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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

瞿秋白是中國共產黨早期的重要領導人之一，也是中國革命文學事業的重要奠基人之一。他早期從事蘇俄文學及馬克思主義理論在中國的譯介與傳播，后期進入中共中央領導核心，參與中國革命的具體決策與實踐。2009年，瞿秋白當選“100位為新中國成立作出突出貢獻的英雄模范人物”。

1899年1月29日，瞿秋白出生于江蘇常州。1917年9月，他考入北京俄文專修館學習，這是當時政府外交部為培養俄文人才而設立的專門學校。得益于在此學習的契機，瞿秋白廣泛接觸到普希金、托爾斯泰、屠格涅夫、契訶夫等俄國文學巨擘的俄文原作，開始從事俄國文學作品的譯介工作。五四運動時期，瞿秋白作為俄文專修館的學生會負責人，參與北京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聯合會，并以學生領袖的身份組織同學們投入到反帝愛國斗爭中去。

1919年9月15日，瞿秋白的第一篇文學譯作——托爾斯泰的短篇小說《閑談》，發表于《新中國》雜志第1卷第5期。隨后，他相繼翻譯了果戈理的《婦女》、都德的《付過工錢之后》、高爾基的《海燕》、普希金的《茨岡》等蘇俄文學作品，成為五四以來譯介紅色蘇維埃文學的中流砥柱，深得文壇作家的肯定。同年11月初，瞿秋白與鄭振鐸、瞿菊農等共同創辦《新社會》旬刊。次年3月，李大釗在北京大學創立“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瞿秋白參與其中，先后撰寫并發表了探討科學社會主義的系列文章，反思自己曾經信仰的無政府主義與“烏托邦派”社會主義。

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間，瞿秋白是五四以后最早進入駐滿辦事處駐地、只身前往蘇聯學習考察的第一位中國進步知識分子。1920年秋，他作為北京《晨報》、上海《時事新報》“合籌經費遴派”駐俄的特約通訊員，以特派記者身份乘火車去蘇聯考察。因白俄將領與遠東革命軍交戰，瞿秋白被迫滯留在哈爾濱、滿洲里、赤塔等地，其中的艱辛與曲折經歷也成為《餓鄉紀程》和《赤都心史》的創作素材。兩本書如實地記錄了作者以中國新聞記者身份在莫斯科與俄方社會活動家、文學家、詩人等代表交往時的見聞感受，從中可以折射出當時中國的復雜處境及進步知識分子的責任心和使命感。在作于1920年12月4日的《餓鄉紀程·緒言》中，瞿秋白寫到自己是怎樣被“陰影”鬼使神差地指引著，來到了“燦爛莊嚴，光明鮮艷”的“餓鄉”（當時人民對于革命后蘇俄的稱呼）：“黑暗久了，驟然遇見光明，難免不眼花繚亂，自然只能先看見紅色。光明的究竟，我想決不是純粹紅光。他必定會漸漸的轉過來，結果總得恢復我們視覺本能所能見的色彩。”其中的“紅光”顯然有著鮮明的革命隱喻色彩。

瞿秋白在離開駐滿辦事處駐地之前，曾參加了哈爾濱工黨聯合會慶祝十月革命三周年的紀念盛會活動，第一次聽到了《國際歌》。瞿秋白不僅首次將歌名翻譯為“國際歌”，隨后又將該歌曲的歌詞及曲譜進行中文初版譯介，全歌譯文連同曲譜最初刊于1923年6月15日《新青年》季刊第一期“共產國際號”上。雖然最初歌詞為文言譯本，并非后世廣為流傳的白話版，但在歌詞的翻譯過程中，他考慮到“歌時各國之音相同，華譯亦當譯音”，而將“國際”（英文International）一詞首創性地音譯為“英德納雄納爾”（現譯為“英特納雄耐爾”），也成為后續所有歌詞修訂版本的最初范本。在1921年6月至7月間，瞿秋白與共產黨代表張太雷、共青團代表俞秀松一同參加了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預示著同年7月底誕生的中國共產黨，正式登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大舞臺。1922年2月，他在張太雷的介紹下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次年，瞿秋白以隨行翻譯的身份，先后參加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等活動。

瞿秋白在譯介文學作品之余，潛心于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經典著作以及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理論文章的翻譯工作，成為了將紅色文化傳輸至中國的領路人。作為黨內編寫和譯介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先行者之一，瞿秋白自1922年底從蘇聯回國以后，主要負責宣傳國共合作的刊物《前鋒》，為黨內機關刊物《響導》周刊撰稿，同時擔任當時中共中央的理論機關刊物《新青年》季刊主編。瞿秋白在1923年6月號的《新青年》雜志上，以筆名秋渠刊發了一首《赤潮曲》，其中有“赤潮澎湃，曉霞飛動，驚醒了五千余年的沉夢”的名句，歌詞氣勢恢弘，情感飽滿，充分展現出當時瞿秋白對于紅色革命的熱情期許。

1923年6月，瞿秋白在廣州出席中共三大，并起草黨綱草案，同年10月，鮑羅廷來到廣州擔任國民黨政治總顧問，在共產國際代表的推薦下，將懂得俄語的瞿秋白調至廣州，成為自己的得力助手，自此瞿秋白逐漸深入到國共合作的工作實踐中，參與了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草案的起草。1925年1月，瞿秋白參加中共四大的領導工作，當選為中央委員，并與陳獨秀、張國燾等組成五人中央局，開始進入中共中央領導核心，在中國革命的政治舞臺上嶄露頭角。他相繼撰寫了《社會科學概論》《俄國資產階級革命與農民問題》《中國革命與共產黨》《共產國際在目前殖民地革命中的策略》等社論、專著、報告和演說文章，還為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單行本作了序言。

1927年8月，在大革命宣告失敗的危急關頭，瞿秋白在湖北漢口主持召開中共中央緊急會議（即八七會議），總結了大革命失敗的教訓，確立了實行土地革命和武裝起義的總方針，為挽救黨和革命作出重要貢獻。

1931年初，瞿秋白離開中央領導核心，來到上海從事革命文藝活動。他深入研究馬克思主義文藝大眾化問題，先后撰寫了《普羅大眾文藝的現實問題》《文藝大眾化與大眾文藝》等文章，提出文藝大眾化是無產階級領導下的文化革命，也是黨的整體革命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等觀點。此外，瞿秋白還是拉丁化新文字草案最初的起草人，持續推動漢語拼音文字的現代化與大眾化，不斷探索中國語言和文字問題。瞿秋白在上海與“左翼文化運動的旗手”魯迅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誼，和魯迅并肩戰斗，一起領導左翼文化運動。兩人在1933年3月至1934年1月間，合作編著、校印、出版了《蕭伯納在上海》《魯迅雜感選集》《解放了的堂·吉訶德》《海上述林》等四本書，其中最為重要的是1933年7月由瞿秋白編選、青光書局出版的《魯迅雜感選集》，在署名為何凝的序言中，瞿秋白將魯迅比作是羅馬神話中“很久的在‘孤獨的戰斗’之中找尋那回到‘故鄉’的道路”的萊謨斯，稱他是“從進化論進到階級論，從紳士階層的逆子貳臣進到無產階級和勞動群眾的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戰士。他是經歷了辛亥革命以前直到現在的四分之一世紀的戰斗，從痛苦的經驗和深刻的觀察之中，帶著寶貴的革命傳統到新的陣營里來的”。這篇序言稱得上是現代中國第一篇以馬克思主義文藝觀為依托，準確評價魯迅雜文思想的評論文章，在魯迅雜文和思想研究領域具有重要的開拓性意義。1934年1月，瞿秋白前往中央蘇區，魯迅寫下“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當以同懷視之”相贈，兩人在革命年代建立的文壇友誼之深厚，可見一斑。

1934年，瞿秋白到達中央革命根據地瑞金，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委會委員，留守蘇區堅持斗爭。次年2月24日，在國民政府對江西蘇區紅軍第五次“圍剿”過程中，瞿秋白于福建長汀被俘，于6月18日就義。他在汀州獄中寫就的《多余的話》中，有著“這世紀對于我仍然是非常美麗的。一切新的、斗爭的、勇敢的都在前進”這樣充滿理想主義、浪漫色彩和戰斗精神的遺言。

可以說，瞿秋白是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代表，他對于馬克思主義和革命事業的理解過程是復雜而豐富的，這位有著詩人氣質的書生領袖，真正處于共產主義運動洪流的核心旋渦之中，卻始終沒有中斷自我批判、自省與反思的心路歷程。在瞿秋白逝世15年之際，毛澤東為《瞿秋白文集》題詞時,曾公允地指出瞿秋白生前所受到的誤解，也充分肯定他在革命事業思想探索方面做出的重要貢獻：“在他生前，許多人不了解他，或者反對他，但他為人民工作的勇氣并沒有挫下來……他的這種為人民工作的精神，這種臨難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來的思想，將永遠活著，不會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