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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篇小說必須善于從廣泛的素材中提煉穩定的精神資源，從而使人物和情節向著同一個寫作方向靠攏。老藤的《北障》布局宏觀，人物塑造豐滿，隱蘊了人與人、人與自然、物質與精神的多重思考，充滿思辨性審美；曾劍的《向陽生長》試圖從家族史的角度建立自己的坐標；趙楊的《春風故事》試圖從國企沉浮的命運中確立恒定的精神界碑。這三部作品代表了2020—2021遼寧長篇小說的精神風貌和創作水準。

一

老藤發表在《中國作家》2021年第一期的16萬字長篇小說《北障》是一部山林文化與仁者情懷融會貫通的作品，它以黑龍江興安嶺為背景，講述了“一槍飆”金虎與三林區獵手終結者胡所長、金虎與猞猁之間的矛盾對峙，試圖通過獵手的生活方式的轉型和生命態度的轉變，整合出新一輪的倫理革命，表達生命共同體的理念；作者在敬畏自然與法律、守護獵手尊嚴與保護動物的現實糾葛中，精妙地設計矛盾與矛盾的化解過程，表達了“中庸之為德”的中國儒家文化性格與萬物和諧相生的主題。

作品精心設計矛盾，從而塑造出令人難忘的豐富、立體的人物形象。小說通過矛盾與平衡，試圖達到中國儒家文化所崇尚的中庸之境。作者為主人公金虎設計了兩個對手，一個是人與人之間的對手，即金虎與胡所長的矛盾，另一個是人與動物之間的對手，即金虎與猞猁的矛盾。小說開頭第一句就交代出人與人之間的矛盾主體：“金虎知道胡所長已設好圈套等著自己往里鉆，一旦自己中招，胡所長當三林區獵手終結者的春秋大夢就會實現。”作者開篇給主人公出了一個兩難課題：胡所長收繳獵槍，拒不繳槍，就是違法，而獵手一旦失去獵槍等于失去了存在的價值和尊嚴。主人公固然要遵守法律，他遵守三林區禁獵的規定，服從胡所長的管轄，父親教導的“適可而止”是金虎的座右銘。這體現了中國文化性格順服的一面，然而獵手的驕傲性格，又使他對來自任何一方的挑戰都不肯服輸，“一槍飆”是關于獵手的“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的神話表達，體現中國文化性格中剛性的一面。在三林區五十多名獵手中，“一槍飆”是最后一個繳槍的獵手，反映了主人公倔強的性格和自身的矛盾性。他和胡所長之間的爭斗是“朝野之爭”，歷史之夢與現實之網之爭。雙方都是強勢人物，勢均力敵，顯示了矛盾的不可調和性。現實中獵手的智慧是，不用槍也能粉碎胡所長的“春秋大夢”，他要維護獵手的尊嚴。從獵槍到獵狗，從獵狗到“獵套”——金虎手里獵槍的替代品，逐漸蛻變為獵手的象征，他最后用“獵套”徒手完成獵手的使命，證明獵手的精神不死。為了鋪排這種人物對峙關系，作者安排金虎和胡所長比槍法、比打牌、比喝酒，最后的結局是兩個人各輸一招，在智慧的角逐上，金虎被三只腿的狐貍愚弄，他一直以為猞猁是他的對手；金虎輕信了唐胖子，后者把一切告訴了胡所長，“唐胖子成了三林區獵手間傳統友誼的終結者”。在力量的角逐上，手抱獵槍的金虎被胡所長抓住了“現行”，胡所長被金虎下的“獵套”套住，倒懸在懸崖上，金虎把胡所長背到山下，自己也累得吐血。小說末尾一句與開頭首尾呼應，“警車將兩人同時送進了林區醫院”，無論金虎還是胡所長，無論是“矛”還是“盾”，沒有勝負，一律成了作者筆下的幽默的對象。到頭來，兩個人其實都是“君子”，區別只是“和而不同”。

作者分別從現實、歷史、哲學三個角度提取精神資源，把當代環保意識與山林文化中的萬物有靈的普遍啟示和儒家的“仁者不憂、智者不惑、勇者不懼”思想有機貫通起來，展現了以金虎為代表的現代生命在自然和現實的挑戰面前，曲線式的思考路徑，表現了獵手由生命的感悟而生發的敬畏之心和仁者情懷。獵手與禁獵者、獵手與獵物——這兩大矛盾貫穿整個作品。作為矛盾的主體，獵手從捍衛自身的立場出發，抵制來自禁獵者和獵物的進攻，同時在與二者的磨合中，借助自省和反思，建立新的價值評估系統。兩大主人公尺有所短，寸有所長。胡所長的悲劇是防偷獵，卻在防盜伐方面失去一招，而金虎在這方面給胡所長補上了缺口，獵手和禁獵者成了互補。金虎在被褫奪了獵手身份后，從牧羊人的視角開始了對獵手內涵的重新定位。獵手從自身的經驗中反思，曾經打死過一匹狼的他，連續夢見狼崽啃他的腳趾頭，“我毀掉的是一種母愛，而任何動物的母愛都值得尊重，哪怕是野獸的母愛。”獵手從母愛中找到了人與動物的共同點，以至于獵手在文化想象中嘗試與獵物“猞猁”進行平等對話。獵手從山林傳統中反思，北障的獵手都知道金虎的父親傳遞的三條古訓：無仇不獵猞；橫豎取一頭；獵大須放小。這三條獵手古訓規范了人類在狩獵過程中世代遵循的節制原則。父親“適可而止”的山林思想與中國儒家文化傳統中節制的觀念，以及當代環保意識，促成了今日獵手的選擇。放棄獵槍的獵手最后在精神的制高點上取得了勝利。小說表現獵手決心將動物放生的細節，傳達了獵手與禁獵者、獵手與獵物的關系，從物質消滅走向精神的和解。

小說借助渲染環境，傳播了山林文化。作者在預備寫作中，搜集了大量的山林知識，使這部小說同時成了一本北國興安嶺文化的豐美畫卷。

二

軍旅作家曾劍2020年8月由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出版的30萬字長篇小說《向陽生長》是一部家族史小說，以主人公楊向陽為軸，形成一個人物關系的扇面，折射出從上世紀30年代的紅軍時期跨越到世紀末的歷史。一個從兄弟眾多的大家庭中出走的農村少年“我”與養父“聾二”之間的情感歷程，構成了這部小說的核心內容。

這部小說貫穿著養父“聾二”的隱秘身世。聾二英俊瀟灑，善良仗義，又當過兵，自己還有一個窯場，作為條件如此優裕的單身漢，娶一個女人應該不成問題，何況漂亮的秀姑對他一往情深，充滿了癡情，但是聾二拒絕了。他的戰友又領來一個又洋氣又漂亮的女人，關于聾二終身未娶的身世，作者代表讀者適當發出這樣的疑問：那年他不要那個討飯的女人，竹林灣的人還可以理解，可是這個女人，又干凈又漂亮，吃國家飯，住在城里，聾二竟然還嫌棄，這就不可理喻了。用麻殼的話說，腦殼有問題。作者始終把讀者的注意力往聾二的道德取向上引，他不在外人面前脫長褲，即使黑夜撒尿也背對著干兒子，似乎聾二是一個很講究的文明人。作者當然要把這個謎底留到最后，當部隊不讓“我”參加軍校考試時——對于一個農村子弟，這是一個“跳龍門”的關鍵時刻，這時聾二出場了，他當著旅長的面脫掉褲子，旅長當場批準了“我”，就在這時，作者也沒有讓“我”傳達出絲毫懷疑，這都是為了最末一段，當聾二臨死前讓“我”為他擦身時，這個謎底才解開，原來聾二在老山前線失去了生殖器。這對于作者是一個既要隨著情節漏一點，又要極力掩蓋的謎底，但對于精明的讀者早就猜到了。

小說給讀者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對比鮮明的人物形象。首先，養父與生父母的對比。“我”父母因為養不起六個男孩，把“我”過繼給寡條漢子聾二作為干兒子，聾二供“我”吃，供“我”住，供“我”上學，相對于父母把“我”往外面推出去，聾二把“我”往身邊拉，讓“我”感受到父愛的溫暖。每當干兒子陷入身體或精神困境的時候，養父聾二總是凌空出現，成為“我”的引路人。實際上，作者在通過聾二刻畫一位真正偉岸的父親，他總在干兒子發生現實窘困或道德危機的時候，張開寬厚熱烈的手臂。小說兩次描寫“我”在下學的路上陷入恐怖場景時，聾二突然出現在他面前，“孤獨的我突然覺得，自己一下子擁有了整個世界。”其次，單身漢與單身漢的對比。與聾二的溫文爾雅和道德清潔相比，撿糞的寡條漢子麻球卻是一個滿嘴臟話的下流胚，“好人好事好景，經過他的嘴，就臭了，丑了。”作者讓麻球也像聾二一樣隨時出現，不過，他是作為一個反面的單身漢，代表“竹林灣”的污濁，折射聾二頂天立地的單身漢形象。

小說常將恨的場景與愛的場景結合，形成有機畫面。小說十分注重場景的營造，其中兩個場景具有鮮艷的畫面感。一個是毛刺的媽與“我母親”對罵的場景，人物的語言和動作融入了當地的風情：“她的動作和我媽一樣，罵一句，用刀在菜板上剁一下。她們不是面對面地罵……她們朝著同一個方向，就是對著我們的竹林灣……這兩個對罵的人，如果不細聽她們罵的話語，她們一唱一和，倒像是一對并肩戰斗的好姐妹。”我們從這樣的描寫中看到一幅生動的鄉村喜劇畫面，作者以幽默的方式表現了特定的農村婦女在日常生活中的形象。另一個是愛的抒情場景，干兒子眼看要開學，可是聾二賣出去的磚瓦大多都賒賬，無力供養干兒子繼續讀書，“我”準備進城打工。聾二送“我”，忽然看見油菜花開了，“我順著他的手指，果然看見一株金黃色的油菜花”，聾二說，你還是上學去吧，天暖和了，就會結籽，熟了，這就是錢。在養父聾二的眼睛里，他能從一株開花的油菜花，看見了干兒子繼續讀書的全部希望。這是一幅多么蕩氣回腸的畫面。

作者善于運用短句，制造彈性的語言節奏。“二奶老了，身子越來越短，影子越走越長。” 壓縮了一個老人漫長等待的歲月，語言干凈洗練。

三

2021年3月由北京聯合出版公司出版的48萬字長篇小說《春風故事》（趙楊著）是一部向路遙的《平凡世界》致敬之書，是一部謳歌中國改革取得成功經驗的現實主義作品，盡管作品語言略顯粗糙，但它緊扣時代歷史脈搏，以生動的人物，熾熱的情感，豐富的畫卷，記錄了自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以來以江重為代表的遼寧大型國企，乘著改革的春風，走過二十年浴火重生道路的過程。

小說設置主輔兩條線索，在李東星和趙心剛這兩個師兄弟身上，集中貫穿了國企和民企在中國改革二十年間的命運沉浮。技術攻關、技改、三角債、主輔分離、下崗、轉制、分配改革、競爭上崗、企業重組、上市、國企混改——每一個腳印，都見證了國企改革艱辛的步履。

小說以主人公趙心剛為中心，編織了一張社會關系網，在這個“江重”前技術員周圍形成了以國企為核心的伙伴關系網，在這個“中藍飛躍”老總周圍又形成了以民企為核心的伙伴關系網，這兩個伙伴關系網由于趙心剛化解不開的“江重”情結而不斷發生深刻的聯系，使國企力量與民企力量彼此互補，共同描畫出中國改革開放的發展圖景。趙心剛雖然離開了“江重”，但是仍對“江重”魂牽夢繞，每當“江重”出現危機時，總是伸出援手。小說最感人的一幕出現在趙心剛以“中藍飛躍”老總的身份參與“江重”的招標會，他以價格接近成本擊敗了競爭對手，比市場價低出了將近一百萬。競爭對手不服，找來記者，揭發他與“江重”的歷史，這時，招標方拿出趙心剛離開“江重”這六年無償提供的各種電器配件和儀表的賬本，總計達八十萬，令在場的記者驚嘆。趙心剛對廠長、師兄李東星說：“我雖然不在江重工作了，但是在我心里，我一刻都沒有離開過。江重是我的根啊！我也是江重的人！”小說一點不回避80后“江重”人與趙心剛這一代不同的選擇：“江重是你們的江重，不是我的江重，我有自己的夢想。”作者在尊重新一代人的價值選擇的同時，仍將情感傾注于多少人生于斯、長于斯、老于斯的老國企。小說開頭是趙心剛與李東星出現在“江重”廠門口，李東星接大學畢業生趙心剛到工廠報到，小說結尾又是趙心剛與李東星出現在“江重”廠門口，趙心剛以民企身份參與“江重”的國企混改，李東星把一枚“江重”的廠徽交到趙心剛手里，標志著國企與民企共同攜手迎來了改革再出發的大團圓的春天。小說圍繞趙心剛這個核心人物，在國企和民企兩幅畫卷之間從容展開，增加了作品表現的空間。

小說較為出色地塑造了主人公趙心剛的正面形象，作者試圖把他打造成一個純粹、有道德、脫離低級趣味、有益于他人的人。小說描述他剛入廠門，參與平息了一次漏鋼事故，并且不顧情面厘清了事故責任。他雖然有一定的社會背景，但他拒絕利用社會資源，憑借過硬的技術本領贏得了大家普遍的尊重。他不僅耿直不阿，而且肯于自我奉獻，為了把兩位家庭困難的技術中層留下，他背著他們遞交辭呈，離開心愛的“江重”。在這個積極、樂觀、勤奮、樸素的人物身上，我們依稀看到了路遙筆下孫少平的影子。

作品善于抓住典型細節刻畫人物。趙心剛無論走到哪里，手里都捧著“江重”勞模的搪瓷缸，表現了他揮之不去的國企情懷。工廠門口的綠色郵筒，被工友們視為老國企的象征；還有為新中國制造業做出突出貢獻的“英雄爐”——老勞模曾在漏水事故中被鋼水融化，家屬抱著一塊硬邦邦的鋼錠，顯示了一代代國企人的犧牲精神。

這三部小說都具有強烈的結構意識和地域特色，都在反映時代變革與個人命運的沖突與融合之中塑造人物形象，都能體現出作者對人類命運的深入思考和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值得我省長篇小說作者學習與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