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摘要：彝族詩人阿庫烏霧敏銳意識到“混血時代”的到來，對“混血時代”詩歌的價值追求有著清晰的認知、充分的理解和執著的踐行。他的多語種詩歌已成為中國文學“走出去”的標本案例，彰顯出全球化語境下“跨文明寫作”的在場意義。同時，作為詩評家和學者的阿庫烏霧，他的詩與詩學有著持續的互文。如何在彝人、學者、詩評家與詩人等多重身份構置的闡釋框架內，重估阿庫烏霧在當代詩歌價值構建中的意義，成為學界亟待回應的重要論題。

關鍵詞：阿庫烏霧；詩歌；價值

卡薩諾瓦的《文學的世界共和國》將文學話語中心稱為“祝圣機構”，由此“機構”打造的“文學的格林尼治子午線”被認為是文學空間在某一時代的“共同衡量標準”，是所有文學無可置疑的“參照系”，“可以量出所有屬于文學空間的成員離中心有多遠”。因此，那些“外省、邊疆”區域的文學則被“祝圣中心”認定為“過時的”話語而無法靠近“格林尼治子午線”。具體到多民族一體的中國而言，由于諸多因素影響，地處邊地的多民族文學在長期的歷史進程中也往往被中心/主流話語遮蔽或收編。以詩歌為例，在主流話語表述中，中國新詩的現代性進程是以與傳統的斷裂與對西方話語的“親密接觸”為前提的，“去歷史化”與“西方化”進而成為中國新詩漸趨邊緣化的兩大原罪；……這種論調無疑忽視了各民族地區由于進入歷史的方式不同而正成為種植詩歌的絕佳土壤，各民族詩人在守望邊緣，接近本源的同時，接受多元文化與詩藝滋養，與族群深層經驗和人類普遍價值對接，他們的詩正以“邊緣的活力”與主語展開著批判性對話，彝族詩人阿庫烏霧則是其中的標本案例。

作為“既是彝漢雙語詩歌的創作者，又是詩評家”的阿庫烏霧，他的多重身份總是潛意識卻又持續性地供給著他的詩與詩學。其一，作為當代彝族著名詩人，阿庫烏霧是以一位能夠影響文學史的“開拓性詩人”崛起于當代中國詩壇的，“在中國有彝人的地方就有阿庫烏霧的詩”，他的詩歌創作開創了彝族文學史，乃至中國文學史中的多項“第一”。無論國內學界將其命名為“少數民族先鋒詩人”“彝族母語新詩教父”“彝語文學大師”等，抑或國外學界稱之為“瀕危語種的詩人”“招魂詩人”，或是他的美國研究者馬克·本德爾所說的“標新立異者”等，都標示著阿庫烏霧在當代中國多民族文學場域的位置，他在處理口頭傳統與書面文學、母語思維與“雙語”創作、本土意識與全球視野、民族立場與文化混血等關系時所遭遇的難題/形構的經驗，對全面理解中國當代文學、甚至世界文學有不可替代的意義；其二，作為自覺的理論批評家，彝文化學者，阿庫烏霧從80年代起便介入到中國多民族文學研究現場并成為其中較為活躍的當事人，他所提出的若干學術概念如“寓言時代”“文化混血”“穿越母語”“文學混血”等已成為民族文學研究的重要收獲，形構出極具標示性意義的“阿庫烏霧現象”。晚近以來，隨著全球范圍內族群遷移、母語消逝、文化混血、民族異化、信仰危機，以及人與自然關系等漸趨成為“世界各地各族人文知識分子所關注并予以嚴肅思考的命題”，關于阿庫烏霧的研究也日趨活躍。筆者的問題是：阿庫烏霧的彝人、學者、批評家、詩人等多重身份與其詩及詩學之間是否存在某種耦合？答案若是肯定的，他的多重身份主體又如何影響他的文本生產、接受或消費，如何評估這種影響等？基于此，筆者不擬對阿庫烏霧的詩或詩學作彼此隔離的探究，而是將之共置于詩人多重身份構成的邏輯框架，以研究他何以成為“阿庫烏霧現象”的——這是當前阿庫烏霧研究的盲點。

一、從“母語”到“通用語”

究其根本，語言，往往并非是一種交流工具或信息符碼，而是一個民族的心理表征，是該民族區別于其他民族的文化標識，語言的差異也是世界觀的差異，“對母語的堅守，就是對某一種人類文明樣式的尊重、保全和承續。”全球化的橫沖直撞，現代性的縱深播撒，已使得母語褪去了曾經的光暈與詩意，包括彝族在內的所有弱小民族的母語終將難以規避解體或消忘的結局。對于那些“對自己的文字有一種原生的情感”的民族如彝族而言，會因此出現一種失去本土言說能力的閹割焦慮，阿庫烏霧對此有著鷹隼般的敏感與在身性體驗。在他看來，對亞文化群體而言，母語已如血脈、如骨骼融入到靈魂深處，對母語文化的呵護、依戀和歸宿成為族人認同意識的深層結構，傳承母語也就“意味著一個民族文明體系的傳承與創新，意味著其文化歷史形象的重塑，精神資源的保留和精神生命的再生。”因此，當他發現他者文化已全方位介入族群傳統文化并反客為主地拆解著母語的生態環境，曾經自如表述的母語終將失去表述的能力，族人不再掌握事物命名的權力，“在全面敘述的時代/中斷敘述”不再是危言聳聽時，阿庫烏霧開始將母語看作“最后的家園”并愿做母語的守夜人。“一生為母語而奔突/語言森林的深處/哪一棵上結滿我的果子/一生用母語求活生命世界的底部/誰是我的終結者？”這種令人心驚肉顫、錯愕不已的“阿庫烏霧之問”成為他與他的族人難以承受之重。他就這樣懷著一顆哀傷而幽怨的心寫著他的“有家難歸”：他的《部落的記憶》《遠去的歲月》《回首》《重游》等無不表述著“世界不再圓滿/我有家難歸”的感傷，并發誓要“用一生的文化行為、精神舉措及生命內涵去破譯并保護我的母語文化”。

著名學者尤西林將人文學者命名為“闡釋并守護世界意義的人”。阿庫烏霧認同這種說法。他一再強調，在文化同質化趨向愈加明朗，弱小民族母語文化生存危機日益凸顯的當下，作為人文知識分子的詩人不能簡單地對此說“是”或“不”，而是要通過自己的創作傳承人類文化/文明多樣性，呵護世界共通的意義。基于此，作為一位接受過系統性現代高等教育且頻繁參與國內外學術/文化交流的文學教授，一位對全球化背景下邊緣族群文化發展走勢及應對策略有著深刻洞察的學者，一位出身貧苦、對多民族國家共同體有著切身體驗與高度認同的詩人，阿庫烏霧面對邊緣文化、母語文明、傳統習俗、宗教禮儀等在全球化及多元文化沖擊中日漸式微的境遇，既敏感焦慮又有著超乎族群情感之上的達觀和睿智，他在心戀母語的同時又呼吁族人不要沉溺于母語消逝的悲苦中。在他看來，任何的母語都要在時代更迭中發生轉化、創新和發展，永恒的維持著同質化狀態而不能追隨時代變動的語言注定沒有未來，走向交往對話的雙語時代，最終實現以漢語文字作為通用文字，從而引導少數民族群體走向現代化的時代潮流，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才是母語最終/最好的歸宿。如他所說，中華民族是在漫長的歷史發展與地緣交匯中構造的根源意義上的情感和命運共同體，包括彝族在內的所有少數民族都歷史與邏輯地與中華民族共同體血脈相通，手足相親，在由“文化混血”形成的“語言混血”時代，積極推動作為我國各民族共同傳承和發展的寶貴財富的漢語的推廣、普及，促進各民族社會互嵌、文化兼容、守望相助，像石榴籽一樣緊緊抱在一起，才能鞏固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各項基礎，才是“我們生存的最后出路”。在阿庫烏霧看來，“這是中國多元一體的文化大國給世界文化發生、發展、演變史帶去深刻的啟示”，也是“由中華文明及其演化進程的性質和特點決定的”。因此，他在呼喚族人要有高度的民族文化自信，要“高度自覺化，使其在知己知彼‘血型’與‘血性’的前提下去自覺完成‘混血’，而不是在蒙昧無知，似是而非的情況下被他文化被動同化”，要“走上‘混血成長’的健康正途”的同時，又要求族人虛心接受多元文化，特別是漢語文化。其實，同為彝族詩人的吉狄馬加早前就曾敏銳觸及到母語消弭后的失語問題。在他看來，他者聲音的巨影如椽已將母語置身“黑暗”，躲進“陰影”，“危機四伏的世界”成為無法規避的結局。“我失去的口弦是否還能找到”。“失去口弦”很顯然是失語的表征！所以，他一再傾訴著《被埋葬的詞》或《遺失的詞》的痛楚：“畢摩死的時候/母語像一條路被洪水切斷/所有的詞”。當“畢摩已死”，“母語”如斷線的風箏，“蒼白無力”，族人成為難以言表的“啞巴”，“多年以來，我一直想同自己古老的歷史對話，可是我卻常常成了啞巴”。作為“學者型詩人”的阿庫烏霧顯然并不滿足于此，他要探索母語的救贖之路。所以，他并不認同那種將母語僅僅當作姿態和象征的觀點，而是以“用兩顆舊牙/換你兩顆新牙”的意志來構建適應中華民族共同體認同所需要的通用語言，以便實現漢語的深度播撒，最終強化各民族群體的“五個認同”。在阿庫烏霧看來，這是“一個自覺知識分子應有的精神形象和生命姿態”。此時的阿庫烏霧猶如透析世間萬象的“畢摩”，在為母語的現代性轉型殫精竭慮地規劃著新生的路。他超越了他的族群與其專業歸屬，在公共空間播撒著他的洞見。

一個現象必須提及：作為彝族詩人的阿庫烏霧，他的漢語名字為“羅慶春”。阿庫烏霧很在意這兩個名字的區別。在他看來，這并非是簡單的稱呼，而是關涉到文化與思維、認同與歸屬、身份與立場、價值與目標等問題。他為此解釋說，“我正是在‘羅慶春’與‘apkup vyt vy’之間的兩個世界、兩種語言、兩種文化、兩個民族的精神世界與生命世界里來去無牽掛。”彝漢名字間的往返無礙，自由穿越，標志著他在族群身份與國家認同間的平衡，他也很在意二者間的平衡，如他所說，這兩個名字/身份分別“寄寓著兩方面的精神意象：一方面是與主流意識形態合拍，或者說與大時代的要求趨同的時代精神；另一方面是寄寓著本民族求生存求發展的內在精神愿望和心理動機”，“我絕不簡單地盲從任何一種”。阿庫烏霧的彝族詩人與學者身份就這樣吊詭的融合，使得他在看取任何事物時都同時持有雙重視域/立場，帶著自覺的反省與批判意識，而非將價值的天平偏于一端，從而對任何問題的剖析都帶著特有的深度與深刻。比如，當他認為“嫁接”的果子甘美時，卻馬上強調“血統純正”是族群的出路；當他看到“和弦”是族群生存的法則時，卻迅即認為“獨奏”才是維系尊嚴的保障；當他出于要“保護我的母語文化”并將之看作是“屬于靈魂的物質”時，卻又發現“母語”終歸“被封存，言說終止”，母語世界已是眾神遠去、魍魎橫行；他越是“想以背叛的方式更深地返回母語的世界”，卻越是發現母語已成為“一部衰竭的史詩；……歷史與現實的纏繞，能指與所指的交織，神圣與世俗的沖突，遠與近的撕扯，內與外的鉗制，一切浪漫主義或傳奇敘事都在這種理性的、批判性意識面前遁于無形，他的詩歌也因此避免了視域的閾限性和平庸的價值指認，也塑造了他的文本的“嘈嘈切切”，在詩學意義上表征著“將眾多各自獨立而不相融合的聲音和意識結合起來，在于形成事件”的“復調”特征。這種“復調”源于他多元文化的視野，他不同身份認同間的張力，以及他多重身份主體同時在場的自覺，從而使他的多語種詩歌成為各民族共同團結奮斗、共同繁榮發展的鮮活案例。當然，他的多重身份主體也使他在不同價值指認中出現了“裂縫”，“我來自母語與漢字之間剩下的最后一道裂縫”，“長期生存在文化的沖突和夾層之中”；……恰是這種“裂縫”或“文化夾層”的在場，阿庫烏霧才有著足夠的內省與理智，不盲從，不偏激，持論公道，張弛有度，強烈的歷史理性精神使他能夠洞察現代性進程中母語文化所處的歷史潮流并在歷史的必然要求與其實現的可能性之間做出正確而深刻的分析評價，積極向族群文化縱深處拓進以敞開其中與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相對接的資源/途徑。他也就頗具公共知識分子風采，如薩義德所說，“知識分子既不是調解者，也不是建立共識者，而是這樣一個人:他或她全身投注于批評意識，不愿接受簡單的處方、現成的陳腔濫調，或迎合討好、與人方便地肯定權勢者或傳統者的說法或作法。”

二、從“差異性”到“世界性”

當下的中國正全方位介入到全球化的敘事邏輯和話語表意框架。曾經生產地方性知識的邊緣民族區域在與全球化的調停、修正、妥協或揚棄中發生著邊界彌散或脫序。古典時期的思維與靈魂，知識與慣習，被編織進現代性的強大旋渦，遭受歷史的劫持和操縱，邊緣族群很容易產生強烈的“我是誰”“我在哪兒”“屬于誰”等全球化階段共通的悲劇意識。如何為中華文化保存那些源自邊地的地方性知識體系和文明火種，如何通過彰顯文化多樣性以強化中華文化認同？在這種情況下，保護和捍衛日漸瀕危的作為地方性知識的母族文化，以完成對族群身份的拯救，便成為他們的詩人的“天命的職責”。自稱“彝人之子”的阿庫烏霧也因此將所有的同情和溫暖都給予母語/母語文化，即使強調雙語寫作也是希望以此富于創造性的語言實驗實現他的“母語文化與漢語表達方式的深層凝合”的夢想。在具體的文本實踐中，他便以文化持有者內部體驗和“我是彝人”視角去“深描”彝人文化事像/符號內在的認知結構和“文化語法”，他希望以這種差異性的知識生產召喚族群文化到場，激活族人的歷史/文化記憶，給他的生存之地和他的族群找到精神與物質，靈魂與肉體，生命與存在等多重棲居的“歸處”，他的詩成為彝文化珍貴資料保存和變異的活態文本，被認為“可以作為該民族的當代民族志”。例如，他的詩集《神巫的詛咒》《混血時代》等標志著其創作的“人類學轉向”；他的旅美詩集《凱歐蒂神跡》“以‘民族志詩歌’為美學追求和理論導向”；他的《冬天的河流》是根植于“黑色土壤”上的民族志書寫；《虎跡》則是對彝族傳統習俗的“深描”；……同時，阿庫烏霧又對上述文體實驗進行了系統性的理論化提煉，形構出一種“廣義的詩學觀和文學觀”，如他所說，(我的很多作品)都“持有一種廣義的詩學觀和文學觀，使我所記錄、描述、推演、暗示和隱喻出的事和物、情和景、思和理具有一種更廣闊的文化詩學和文學人類學的思想空間和人文價值。”他的專業背景和工作經歷又為他的上述詩歌創作提供了有效的理論資源和方法論，甚至被認為是詩人與學者完美結合的典范，踐行著“如何用文學延續本民族的精神燭火，如何弘揚魅力獨特的民族文化，是少數民族作家正在思考和實踐的命題”。

晚近以來，全球地緣政治格局的重新調整，民族問題引發的矛盾沖突頻仍，諸多“后民族”“去民族”“反民族”等思潮漸趨活躍，國內學界也相繼涌現旨在質疑、否定或詆毀“少數民族”概念的思潮/輿論，與此相關的民族性漸被等同于“反現代性”“去總體化”等；……民族文學研究界也常被這種“誤區”所左右，總是將文學的民族性與現代性看作是對立的兩端，避民族性問題而恐不及。對此，阿庫烏霧不無憂心地指出，文學當然不能囿于狹隘的民族觀念，不能有極端的民族意識，不能偏執于所謂的“原生態寫作”，但在審美本體論意義上說，民族的文學只有彰顯出特定的民族性才是區別于其他文學的紋章胎記，才能以其差異性與其他文學構成差異互補、多元共生之格局，才具有世界性意義。在他看來，理清和辨析共同性和差異性的關系，是鞏固和發展中華民族共同體的需要，也是一個詩人走向世界必需具備的條件。所以，他歷來反對被學界稱為“彝族詩人”，而是渴望著他的“詩人”身份能被普遍接受。此后經年，他不斷深化這種認知，關于民族性的看法日漸成熟，如他所說，“民族文學的民族性的真正體現，也是具有世界意義的。……只有為世界文學提供獨特的藝術創造成就并不斷對當代世界文學帶來影響的母語文學，才是世界文學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部分。”作為為數不多以雙語創作的詩人，他的詩以密集展演彝族傳統信仰和文化系統中的地方性元素來強化民族性書寫，并將其置入當下更為廣泛而普遍的價值危機的生態語境，在“讓讀者領略了古老而神秘的彝族文化，彝人古老的傳統、日常的生活、炙熱的情感，彝族文化的魂魄”的同時，參與到人性共通性與人類普遍性命題的探究/思考中，為主流文學，甚至世界文學貢獻了文化多樣性的文學人類學文本，以至于在北美形成多個頗具規模的彝文化熱點，產生著廣泛影響，如詩人所說，在這個資源共享的全球化時代，任何民族都不能僅僅依靠所謂的“資源獨有”，甚至“資源獨霸”來發展自我，而是要在思想大撞擊，文化大混血，空間大融合時代，深度挖掘本族群獨特的資源優勢和優良傳統的同時，深入思考和理解“本土全球化”與“全球本土化”的互文關系。這樣的時代不僅考驗著我們洞察事務本質、把控時代價值需求的能力，更加考驗著我們對人類精神世界的理解與對共同命運的體認。作為詩人的我們要對此有足夠的清醒。事實證明，他的理論主張與創作踐行是成功的，如他的美國研究者馬克·本德爾所說，阿庫烏霧的彝文化文本在北美文學市場的接受，源于他的詩“吸收了山區日常生活體驗的童年的形象和經驗。物質文化、儀式、民俗傳統的許多方面都出現在詩行間，……為在全球化日益擴張的時代保持自己的文化特色。”

在通常的表述中，“母語”與民族或族群語言等同，如《保護歐洲族群條約草案》明確把“mother language”解釋為“ethnicgroup language”，母語文學進而被認為是最能彰顯民族特性，召喚民族認同，凝聚民族共識的文學形態。渴望著“用我的母語跟世界詩壇對話”的阿庫烏霧，深諳此說。因而，他無時無刻不在積極踐行他對推動中華文化“走出去”所許下的諾言，竭盡全力地播撒著他的母語與母語文化以實現中華文化的海外傳播，他期待著他的最具差異性知識特征的母語詩歌能夠被作為中華文明體系中的有機部分贏得世界的“同情之理解”。心有所念，終有回響。幸運地是，阿庫烏霧用瀕危語言鑄就的母語詩歌終于穿越漢語“走向世界”，漸被世界不同地區、操不同語言、傳承不同文化的人所接受。他的美國研究者馬克·本德爾對此做過精到分析。他說，阿庫烏霧的詩經常提到民間的東西，就像一個人類學家的觀念，可以當作一個hard fun。其中，他的那些以“瀕危語言”—諾蘇彝語寫作的“諾蘇詩歌”最值得翻譯、引介和研究，在北美文化場域有著廣泛而深遠的研究價值。近年來，在“致力于將不具代表性的第三、第四世界詩歌中的傳統口頭詩歌帶入社會意識的主流，以期培養公眾對文化衰落和文化消亡的注意”的后殖民民族詩學推動下，阿庫烏霧的詩激發了海外讀者對“生存的多樣性”的關切，他的諾蘇彝語也成為他在跨文明對話中堅守的“界碑”或“底線”。在阿庫烏霧看來，現代性與全球化共同生產了多元的流動景觀，現代社會已成為流動的社會，人們不得不因即時跨界而生活在“不得其所”或“地方錯置”的狀態中。古老而蒼涼的涼山大地并非如古董密閉在時間的暗箱，隔絕于時間的沖刷越久越會煥發迷人的光彩，地理的邊緣與文明的獨特并非是讓其規避于現代性的煩擾，而是要如其他地方一樣被納入激進的全球化的“效果歷史”中。面對新與舊的汰變更新，面對遠與近的雙重挑戰，任何地方性/差異性文化只有進入跨文明交往對話過程，構建與人類文化多樣性相互兼容的格局，才是其發展的起點和走向。所以，“他沒有把‘差異性’作為惟一的價值，而是耐心地尋求它的兼容性，共通性，把目光投向了對更廣泛的人類共同體命運的關注。在主導價值，主流文化帶來如此之多如此之深的危機的時刻，他發現著解讀著一種年代久遠的母語文化所包含的微弱的救贖的信息。”他的母語詩歌也因充滿著對人類共通感和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的敘述而成為公共產品。彝族學者巴莫曲布嫫在為《阿庫烏霧詩歌選》所作的“序言”中對阿庫烏霧的上述創作曾有過精準評價：“阿庫烏霧以詩人鷹隼般深邃的眼光去關注人類共同的命運，關注世界共同面臨的危機，關注個體生命的存在情態，從而使其‘邊界寫作’超越了一般意義上的‘彝族詩歌’而深深地刻上追求人性本真、關懷弱勢群體的人文主義精神。”

三、從“跨文明寫作”到“二度跨文明寫作”

全球化進程中社會失序帶來的結構性斷裂，地方性知識瓦解與族群歷史記憶消失，以及被現代性甩出的無法安頓的漂泊的靈魂等，或已成為亞文化群體難以抗拒的宿命。如何重建和拯救瀕危族群文化，如何傳承和弘揚文化多樣性等，成為少數族群在茲念茲的牽掛，對“強烈的述說與自我闡釋的渴望”，對“不可剝奪的自我闡釋權”的需求在這種文化自覺中漸趨抬頭，一種致力于地方性符號資產和象征資源的“差異性”再生產也愈加成為合法性話語，旨在彰顯“自我表述”愿景的寫作思潮尾大不掉。在他們看來，地處邊緣/邊疆的少數族群長期以來都是被他者所表述，從而產生對各民族文化“豐富性的遮蔽”或常識性的偏見。“自我表述”也因此被看作是少數族群主體性生產的價值隱喻。盡管阿庫烏霧也積極踐行這種表述并將其看作是族群知識分子天命的職責，他的寫作也就與保護母語文化的現實行動相一致。所以，他自稱為“實證主義詩人”，他的寫作也被“稱為‘阿庫烏霧實證主義詩學’”。難能可貴的是，阿庫烏霧沒有如其他詩人那樣止步于“自我表述”，而是自覺開啟和創造了“表述他者”的“二度跨文明寫作”。用學者文培紅的定義，“二度跨文明寫作”即指阿庫烏霧“從彝族文化到漢族文化再到美國文化的兩次跨文明、跨語際”的寫作經歷。”

近年來，阿庫烏霧在數次考察美洲印第安文化基礎上，先后創作出《哥倫比亞河的召喚》《密西西比河的傾訴》《凱歐蒂神跡》等極具“二度跨文明寫作”特征的文本。值得注意的是，阿庫烏霧對他者的表述并非僅僅是如實記錄他者，而是在表述他者的同時融入弱小民族共有的情感結構、價值立場和文化意識等，這就使得他的跨文明寫作蘊含著強烈而自覺的比較意識。如他所說，對他者表述的目的不是再現他者，而是旨在“自覺回應本民族文化正在面臨的歷史遭遇，嚴肅思考與之息息相關的我個人的精神生命和靈魂歸宿。”這種比較意識的在場，使得他的跨文明寫作同時潛蘊著彝文化輸出的自覺，他的《密西西比河的傾訴》中的諸多詩篇如《盜火》《被鐵蹄追趕的神駒》《復活》《巫唱》等，都是以強烈的主體表述意識將作為中華文化重要組成部分的彝文化推向前臺，以與印第安文化互為鏡像；他的旅美詩集《凱歐蒂神跡—阿庫烏霧旅美詩歌選》，也是“以文學人類學的視角，對同處弱勢和邊緣地位的美國印第安文明的衰微現象進行了考察、思考，同時，又反觀在現代化進程中正在消逝的自己的母語與民族文明。通過這次文化交流，金沙江文明與密西西比河文明、彝族與印第安民族首次實現了歷史性的對話”，如其中的《吉祥的烏鴉》《明尼蘇達的月夜》《海龜托起的大地》等等……。阿庫烏霧的詩連同他的母族文化由此得以跨越了語言、國家的邊界，在另外一種語言文化里傳播，“實現了多元文化主義者苦苦追求的理想——世界弱勢民族文化與世界強勢文化的平等對話”，構成當代的“世界文學”現象，實現了詩人的“承擔彝族—美國印第安邊緣文化對接任務”，他也因此被海外學者稱為“彝人之子”和“世界之子”。他對此解釋說，“世界之子”的身份不僅是說時間世界范圍內像他那樣用母語進行文學創作并與世界交流的人太少，甚至會越來越少，更在于“他的詩歌中反映出來的藝術精神，或者他通過母語詩歌創作表達和呼吁的少數族裔母語的動態保護這一人文命題具有世界性、人類性的意義。”為了更好地實現族群文化的跨文化、跨國別傳播，阿庫烏霧甚至重拾/發明了朗誦這種古老又現代的傳播方式。在詩人看來，語音與書寫傳統相互配合，是表述完整意義世界的必要條件。對于彝語這樣的“小眾”語言來說，借助于“說”“唱”“講”等聲音修辭的配合才能讓彝語文化被更多的“大眾”充分領會。所以，他的詩被學界公認為是“表演詩歌”；他的詩集《虎跡》在美國出版時，國內新聞界也都耐人尋味地注意到其中的“吟唱”問題：如《光明日報》所用的標題是《阿庫烏霧：吟著彝歌走向世界》；《中國民族報》所用的標題為《阿庫烏霧：唱著彝族母語詩歌走向世界》；……

阿庫烏霧曾數次談及，他經常處于焦灼、緊張和躁動的狀態。面對西方文化/文明的持續沖刷，如何通過拯救弱小民族文化來實現中華文化/文明的整體性保護與傳承，他如困獸猶斗，艱難地探索著民族文化創造性轉化與創新的方式或途徑。在他看來，族群文化得到最大限度的傳播是其創造性保護的最佳手段，作為有良知的族群知識分子必須適應新的語境實驗新的寫作文體。這種命定使他不敢有一日停留，片刻松懈。面對以人類智慧為核心的時代正在逝去，以人類智慧為前提、電腦計算和網絡連接為能量來源的數智時代正在到來”的新文明形態，詩人敏銳地意識到數字技術對如彝族這樣弱小民族文化/文學生產、傳播和消費等可能帶來的響。于是，他開始“試圖利用目前能夠駕馭的資源和平臺，盡可能地去兌現其在詩歌創作中對自己的故鄉、民族和國家許下的諾言”，開通了“具備信息的即時性與共享性”特征的新浪微博寫作實驗，開辟了宣揚和傳承地方知識與彝族文化價值的傳播平臺。從阿庫烏霧的微博實名認證為“彝族詩人”來看，他的微博寫作有明確的身份意識，其目的還是利用其虛擬化的“超空間”優勢傳播他的上述文化理想。巧合地是，他的微博寫作在冥冥之中依然暗合著他的理想，如他所說，微博寫作有容納140個字符限制，“有一次寫完，(字數)剛好，不多不少，140個字，而且每行13個字，1個標點。很神奇啊，13字剛好迎合了彝語詩歌思維中的單數音節。”當然，這種“剛好”絕非天意，而是詩人不斷調整寫作姿態，突破文體慣性，執著于母語文化傳播以實現中華文化傳承的努力使然。這就使得他的文本“在原則上并不受預先建立的規則的制約，它們是不可能根據一種確定的判斷以及將熟悉的范疇運用于文本或作品來進行評判的。而那些規則和范疇恰恰是藝術作品正在苦苦尋覓的東西。因此，藝術家和作家為了表達未完成作品之規則，必須撇開這些規則而創作。”

在社會群體間價值認同共同體漸趨解體，詩人個體的角色價值共性弱化的價值多元化時代，阿庫烏霧不懈地探索著如何通過母語文化的全球化交往交流來實現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培養與建構問題。他的民族身份不再是他的詩與詩學的價值歸屬，而是他觀照多民族國家的起點和基點。跨界旅行的頻繁和多元文化的交往又帶來了他對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的熱情，他的詩歌創作在多重敘事倫理和價值立場間維系著應有的張力，這些質素經過他的敘述與賦形后構成其作品的異質性與獨特感染力，實現了他的詩意人生的本體論審美創造。如何評估他的得與失，利與弊，構成了當代文學研究中的難題。

（注釋已略，詳見原刊）