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摘要：中國當代文學是在蘇俄文學的影響下發展起來的。幾乎所有成就巨大的中國當代現實主義作家，都是在蘇俄現實主義文學偉大經驗的支持下，創作出自己最有影響的作品。路遙的文學認知能力和文學創造力的提高，他的現實主義文學觀念的確立，其作品的崇高感和理想主義精神的形成，都與蘇俄現實主義文學的影響有關。在接受蘇俄文學時，路遙兼取并蓄，既善于從肖洛霍夫、艾特瑪托夫、拉斯普京和尤里·納吉賓等優秀作家的小說里取精用宏，也能從阿·托爾斯泰、柯切托夫等人并不成功的作品里獲得啟發。正是這種開闊的文學視野和包容的文學態度，幫助路遙克服了20世紀80年代文學意識的狹隘和文學認知的偏頗，克服了那個時代流行的“現代主義幼稚病”，使他成為一流的中國當代現實主義作家，創造出了深沉厚重、廣受歡迎的杰作。

20世紀80年代，隨著社會生活正常化和文化環境逐漸寬松，中國當代文學開始拓展自己的文學視野和精神空間。由于復雜的原因，一些中國作家對蘇維埃俄羅斯文學（以下簡稱“蘇俄文學”）[1]失去了興趣，甚至對現實主義文學也感到厭煩和排斥，開始將目光轉向歐美的現代主義文學。文學上的“脫俄入歐”和“脫現實主義入現代主義”遂成為熱鬧一時的現象。值得慶幸的是，路遙并沒有跟風趨時、盲目從眾，而是選擇遠離“先鋒文學”的現代主義狂歡。他不相信現代主義文學會一統天下，也不相信現實主義文學會就此壽終正寢。他的創作成就證明，他的選擇和堅持是正確的。

路遙一如既往地熱愛那些偉大的俄羅斯古典作家，虔誠地接受托爾斯泰等人的文學思想和寫作方法；一如既往地崇敬那些優秀的蘇維埃俄羅斯作家，虛心地吸納肖洛霍夫和艾特瑪托夫等作家的經驗。進入80年代，他依然認真閱讀剛剛創刊的《蘇聯文藝》。納吉賓的小說、葉賽寧的詩《不惋惜，不呼喚，我也不啼哭》以及他所崇拜的列夫·托爾斯泰關于作家的“明確而堅定的生活態度”的文學觀點[2]，都是從這份雜志上讀到的。蘇俄作家的作品，不僅影響了他對文學的認識，影響了他的文學氣質和寫作風格，而且還極大地影響了他的價值理念和生活態度，影響了他在寫作中對意義世界的建構。所以，路遙與蘇俄文學的關系，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我們可以從中分析影響路遙接受蘇俄文學的時代因素，考察作家閱讀和接受蘇俄文學的基本態度和方法，探討他閱讀蘇俄文學時在認知上存在的盲區和問題，梳理蘇俄文學在倫理精神和寫作方法上對他的深刻影響。

一、蘇俄文學：主導地位的形成及其影響力

任何時候，文學都是一種時代性的精神現象。時代的規約性和影響力越是強大和有效，它留在文學上的印痕和特殊性狀就越深刻和明顯。一個作家寫什么，一位讀者讀什么，并不純粹是個人選擇的問題。事實上，在特殊形態的社會里，個人與時代屬于同心圓；普通人的半徑總是小于時代，個人的選擇也總是受限于時代的選擇。時代為作家規定了寫作的基本主題和方法，也為讀者確定了閱讀的基本范圍和選項。

特殊而密切的中蘇關系，決定性地影響了幾代中國人的文學生活，極大地影響了當代作家的寫作和當代讀者的閱讀。從1949年開始，中國與蘇聯締結了同盟關系，這既是政治和軍事同盟，也是文化和文學同盟。中蘇關系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一邊倒”，毫無保留地倒向蘇聯[3]。在中蘇關系的“蜜月期”，中國幾乎在一切方面皆依賴和學習蘇聯，毛澤東就指出：“蘇聯共產黨是勝利了，在列寧和斯大林領導之下，他們不但會革命，也會建設。他們已經建設起來了一個偉大的光輝燦爛的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共產黨就是我們的最好的先生，我們必須向他們學習。”[4]在那個時代的中國人眼中，蘇聯經驗有著無可替代的重要意義，它既意味著可靠的方向，也意味著美好的明天。

1957年，為了紀念“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為了落實“增強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各國的團結”的政治動員，《文藝報》編輯部組織了一次全國規模的“感謝蘇聯文學對我的幫助”的征文活動。在8月18日出版的第20期《文藝報》的第1頁上，印著大大的通欄標題“文藝界正在進行一場大辯論”，題目下面的括號里，是“周揚、邵荃麟、劉白羽、林默涵在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擴大會議上的發言紀要”；文藝界“反右”運動的關鍵時刻，《文藝報》同時發表了一則啟事，其中“感謝蘇聯文學對我的幫助”是黑體印刷的。這則啟事呼吁讀者積極參加閱讀蘇俄文學的征文活動：

親愛的讀者，或許你是革命軍人，是戰斗英雄，是勞動模范，是革命干部，是青年學生……來吧，請你來談一談蘇聯文學。就以你切身的經歷和體會，談談你所喜歡的蘇聯文學作品，無論是對一本書，一篇小說，一首詩或一個劇本都行。請你告訴我們，它是怎樣引導了你認識革命的道路，怎樣啟發了你獻身革命，怎樣鼓舞了你的戰斗和勞動的熱情，怎樣幫助培養了你共產主義的戰斗精神。

這就是本報為紀念偉大的十月革命節，而舉辦的“感謝蘇聯文學對我的幫助”的征文的目的和內容。[5]

一年后，作家出版社出版了《文藝報》編輯部編輯的《感謝蘇聯文學對我的幫助》。根據該書的《寫在前面》，人們可以知道如下信息：“從發出啟事到截稿止僅僅兩個多月的時間里，來稿將近六百件。工人、農民、工程師、軍官、戰士、大學教授、中小學教員、學生、機關干部、醫務工作者、售貨員、家庭婦女、街道工作者、殘廢軍人、重病患者、作家、文化藝術工作者……其中還有不少是戰斗英雄、勞動模范、先進工作者，他們從北大荒，從海南邊防，從烏魯木齊，從舟山前沿，從各個省市，他們選用各種體裁敘述了許多生動的事例，傾談蘇聯文學所給予自己的鼓勵、教育與感受。”[6]書中被讀者多次談及的作品，有《母親》《鐵流》《毀滅》《幸福》《鋼與渣》《遠離莫斯科的地方》《金星英雄》《卓婭和舒拉的故事》《普通一兵》《真正的人》《一個戰士的成長》《恐懼與無畏》《夏伯陽》《青年近衛軍》。“教育”“榜樣”“啟示”“指引”“力量”“教科書”“武器”“良藥”“良師益友”“影響”“信心”“光輝”“鼓舞”“鞭策”“幫助”“感謝”“感激”“流淚”“非常”“極大”“最好”等詞匯，則是征文作者筆下的高頻詞。由于保爾·柯察金身上具有單純的英雄品質，可以成為學習的榜樣，所以《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取代了自由散漫的‘浪子’故事，成為培養‘社會主義新人’的‘手冊’”[7]，是讀者談論最多的作品。而由于格利高里·麥列霍夫屬于性格和經歷都很復雜的人物，缺乏正面的示范和激勵作用，《靜靜的頓河》只是偶爾被讀者提及。

解放軍某部陳濟在《阿歷克賽·密烈西耶夫和我們戰斗在一起》中說：“蘇聯文學是世界上最先進的文學，是為人類的和平正義而斗爭的文學，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文學，它闡述的一切都是和我們息息相關的，都是我們所追求的，這就是蘇聯文學為什么受我們歡迎而在我們精神世界起巨大的作用的根本原因。”[8]這段話反映了當時中國社會對蘇俄文學的基本認知和評價。

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沒有強大的社會動員和政治力量的推動，那么蘇俄文學不會對中國文學產生如此巨大的影響。我曾在《重估俄蘇文學》一書中說：“完全可以說，20世紀的中國當代文學，就是蘇維埃俄羅斯文學投下的影子，就是它漾出的漣漪。沒有俄羅斯古典文學的影響，魯迅等人的文學觀念，很有可能就是另外一種樣子。同樣，沒有蘇維埃俄羅斯文學的影響，中國當代文學的精神氣質和基本模式，也不會是現在的這個風貌。”[9]就像連續推出四期“感謝蘇聯文學對我的幫助”專號后，《文藝報》在“編者的話”中所總結的那樣：“偉大的蘇聯文學，不僅影響和推動了我國革命文學的發展，而且在精神上幫助哺育我國一代和幾代的勞動人民、知識青年和革命者。我們永遠不能忘記對我國革命、我國革命文學的幫助，我們要堅持不渝地向蘇聯文學學習，并且決不允許修正主義者攻擊和污蔑蘇聯文學。”[10]蘇俄文學確實“哺育”了幾代中國讀者和作家。它點燃了中國讀者的理想主義激情，培養了他們的英雄主義精神；它強化了中國作家的政治意識，給他們提供了一種新的文學理念：作家是時代的靈魂工程師，文學則是教育人的“人生教科書”和服務于政治的特殊工具。

全民性的蘇俄文學閱讀運動，無疑也給路遙提供了接觸蘇俄文學作品的機會，使他有機會在圖書館借到來自蘇聯的文學作品，甚至使他像《平凡的世界》中的孫少平那樣，有機會在農民的炕頭與那些偉大的作品不期而遇。路遙喜愛這些作品，幾乎認真閱讀了所有他能找到的蘇俄文學作品，甚至在其中看見自己的影子。高爾基的《童年》里所描寫的苦難和屈辱，一定會引發他的強烈共鳴，因為他也有著一樣不幸的甚至更為悲慘的童年遭遇；《在人間》也一定會撥動他的心弦，因為路遙也在小小年紀就走向“人間”，備嘗酸甜苦辣，看盡世態炎涼，經歷了很多的坎坷和挫折。他一定會喜歡阿·托爾斯泰的《苦難的歷程》的書名，因為他短短的一生，就是泡在淚水和汗水里的一生，實在就是一次“苦難的歷程”。他之所以那么喜歡艾特瑪托夫的《白輪船》，是因為他也在童年失去了父親的保護，被送到遠離家鄉的伯父家，是因為在他八歲時的孤獨而憂傷的內心，有著與七歲的巴爾捷克一樣的愿望——巴爾捷克拿著望遠鏡瞭望大海，盼望白輪船能把遠方的父親帶到自己身邊；路遙則面對高原重重疊疊的山川，盼望父親自故鄉款款而來，然后帶著自己回到母親和熟悉的玩伴身邊。

路遙對文學的理解和重要的文學觀念，都來自他在成長和學習階段所閱讀的蘇俄文學作品。文學應該是善良和慈悲的，誰若想成為一個優秀的作家，就要懂得善良的意義并擁有愛的能力。是的，作家要學會愛，要愛那些值得愛的東西——愛人，愛生命，愛大地，愛陽光，愛勞動，愛一切閃光和溫暖的東西。寫作者要把同情和憐憫，變成一種穩定的心理態度，真誠地憐憫陷入困境的人。就像路遙在《平凡的世界》中所說的那樣，要“普遍同情所有人的不幸和苦難”[11]。

同樣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沒有這種規模巨大的文學譯介活動，將蘇聯作家的作品傳播到中國的邊鄙之地，那么雙水村的孫少平就不可能讀到《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和《卓婭和舒拉的故事》，也沒有機會認識保爾·柯察金和美麗的冬妮婭。在《平凡的世界》中，路遙一開始，就充滿詩意地敘述了《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對孫少平內心生活的巨大影響：

他一下子就被這本書迷住了。記得第二天是星期天，本來往常他都要出山給家里砍一捆柴；可是這天他哪里也沒去，一個人躲在村子打麥場的麥秸垛后面，貪婪地趕天黑前看完了這書。保爾·柯察金，這個普通外國人的故事，強烈地震撼了他幼小的心靈。

天黑嚴以后，他還沒有回家。他一個人呆呆地坐在禾場邊上，望著滿天的星星，聽著小河水朗朗的流水聲，陷入了一種說不清楚的思緒之中。這思緒是散亂而飄浮的，又是幽深而莫測的。他突然感覺到，在他們這群山包圍的雙水村外面，有一個遼闊的大世界。而更重要的是，他現在朦朧地意識到，不管什么樣的人，或者說不管人在什么樣的境況下，都可以活得多么好啊！在那一瞬間，生活的詩情充滿了他十六歲的胸膛。他的眼前不時浮現出保爾瘦削的臉頰和他生機勃勃的身姿。他那雙眼睛并沒有失明，永遠藍瑩瑩地在遙遠的地方兄弟般地望著他。當然，他也永遠不能忘記可愛的富人的女兒冬妮婭。她真好。她曾經那樣地熱愛窮人的兒子保爾。少平直到最后也并不恨冬妮婭。他為冬妮婭和保爾的最后分手而熱淚盈眶。他想：如果他也遇到一個冬妮婭該多么好啊！[12]

孫少平的這次閱讀經驗，就是一次別樣的精神洗禮，徹底改變了一個鄉村少年的內心世界。這本“蘇聯書”使他知道了生活可以是美好而充滿詩意的；這本“蘇聯書”也給他提供了另外一幅理想的人生圖景：那里有美好的愛情故事，有令人向住的英雄傳奇，有創造新生活的理想和激情。此后，孫少平就“迷戀上了小說，尤其愛讀蘇聯書”[13]。而國家對“蘇聯書”的大量出版，則滿足了他的閱讀興趣和熱情。

這種全民性的閱讀蘇俄文學運動，極大地改變了中國讀者的文學趣味，甚至極大地改變了他們的精神氣質和人格結構。蘇聯在20世紀“深刻而持久地影響了中國的國家生活和民族性格，影響了幾乎所有中國人的個人生活。這些影響極為巨大和深廣，至今猶且未沬，仍然體現在我們時代生活的許多方面”[14]。這種深刻而普遍的影響，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通過文學的傳播和閱讀來完成的。路遙自己的文學閱讀和小說敘事，就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典型個案。可以說，自從閱讀了《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后，孫少平就不再是那個雙水村的懵懂少年了。他的心飛離故鄉，自此遠矣！他知道，在遠方，還有別樣的人們，還有別樣的生活。他有了自己的夢想和憧憬，也有了自己的焦慮和憂傷：

誰讓你讀了那么些書，又知道了雙水村以外還有一個大世界……如果從小你就在這個天地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那你現在就會和眾鄉親抱同一理想：經過幾年的辛勞，像大哥一樣娶個滿意的媳婦，生個胖兒子，加上你的體魄，會成為一名相當出色的莊稼人。不幸的是，你知道得太多了，思考得太多了，因此才有了這種不能為周圍人所理解的苦惱……[15]

他一個人獨處這地老天荒的山野，一種強烈的愿望就不斷從內心升起：他不能甘心在雙水村靜悄悄地生活一輩子！他老是感覺遠方有一種東西在向他召喚。他在不間斷地做著遠行的夢。[16]

他所閱讀的“蘇聯書”徹底改變了他對生活的態度和想象。他不再滿足于現在的生活，產生了走向“大世界”的強烈愿望，產生了告別故鄉和舊生活的念頭，萌生了到遠方去追求新生活的沖動。

可以說，路遙對文學的熱愛，他的寫作經驗的形成以及他筆下人物的心理變化和精神成長，都與蘇俄文學有著密切聯系。離開蘇俄文學，路遙的文學意識和文學精神就不可能被完整而深刻地闡釋清楚；他的創作方法和文學風格，也不可能清晰而充分地揭示出來。這是路遙研究應該關注的一個基本事實和重要問題。

二、蘇俄文學的四大類型與路遙的接受原則

由于種種復雜的原因，人們卻很容易忽視蘇俄文學的復雜性，傾向于對它簡單地定性和籠統地評價。事實上，蘇俄文學的構成是多樣而復雜的，由主流文學與非主流文學構成，由應答的文學與詢喚的文學構成，由棉絮般柔軟的文學與鐵砧般堅硬的文學構成……在我看來，它至少可以分為四大類型：首先是體制內的文學，其中包括認同型文學和反思文學；其次是體制外的批判型文學和反諷型文學；再次是中間狀態的“走第三條道路”[17]的文學；最后是很難歸入上述三類的其他文學類型。

第一大類是體制內文學。這種文學有兩個亞類，首先是認同型文學。這種文學是蘇俄文學的主流，作家眾多，產出量也大，在很長時間里，影響力也最大。這類文學中的代表性作家有格拉特珂夫、綏拉菲摩維支、阿·托爾斯泰、費定、潘菲洛夫、馬雅可夫斯基、法捷耶夫、奧斯特洛夫斯基、富爾曼諾夫、列昂諾夫、岡察爾、西蒙諾夫、柯切托夫、阿札耶夫、邦達列夫、納沃洛奇金等。作為認同現實的主旋律作家，他們積極接受時代的號召和要求，大都認同這樣的觀點：“國家的觀點同時也是詩的觀點。”[18]按照以賽亞·伯林的說法，這些作家大都屬于“穩妥可靠、徹頭徹尾的二流小說家”；他們的作品“冗長、符合要求、政治方向正確，誠懇，有時頗可一讀，但總體上水平一般”[19]。這是一種激烈、高調的文學，鄙視一切溫和、柔軟的東西，鄙棄那種克制、內斂的態度，就像盧那察爾斯基在論及契訶夫時所說的那樣：“在我們這里，他的微笑變成了諷刺的縱聲大笑，他的悲傷變成了勃然大怒。”[20]這種文學討厭柔和、寧靜的色調，只喜歡那種堅硬、強烈的色調，就像《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中的麗達對保爾所說：“看那天空，它是碧藍的，你的眼睛也跟天空一樣碧藍。這樣不好。你的眼睛應該是灰色的，像鋼鐵一般的顏色。碧藍的顏色——未免太溫柔了。”[21]高度的熱情，高亢地贊美，高聲地詆訶，形成了這種文學猛烈、強勁的調性，也賦予它巨大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其次是反思文學。在蘇聯體制內，有一些具有人道主義精神和反思精神的作家。這些作家并不是異端和反抗者，但一旦面對文學，他們就會按照內在原則和內心的要求來寫作，表現出非凡的人道主義精神和反思現實的激情。這類作家有肖洛霍夫、巴別爾、普拉東諾夫、皮里尼亞克、愛倫堡、格羅斯曼、特瓦爾多夫斯基、阿克肖諾夫、特里豐諾夫、沙米亞金、尼古拉耶娃、杜金采夫、田德里亞科夫、雷巴科夫、拉斯普京和阿列克謝耶維奇等。他們以“寫真實”為原則，敢于觸碰生活的陰暗面和人們內心的傷痕，具有積極干預生活的自覺意識。在這類文學里，產生了像《靜靜的頓河》《生存與命運》《鋅皮娃娃兵》等偉大的人道主義作品和《解凍》《不是單靠面包》《多雪的冬天》《蜉蝣短命》《阿爾巴特街的兒女們》等有影響的反思性作品。

第二大類是體制外的批判型文學和反諷型文學。這類作家人數不多，但影響力大，獲得了全世界讀者持久的關注和普遍的好評。代表性作家有扎米亞京、梅列日可夫斯基、蒲寧、索爾仁尼琴、曼德斯塔姆、左琴科、阿赫瑪托娃、茨維塔耶娃、什梅廖夫、帕斯捷爾納克、布羅茨基、阿古爾斯基、西尼亞夫斯基、娜杰日達·曼德施塔姆、沙拉莫夫、丘可夫斯卡婭等。他們幾乎全都是俄羅斯古典文學傳統的繼承者，有強烈的社會正義感、博大的人道主義精神和尖銳的批判勇氣，而且也都像索爾仁尼琴那樣，“善于提出人類生活的根本問題”[22]。無論從哪個方面看，這類作家的整體成就——無論是人格成就，還是美學成就——都是最大的，就像南斯拉夫作家米哈耶羅·米哈耶羅夫所說的那樣，他們為人們提供了“一種新意識，一種新的、全面的、深刻的意識形態”[23]。從文學價值和影響力來看，這類作家也特別值得重視，俄國文學專家司徒盧威甚至認為，扎米亞京“對蘇聯文學界的影響和作用，勝過了高爾基”[24]。事實證明，蘇俄文學的榮耀與成就，主要是由這一部分作家支撐起來的。

第三大類是中間狀態的“走第三條道路”的文學。屬于這類的作家人數更少，但很受讀者歡迎。這類文學的代表性作家，有帕烏斯托夫斯基、普里什文、亞歷山大·格林、阿斯塔菲耶夫、弗拉基米爾·索洛烏欣、尤里·卡扎科夫、艾特瑪托夫、特羅耶波爾斯基和鮑里斯·日特科夫等。這些作家大都屬于自覺或不自覺地“走第三條道路”的作家。普里什文一生“生活在否定與肯定之間，有意識地想在文化中選擇一條創造的道路”，1914年他寫道：“我的天性，據我的認識，不是要否定，而是要肯定。”[25]幾乎所有選擇這條道路的作家，都具有一種肯定的天性。他們的態度溫和、低調，通過對大自然和生命等偉大事物的贊美，通過對宗教意識和宗教情感的探索，來表達對“神秘大自然”的熱愛和敬畏，表達對一切生命的仁慈態度，甚至表達一種新的生命理念和生活哲學。

第四大類是難以歸入上述三類的其他類文學。之所以特別開列這樣一個類別，是因為有些作家，如高爾基、安德烈·別雷、布爾加科夫、恰科夫斯基和舒克申等人，思想太復雜，歸入哪一類，似乎都不妥當。

那么，面對如此復雜的蘇俄文學，路遙的閱讀態度和接受原則又是怎樣的呢？他的態度和原則很簡單，那就是廣泛地閱讀、充分地吸納。在對蘇俄文學的閱讀上，路遙沒有偏見，也不排斥，表現出極大的包容性。進入20世紀80年代后，路遙沒有對蘇俄的正統文學抱一概否定的排斥態度，顯得尤其難得。

路遙閱讀蘇俄文學作品的范圍比一般讀者要寬得多。他不僅閱讀公開發行的作品，也閱讀暗地里流傳的作品，即所謂“黃皮書”和“內部讀物”。從《平凡的世界》所引的“愛耐塞”歌謠可知，路遙所閱讀的《白輪船》是由雷延中翻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出版的“內部發行”版。1982年1月6日，路遙在寫給中國青年出版社編輯王維玲的信中，談到了給《人生》起書名的事情：“我突然想起一個題目，看看能不能安在那部作品上，《你得到了什么？》或者不要問號。有點像柯切托夫的《你到底要什么？》。格式有點相似，但內涵大不一樣。”[26]柯切托夫的長篇小說《你到底要什么？》，1972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也屬于“內部發行”的暢銷文學讀物（第一次印刷的印數是41601冊，1973年第二次印刷的印數是52600冊）。這部小說的名字，像托爾斯泰的《人靠什么活著？》、赫爾岑的《誰之罪？》和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怎么辦？》一樣，顯示著獨特的俄羅斯文學氣質，很能刺激讀者的好奇心，也很容易給讀者留下深刻印象，難怪路遙會仿照它來給自己的小說命名。

路遙總能從自己閱讀的作品里，找到可以吸納和借鑒的東西。即便在那些幾乎無足稱道的二流小說甚至三流小說里，他也能從中發現優點，得到寫作經驗上的啟示。例如，柯切托夫的長篇小說人性視野狹窄、倫理態度僵硬、敘事方式簡單，表現出對人和生活的教條主義理解，屬于藝術價值不高的作品。然而，路遙卻從這樣的小說里看見了閃光點，發現了對自己有啟發的地方。他認為人在世界上不是孤立的，“而是和整個世界密切相關的，互相折射的”[27]，所以，作家要在豐富的社會聯系中塑造人物。他從柯切托夫的小說中，就看見了“好的工業題材的作品”的優點：“它是寫工廠的，但是它的活動范圍在全城，如《茹爾賓一家》和《葉爾紹夫兄弟》，這類反映工業題材的優秀作品，它在很大程度上把人物放在整個社會生活中間，放在這個城市生活中間去表現，而社會生活也進入到工廠這個范圍里去了。”[28]對一部時過境遷便無人問津的作品，他不僅讀了，而且還能從中看見可取之處，這種人棄我取的接受態度，實在難能可貴。在80年代的青年作家中，幾乎很難找到誰像路遙這樣低調而認真地閱讀和接受蘇俄主流文學作品。

阿·托爾斯泰是一個很有才華但缺乏理智的作家。就像米爾斯基所批評的那樣，因為“缺乏頭腦”，“他的所有短篇小說均給人留下一種奇怪的邏輯混亂感”[29]。像他的短篇小說一樣，《苦難的歷程》三部曲，也是一部思想淺薄、意義貧乏的作品。它講述的是知識分子如何進行靈魂改造的故事，但缺乏真正的知識分子氣質，無論對人性還是對生活的理解，都簡單、幼稚，就像一個極度自信的畫家，立志畫一只氣勢威猛的老虎，怎奈人們從他的畫上看到的卻是一只膽怯而發呆的家貓。一位俄羅斯學者批評道：“小說的情節線索是十分做作的，到處露出馬腳，但大家就是不說，繼續玩‘經典作家’的把戲。”[30]

“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堿水里煮三次。我們就會純凈得不能再純凈了。”[31]阿·托爾斯泰《1918年》中的這幾句題詞，貌似弘深，實則淺薄，既沒有深刻的真理性內容，也缺乏偉大的倫理精神。它所表現的是一種對人性的烏托邦想象，也是一種非人性的人性改造理念：只有經歷極端形式的磨難和考驗，精神才能被升華到超凡入圣的境界。然而，它注定是要失敗的，因為“純凈得不能再純凈”，是一幅虛幻的道德圖景，也是幾乎無人能達到的精神境界。作為極端性質的理念，阿·托爾斯泰的清水里泡、血水里浴、堿水里煮，顯然屬于典型的拉赫美托夫“釘毯”式的精神病態和極端行為。

然而，這樣的極端理念，卻給路遙留下深刻的印象和很大的想象空間。他從這部并不高明的作品里，獨具只眼地發現了自己想看見的東西，即人的自我改造和自我完善的艱難性。在路遙看來，“文學作品應該揭示的正應該是先進人物的這一過程……‘四人幫’時的英雄人物不知道他們是從哪里降落的，完美到已不是人了”[32]。他從阿·托爾斯泰的題詞里，獲得了可以用來反思和否定“高大全”和“三突出”的啟示：應該以嚴肅、切實的態度看待人，敘述英雄人物的精神成長，應該徹底攘除那種塑造“英雄人物”的幼稚觀念和荒謬教條。事實上，路遙忽略了這樣一個事實：彼處的“純凈得不能再純凈”的人性理念，與此間的“三突出”和“高大全”的文學理念，其實是一脈相承的。

路遙既能從二流和三流的蘇俄文學作品中獲得有價值的啟示，也能從蘇俄文學經典里發現值得警惕的教訓。《靜靜的頓河》是一部可以與《戰爭與和平》相頡頏的杰作。對這部氣勢恢宏、蒼涼悲慨的史詩，路遙無疑是喜愛的。但是，他發現肖洛霍夫的這部小說“有特別輝煌的開卷和壯麗的結束，但中間部分卻沒有達到同樣的成績”[33]，這說明路遙有極高的悟性和求實的精神，在對蘇俄文學的閱讀和評價上，是認真、嚴格，而不是隨便、草率的。

但是，就現有資料看，路遙對蘇俄文學的閱讀，似乎也存在不少盲區；他對蘇俄文學經驗的了解和吸納，很難說是全面的。他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處于聚光燈下的“正統文學”上，對那些常常被遮蔽的“異質文學”卻關注不夠。他對第二大類的文學作品，即體制外的批判型文學或反諷型文學，對那些給20世紀俄羅斯帶來巨大光榮的作家，如扎米亞京、索爾仁尼琴、帕斯捷爾納克、格羅斯曼、曼德施塔姆、阿赫瑪托娃和蒲寧等，都不曾齒及，更談不到在自己的寫作中將他們的精神和思想體現出來。

顯然，路遙對蘇俄文學的閱讀，主要是感性和實用性質的，而不是理性和批判性質的。他只留意那些對寫作有直接幫助的作品和經驗，沒有興趣從學理上整體分析蘇俄文學的成敗得失，也沒有興趣通過個案來分析具體作家的創作情況。他的閱讀圍繞作品展開，很少涉及作家以及相關的外圍問題。路遙對蘇俄文學的閱讀，循著一條目的明確的實用主義道路展開——吸納蘇俄文學作品中所包含的經驗，用于自己的寫作實踐。

三、好文學與大文學：路遙所接受的蘇俄文學影響

文學有好壞之分。好文學是形式優美、趣味雅正、情感健康的文學，是具有良好教養、充滿熱情和力量感的文學；壞文學則是形式粗糙、格調低下和精神畸形的文學，是充滿內在殘缺和嚴重危機的文學。抹平好文學與壞文學之間的界線，這是文學認知上懶惰的奧勃洛摩夫習氣，是文學選擇上平庸的犬儒主義。這類消極的創作和閱讀態度，將會嚴重降低人們的文學鑒賞力和判斷力，甚至會使人們在文學判斷上良莠不分、美丑倒錯、真假莫辨。

文學亦有大文學與小文學之分。文學之大小，并非從形式上來區分，而是以精神境界的大小來判斷的。大文學是有大情懷和大格調的文學，是目標遠大、精神崇高的文學，是具有深刻思想的文學。小文學則是與它相反的文學。

由于深受優秀的蘇俄文學的影響，路遙很早就形成了自己的文學價值理念。他知道好文學與壞文學的分際在哪里，也知道大文學與小文學的區別。他崇尚嚴肅、熱情而偉大的文學。在路遙談論文學的各種形態的文本里，“偉大”是一個高頻詞，單在《早晨從中午開始》里就出現了18次。在實踐上，他也自覺地追求好文學與大文學的境界。

路遙從那些優秀的蘇俄文學作品里，發掘出被自己同時代作家忽略的倫理價值和美學富礦，如利他主義精神和理想主義激情，崇高的美學精神和詩性的表現方式。同時，他還自覺地克服了意識形態化的文學的狹隘和僵硬，不再用歧視態度對待任何人物，不再用傲慢而輕薄的語調展開敘述。他的寫作有高尚的情懷，有對底層人民命運的關注，有對所有不幸者的同情。他強調作家對讀者和社會的責任，強調勞動、誠實、理想主義對人和生活的意義。他有很強的現實感，也有很強的未來意識。在一個小文學泛濫的時代，路遙對偉大文學的崇尚和追求顯得難能可貴。

誠實是優秀的蘇俄作家寫作的重要原則，坦率則是他們創作的基本態度。受這些作家的影響，路遙的寫作態度不能容忍哪怕一絲一毫的虛假和做作。在寫實性的文字和言論里，他真實而坦率地講述自己的童年，講述自己的孤獨、無助和軟弱，講自己的自殺沖動，講自己哭泣和流淚的情景。在小說里，他寫生活的殘缺和艱辛，寫人生的困境和尷尬，寫人物內心的屈辱和疼痛，顯示出一種坦率的文學品格。有必要指出的是，路遙的坦率是一種有教養的表現，與中國當代作家“消極寫作”[34]的病態心理迥然不同。路遙也不能容忍哪怕一絲一毫的輕佻和粗鄙。

路遙屬于那種在價值觀和人生哲學上具有成熟意識和健全精神的作家。他說：“我喜歡生活和藝術中一切宏大的東西。”[35]崇高和莊嚴是路遙文學氣質上的突出特點。他關注的不是無關緊要的細枝末節，不是無聊瑣碎的個人經驗，而是一個時期最重要的問題，是與幾乎所有人的精神生活相關的重要主題，例如人的自由和尊嚴、個人奮斗與責任倫理、現實需要與理想追求等。就此而言，他已極大地超越了同時代的很多著名作家。那些“消極寫作”者只對近乎無意義的東西感興趣，只對文學的表現方式和表現內容上的“微分”感興趣。

具體地說，對路遙影響最大的俄羅斯古典作家是列夫·托爾斯泰；對他影響很大的蘇俄作家則至少有四位：肖洛霍夫、艾特瑪托夫、拉斯普京和尤里·納吉賓。除了尤里·納吉賓是1920年出生于莫斯科的都市作家，其他三位都是以農村生活為題材的鄉土作家。

肖洛霍夫對路遙的影響，是內在的和隱性的，是精神性和氣質性的。早在他閱讀柳青的《創業史》時，就間接地受到了肖洛霍夫的影響。因為，肖洛霍夫是柳青的精神導師之一。肖洛霍夫對路遙的影響主要在情感態度方面，對柳青的影響則主要在技巧形式方面。柳青在有限的意義上接受了《被開墾的處女地》的影響，路遙則在全面的意義上接受了《靜靜的頓河》的影響。有學者指出：“肖洛霍夫的創作在藝術上給了柳青很大啟示，但在精神氣質上卻沒有給他帶來深刻影響。”[36]而肖洛霍夫不僅在藝術上啟發了路遙，也在倫理精神上影響了路遙。

路遙先是經由柳青這個中介，后來是經過自己的直接閱讀，汲取了肖洛霍夫的偉大經驗。這種經驗內在地體現于《人生》和《平凡的世界》的寫作上。人們只看見了《人生》與《紅與黑》的關系[37]，卻很少有人看見它與《靜靜的頓河》的關系。格利高里是一個不順從的人，高加林也有這樣的性格。格利高里拋棄了娜塔莉亞，高加林拋棄了劉巧珍。格利高里在軍事的戰場上輸掉了，失魂落魄地回到了家鄉，不知道怎樣的命運在等著自己；高加林則在人生的戰場上輸掉了，同樣失魂落魄地回到了家鄉，不知道自己的未來是什么。就此而言，高加林既不是于連·索黑爾，也不是保爾·柯察金，而是黃土高原上的格利高里·麥列霍夫。高加林和格利高里都屬于那種善良、多情、不安分而又缺乏堅定性的人，屬于那種不甘屈服而又最終陷入困境的悲劇人物。無論他們做過什么樣的錯事，他們終究是讓人同情甚至喜愛的人物。

如果說《人生》與《靜靜的頓河》在人物性格上的這些相似還只是外在的，那么作者對人物的包容和同情態度，對生活復雜性的充分理解和展示，則是肖洛霍夫與路遙更為內在的共同點。他們都是通過對人物和生活的復雜性的描寫，來表現自己對人和生命的同情心和慈悲態度。在很大程度上，《平凡的世界》那種通過描繪苦難表現崇高感的敘事方式，蒼涼而又溫暖的敘事調性，也來自肖洛霍夫的《靜靜的頓河》和《一個人的遭遇》的影響。

那么，艾特瑪托夫又在哪些方面影響了路遙呢？善是艾特瑪托夫面對生活的基本態度。在《善戰勝一切》一文中，他反復強調善良和人道主義對文學的意義。沒有善的態度和人道主義的思想，任何作家都不可能創作出真正有價值的作品，因為，“當作家滿懷這種思想之前，他很難找到對待自己的主人公的態度，也很難把自己的真理、自己的信念傳達給讀者”[38]。文學的本質和力量，在很大程度上，也決定于善，因為，“如果一部作品，不能從精神上使讀者動情，不能豐富他的審美意識，激勵他對善和惡的態度，也不管它描寫多么有益、多么正確的東西，那都不是真正的藝術”[39]。

艾特瑪托夫贊美大地和母愛，贊美善良而美好的人和事，贊美人在困境和壓力下表現出來的堅韌和勇氣。他對孩子和動物，對不幸的人，尤其同情和憐憫。他的態度細膩、溫柔，對自己筆下不幸的人物，抱著一種寬容、理解和同情的態度，所以，他贊成查密莉雅跟丹尼亞爾為了愛情一起私奔。艾特瑪托夫對待善的倫理態度，極大地影響了路遙。文學要著力發掘和表現善的東西，要讓善的光芒照亮苦難的生活。這種積極的道德態度，幫助路遙克服了自己時代僵硬的道德法則和狹隘的道德意識。路遙對所有人物的善良態度，對那些性格復雜的人物的同情態度甚至兄弟般的關愛，也都與艾特瑪托夫的影響有關。第一人稱是艾特瑪托夫喜歡選擇的敘事角度，而景物描寫則是他經常使用的技巧。他通過景物描寫，將大地上的美麗物象、大海中的奇異景觀引入自己的小說世界，并賦予它們以生命和感情。像艾特瑪托夫一樣，路遙在敘事方式上，也常常選擇從第一人稱的角度展開；景物描寫也是路遙小說很重要的修辭手段，他借此來強化小說的抒情化和詩意化的表現力。陜北高原上的山川萬物，都在他的筆下獲得了詩意和生命。艾特瑪托夫將古老的民間歌謠引入自己的小說，賦予作品樸實的民間氣息，也強化了小說的感染力。受艾特瑪托夫啟發，路遙意識到了民間藝術對于文學創作的意義，并在自己的作品中大量引入陜北民歌，從而有效地強化了小說的表現力和感染力。艾特瑪托夫的敘事調性溫暖、感傷，字里行間流蕩著略顯凄婉的旋律，有時，甚至充滿了濃濃的悲劇色彩。路遙小說的調性也是溫暖的，有一些感傷意味，甚至也有著悲劇色彩，但感傷色彩和悲劇性沒有艾特瑪托夫作品那樣強烈。

與艾特瑪托夫比起來，拉斯普京是一位更有具體的現實感和尖銳的問題意識的作家，也是一個道德意識和宗教意識非常強烈的作家。拉斯普京關注生活的意義，認同并捍衛傳統的倫理和價值觀，致力于通過描寫人在特定情境下的反應，探討那些根本性的倫理問題。在《告別馬焦拉》中，他提出了很多至關重要的問題：人應該怎樣生活？怎樣的人才算得上真正的人？家園和土地對人有著什么樣的意義？在《最后的期限》里，他提出了這樣的家庭倫理問題：人應該如何善待即將死去的親人？對臨終母親的冷漠，到底反映著怎樣的人性危機？在《活著，可要記住》里，他不僅控訴了戰爭，還提出了這樣的問題：人應該如何在戰爭中承擔責任？一旦放棄責任會受到怎樣的良心審判？

那么，拉斯普京對路遙的影響體現在哪里？路遙從《告別馬焦拉》中領悟到文學應該處理“新生活”與“老土地”的關系。他說：“這是俄羅斯作家拉斯普京的命題，也是我的命題……拉斯普京曾寫了《告別馬拉礁》（應為《告別馬焦拉》——引者注），揭示的正是這一痛苦而富于激情的命題……我迄今為止的全部小說，也許都可以包含在這一大主題中。”[40]這是一個很有現實感的重要命題。因為，在很長的時間里，中國當代作家沒有學會如何處理“新”與“舊”的關系。受“拜新教”意識的影響，他們看不到“新”“舊”之間的親緣性和繼承關系，總是將兩者對立起來，常常為了“新”而毀滅“舊”。而農村生活就曾被當作“舊生活”和“落后生活”的典型，受到尖銳質疑和批判。

拉斯普京的保守主義立場，給路遙提供了深刻的思想啟迪和巨大的精神支持，使他有勇氣用一種溫情脈脈的態度來面對舊的生活，來認識和處理所謂“廣大的落后農村”問題，最終使他明白，城市不應該鄙視和敵視農村；我們不應該通過嘲弄和丑化農村，來顯示某種文明觀念和進步觀念：“城里人無權指責農村人拖了他們的后腿。就我國而言，如果沒有廣大的農村，也不會有眼下城市的這點有限的繁榮。”[41]值得注意的是，路遙不是通過想象將農村美化和詩意化的，也沒有毫無原則地為其辯護，而是提醒人們應該公正、公平地對待農村，甚至要懷著感恩的心情對待農村。路遙是農村社會和農民階層最真誠的代言人和辯護人。假如沒有拉斯普京，他依然會對農村和農村青年表示深深的同情，但他的態度恐怕就不會像現在這樣堅定，認知也不會像現在這樣深刻。

幾乎所有體制內的認同型作家，都是精神昂揚的理想主義者，作品中充滿了英雄主義氣概。尼·奧斯特洛夫斯基和尤里·納吉賓都屬于這一類型的作家。他們的生活態度永遠是積極的、利他主義的，就像納吉賓短篇小說《我們四個人》中的波利斯在寫給朋友的信中所說的那樣：“我們要努力，要正確地、好好地去生活，為了自己，也為了他們……”[42]路遙的理想主義精神，與這兩位作家的影響是分不開的。只不過，尼·奧斯特洛夫斯基對路遙的影響，是抽象的和隱性的，而尤里·納吉賓對他的影響，則是具體的和顯性的，彰彰可見地體現在路遙小說里。

有必要指出的是，在路遙的作品中，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不是誰壓迫誰或誰服從誰的關系，而是一種積極、和諧的關系。也就是說，路遙的理想主義，是具有現實主義深度的理想主義，而他的現實主義，則是具有理想主義光芒的現實主義。他的理想主義敘事的力量和特點，充分體現在對田曉霞形象的塑造上。講故事是小說家的基本功，路遙就是一個講故事的高手，有趣的是，他筆下的田曉霞也很會講故事。在《平凡的世界》中，田曉霞以自然、從容的方式，向孫少平講述了發表在《蘇聯文藝》創刊號頭條位置的短篇小說《熱妮亞·魯勉采娃》中的故事，一位女飛行員美好、感人的英雄故事[43]。納吉賓所講述的這個愛情故事，就像美國學者莫·弗里德伯格所評價的那樣，“沒有裝腔作勢的愛情描寫，但卻扣人心弦”[44]。

熱妮亞熱情、樂觀、勇敢、臨危不懼，有著良好的意志品質。她有明確的人生目標，也懂得克制自己的沖動。她竟然給自己和所愛的人設計了一個浪漫的約會：“十年以后，五月二十九日晚上八點在大劇院正中間的通道里。”[45]她想用十年的時間，讓自己和所愛的人都成為非凡人物。她從大學參加了空軍，在與納粹的空戰中犧牲了。最后，小說中的“我”只能獨自赴約。田曉霞的講述平靜而自然，卻獲得了使人驚心動魄的效果，讓孫少平激動得“渾身微微地抖著”。田曉霞是熱妮亞精神上的同時代人，所以很容易與她產生共鳴，也很容易產生同樣的愿望和想法：

她把頭埋在他胸前，深情地說：“兩年以后，就在今天，這同一個時刻，不管我們那時在何地，也不管我們各自干什么，我們一定要趕到這地方來再一次相見……”

“一定。”他說。[46]

田曉霞與孫少平在古塔山上重聚的約定，是《平凡的世界》中最閃光、最美好、最感人的一個情節。田曉霞對熱妮亞的模仿，并不是隨隨便便的游戲，而是出于真實的情感和思想。這是一種莊嚴的理想主義儀式。它具有特殊的時代色彩，但也反映著那一代人特有的理想主義激情。因而，它既是真實的，也是美好的。有必要指出的是，田曉霞的兩年之約，比熱妮亞的十年之約，更有現實感，體現著一個充滿理想主義熱情的中國姑娘的務實性格。像熱妮亞·魯勉采娃一樣，田曉霞也犧牲了。在可怕的水災中，她為了救人而舍掉了自己的生命。這是一個平凡而偉大的英雄，也是20世紀中國文學中少見的真實而美好、平凡而崇高的人物形象。在一個缺乏英雄和理想的時代，在一個平庸獲得了全面勝利的時代，路遙的理想主義敘事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和價值。

蘇俄文學的一個巨大優點，就表現在追求有意義的生活上。它繼承了俄羅斯古典文學反對平庸的傳統，以一種強烈的道德熱情，贊美戰勝怯懦和茍且的進取精神，贊美利他主義的犧牲精神，贊美無所畏懼的英雄主義精神。對那種嚴重平庸化的文學來講，蘇俄文學在倫理精神上所表現出來的崇高力量，無疑具有解毒劑的作用。路遙積極地、創造性吸納了蘇俄文學的經驗。像那些優秀的蘇俄作家一樣，他既以現實主義的文學精神嚴肅地反映現實，也用理想主義之火熱情地照亮現實。就這樣，路遙將自己的文學提高到了莊嚴、美好的大文學境界，他和他筆下的人物，將長久地贏得讀者的信任和熱愛。

注釋：

[1] 在我看來，“蘇聯文學”幾乎是一個政治概念，意識形態色彩很濃，更適合用來概括和命名體制內的主流文學；“蘇俄文學”則是一個文化概念，具有更強的包容性，適合用來描述和闡釋蘇俄時期多種樣態的文學現象。所以，本文選擇使用“蘇俄文學”這個概念。

[2] 魏理輯譯：《托爾斯泰論文學》，《蘇聯文藝》1980年第3期。

[3][4] 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2—1473頁，第1481頁。

[5] 《為紀念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本報舉辦“感謝蘇聯文學對我的幫助”征文啟事》，《文藝報》1957年第20期。

[6][8] 《文藝報》編輯部編輯：《感謝蘇聯文學對我的幫助》，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第1—2頁，第116頁。

[7] 白思鼎、李華鈺編：《中國學習蘇聯（1949年至今）》，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9年版，第454頁。

[9][14] 李建軍：《重估俄蘇文學》上卷，二十一世紀出版社集團2018年版，第9—10頁，第9頁。

[10] 《編者的話》，《文藝報》1957年第35期。

[11][15][16][43][46] 路遙：《平凡的世界》第2部，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280頁，第90頁，第92頁，第404—406頁，第406頁。

[12][13] 路遙：《平凡的世界》第1部，第11—12頁，第12頁。

[17][25] 阿格諾索夫主編：《20世紀俄羅斯文學》，凌建侯等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325頁，第330頁。

[18] 阿札耶夫：《遠離莫斯科的地方》第3部，謝素臺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53年版，第280頁。

[19] 以賽亞·伯林：《斯大林統治下的俄羅斯藝術》，《蘇聯的心靈——共產主義時代的俄國文化》，潘永強、劉北成譯，譯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15頁。

[20] 盧那察爾斯基：《安·巴·契訶夫在我們今天》，《論文學》，蔣路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78年版，第239頁。

[21] 尼·奧斯特洛夫斯基：《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梅益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166頁。

[22] 馬克·斯洛寧：《蘇維埃俄羅斯文學（1917—1977）》，浦立民、劉峰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392頁。

[23] 米哈耶羅·米哈耶羅夫：《非意識形態的荒謬》，《地下：東歐薩米亞特隨筆》，景凱旋編譯，花城出版社2010年版，第74頁。

[24] 薛君智：《英美的蘇聯文學研究》，北京大學俄語系俄羅斯蘇聯文學研究室編譯：《西方論蘇聯當代文學》，北京大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179頁。

[26] 王維玲：《路遙，一顆不該早殞的星》，《歲月傳真——我和當代作家》，首都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313頁。

[27][28][33][35][40][41] 路遙：《早晨從中午開始》，《路遙文集》第5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411頁，第386頁，第308頁，第377頁，第304頁，第304頁。

[29] 德·斯·米爾斯基：《俄國文學史》下卷，劉文飛譯，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01頁。

[30] 轉引自李輝凡：《蘇聯文學史：問題、爭論》，《蘇聯文學》1990年第2期。

[31] 阿·托爾斯泰：《苦難的歷程》第2部，朱雯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版，第1頁。

[32] 路遙：《東拉西扯談創作（二）》，《路遙全集·早晨從中午開始》，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3年版，第161頁。

[34] “消極寫作”是我2002年在批評賈平凹的《懷念狼》時提領出來的一個概念。我用它來界定當時頗為流行的寫作模式。“消極寫作”有這樣一些特征：缺乏現實感和真實性；把寫作變成一種消極的習慣；缺乏積極的精神建構力量；在藝術上粗制濫造（參見李建軍：《消極寫作的典型文本——再評〈懷念狼〉兼論一種寫作模式》，《南方文壇》2002年第4期；《超越消極寫作》，作家出版社2017年版，第155—163頁）。

[36] 王鵬程：《〈創業史〉的文學譜系考論》，《馬爾克斯的憂傷：小說精神與中國氣象》，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8年版，第225頁。

[37] 例如，李繼凱就指出：“司湯達的《紅與黑》的營養不僅進入了《人生》，而且也進入了《平凡的世界》。”（李繼凱：《矛盾交叉：路遙文化心理的復雜構成》，《文藝爭鳴》1992年第3期）

[38] 艾特瑪托夫：《善戰勝一切》，王云和譯，《現代文藝理論譯叢》編輯部編：《蘇聯文學與人道主義》，作家出版社1963年版，第231頁。

[39] 艾特瑪托夫：《藝術技巧問題》，陳學迅譯，《文學與藝術》，阿地里·居瑪吐爾地等譯，華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166頁。

[42] 納吉賓：《我們四個人》，李未青譯，《納吉賓短篇小說選》，張孟恢等譯，作家出版社1955年版，第99頁。

[44] 莫·弗里德伯格：《勃列日涅夫時期的蘇聯文學》，展凡、陳貴嬰譯，《西方論蘇聯當代文學》，第153頁。

[45] 納吉賓：《熱妮亞·魯勉采娃》，查意楞譯，《蘇聯文藝》198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