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雖然網絡文學在很多時候以架空世界為背景，但這并不意味著它們的空間構造不具備現實性。相較于上個世紀武俠世界的遼漢之爭、夷夏之辨，新世紀興起的玄幻網絡文學則更多地訴諸四方融合的“天下觀”。當武俠小說以民族家國作為渲染正統和悲情的主要元素時，玄幻網文已經不再糾結于上述問題，多元共生成為諸多玄幻武俠先驗的世界觀，并由此決定了它們的空間想象。

金庸的小說之所以在眾多武俠小說中脫穎而出，原因之一即為金庸以民族家國的情懷將武俠小說提升到了新的高度。從郭靖、楊過式的漢族英雄（《射雕英雄傳》《神雕俠侶》），到蕭峰式的少數民族英雄（《天龍八部》），最后到韋小寶式的“雜種”英雄（《鹿鼎記》），展現了武俠小說民族觀的擴大。但是無論是從對民族優劣的比較走到對民族間地位是否平等的思考，還是將民族對抗的故事講成民族同化、統一的故事，其中一以貫之的，是以民族家國為思考單位的世界觀。

相較而言，當下商業與情懷“雙贏”的網文作品，如跳舞的《惡魔法則》、貓膩的《將夜》以及天下歸元的《扶搖皇后》等，在空間感上超越了傳統武俠的設定。跳舞在《惡魔法則》中設定了一個立體化的多元文明世界，帝國文明與神殿文明分庭抗禮，此外還有超然獨立的魔法文明、失落的大雪山文明、沒落的騎士文明、落后的南洋文明，被定性為罪民文明的精靈、龍族、獸人、矮人文明，以及被抹去痕跡的魔族文明。既有海洋文明，也有游牧文明。既有神文明，也有巫文明、魔法文明。他們各有自己的生活和文化方式。貓膩在《將夜》中對世界的設置也有異曲同工之處。昊天道門為最高文明，此外還有書院、佛宗、魔宗，以及荒人文明。在國、族、部落的交織中，人們以文明為最高認同，建立起對整個世界的認知。《扶搖皇后》的五洲大陸也以不同的文化、文明作為區分五個國度的分界，并且以五洲大同的結局表達了多文明融合的理想。這些作品代表性地展現了一個多文明的世界，各個文明有不同的信仰、信念、思維方式與認知結構，他們彼此接觸的過程中充滿沖突與對話。民族的概念淡去，興起的是文明的概念。民族的邊界（無論有形的，還是心理的）都不復存在，代之以文明之間的對話和沖突。

從武俠的“民族”到網文的“天下”，通俗文學在空間觀方面的變動，不僅取決于作家代際的更替，而且取決于整體意識形態的變動。新世紀世界政治格局的變動，使得既有的民族主義思維方式式微，亨廷頓所謂“文明沖突”逐漸成為空間政治的重要問題。一方面，全球化使得貿易和文化交流愈加緊密和頻繁，原有許多民族主義問題似乎不再成為問題；另一方面，文明的分歧和爭議滲透了空間政治的方方面面，帶來了新的矛盾和問題。文化歸屬、思想歸屬代替民族、種族成為身份認同的主要內容。文明認同將作為更大的文化實體，不僅超越國與國這樣的政治實體，主導世界關系與多級格局，而且下沉到每一個個人，在新的空間關系中重新認識自我。《將夜》中，書樓被稱為“舊書樓”，因為只有“思想才是新鮮的”，世界被認為是所有人意識的集合，人是怎樣想的，世界便是怎樣，反之亦然。“認同”作為文明的凝聚力，為世界區分出多文明的形態。

文明的差異、沖突以及理解通道的找尋，成為當下空間政治的重要議題。想象文明差異，思考沖突和尋求融合，正成為諸多網絡文學的基本敘事動力。網文的多文明“天下”這一設定正是在回應這個問題。各執一詞是由于“立場不同，道理萬千”，是文明與文明的差異，造成了思想與文化認同上的諸多分歧。《惡魔法則》中，神有神的訴求，魔族有魔族的愿望，精靈族有它們的信仰，龍族有自己所以為的榮光，人類有人類的行事邏輯，他們（女神、魔王、精靈王等）由是纏斗；《將夜》中，昊天既是信徒所懼怕的冥王，也是佛宗所記載的明王。光明與黑暗、崇高與卑鄙、是與非、善與惡、正與邪都并不是非此即彼，而是建立在不同的世界體系中；《扶搖皇后》五洲大陸的分崩離析，陰謀權斗，也在于價值序列的差異性。

如此設置“文明的沖突”，使得網文獲得了相較于武俠更具有“對話性”的意義層次感。《惡魔法則》中人類的各個族群，人與獸，或是龍族、精靈族、獸人族等，他們各有自己的生活和文化方式。作品并非貶此褒彼，人類也好，龍族也好，或者是皇家、貴族、魔法師、武士，作品都沒有將之平面化，而是寫出了各自的復雜性。他們各有不同的信仰、信念、思維方式和生活習性，彼此接觸過程中相互對照。作品甚至借助由蛇化身的美杜莎來審視、反思“人性”的矛盾和問題。借精靈族王落雪的口，來反思“人類的歷史，不正是一部同類之間殺戮的過程嗎？不管是這個世界也好，甚至就連杜維的前世那個世界，古今中外，都是如此！”正是這些復雜性和對話性，豐富了作品的意義表達。

網文并不是“非現實的”，相反，無論其背景如何“架空”，“現實”都深入網文的表達體系，構成了網文的先驗。從武俠的“民族”到網文的“天下”，網文空間觀的轉換所書寫的正是當下新的地理政治和身份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