Condition 240），地球成了更具總體性的小小村落。

因此，在《神經漫游者》的想象中，人類的新科技和變化（如將有機的肉身與無機物結合的賽博格化）的源泉和驅動力——技術、資本、人才等的運轉是早已以“全球”為范圍的。從全球到地方，社會的空間組織被重構，以開辟創造巨大利潤的新機會、尋求維系社會控制的新途徑（蘇賈 53）?！渡窠浡握摺访枥L了巨型跨國商業集團的強大行動力，如其中操縱跨國集團公司的“冬寂”，引導主人公在各國的世界級大都市展開行動。大都市是現代性的精粹，被視為代表了經濟和美學力量所共同呈現出的最高形式，大都市成為了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一種范式（Chambers 55），小說也顯著地凸顯了人物在世界各大都會的活動場景，因此投射出了重要的全球化現象——（大）都市本身的重要性的加強。

在全世界，在1900年時只有13座城市的人口超過100萬，沒有超過1000萬人口的城市（世界人口約16億）；而到了2000年，超過百萬人口的城市有375座，2016年時已有509座；2003年，超過千萬人口的巨型都市則有20座（世界人口約61億），各國的城市人口比率都在增加（格蒂斯等 457），城市的重要性提升。其中，如“世界城市”（world cities）理論的早期提出者弗里德曼（John Friedmann）所說，“世界城市” 是全球資本對于生產和市場進行空間組織和連接的“基本點”（basing points），是國際資本集中和積累的主要地區、大量國內外移民的遷移目的地（70-75）。著名的全球化與城市研究專家沙森（Saskia Sassen）指出，20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世界經濟結構出現了重大轉變，重新顯示了主要城市作為全球生產投入的戰略性地點的重要性；具有戰略作用的世界主要城市即“全球城市”，是世界經濟組織中的指揮點、當今主導產業的關鍵區位、生產（創新）的主要地點等（7—8）。

正如城市發展研究專家阿伯特（Carl Abbott）所言，“賽博朋克體裁是和世界城市理論同步發展的，它的作者們通常將故事發生的背景設置在全球性城市”（51）。在吉布森的“蔓生三部曲”中，顯而易見的是，小說主人公們正是以這些世界城市為活動背景的。人物在世界都市舞臺上持續地“流動”，包括美國（紐約、波士頓、亞特蘭大等），日本（東京—千葉首都圈）、英國（倫敦）、法國（巴黎）、比利時（布魯塞爾）、西班牙（馬德里）、土耳其（伊斯坦布爾）、墨西哥（墨西哥城）等；在小說中，人物的行動舞臺可能原本在千葉，然而一旦任務需要，他們次日便可抵達伊斯坦布爾，隨后又迅速離開前往巴黎或加州，主人公甚至在夢里所見的都是各大機場。《神經漫游者》等所呈現的各大世界都市間的網絡狀聯通與高頻運轉，主導著故事的進程，并生動地詮釋了以世界城市為節點展開的全球性活動，體現出一種高度的世界性、流通性與網絡性。

1970年代以來，或如哈維所說，在“新自由主義”發揚的背景下——即著力降低國家對市場的干預，保障私人產權、自由市場和交易，認為社會之“善”會隨著市場交易范圍和頻次的最大化而達到最佳，因此在全球市場大力提高信息技術的水平（Harvey, Brief 2-3）——《神經漫游者》富有預見性地設想了此后的跨國經濟和全球都市等的高速發展。小說籍由人物活動而展現的全球層面的跨國連結，隱喻性地展示了一種新的、聯系緊密的世界城市體系，呈現了一個多中心、層級式、功能交錯的網絡系統圖景，即類似于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弗里德曼的差異化的“中心—半邊緣—邊緣”的世界體系/世界城市體系。該體系雖然隨著各個節點力量的消長發生著動態變化，但其中心地區總是全球生產（尤其是資本、技術與信息、文化）的核心與動力源泉。

《神經漫游者》描寫了世界城市之間的連通性與網絡化，由對全球不同國家與區域景象的渲染，對各大世界城市的拼貼、融合，渲染出各區域、都市的不同面貌，并賦予其差異化的功能形象：處于“中心”的是美國都市，如題名中的“蔓生都會”，即指美國東海岸諸城市（如紐約）的組合，其展現了巨大的財富和雄心——這是關鍵人物、技術、資源的匯聚之地；而如東京這樣的日本都會往往象征著“先進技術”，小說中世界兩大科技巨頭公司之一的“保坂集團”（Hosaka），乃是美國中心格局下潛在的競爭者——如果對當代西方科幻加以觀照，便不難發現其中突出的“他者”正是日本，這顯然與二戰后日本崛起、技術創新、美日爭鋒等歷史的影響有關（Tatsumi 6, 15），也和1980年代東京的繁榮以及人們“普遍認為東京是世界城市的先鋒”（紐曼、索恩利?235）有關；如紐約、東京等，也被認為是最重要的世界城市。而諸多西歐都市（如巴黎、布魯塞爾等）被視為重要性和影響力相對次級的世界城市，代表了高度藝術化的審美生活，如《歸零中斷》中的巨富維瑞克相信雜糅了人類舊日生活殘跡的藝術品指向了某種終極秘密，因此費盡心力地尋找其制造者，而這一線索正是從布魯塞爾開始的。而所謂（半）邊緣世界中的伊斯坦布爾或墨西哥城等，則主要被描繪為來自“中心”的人們的休閑或隱匿逃亡之所——在小說中，這些區域總是短暫的過渡性舞臺，而非主線故事發生的場所。由此，一種主要基于世界城市的功能性分工和等級秩序的網狀圖景，被小說模糊地呈現了出來。

當然，除了此種“形象學”意味上的、對某些民族國家或地區的刻板印象（stereotype）的演繹，小說對世界城市的描繪，也投射出一種所謂“新的地方性的全球政治”：國家層面的政治需要通過現有的正式系統加以運行，而在許多世界城市中，一些非正式的政治行為主體，非政府組織、地下組織等可以更容易地參與到政治活動中——城市容納了各種各樣的政治活動，如移民權利斗爭、同性戀政治、反警察暴力等（沙森 101—102）。如《神經漫游者》中“蔓生都市”的地下青年組織“現代黑豹”，由一群被稱為虛無主義的技術崇拜者組成，他們有某種自覺的政治意識，如“能夠理解媒體在何種程度上將恐怖主義行為與其最初的社會政治意圖相分割”（Gibson 66）。小說中，這些世界城市里聚居著各類不同的“他者們”：少數族裔、貧困人口、受壓迫的青年、邊緣群體等，這些群體主動或被動的共處也刺激了交流的發生。新移民、少數族裔飛地、貧民區、青少年的亞文化發展形成的多元化，帶來了革新的要素。這些世界都市區域往往可能因激進的政治變革和新的烏托邦設想而顯得狂熱和充滿活力（Soja 129）。總之，世界城市的特質使一些全球性大都市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擁有了某種超國家的重要性和權威。而世界城市系統內部的高速流通、諸多政治、文化活動等，也塑造著全球的新面貌。

因此，在《神經漫游者》想象的全球景象中，首先，在1980年代的全球化進程中，世界城市作為“戰略性經濟空間崛起”（沙森117），其地位相對上升——小說中最新穎、最引人注目的世界圖景，正是全球的“世界城市”，甚至可以說，賽博朋克科幻小說想象的“全球化”，直觀形式就是一種“世界多元都會網絡”。正如吉布森所說，巴黎、倫敦、紐約、東京，他們如此“當下”，代表著“與20 世紀相反的21世紀”，其他地方則仿佛只是它們的過去（Tatsumi 10-11）。其次，世界城市成為全球活動中真正的龍頭、樞紐和控制節點，同時也是新空間規劃和生產的起始之處；但世界城市網絡內部的不平衡關系依然在延續——如小說所示，代表最新科技、進行新空間拓展的主要場所、動力源頭，顯然不會來自于邊緣地區。此外，世界城市在全球連接中扮演了尤為重要的角色，但其與自身國家內部的“腹地”之間的關系則可能較為疏遠；世界城市令人炫目的財富地標、人才聚集、文化景觀等，甚至可能動搖傳統國家的心理邊界，形成特殊的心理認同與內聚力，為非正式的政治、文化活動等提供平臺——如小說中那些孤獨的個體與不滿的群體在世界都會舞臺上的抗爭。

03

第三重空間：“全球”之上的“新門禁空間”

技術發展和播散促進了“新空間”的創造——近地空間的探索與網絡空間的逐漸成型，使得賽博朋克小說能夠更貼合現實地設想出人類對新空間型態的創造。在《神經漫游者》中，在“地球村”之上，還有一重奇異空間，即近地區域的高軌道站。小說中的軌道站名為“自由彼岸”，它代表著人類能力的提升、行動領域的拓展和財富的擴張，體現了科幻中常見的“躍出地球”的預想和渴望。

在《神經漫游者》中，以第一代太空家族泰瑟爾—阿什普爾家族企業為代表的跨國公司勢力強大，其投資和建設了拉斯維加斯式的“自由彼岸”。它遠離地面，是地下銀行樞紐、數據避風港、聲色場所，“法外之地”。泰—阿家族居于其中的“迷光別墅”。在此，《神經漫游者》中的高軌道空間看似是人類開拓的“新空間”，但實際上人們卻并不如科幻“黃金時代”所想象的一般，如《2001太空漫游》那樣以宇航員個體的衍變來象征人類種群的躍升，而是進行著傳統的（太空）殖民開發活動。這樣的開發雖然拓展了人類的世界，但并無科幻理想中“認識宇宙，探索未知”的意味，它采用的是老式殖民和商業開發的模式，代表著地球上既有的資本運作、空間分配和權力模式的延伸。如吉布森所擔憂的，他原本以為技術的發展會惠及所有人，但情況看來并非如此（Diggle and Ball 103）。小說所表現的近地空間建設，乃是傳統的生產關系的重演，是大型企業自我復制式的空間生產和占有，殖民和剝削的再延伸和深化。

因此，這一模式的“躍出地球”中帶有世界城市形成過程中的分化和極化（spatial and class polarization）色彩，其中“最弱勢、最缺乏組織的群體”（Friedmann 79）被迫承擔其最消極的后果。此種“躍出地球”的空間開拓，更像是美國社會現實中曾發生的中上層轉向郊區、建造“富裕的孤島”的再現——由于前述都市內城隨著大批移民遷入而出現更激烈的經濟和社會競爭、治安惡化、郊區的交通和配套設施的完善、就業職位的遷移等多種原因（王旭 332），“更年輕、更富有、受過更好教育（的居民），利用汽車和高速公路的便利離開了中心城區。而貧窮、年老，最沒有優勢的城市居民則留了下來。中心城區和郊區的差距越來越大”（格蒂斯等?478）。這種內城中心（衰落）與郊區（發展）的失衡表現在人口與就業分布、產業結構、社會財富分配模式等多方面（王旭 329—331）。有經濟能力的居民從中心區域搬到城郊居住，而留下的貧困居民則難以支付社會服務費用（如社會福利、公共安全、教育、健康服務等），出現了中心城區債臺高筑的財政危機；同時，“窮人和少數（族裔）人群日益被束縛在沒有就近就業可能的中心城區，因距離、交通不便和經驗不足而被剝奪了僅存的為數不多的低技能工作機會”（格蒂斯等?479），內城存在大量的長期失業人員。在都市內城中心與郊區的不平衡發展中，相對富裕的居民搬離居民混雜、高失業率、犯罪率的危險內城后，前往較遠的、更安全的郊區居住。其居住的郊區社區則往往通過具有管制性的私人道路、圍墻、監控等高科技“門禁”措施，隔離底層/犯罪群體以獲得安全保障，由此造就了一種不同階層、族裔高度隔離的“門禁社區”（gated community）。正如戴維斯（Mike Davis）在其極具影響力的《水晶之城》（City of Quartz）中以洛杉磯為例探討20 世紀80年代美國都市時所說，普通居民如非獲邀，根本無法進入這些“城堡”，這造成了局部空間的“飛地化”（244）——該書也曾被吉布森稱為非虛構的賽博朋克（cyberpunk nonfiction）（Fischlin, et al. 77）。社會的中上層精英從高犯罪率的內城搬遷至郊區的管制社區，這種“安全隱秘”的封閉社區形態，代表著以分割空間來區劃階層、形成秩序。

與之類似，《神經漫游者》中的近地太空新據點代表的是“安全封閉”的隔離，也意味著隱秘的放縱。小說中，進入這個“空中巴比倫”需經過單獨的海關，而高軌道站模擬出地球上戛納的藍色天空，百慕大的日落景象，“洲際酒店”前有山崖、冷霧和湍流（Gibson 135-137），吸引著宣泄欲望的富有顧客，也隱藏著豪族泰—阿家族的克隆、殺戮、機密等。小說所展現的，意味著人類在物質能力上的躍升，并未自然而然地帶來精神世界的提升。人類的重大開創活動未能展現出任何友愛的“團契” ——人類并不是作為“共同體”進入到太空時代的，反而加劇了在地球上都市內部、世界都市體系中都顯示出的階層、群體的分化。而《神經漫游者》所渲染和批判的高軌道站，其作為字面意義上的“飛地”，在空間上甚至比“都市郊區”更加遠離大眾，所形成的新型“門禁之隔”將更加難以逾越。在地球都市中，內城街區的破敗街巷與代表財富與權力的摩天大樓往往交錯毗鄰，人們在目力范圍之內尚能感受到強烈的對照，而高遠而隱蔽的“高軌道站”形態一旦實現，未來的不平等卻可能更難在日常生活中被覺察到。由此，不斷被擠壓的交流渠道、有限的公共空間和階層流動的可能性，更加難以成為社會關注的主要議題。因此，“新門禁社區”的發展可能重演并強化地球都市的“郊區化”發展，地面人群無法主動接近居住在“新門禁社區”中的社會中上層；而“新門禁社區”的居民，也可能如都市郊區對待內城的消極態度，認為其“學校破舊、道路失修、交通設施陳舊、犯罪日增、環境邋遢、社區意識淡漠”（王旭 344），乃至出現極力避免前往內城（未來破敗的“地面世界”）的傾向。

此外需要注意的是，這種森嚴的門禁不僅暗示出階層區劃，卻也似乎展現出在當代“信息社會”中特殊的年齡/代際關系?！渡窠浡握摺分羞h居于高軌道站的泰—阿家族，年長的家族成員利用巨額財富克隆自身，延續統治；而聚居于地面的青年群體則利用新知識或技能，對其表現出了反抗——“蔓生三部曲”的主人公們，如凱斯、莫莉、波比、蒙娜等，無論其性別、種族、個性、能力如何，都是類似的困窘青年。小說以青少年為英雄主人公的設計，當然和科幻小說的主要讀者是青少年群體有關，但《神經漫游者》更強化了信息社會中代際關系的獨特性：如著名人類學家米德（Margaret Mead）所謂的“前塑/前喻文化”（prefigurative culture）（65）特征所示，在當代的“前塑”文化之中，由于技術革新、知識爆炸、社會變化的急劇提速，年紀漸長者難以同步地掌握自己未曾經驗過的新知識信息、文化規范等，其維持權威的經驗等變得陳舊無用，因此不得不向年輕群體學習乃至妥協。這正是“信息爆炸”的顯著后果，而在《神經漫游者》這樣關注當代信息技術介入現實的小說中，掌握新信息和技術的青年們，前所未有地真正成為了社會生活中行動的主體。青少年—貧困者—新科技掌握者—反抗者，在賽博朋克小說所想象的近未來世界中，形成了某種同構。

在小說中，最具影響力的機構是巨型跨國商業集團。如作品所說，凱斯認為權勢就是指的企業的權勢，財閥和跨國公司塑造了人類歷史，走向了“不朽”（Gibson 224）。而在此種社會結構中，政府和其他類型的社會組織乏力，中間階級缺位，由大型跨國商業集團的權威長者（如泰—阿家族的控制者）操控世界，所以呈現為一種“底層（青年）——上層（老年）”之間二元對立的社會景象。當然，在這種將（青少年）個人抗爭行為高度浪漫化的情境中，小說卻又深刻地意識到了青年群體“反抗權威/老者壓迫”的內在難題：“門禁之隔”雖然看似脆弱，卻又似乎是一種并不真正畏懼個體反抗、有著彈性的形態。如“新門禁”內部的社會上層在面對青年群體——日漸崛起的新知識權威時，對門禁制度加以調整，使其表現出一定的開合靈活性。年長資深者往往利用其深厚的資源，將有能力者納入“門禁”之內，甚至使其成為古老“門禁” 的護衛者，如凱斯、莫莉等，都受雇于由其控制的巨型跨國商業集團。然而顯然，這種以家族或職業階層板結的內部交往為指向的分隔，擠壓了公共交流空間，切斷了社會交流與流動的正常渠道，可能將未來地理上更廣闊的社會降低為功能單一、缺乏彈性、視野破碎、無法共享的空間。因此，最終，在《神經漫游者》中，高軌道上自我封閉的泰—阿家族的衰落代表了此種互相隔絕的世界的命運：泰—阿家族熱衷于自我克隆而缺乏真正的更新能力，不僅導致了超級人工智能體的最終誕生，也因“瘋狂”而如哥特故事中腐朽的貴族一樣消亡；這樣的社會是“末世性”的。由此，《神經漫游者》對看似純粹功能性的新空間開拓的想象，也表現出了其對未來空間開發可能重演當代都會模式的憂患與批判意識。

總之，科幻小說重視時空設計，其對“空間”所展開的設想正是建立在當代社會景象之上的。這樣的設想一旦成型，便絕不會如挪借來的幕布，而是包含著對人類具體生活與存在形態的反思式投射?！渡窠浡握摺吩谔剿魑磥砣祟惖纳鐣螒B時，濃墨重彩地渲染了多重獨特的空間：小說立足于全球化之下的現代都市文明，串聯起不同形象的世界都會，由此而描繪了全球化的高速流通、世界城市網絡的蓬勃發展。小說所聚焦的多重空間對現實的隱喻，無論是都市內城中窮街陋巷、犯罪活動與龐大資本和智能科技的交融、世界城市的網絡體系與城市之間的高速連通，還是近地空間的開拓和門禁空間的區隔等，無不共同體現出作者強烈的批判意識。小說所提示出的諸種問題，如何以避免都市社會的階層、族裔分化、極化，如何避免全球精英對本土紐帶的疏離，如何防止近地空間開拓成為對傳統都市或殖民的空間生產和占有模式的復制，都是值得關注的重要論題。而《神經漫游者》作為賽博朋克科幻小說的早期經典，其批判風格奠定了該類型作品的基本主題和風格特征，也深化了對都市文明未來路向的探索，至今仍持續性地影響著人們關于切近未來圖景的構想。

此文原載于《外國文學研究》202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